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濯，建国后曾任中央文学研究所副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文艺报》常务编委、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主任。随之又先后任河北省文联、湖南省文联副主席。新时期十年一直任湖南省文联主席，并作协湖南分会主席、名誉主席。1987年调回中国作协从事专业创作。五十多年出版有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多部，此外还有文学评论、散文、儿童文学、民间文学等，共出书34本。康濯始终在为奋力探索真、善、美而不断进行文学创作，坚持革命现实主义道路，作品风格朴实清新，富有生活色彩和时代风貌。从四十年代末期至今，有多篇作品陆续被译成日、英、俄、法等多种外国文字。本书收录的就是他的散文作品，共计72篇。

本书正文分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是作者本人写的对文学前辈的追念，里面多半是曾经栽培、鼓励、引导他走上文学道路的师长。后一部分，是在作者离世后，有如兄弟般的亲密战友，以及南湘北冀的同行和他们家属所写的怀念文章。

一个真诚、谦和的老实人

第一辑 康濯的讴歌

 分秒值干金

 辞行记

 悼郭老

 告别周立波

 难忘的往事—忆赵树理

 战友深情——忆许世平

 哭茅公

 怀念萧三

 追忆和纪念蒋牧良

 我所认识的田汉

 长留的记忆——悼魏猛克

 师友邓拓

 情忆开国之初——最后送别丁玲同志

 一颗乐观、开朗的心

 追怀老舍

 悼凡容(朱凡)

 深深怀念彭俐侬

 擂鼓的人——田间一年祭

 八月的思念—忆侯金镜

 怀念陶承

 哀念黄起衰

 痛悼莫应丰

 萧殷——我“三同”的战友

 成功与失败之战

 老会长

 绣花裙的友谊

第二辑 人们的呼唤

 悼康濯

 两个作家和战斗英雄——赵树理、康濯和郝庆山

 半世纪战友情——记康濯和孙犁的深情厚谊

 老来健笔意纵横

 他永远活跃在人间

 难忘的怀念

 音容宛在遗篇永存

 农民哭老康

 落在河北大地的一片春雨

 万家“房东”在，泪水滴石穿

 遥寄吾师报天知

 康濯，我的老师

 我的战友，请安息吧

 春雨潇潇悼康老

 康濯，我为你伴唱

 一月的悲怆

 悼恩师康濯同志

 春风无限潇湘意

 我们不会忘却你

 北冀南湘育后人

 物在人亡无见期

 魂系耕者

 擎天北岳驻足时

 忆中学时代的康濯

 忆吾友季常

 民族文学的良师益友

 学习康濯同志的园丁精神

 满园桃李送良师

 他的一生，在热情奔放的工作中度完

 “湘军”师表，风范永垂

 我文学上的领路人

 醉酒遣悲

 一颗诚挚的心

 永远活在我心中

 北去的——康濯老

 他走在艰难的路上

 人民的作家爱人民

 慈祥的长者严厉的老师

 我与康濯

 可贵的忠诚

 康老为我找到文学路

 怀念季舅

 吹尽狂沙始到金

 在父亲的支持下我和篮球结下一生缘

 陪同父亲十年

 爸爸的选择

跋

我给康老当责编(编后记)

分秒值千金

四月仲春，正是首都北京最好的季节。傍晚，在中南海内怀仁堂后院青幽幽的草坪上，一次隆重的宴会正开始举行。那是五十年代中期，亚洲一位著名的政治家，一个友好国家的政府首脑刚刚抵达我国进行访问。当时北京还没有人民大会堂那些建筑，周恩来同志欢宴贵宾的场所，就常常设在中南海的一些厅、阁和庭院里。这一次选择了露天设宴，自然是对待很不一般的贵宾而规模比较盛大的了。那片草坪确也相当宽敞，怕都容得下上千人呢！

当时参加的人倒没上千，却也有三几百，主人方面陪客的是工农商学兵都有。我因为正担任一个刊物的负责编辑，也参加了。又因为自己只是一般的身份，进草坪后便看准了靠西边比较偏僻的一带去找桌席。那时的国宴还不像后来的人民大会堂一样给每位参加者都事先编好了席次，定好了桌位，标好了名字，而是一般的主宾还自由找桌。我去的草坪西头边角上，一开始也就聚积了一些互相熟识的文教界人士，有作家、画家和男女演员，有一位国家体委负责人和一位卫生部负责人，也有一位一所著名大学的校长。这位校长是个多嘴快舌的同志，在我们选择桌席时，他指指边角两桌说：

