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书闲话，一卷在握但见雅趣横生；品书论人，文笔犀利尽现人文关怀。胡风、巴金、沈从文、老舍、赵清阁、徐悲鸿、孙多慈、萧乾、柯灵、田家英、陈子庄……本书整合掌故类书话在阅读情趣，为你尝试解析揭秘名人名家轶事。

我喜欢在书房里发呆。有时候我不知道是我在看书还是书在看我，我和书就这样相互对视着，一点对接有时刹那间碰撞出了火花，让我惊喜，也让我惊醒，更让我感到了自己的存在。在对视中一天天消磨了春夏秋冬。有时，拿起一本书并没有理由，书里书外，便有了《闲话文人》。

在书房里发呆(代序)

胡风·巴金·沈从文

同时寄出的家书

 老舍·赵清阁

“某君”与一个淡淡的女人

 徐悲鸿·孙多慈

急雨狂风势不禁

 萧乾

旅人的晚年

 常玉

到巴黎讨口也不回来

 蒋兆和

知我者不多

 马衡

挑尽孤灯梦不成

 常任侠

身为教授

 聂绀弩

身经百炼意舒平

 石鲁

一代书生太笨

 陈子庄

白眼难销贫士志

 田家英

书生与“小莽苍苍斋”

 柯灵

未完成的晚年心愿

 周思聪

放不下的背篓

走过大学路(代跋)

壹

1949年9月17日胡风自北平给在上海的妻子梅志的信中写道：“我应该争取，为了工作，为了同道，这在我是一直痛感着的，但实际并不简单，我自己的心情也有很沉重的东西，慢慢看罢。我自己在其次，现在急切的愿望是一些朋友和你能够不致因为我而使不出力量来。时代太伟大了，但因为这，每一份力量的委屈在我都是难过的。”

写这封信时的胡风来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并参加开国大典。之前和之后这一时期的家书，主要谈的就是他如何“争取”工作和内心的委曲，同时在信中嘱咐梅志如何处理一些具体的出版事宜，在胡风看来，他和梅志参与的属于私人的出版社是他们一家今后能保持独立生活的底线，他在“争取”工作的过程中之所以能一直不肯妥协，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是他觉得有独立生活的资本，这个资本就是他们还能自己著书和印书。对于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胡风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怀着自信的期待，另一方面他又深为现实中的人事所困扰，在他看来，他没有得到一个更能施展他思想和能力的阵地，或者说他不能忍受在那些他所瞧不起的同行(对手或同路人)手下做事，他所想要的是一个能施展他和他的朋友们的才能的舞台，而不是一个仅仅是享受生活待遇的闲职。譬如在稍后的10月4日的家书中，他说：“艾青忽然问我肯不肯到清华教书，并且说已向清华提到过，云。我说不能教书。看来，也许是想我闲居在此拿一千多斤小米的。在这样的时代，我不想在这样学府教书……”

在10月28日的家书中，胡风又说：“留我，是要我在文化部下面挂个名，住在这里，这等于把我摆在沙滩子上，替茅部长象征统一，如此而已。前天，给父周去了一信，表示希望能见面之意。但我看，不见得约见的。面对面，他难于处理。如不能出去，又弄不好，那么，也许不久我就回到破屋子里来。太平犬，从前的人想望而不可得，今天我们是得到了的。不过，是犬，总不会有太平日子，时不时难免有人提几提棍子。那时候，见怪不怪也就是了。”

这里，胡风笔下的茅部长就是茅盾，父周是指周恩来总理。在胡风的家书中，经常出现的有两个“周”，一个是“父周”，就是周恩来，另一个是“子周”，就是周扬。还有一个经常出现的词是“秘书？，指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从这信里能明显读出胡风的情绪，其实那一时期的胡风家书，弥漫其中的就是这种情绪。他与周扬在1930年代上海“左联”时期的矛盾是公开的故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胡风的情绪之所以不满，主要的原因与周扬及其同志有关，其时周扬的身份是新中国文学界的主要领导，而作为“左翼”文人尤其是“七月诗派”领袖人物的胡风，在面对周扬具体领导的文坛，其为“争取”工作的心情可以用极端敏感和强力奋争来形容。

