《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从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
本书为其中之一,实事求是地剖析了孙中山的活动和思想。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回顾过去出版的著作,指出丰硕的成就和倾向性的问题;第二部分分阶段地具体分析了孙中山的活动和思想发展;第三部分对孙中山的思想作了客观的概括。
半个世纪以来,孙中山研究成为一门显学。本书力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剖析他的活动和思想。
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回顾过去出版的著作,指出丰硕的成就和倾向性的问题。第二部分分阶段地具体分析孙中山的活动和思想发展。第三部分对孙中山的思想作宏观的概括。
本书认为孙中山思想的资料来源是多元的,他对待这些资料的基本方针是经世致用。他是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他的思想的理论基础主要是进化论与互助论。他的哲学思想闪烁着智慧的光辉;他的政治思想十分丰富,但经济思想切合中国国情不足,政治谋略方面存在重大失误。
第一章 繁荣有余,争鸣不足——半个世纪以来职不山研究述评
第一节 五十年来的一门显学
一、国内研究概况
二、日本、美国研究概况
第二节 值得重视的三个问题
一、摆脱主观因素的干扰
二、将具体分析与综合研究结合起来
三、打破封闭式,采取开放式的研究
第二章 青少年时代
第一节 忧患的岁月
一、内忧与外患
二、知识界寻求改革
三、自下而上寻求改革的尝试——太平军起义
第二节 翠亨村的童年生活
一、诞生于翠亨村
二、家庭生活、私塾教育与“石头仔”性格
三、以“洪秀全第二”自许,反对传统恶习
第三节 在檀香山读书
一、随母初到檀香山
二、毕业于意奥兰尼学校
三、因接受基督教信仰,孙眉逼令回国
第四节 在香港的学习、生活
一、入香港拔萃书院及中央书院读书
二、在广州南华医校及香港医书院习医
三、澳穗行医
第三章 走向民主革命的道路
第一节 社会改良思想的初现
一、《致郑藻如书》中的社会改良思想
二、《农功》中的农业近代化思想
第二节 上书李鸿章,提出富强治国四条纲要
一、又一项改良主义的政治活动
二、北上投书,受到冷遇
第三节 创立兴中会
一、广州兴中会是反清复汉组织
二、檀香山兴中会是反清革命组织
三、香港兴中会章程的改良色彩
第四节 策划第一次广州起义
一、欲袭取广州以为根据
二、在广州发表《拟创立农学会书》
三、起义流产
第四章 “伦敦蒙难”与三民主义思想的萌发
第一节 在清朝驻伦敦使馆被捕
一、环球之游
二、清吏跟踪侦察
三、闯使馆遭监禁
第二节 得师友营救重获自由
一、柯尔、贺维打开了营救的大门
二、康德黎、孟生的营救活动
三、重获自由
第三节 萌发三民主义思想
一、读书交友
二、更坚定地开展反清革命斗争
三、三民主义思想的萌发
第五章 为壮大兴中会的革命力量而奔走
第一节 赴日本推动革命运动
一、取道加拿大,到达日本
二、香港当局拒绝入境,以日本为筹划革命的基地
三、从《笔谈残稿》看当时孙中山对中国革命的理想和方略
第二节 争取与康、梁联合
一、“各取所需”,在日本的初步合作
二、戊戌变法失败后,再次进行联合谈判
第三节 联络会党,发动惠州起义
一、联络会党,担任兴汉会总会长
二、与李鸿章合作的缘起及其计划的落空
三、惠州武装起义
第四节 联合美洲洪门,发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
一、由台返日后的思索与努力
二、亲赴檀香山,改造美洲洪门
三、《中国问题的真解决》的发表
第六章 建立中国同盟会,被选为总理
第一节 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
一、从欧洲到达日本
二、筹建中国同盟会
三、被推选为同盟会总理
第二节 在《民报》上发表文章,揭橥“三大主义”
一、为《民报》撰写发刊词,首次提出“三大主义”
二、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演说,进一步阐述“三大主义”
第三节 赴欧美筹集经费,建立同盟会分会
一、被外国当局驱逐,去西欧活动
二、在美国各地筹建同盟会分会与“红龙”计划的流产
三、再次赴北美在侨界筹集经费
第七章 在同盟会发动的武装起义中的作用
第一节 亲自主持制定《革命方略》——武装起义的指导文件
一、筹划全国的武装起义
二、制定武装起义的《革命方赂》
第二节 热情赞赏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
一、萍浏醴起义的爆发
二、孙中山采取的行动,对起义的评价
第三节 亲自策划1907~1908年间的粤桂滇起义
一、离日赴越,策动粤桂滇起义
二、钦廉潮惠起义
三、镇南关、钦廉、河口起义
第四节 积极支持1910、1911年两次广州起义
一、调整武装起义的战略
二、广州新军起义
三、黄花冈起义
第八章 建立中华民国,就任临时大总统
第一节 武昌起义成功,从美回国
一、武昌起义成功后,访问美、英、法政要,寻求支持
二、各派政治力量围绕组织中央政府的斗争
第二节 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一、到达上海,被选为临时大总统
二、临时政府面临财政困难