“这儿不错！不显眼，也没安排外宾坐，不受拘束，可是看总理，看外宾，角度也正好！同意不？嗯？坐，坐。”

校长和体委的、卫生部的负责人那几个占了一桌。我同几位画家、演员也都同意校长的选择，便占了旁边的一桌。又听体委的同志说：

“这两桌也有缺点。咱们好看总理，总理可也好看咱们呢！”他皱皱眉头，露出一脸苦笑，好像有什么愁烦的心事。

“对哇！可也是没办法哇！”校长也装得莫奈何地说，“你不叫总理看到还行？你，你，还有你，你，”他指指同桌两个人与我们桌上一位著名画家和一位著名的女演员，“你们赴宴会，大概是能休息休息，享享口福的吧！我哇，唉！我可没那福分！总理保不定准会找我！不然我也得跟他汇报。我这块料问题大哪！还不知会不会撤职查办！如不查办，我倒宁愿撤职的！”

“你有多大问题哩！能比得上我正给泰山压顶？”体委负责人说。他也是个交游广泛的活跃分子，“你知道不？很快我就要面临紧急关头了！是好是赖，都得向总理汇报！”他看了看手表，“还来得及！总理、外宾没到！喂，帮我占着座，我打个电话。”交代一声就走了。

大家议论开了体委负责人不知有什么心事。同时就互相诉苦、打趣和自我贬抑，这样直闲谈到那位打电话的愁人回来。这时，校长忽又突然想起似的回过头来，同我搭话。他已知道我们的刊物正根据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在开展一场大批判、大辩论，他又问了一些具体情况和问题。我告诉他，自己正准备腹稿，怕总理叫汇报。接着，校长又对他同桌的那位卫生部负责人说：

“你倒好，没事人儿一样！”

“我还不是向总理做检讨来的！”卫生部的头头说。他是个长征干部，惯于寡言少语的。

“嗯？”体委的同志看看卫生部的头头，“你感冒了！”

“已经好啦！”卫生部的头头赶忙解释。

“听你的嗓音，感冒可还没好利落。”体委头头也赶快说明。

“嚯！你抓了几年运动员的健康，都成卫生专家了！”又是校长多嘴，“怕都要超过卫生界的首长了！可我说，你到底还有什么愁楚哪？”

体委首长摇摇头说：“唉！你哪知道，事儿大呢！”看来这位同志确是心事重重，但又神秘得莫测高深似的不愿吐出点愁肠苦胆；连大学校长多方勾引，都没能套出他什么原委。不过他到底总是个闲不住嘴的活跃分子，以至当我们这一桌的几个同志忽然想起，这两天正有一场国际运动项目邀请赛在北京举行，而我国又有个运动员的某一项目成绩很好，便问起他是不是正为创造什么新纪录而担心的时候，这位体委的头头终于也忍不住承认了他的心事正是为了创造纪录，但只是又比创造纪录要严重得多……

原来正在北京举行的这次国际体育邀请赛中，我国有一位天津的青年运动员，正准备要打破一个项目的世界纪录！这位运动员近几年来的技术、体力、竞技状态、精神状态和思想情况都很好，有的方面甚至是极好，一年多来已从他个人主动提出要向世界纪录冲击，发展到全队乃至整个体委领导以及有关干部、教练、运动员和家属、亲友都在为他的创纪录而努力。并且他也有几次练习的成绩已超过世界纪录，因而他的冲击计划早已受到周总理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关心。不过这种事毕竟不是一蹴而就的！这几天有十几个国家的选手参加的比赛开始后，那位运动员在前天、昨天的初赛、复赛中虽然都是第一，却并没破纪录。而决赛是在今晚七点以后，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世界纪录到底能不能破呢？眼前这当然是这位体委头头生活中的紧急关口了！何况更重要的是，谁能想到昨天晚上整整十二点钟的时候，这位体委负责人突然还接到一个电话，从耳机里传给他几句话道：