贰

从1949年9月8日到1950年2月4日，这段时间胡风在北京除了开会就是为了解决他的工作问题，这期间他写给梅志的家书里，充分表达了他的期待和不满。作为一直在“国统区”从事“左翼”文学活动的代表性人物，胡风对新中国的成立无疑充满着自豪和期待，但新中国成立后看着昔日的“左翼”战友或对手大多都有了相应的位置，这位置或多或少在胡风看来并非是这些人应该取得的，尤其是胡风感觉自己明显遭到了排斥，他的失望甚至哀怨油然而生。他在北京的日子，到了最后就成了等待和胡乔木甚至周恩来的见面，仿佛见了面他就能谈清楚自己和周扬等人的矛盾所在，就能说明他和他的同道们的正确和周扬们的错误。譬如他在11月8日的信里说：“现在是，等父周约见。好像子周想我在文联或文协担个名义，以示一统，也为他们挣场面。我并不是不愿使他满足，无奈这样一来，等于使我躺在沙滩上，麻痹了我又对大局无益。这情形，非找父周彻底谈一谈不可。昨天鸡尾酒会上见到，他说：‘我还没有约你谈话呢。’可见他还记得要约见的。我看也许要拖引丁玲回来，由她来和我多谈闲天的。”

胡风在北京除了参加会和一些活动外，用他信里的话说，每天就是想想事，找人或人来，写信。当然也写些文章。如在10月15日的信里写道：“这几天逼写纪念文章，只好写点短小的，不写又要得罪人。……我答应了多留些时一个月两个月都可以，但不愿在此工作。当然还要谈话的，我只想谈清楚了再回上海，好好地自己做一两年再说。多留些时，也不致牵入上海的旋涡里去。复旦事，再问你时，你可以答应，说等我回来后决定。”胡风说的复日事，仍是不愿意到大学里教书，至于“上海的旋涡”是指当时华东地区文学艺术界的领导和组织事务。从胡风的家书里不难看出，他不仅对周扬这样的昔日论战的对手，就是对同与周扬有过一些“过节”的“左翼”战友如冯雪峰、丁玲等人也是颇有微辞。

胡风所说的“逼写纪念文章”是指纪念鲁迅的文章，紧接着的16日的夜里，胡风完成了一篇四千余字的《不死的青春》。读胡风的《不死的青春》，很难想象是在这样的情绪中写出的，通篇洋溢着一个战士的豪情和诗人的激情。譬如：

力量总是从存在着的力量产生出来，生长起来的。

……鲁迅的战斗开端，或者说人民革命派的战斗开端，那内在的根据当然是在欧战期间中国资产阶级的勃起和同时俱来的无产阶级的发育和觉醒，但对鲁迅成人民革命派说来，不管在逻辑性的主观认识上如何，却是诞生在无产者这一边，满怀着劳动人民的火热的渴求，带着初生的集体主义的精神冲上前线的。

……然而，既然是人之子，那就当然不是神之子。他还要和战斗同发展，他的集体主义的精神还要和战斗一同发展的。

战斗，一边是友，一边是仇。

对于仇，要“睁了眼看”，愈看愈清，愈看愈深，他自己曾经用譬喻说过，像希腊神话里的巨人，热烈地拥抱他的敌人，为了把他摔死；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为了‘皈戈一击，易致强敌的死命”。“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以对于敌人的认识和憎恨来养育自己，壮大自己。

对于友，对于人民，要“革命之爱在大众”，要“看地底下”，追求“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吸取露，吸取水”；为了得到身内的新陈代谢，因而才能够“挤出的是牛奶，血”。

那么，对于自己，临到需要执著什么的时候，临到需要割弃什么的时候，还能够不“心悦诚服”地顺着集体主义的要求的么？

他自己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的解剖我自己。”

他自己说：“到了打着自己的疮痕的去处，我就咬紧牙关忍受……。”  一个思想战士，如果他的战斗要求不愿经过考验，那他是为什么作战，又怎样能够作战呢？换一个说法，如果一个集体主义者不通过自我批评或自我斗争去获得战斗的实力，又怎样能够是集体主义者，有什么值得献出的呢？

然而，这并不是等于应该让苍蝇们来随便撒污，也不等于应该向暗地里掷来的‘‘石子”和背后泼来的“秽水”鞠身致谢，即使那是貌似的“友人”或心虚的友人掷来泼来的。因为，自我批评或自己斗争是为了追求真理，是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敌人，绝不是为了赢得一个谦谦君子的名誉的。在战斗过程中，难免有以不关痛痒处的或不到进入痛痒程度的“自我批评”做盾牌，靠了这，马上反过去污友为敌，以伪乱真的现象，但那和真的自我批评是并非一事的。