第三节 改造同盟会的努力
一、上海会议呼吁团结
二、同盟会散漫无纪,迅速蜕化
三、改组为公开政党
第四节 南北议和,辞临时大总统职
一、袁世凯的政治阴谋
二、时代的选择
三、让位和历史的沉思
第九章 从专心经济建设到南下护法
第一节 宣传民生主义,筹划全国铁路
一、宣传民生主义
二、北上晤袁
三、同盟会等五党合并成立国民党
四、筹划全国铁路
第二节 通电讨袁,建立中华革命党
一、宋教仁被刺,通电讨袁
二、流亡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
三、组织中华革命军,发动二次讨袁
四、和宋庆龄在东京结婚
第三节 力促恢复《临时约法》,反对对德参战
一、发表《规复约法宣言》,提倡直接民权与地方自治
二、发表《中国存亡问题》一书,反对对德参战
第四节 南下护法
一、组建中华民国军政府,就任陆海军大元帅
二、军事活动和西南军阀的掣肘
第十章 蛰居上海撰写理论著作
第一节 《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
一、总结革命经验的哲学思考——行易知难
二、立意崇高、论证粗疏的“革命哲学”
第二节 《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物质建设
一、《实业计划》的主要内容
二、《实业计划》的是非得失
第三节 《建国方略》之三:《民权初步》——社会建设
一、民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民主参政基本规范的建构
三、改造国民性的初步尝试
第四节 三民主义亲撰篇及其他
一、三民主义理论的系统总结
二、《地方自治实行法》及其他
第十一章 改建中国国民党,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非常)
第一节 改建中国国民党
一、宣布改建中国国民党
二、公布总章,修订规约
第二节 二次南下,就任大总统(非常)
一、粤军克复广州
二、就任大总统(非常)
三、击溃旧桂系军阀
第三节 出巡广西,组织北伐
一、出巡广西
二、准备北伐
三、取道赣南,顺利进军
第四节 驱逐陈炯明,第三次开府广州
一、广州蒙难
二、考虑和议,筹划平叛
三、第三次开府广州
第十二章 “联俄”思想的形成和它的主要内涵
第一节 早期与俄国人的接触
一、“二月革命”前后和俄国人的交往
二、“十月革命”后与俄共(布)的接触
第二节 共产国际的视线转向孙中山
一、列宁提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
二、共产国际加强对孙中山的工作
三、共产国际与陈炯明、吴佩孚
第三节 “联俄”、“联共”内容的具体化
一、吸收中共党员个人加入国民党
二、与越飞共同签署联合宣言
第十三章 “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创建军官学校
第一节 密切与共产国际、中共的合作
一、“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联
二、任命鲍罗廷参与筹划国民党改组
三、支持鲍罗廷的工作,批评反对者
第二节 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国民党“一大”的召开
二、“一大”的两大成果
三、“一大”精神与孙中山的思想
四、“一大”以后工农运动的初步发展
第三节 创建陆军军官学校
一、“以俄为师”的又一件大事
二、军校学生参与平定商团叛乱
第十四章 演讲三民主义,公布《建国大纲》等文件
第一节 演讲三民主义,公布《建国大纲》
一、演讲三民主义
二、公布《建国大纲》
三、《三民主义》、《建国大纲》与“一大”《宣言》的思想差异
第二节 裁可《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与《中国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两个文件
一、“一大”闭幕后反共人士的活动
二、两个文件的主要内容
第十五章 最后的岁月
第一节 为谋求国家的和平统一而北上
一、北方政局出现转机
二、应邀北上
第二节 绕道访日,演讲“大亚洲主义”
一、绕道访日
二、在神户演讲“大亚洲主义”
第三节 经天津到北京
一、离日赴津
二、抱病进京
三、赍志以殁
第十六章 一代伟人,思想的光辉和局限
第一节 一代伟人
一、推动中国乃至亚洲社会的发展
二、丰富的人文精神
第二节 经世致用与哲学思想的贡献
一、思想资料渊源的多元
二、经世致用——对待多元思想的基本方针
三、哲学思想方面的贡献
第三节 政治思想的光彩
一、民族主义思想内容的发展
二、民主政治思想的丰富
第四节 经济思想、政治谋略之不足及其理论的局限
一、经济思想切合国情之不足
二、政治谋略之主要失误
三、理论的局限
附录
孙中山大事记
主要参考书目
索引
人名索引
词语索引
后记
二、《农功》中的农业近代化思想
1891年前后,孙中山写就《农功》一文,并被郑观应辑入《盛世危言》。这是一篇专论学习西方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祖国近代农业的文章。从内容上看,它比《致郑藻如书》具体而深入。
孙中山生于农家,自幼在田间习农,深知乡农的劳苦,所以他一生都非常关注农业的发展。在香港学习三四年,孙中山增长了不少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对西方农学也有更深切的了解。他出于对祖国农业的关心,特写下了《农功》一文,以期引起国人的注意。