“我是周恩来，喂，那项世界纪录有没有可能打破啊？对，我国体育运动一向落后，尤其很少破过世界纪录，不过在我们的社会就一定要有这种雄心壮志！这次破纪录一定要尽可能争取！尽全力争取！是，是！请你替我问候运动员同志！祝贺他奋发努力，取得最好的成绩，为国争光！但是一定要胜不骄，败不馁！要有风格！万一这次破不了就再争取下一次，但是风格一定不能失去！好好，”电话里总理稍微顿了顿，又说，“什么？你问明晚的决赛？贺龙同志当然参加！我不行，明天有个晚宴！噢，还安排了你出席！对！你就到宴会上来，随时了解决赛情况，准备汇报……”

体委负责人的这番介绍，显然已引起了大家精神上共同的负担和同情。我们的周恩来同志竟在半夜时分，如同操劳党和国家无数大事一样，还在关心一位运动员明天的比赛纪录！这自然要叫一位体委头头双肩沉重，也使得我们每个人都不能不为他分忧。何况问题还不只是这一点。因为大家一开头就谈到了，正如外国记者所说的“周总理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忙人”那样，即使是举行重要宴会，在主持或作陪客人时，总理也都要考虑到利用一切间隙，布置工作，了解情况，解决问题的。而当时宴会上又不仅一个体委头头，事实上不少同志差不多都或是有事要找总理，或准备着总理会找去问话。难怪不论任何场合，谁见了总理都会要兴奋至极，激动不已，但又总有点准备受到考问似的心情难静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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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诚、谦和的老实人

此书面世时，正是康濯同志诞辰九十周年，他离开我们已经近二十个年头了。回忆起他的人生道路，他的性格，他的作风，他在创作上、工作上的成就，他为祖国、为人民所作的重要贡献，和他对朋友的美好情谊，还是十分感动！

康濯在上高中时就受到抗日救亡运动的熏陶，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为民族解放奔走呼吁。18岁时从湖南老家辗转来到他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8月随鲁艺来到抗战前方，活跃在晋察冀边区。

说起来也巧，我和他在1958年8月3日同时到达延安，当时我是作为一个音乐指挥随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延安，他是到鲁艺学习。我于当年11月就率西战团到敌后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工作，他也于1939年随鲁艺一起到了边区，是在联大文艺学院工作。1939年11月17日在河北唐县军城举行庆祝晋察冀边区成立三周年纪念活动，西战团和联大文工团等文艺团体都去参加了。那时有几位和我在上海一起工作的老战友丁里、崔嵬等，初次在敌后相逢，聊起分别后的斗争生活，非常兴奋。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康濯同志。他在人群中间话不多，却与众不同，总是谈农村的事，他说到了边区时间不长，但因身在农村，常和农民接近，对农村有所了解，因而感到革命根据地的农村真是一个新天地，人民活跃，语言生动，对他创作很有吸引力，又说自己是初步认识，以后更要深入。他语言很朴实，说话很实在，没有一点夸张，留给我很好的印象。

的确，他全身心地投入革命，融和在当地农民的队伍中。他身着粗布衣，吃着农民的简陋的饭食，和农民共艰苦，同欢乐。他教农民唱歌，一句一句地教到完全学会为止。他教农民学文化，学时事政治，他当夜校老师，一句一句地讲，一字一字地教……何其艰难的工作，需要多大的耐心，但对康濯来说，又是何等的快乐。

1941年左右，我们又在阜平见面了。那时他已调到边区抗联工作，对农村生活已经相当了解了，谈起他的房东和左邻右合，似乎很熟悉了，他对农村的了解也更深了。他和老百姓一块打过游击，生死与共，感情深厚，谈起来十分兴奋。他那时正在农村冬学教课，他是一条一条一点一点讲时事，讲边区形势，提高学生政治认识。他教文化帮助农民识字，也是一字一句讲，一点一点教，谈起来头头是道，如数家珍。他还是那么朴实、亲切，和老朋友谈家常，一点也不夸张。我对他的好感又深了一步。他还对我介绍一些农村生活的事和农民思想成长的故事，使我得益匪浅。

看到他全身心投入的样子，我心悦诚服。我不难想象为什么他能写出反映农民生活的《我的两家房东》，为什么他的那些作品会那么动人。他的小说的确是从生活里来的，带着生活的露珠和泥土的芬芳。果然，那些作品很快为大家所认同和赏识，以至后来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很多人是通过《房东》认识康濯的，它实在是影响了太多人。