而真诚的思想战士，虽然对于自己，对于战友，绝不能“以欺瞒的心，用欺瞒的嘴”，总是在自我斗争中发展前进，但对于“怨敌”，就是到了力尽倒毙的时候，是“也一个都不宽允的”！

……真诚的战斗，总是乐观主义的，总是带着欢乐的旋律，至少也是通过苦痛而引发生欢乐的旋律的。

经过了锻炼的集体主义的战士，即使在离群的斗室里面，在单人的牢房里面，也还是集体主义的战士。身外的青春一人民的渴求和阶级的友爱倾注到了他的心里，使他充满了蓬勃的青春热力，能够通过冰河时代，能够征服暗夜！即使肉体朽腐，死亡了，但那青春的火焰已经熊熊地燃在身外，永不熄灭！

只有集体主义的战士才能通到将来，创造将来。是集体主义的战士，就一定能够通到将来，创造将来。

……今天，炬火升起了，太阳出来了，那用毛泽东思想的名字照耀着中国，照耀着人类，连他都在内。

然而，他并没有“消失”，他在大笑，他在歌唱。

“待我成尘时我将微笑”；他在微笑，微笑在他那明净如水的目光里面，微笑在他那倔强不屈的牙刷胡子下面。

他在微笑，对着他的正在年青起来了的祖国；他在微笑，对着不但征服了暗夜和死亡，而且正在年轻的活力里面着手创造历史的伟大的劳动人民；他在微笑，对着正在解除掉“因袭的重担”，欢乐地向集体主义努力前进的，千千万万的年轻的生命；他在微笑，他确信劳动的人民和年轻的生命们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面一定会克服身外身内的困难，胜利地创造出祖国的青春，人民的青春，人类的青春。

在文末，胡风写道：“1949年10月16日夜3时，急就，北京附记：手边只有借来的《热风》，三本《且介亭杂文》和一篇参考的论文中的引用文，其余引用的语句都是凭记忆。这些引用都是当作说明的例子，并不是以为这些才是最能够说明的例子。再，凭记忆的引用也许字句上有小参差。”

从这样的文字里，与胡风在家书里所流露的情绪可以泾渭分明。但在这充满战斗性的语言里，却又分明有着胡风的精神。

P8-12

壹

记得周作人说过的话，大意是自己的书房不能轻易给别人看，因为一个人的书房最容易让人看穿自己肚子里的货色，藏不住假。这点对大洋彼岸的人来说，泾渭不同，长毛番鬼恨不得到处炫耀自己的书房，即便没有多少藏书，也要制造一些假书——譬如橱门装饰着以假乱真的一排排书脊。譬如案头的一册大而精美的《坐拥书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内中所收的几乎都是美国的文人和经理人的书房，先不说其书房的大和壮观，即便是书架上的陈设，看上去真是“收藏”，即便书房主人说藏书为了实用，看上去也显得豪华。从各个不同身份的书房主人的自述里，藏书虽有种种不同，风格也虽然不同，但有一点相似，就是都贯穿一个主调，突出藏书和生活的和谐，而且都希望自己的书房让外人看上去是独一无二的，话语中充满着炫耀和自豪。不过看着他们的书房，也不得不说，那些书房的确值得骄傲，大洋彼岸的书房是我辈无法企及的。

与《坐拥书城》相比，《我的书房》(岳麓书社2005年版)是当下中国文人的书房，一页页翻下去，也有一相似点，就是大多强调书房的狭窄或来之不易，往往文人们的住房拥挤不堪，书房和客厅甚至卧室往往多种功能混用，即便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往往也是到了老年。而对于自己书房和书架的陈设也往往以朴实无华为第一选择，别说豪华和壮观，即便装饰也惟恐给人留下炫耀的印象。这一点和大洋彼岸的“同行”真是两个极端。书中所收的五十多个文人的书房几乎代表了当下文人的典型，不管是大是小，应该说，文人们的态度是一致的，书房是自己的精神的依托，也是自己安身立命的“底气”。

两年前在上海，有缘拜访一间位于永嘉路“慎成里”老石库门房子里的书房——“两步斋”，顾名思义，“两步”是说其小，书房里最大的特色就是书橱里和桌面上的一摞摞档案袋，里面都是主人采访的资料，这也体现了主人的特点，以人物传记的写作为主，档案袋里所放的都是所写人物的材料。“两步斋”主人丁言昭，其所写人物有一特点，都是现代文坛圈里圈外的“才女”，而且大多和她有着直接的联系，譬如上海的陆小曼、王映霞，北京的丁玲、冰心……不过，她笔下的这些才女，陆小曼和王映霞更生动亲切许多。这样的书房也实在反映了主人的生活。