孙中山一向强调发展农业的重要性,他在文中说:“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备具,巨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他认为农业是“经”,是“本”,是“富国”的基础。这与他后来在《上李鸿章书》中所说的:“夫地利者,生民之命脉”的思想是一致的。也与他在《致郑藻如书》中把发展农桑列为“有关于天下国家甚大”的三项政见的首位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如何发展农业?《农功》认为,关键是“参仿西法,以复古初”,实现农业近代化。具体说,有以下几点:
(一)设农官,兴农政。孙中山认为,中国自古设农官,有农政:“稽古帝王之设地官司徒之职,实兼教养。孔子策卫,曰富之教之。其时为邑宰者,蚕绩蟹筐,著有成效。”但是,到了“近世鲜有留心农事者”。同时,他也考察了西方列国的农政:“泰西农政,皆设农部,总揽大纲。”孙中山在了解东西方农政情况的基础上,结合目前清政府农政的实际,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国似宜专派户部侍郎一员,综理农事,参仿西法,以复古初。”“每省派藩臬道府之精练者一员,为水利农田使,责成各牧令于到任数月后,务将本管土田肥瘠若何,农功勤惰若何,何利应兴,何弊应革,招徕垦辟,董劝经营,定何章程,作何布置;决不得假手胥役生事扰民,亦不准故事奉行,敷衍塞责。如果行之有效,开辟利源,使本境居民日臻富庶,本管道府查验得实,乃得保以卓异,予以升迁。仅仅折狱催科,只得谓之循分供职。苟借此需索供应,骚扰间阎,别经发觉,革职之外,仍重治其罪。”“参仿西法”兴农,是孙中山发展近代农业的核心思想。这一观点也是他生平第一次提出,为他后来写作《上李鸿章书》“地能尽其利”奠定了基础。
(二)学习西方农业科技,采用机器耕作。孙中山认为,西方各国科学技术比较先进,农业发达:“昔英国挪佛一郡本属不毛,后察其土宜遍种萝卜,大获其利。伊里岛田卑湿,嗣用机器竭其水,土脉遂肥。撒里司平原之地既枯且薄,自以鸟粪培壅,百谷无不勃茂。犹是田也,而物产数倍,是无异一亩之田,变为数亩之用,反硗确为沃壤,化瘠土为良田,地利之关乎人力,概可知矣。”孙中山还介绍了西方用科学的方法栽培农作物:“西人考察植物所必需者,曰膦,曰钙,曰钾。膦为阴火,出于骨殖之内,而鸟粪所含尤多。钙则石灰是已,如螺蚌之壳,及数种土石,均能化合。而钾则水草所生,如稻藁荼蓼之属。考验精密,而粪壅之法,无微不至,无物不生。迩有用电之法,无论草木果蔬,人以电气,萌发既速,长成更易。则早寒之地,严霜不虑其摧残;温和之乡,一岁何止于三熟。是诚巧夺天工矣!”孙中山在赞赏西方先进的农业科技之余,竭力主张我国政府应“委员赴泰西各国,讲求树艺农桑、养蚕牧畜、机器耕种、化瘠为腴一切善法,泐为专书,必简必赅,使人易晓”。这指明了我国农业近代化的方向:一是要有西方近代农业科学知识,二是要搞农业机械化,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操作。孙中山的这一思想,百余年来始终不失其光辉。
(三)设农艺博览会,推广农业科技。孙中山在《农功》一文中以极大的兴趣介绍了这一点:“各省设农艺博览会一所,集各方之物产,考农时与化学诸家,详察地利,各随土性,分种所宜。每岁收成,自百谷而外,花木果蔬,以至牛羊畜牧,胥人会,考察优劣,择尤异者奖以银币,用旌其能。至牲畜受病,若何施治;谷蟊木蠹,若何预防;复备数等田样,备各种汽车,事事讲求,不遗余力。先考土性原质,次辨物产所宜,徐及浇溉粪壅诸法,务欲各尽地利,各极人工。所以物产赢余,昔获其一,今且倍蓰十百而未已也。”博览会是各省农业界每年总结评比,表彰先进的场所;也是互相交流,互相学习的场所;是宣传、推广农业新科技的一种重要形式。孙中山十分欣赏这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所以他说“良法不可不行”。但是,他并没有要求清政府立即实行。到了1894年,他在《上李鸿章书》里把它作为学习、推广西方农业科技知识的一项重要手段提了出来:“每省设立农艺博览会一所,与学堂相表里,广集各方之物产,时与老农互相考证。”1895年,又在《拟创立农学会书》中将“开设博览会,出重赏以励农民”列为农学会的一项重要任务。
总之,孙中山的《农功》是我国较早以“参仿西法”发展近代农业的纲领性的文件。
P87-90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二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本书是集体著作。鄙人在统稿过程中,按照个人观点,对各章进行一些“增、减、修、编”。成就属于各位作者;错误由鄙人负责。
莫永明研究员和杨金荣博士为减少书稿的舛误,付出了很大心血,并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至深感愧。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曾敦请卜承祖、胡子林两位先生为顾问,得到他们宝贵的指点和支持,在本书出版之际,谨向两位先生致以衷心的感谢!
茅家琦
200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