就在那一次，他给我一首歌词，叫《上冬学》，是他为了配合边区提高农民，特别是青年的思想文化的总任务创作的。他说刚学写词，写不好，可以不可以谱曲？如能让农民唱起来，会提高农民上冬学的兴趣，对学时事政治、学文化知识大有好处。受他的感染，我当时就赶快写好交给他了。后来敌人扫荡“边区”更频繁、更残酷了，康濯同志所在的边区群众团体常常转移，分散工作。我们西战团也经常分成小组到村里与农民在一起打游击，或到敌占区开展政治攻势。1943年以后我们似乎也没有再见面了。

1948年，我和康濯一同从华北解放区进了北京，他在中国作协，我在文化部，隔行如隔山，我和康濯相处那么近，却反而更少见面晤谈了。有时开会碰上了，也没机会说话，他的许多情况，我一直不了解，一直到“文革”结束后，他来北京参加晋察冀文艺研究会活动，我们才又见面。我和王莘、康濯是老熟人，一起拍了照，又成为十分珍贵的纪念了。就在那时，他和我谈起他在湖南的遭遇，为了避免无谓的纠纷，能够安心进行创作，希望调回北京工作。这是他第一次在向我“诉苦”。过去，我听说过每次运动，或在作品遭人指责的时候，他都有诚心检讨，决不怨天尤人。这时他提到湖南文联一位女干部，在“文革”后，给康濯同志扣上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帽子，完全是混淆黑白、是非不分、无的放矢、乱轰一阵，十分影响康濯的身心健康，作为一位老实人，遇到这种情况，无法摆脱，不得不提请调动。康濯的情况我向耀邦同志汇报，在耀邦同志的关心下，不久康濯就调回北京了。当康濯同志搬进中国文联新宿舍时，特邀我到他家做客，十分兴奋，也就在这一次，我才见到他的伴侣，又是同行的夫人王勉思同志，我为他的思想解脱，他的和谐家庭，感到欣慰：康濯不会再像过去那2-,受委屈了，更不要频频检讨了。作为他的一位老朋友，我也感到安心了。后来，我又看望他一次，是为如何编写解放区文艺史问题征求他的意见，他拿出了他珍藏几十年的抗战文艺刊书和大批油印材料。不久，他就把这些珍贵的文史资料捐献给国家革命博物馆，还特地请勉思抄了一份目录给我，供我参考。也就这一次他把多年前从《边区教育》上剪下来的《上冬学》那首歌交给了我，那是我们友谊的见证，我把它收入了我的歌集出版了。那一天我们聊了很多，共同回忆起那烽火连天、而又热气腾腾的抗战生活情景，想起那些母送子、妻送郎勇敢上前线，杀敌救国保卫家乡的革命农民们，大家都十分兴奋，充满了对革命农民的敬意。后来由于我编纂出版十部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和中国解放区文艺史料，忙于这两大系统工程，经常去各地进行工作，没有更多时间看望他了。未料那一次会面竞成了永别。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那谦和、真诚的形象一次又一次浮现我的眼前。他的一生令人深刻思索，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一个谦和的人，一个老实人，一个可以信赖的老实人，也正由于他的真诚，也惹来了不少麻烦。

在他的一生中，他曾不止一次受到批判，不断进行检讨。1939年他参加革命队伍，在去晋察冀边区工作的行军路上，他和几个鲁艺同学，竟被扣上所谓“艺术至上”和“小宗派”的莫须有罪名，受到停止党籍的处分，后来得到了组织上改正，没有在思想上分清是非，使康濯等同志多年受到委屈。此后的他又多次挨批，心里有许多困惑和遗憾，但他从不灰心丧气，更没有到处诉苦喊冤。一直到“文革”期间，被迫害，被斗争，以至身体受到严重的摧残。“文革”后他照常努力工作，深入广大农村生活实践，向群众学习，提高认识，作为自己创作源泉。因为有一颗从不变化的决心，坚韧不拔，奋斗不止，康濯一生追求真理，永远服务人民，这是他性格的本质。康濯在这些方面很像周扬，他一辈子信奉、执行他信仰的毛泽东思想。一直到晚年才悟到“左倾”路线严重的破坏性，以及自身所受到的负面的影响。