我也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从最初书房、客厅和卧室共用一室，到现在有了独立的书房，应该说实现了有一间自己的书房的梦，但也像许多朋友一样，现在却很少在书房里读书了，在书房里更多是为了找书的苦恼和发现的乐趣，而读书却移到了客厅里——客厅俨然也成了书房的延续。书房于我更多成了“发呆”的角落。在生活里给自己留一间“发呆”的书房，也是“生活在别处”的乐趣和梦想的源地。

贰

我喜欢在书房里发呆，坐在那儿，并不看书，而是用散漫的目光检阅着或整齐或拥挤或杂乱的书阵书堆，就像抽烟的人吐着一个又一个烟圈看它们渐渐弥漫开来惬意地陶醉，或像喝酒的人端着酒盅小口小口地抿着麻醉自己的神经。夜晚的书房，给了我安逸，也给了我迷惘，有时候我不知道是我在看书还是书在看我，我和书就这样相互对视着，偶尔的一点对接有时刹那间碰撞出了火花，让我惊喜，也让我惊醒。书与人，人与书，在对视中就消磨了春夏秋冬。有时，拿起一本书并没有理由。也许因一本书，又翻起了另外几本相关或不相关的书。书里书外，整个人便坐在那儿发起杲来。譬如某个周末的夜晚偶然聚拢了我的目光的那几部已有些褪色的绿皮书：上海译文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

接连翻了几本陀氏作品的扉页(因为我有在上面记录买书情景的习惯)，我突然发现，1986年简直是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年”。一册上海译文版的《罪与罚》(1979年初版，1985年明第8次印刷)，紧贴着书脊顶端的透明胶纸已泛着深黄。在扉页上，留着当初买书的记录：“1986年12月3日购于沪”。是在从厦门返青岛的途中在上海转车，在书店里偶然见到了这本《罪与罚》，柜台后的女店员递给我这本书，不凑巧的是书架上只有这一本了，书脊顶端破裂了，一位老店员从姑娘手中接过去说，补一下就没事了。那时，我正迷恋陀氏的作品，这套上海译文浅墨绿的陀氏作品集，我几乎见一本买一本。《少年》(1985年9月初版)，我的记录是：“1986年夏购于四方”。再如《死屋手记》《被侮辱与损害的》《白痴》也是在1986年买到的。其中，1986年明初版的《白痴》我是“1986年11月27日购于厦门鼓浪屿”。看着这些买书的记录，恍如隔世。1986年秋天我第二次去厦门，从上海转车简直就是灾难，至今想来上海火车站售票窗口的拥挤不堪仍历历在目。从上海到厦门，在火车上我几乎站了一路，当时的总行程大约二十多个小时，我站了十六个小时，真是刻骨铭心。后来火车到了一站停车，我感觉那火车仍在轰轰地行进着。回程时虽然更拥挤不堪，但我有了一个座位。不过快到杭州时，上来一位抱孩子的年青女人，就站在我边上。最后的结果自然是我站了起来。

这套陀氏作品集我最先买的是两册本的《中短篇小说》(1983年6月初版)，1984年夏天在青岛中山路的新华书店里意外买到的。最初对陀氏的认识是读初中时从报亭里买到的一本杂志，杂志名已记忆模糊，仿佛是《俄苏文学》之类，封底是一幅陀氏在书房里的木刻版画，杂志里有陀氏的纪念专辑，其中有一个短篇小说叫《小英雄》，正是这篇并非陀氏优秀之作的短篇小说，引起了我梦中关于异性的幻想，并让我牢记了这个“病态”的作家。当我在书店里见到他的《中短篇小说》时，没有丝毫犹豫便买了下来。但读这两册书的结果，是我被《穷人》打动了，并迷恋上了陀氏的作品。1986年在青岛的暑期图书博览会上，也就是后来的特价书市，我意外淘到一本小册子：《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初版)，定价九角三分，又打了半价，简直是白拣。这本小册子是陀氏夫人的回忆录，从她的回忆中，陀氏的形象牢牢刻在了我的印象中。后来我在北大校园里北大出版社的门市部里虽然买到了新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回忆录》(“1988年3月5日于北大。”)，但读起来仍没有那本小册子亲切。