康濯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照亮前途的“明灯”来对待的，他对党的文艺思想的遵从可以说是绝对的，他对党的文艺事业的忠诚也是绝对的。他经常说：“我首先是党员，其次才是作家。”但由于某个时期的“左”的文艺思潮十分严重，知识分子政策不能正确贯彻，由于他为人耿直，不善于保护自己，他的一些创作和言行多次受到“左”倾思潮的错误的批判，在当时的高压下，有时不得不作违心的“检讨”，有时为了息事宁人，大事化小，深怕节外生枝，牵连别人。康濯的创作和工作一度受到不合理的责难、不公平的待遇，即便是这样的时刻，他仍坚持执行党的文艺路线，一方面严于要求自己，多作检讨，可能也伤害了一些同志。在他生活的最后几年，一直对过去进行反思，特别强调检讨，真心向同志道歉。他曾“检讨”说，那是他的“软弱”所致，特别在丁玲问题上，他想到当时他作为一个党员，向党委说了一些对丁玲作风上的意见，不料竟引起一场大风波，他一直为此深为悔恨。其实，在强大的“左倾”思想的冲击下，甚至政治大帽子的高压、是非不分的情况下，谁又是最“坚强”的呢？有，但太难，也很少。  1987年，他从外地的行政工作中走出来，回到了北京，可以专心创作了。到1990年仅三年时间，他竞写作了五十多万字，如他所说，是最后“冲剌”，同时也静下心来，对过去的一切进行反思。其中，《洞庭湖神话》就是他一生真诚性格的典型表现。他真实地再现了洞庭湖上一个老干部的形象。在主人公革命的征程中，有点像康濯“一辈子都在检讨”。对这样的“检讨”，倔强的主人公的内心当然不服。然而一次次的“检讨——不服”过程之后，人也就从原来的倔强变成了“顺服”，以至成为“工具”了。

康濯一生坚守作品反映生活的真实的原则。他自己这样做，并以此带动了后来的作家。作为一个作家协会的工作人员，无论在京城，在家乡湖南，他有如关爱战士的指导员，善诱学生的老师，非常关心青年作家的培养，像一只不知疲倦的“鸡妈妈”。在1989年康濯创作五十周年的会议上，湖南作家们说，康濯教育和帮助了湖南的作家，他是湖南作家的“母鸡”；而河北的作家们说，是康濯帮助了河北作家的成长，是河北作家的“母鸡”。关于“母鸡”之说，颇有意思地道出了康濯诚恳待人和他对文学的赤子之心。

康濯同志，他终身为信仰理想而奋斗，从不懈怠，终年大悟，无怨无悔！我向他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怀念！

这本《真诚礼赞》，可以说是老伴的压卷之作。书的前一部分，是他本人写的对文学前辈的追念，里面多半是曾经栽培、鼓励、引导他走上文学道路的师长。后一部分，是在他离世后，有如兄弟般的亲密战友，以及南湘北冀的同行和我们家属所写的怀念文章。还有就是让我十分珍视的序言，那是我请了九十三岁高龄的老人，周老巍峙同志所作。周老不仅欣然应允，而且写得十分认真，感人。周老和老康同是从延安来到抗战前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一同经历了艰苦战争年代，彼此早在1959年就相识。他的文章像一位长者，满怀喜悦地看着一个年轻人的成长，对老康的人生道路、为人处世，工作的执著，以及他们之间彼此的情谊都有记述，文中充满了关爱之情。我约稿取稿两次去周老家，他都陪我坐谈了两个多小时，临别还送我到电梯口，一定等到电梯来到，经我再三劝说才转身，这让我既感不安，又感受到老同志的亲情。谈话中深感老人对国家对人民是那样的情深意切，他还深入到当年战斗过的地方，说不能只到富裕的农村，也还更应该看看那些贫困的农村。当他到了燕北，看到老乡吃着碗里的土豆，住着石头搭盖的房子，又没有可以开发的资源，说应该为他们解决生活出路。谈话间我问起王昆大姐，说她的歌声还那么嘹亮。老人说她每天一大早要练声，就是“文革”中也不间断。老人要夜间写作，大姐清早练声，为了工作，不能互相干扰，因而夫妻分居两处，周末一家老少才欢聚。我敬佩二位老人，衷心祝愿二位健康长寿！

余下再讲讲老伴，也许这对时任作协工作的同志有些参考。

老伴康濯，既是作家，也是作家协会的工作人员，两重身份，两份责任，毕其一生。说他是作家，实际上他只是个业余的作者，他无论在京城，还是在外地，从未离开作协的工作。看到其他同志能专心致志搞创作，他很羡慕，有时也发发牢骚，说他不是没有东西可写，搞这些繁杂的事务，他是凭党性在工作。牢骚归牢骚，他还是做得十分认真，他要开会，有不少是与文学创作无关的陪会，回到单位要传达，上传下达后，他并不认为这就完事大吉，作为作协的干部，他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亨要做。

康濯下到省作协，他的工作对象主要是业余作者，和少量驻会作家。为帮助他们提高思想业务水平，艺术修养，他有大量的工作，如办学习班、读书会(读名著等)，办小型作品分析讨论会(如由与会作者选一篇作品，介绍自己创作过程，然后大家共同分析它的得失成败)，请知名作家、评论家讲课，讲创作理论与个人创作实践，有的作名著分析。就我知道，他曾请来侯金镜到保定，请老舍、张天翼等同志到长沙，并请蒋牧良同志作《红楼梦》分析的专题讲座，这些活动都深受作者欢迎，且有实效。此外，他要为常年生活在农村、工厂的作者组织参观访问等活动，开阔视野，扩大生活面。对驻会作家，则要求下乡下厂下基层，在蹲点时要带职。他认为只有如此，才不是局外人，才得到生活的真谛，不是上面看你是在下面，下面看你仍浮在上面，像油漂在水面上。下基层蹲点挂职的作家，长的一两年，短的也有几个月。有时还组织作家到先进单位参观访问，出省去走马观花，补充其在点上的不足。他对作协掌管的刊物也有要求，要做到每期刊物上要有新面孔出现，对有些曾经发表过优秀作品的好苗子，以后如果连续几次投稿，达不到发表水平的，应帮助他找出究竟遇到了什么过不去的坎。因为业余作者都有本职工作，只能利用休息时间写作，是很辛苦的，如数投不中，就有可能放弃，应帮助他分析原因，突破前进的障碍，拿出新作发表，这是有实例的。他还要求编辑尊重作者的劳动，不要随便大删大改，可以指出作品的不足，尽可能由作者动笔修改，要特别尊重作品的个性，保留作者的风格。为了做好多项工作，他总在忙碌中生活。

为了辅导创作，他要读大量的作品，本地的，外地的，要翻看各地文学报刊，也要读翻译作品。一方面了解创作新动向、新潮流，同时也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他曾向不少作者介绍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等书，建议大家都去读读。

老康做群众团体的工作，可以说源远流长。自1959年他进入晋察冀抗日救国联合会，下属有工、农、妇、青各界的抗日群众团体，当时有句顺口溜，叫做“党有权，政有钱，只有抗联最可怜”。无权又无钱，他们靠什么开展群众工作，就靠的是与农民同甘共苦心连心，他们帮助农民学时事、学政治、学文化，办夜校扫盲识字班，教唱歌演戏。正如周老所说，农民提高了思想觉悟，才有母亲送儿妻送郎打日本的热气腾腾的局面，需知参军打仗是有可能牺牲生命的啊！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被党中央赞誉为模范根据地，他们开展的群众文化活动也是很出色的，这是在沙可夫、周巍峙同志领导下开展起来的。老康作为群众团体的一员，虽然有个秘书长的头衔，他和周围的同志谁都没把这当成作官。1949年我们进城，他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就是大会报告起草人员。接着成立中国作协，他当过主任、副秘书长、书记处书记，下到省作协分会，又是主席、副主席，去世时还是中国作协的理事。这些官衔对他来说都不是官，因为作协本是群众组织，是为开展文学创作、为作家服务的群众团体，所有工作人员都不是官，只是一群分工不同的工作人员。老康把抗战时群众团体思想作风带到了作协，所以他不带官气，他尊重老作家，与朋辈和谐相处，他们互相关心，没有文人相轻的坏习气。无论在京城或地方，他总联系了一批又一批的作者，他们是朋友，有的甚至成为可以推心置腹的知心朋友。他可以和年轻的作者混在一起，互相开玩笑，捉弄人，恶作剧，哪里有一点当官的样子！

这里我要重提有关老康的两件事，因为它足以说明问题。一件是在“文革”的红色恐怖中，湖南兴起游斗风，老康被押送到各地市游斗，到了郴州地区，一些业余作者自己凑钱，偷偷在一家饭馆招待老康吃酒宴。另一件在“文革”初期，工作组派人外调，当他们来到老康带队搞社教的大队，非但没收集到他的“罪行”，却看到队里土墙上写着康濯万岁，这在“文革”中的中国大地上，大概绝无仅有了。

“文革”中，横扫一切，所有正常工作都是罪行，老康被打倒了，他在写检讨挨批斗、劳动改造中度过十多年，深受其苦。

等“文革”这场灾难过去，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得到胡耀邦同志及中央组织部以及丁玲、巍峙等老同志的亲切关怀，肯定了他的工作，给他以极大安慰和鼓励。他对文艺界同行战友的境遇，也积极向上反映，以促进早日落实政策，为冤死的同志补开追悼会，为生活无着落的老艺人解决生活出路。特别是在他本人处境十分不利时，他竟不怕担风险，帮助三位无辜坐牢的业余作者改变处境。一位是《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在狱中劳改时染上肺结核，老康为公安部门提供作品不是毒草、作者不应判为反革命的证明，使张扬得以出狱。另两位是我听别人说起才知道的。听岳阳一位作者说，一次他从岳阳到长沙，在火车遇到一个熟人，也是业余作者，问他到长沙去做什么，他说是去看康濯，是由于康老师的帮助，他才得以刚刚从牢狱中放了出来。当时这位业余作者身上还穿着囚服，因为他已经无家可归了。还有一位是最近我才知道的，他是怀化人，被错判入狱的业余作者。当老康听说他在坐牢，就委托当地的一位领导了解案情，查清是误判，无罪释放。他与老康之间只是作协与“文革”前的业余作者关系，如果没有老康的关心，这位作者还不知坐牢到何时呢。至于老伴还帮助过其他什么人，因为不在一个单位，我就不得而知了。

人生苦短，老伴忙忙碌碌、磕磕绊绊走过不满七十一岁的一生，他的勤奋是大家公认的，他忠于作协的事业，当他的生命之火即将燃尽，他仍履行了文学作品评奖委员的职责，作了他应做的工作。临终前几天，他还接受一位同志访谈，长谈延安鲁艺副院长沙可夫同志(院长是毛泽东)的事迹，和对他本人的关心爱护。他的缺点弱点，许多文章都已提到，我相信丁玲同志所言，他的错误是认识问题，不是政治品质问题。  为老康题诗作画的诸位大家，多经历过“文革”大劫难，幸存的这些丹青墨宝，不但为本书增光溢彩，也留下珍贵的友谊。

建国六十周年佳节期间，周老家中来访者、约稿者川流不息。深谢周老在百忙中为老康的书作序言，老康地下有知将感激不尽。

最后我代老康，向老伴的诸多战友，向南湘北冀的同行们及所有为纪念逝者写出感人肺腑之作的作者们，深表感谢！并向刘炜女士表示感谢，感谢她为编选此书付出的辛勤劳动。

感谢中国作协领导，作家出版社社长何建明先生，对出版此书的大力支持。

2009.11.10

十二篇(周扬主编《中国解放区短篇创作选》第一辑)中，我最喜欢的是康濯的《我的两家房东》，那可以说是达到了完善的地步。简直是惊人之作。

郭沫若

春种秋收音容宛在，水滴石穿遗篇永存。

李辈

他的短篇小说《春种秋收》《我的两家房东》，是进了新文学史的，还被选入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他的长篇小说《水滴石穿》、《洞庭湖神话》等，则被译成多国文字，广获好评。他确是他那一代解放区作家的佼佼者，与赵树理、马烽、西戎齐名的代表性人物……

古华

我崇敬他，不仅仅是他的作品，更重要的在他心窝藏有对年轻文学苗苗的厚爱。他对年轻人的作品绝少挑剔，而是助其火焰的燃烧……我称康濯同志为“康老”，在这种称呼中，凝聚了我全部的真挚感隋。

从维熙

人，迟早总有一死。每个人的一生中也总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但能够留给众多的人一些值得怀念的东西，也就难能可贵了。

马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