在1986年我买了第一本外国作家评论集，这就是封面上标明“(苏)叶尔米洛夫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2月新一版)，满涛译，定价一元二角五分。正是这本书，让我对陀氏的作品有了大概的了解，也有了要买齐他的作品集的念头。买此书是和一本陀氏的小册子一起，即收入人民文学版《文学小丛书》中的《白夜·舅舅的梦》(1985年3月初版)。在这本小册子上还留下一行字：“1996年10月26日整理藏书”。对此，我已印象全无。

一部厚厚的格罗斯曼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8月初版)的扉页上则写着：“1988年9月20日购于温州”。这勾起多少记忆，夹杂着桂花的浓香。是在温州郊外一个叫白象的小镇，一座不高的山岭和一座废弃的庙宇，温州地震台所在的庭院里，在那里我呆了三个多月，中秋节时，院中的桂花树已浓得醉人，一大早赶到白象镇乘车去了温州，在温州新华书店遇到了这部传记。于是，接下来寂寞的日子里，我追踪着陀氏的身影在时间的河里逆流而上。那个沉浸在轮盘赌中不能自拔的神经质的癫痫病人始终在我眼前，讲述着他所遇到的那些奇奇怪怪的白痴、疯子、放高利贷人、妓女、临刑的杀人犯，当然，还有他年青善良的妻子。转过年来，我就买到了《赌徒》：“1989年3月5日购于青岛古籍书店。”

在人民文学版的《罪与罚》(1982年10月初版，1989年3月第一次印刷)的扉页上，记录着“1989年9月3日午于青岛台东书店”。此书插在那些上海译文版绿色的陀氏作品集中显得突兀扎眼，白色底的装帧，封面是典型的张守义的风格：老灯盏，没脸的人。但这部书在陀氏作品中是我读得最多的一本，前后不下五遍。至此，买陀氏的书告一段落，接下来书店里像是失踪了他的身影，《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群魔》成了我的心病。后来，青岛的海洋研究所图书馆处理文艺藏书，我意外淘到了两卷本人文版的《群魔》，但这两本旧书我一直没放入书橱，对待“藏书”，我有着洁癖。翻完这两本旧书，我找来报纸把它们包了起来，放到阳台的角落里。后来，当我惊喜地买到新版的《群魔》时，这两卷旧书便让我送给了喜欢淘旧书的朋友了。译林出版社2002年5月初版的《群魔》厚厚的像块砖，三十六元五角，译者是臧仲伦。在扉页上，我写道：“2002年6月19日午逛书城，该书久觅未得，今意外相遇，携之尽兴而归。”陀氏最重要的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后来我有不同的版本，先是浙江文艺出版社精装的一厚本，接着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精装的两卷本，后者是我1996年春在北京人文社门市部买的，上面题道：“……至‘阁楼’寻访SY不遇偶见S公。”同时买回来的还有陀氏的《书信选》。前者是该书的编辑送我的，扉页上写着：“1996年11月收杭州寄书。”

某年在书店里见到了上海译文社新版的六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封面已换成了冰冷的深蓝色，没有了旧版的暖调。看着那些熟悉的书名，起了莫名的感动。只有一本的书名陌生，这就是《鬼》。先是迟疑，接着释然，恐怕是《群魔》的新名吧。果然。我还是挑选了两本，一本是《白夜》，一本是改头换面的《鬼》。在扉页上我都写道：“2005年明31日于青岛小书店。”其实，再买这两本书，我已没有了激动。

在书房里这样散漫着自己的目光，拿起几本相关或不相关的书，有时让我沉醉，有时让我起了忧伤，譬如，当年和我一起到上海、厦门、温州的老师中，已有三位离开了人间，送我书的那位编辑朋友也移民到了大洋彼岸，而当年我在青岛买书的书店，有的也已经没有了踪影，古籍书店、台东书店已成了纸上的记忆。当然，更多的时候，是书消磨和充实了我的夜晚。

叁

在我醉心搜买陀氏著作的1980年代，其实，我更醉心搜求的还是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从他们的单本选集，到选集，甚至于全集，逐渐搜买我喜欢的作家的作品，搜罗最多的，除了鲁迅之外，就是沈从文、萧乾和周作人。一册1981年湖南人民版的《沈从文散文选》点亮了尚在读中学的我的文学梦想，而1980年人文版的《萧乾散文特写选》，尤其是书中最前边的那篇长长的代序《未带地图的旅人》给我打开了憧憬未来的窗口。高中生活的两年里，这两本书成了我百读不厌的书。就像我上边讲述的买陀氏的书，买沈从文的书和买萧乾的书，也就各自有了长长的故事。就像有—本导游指南，林非的一册《现代六十家散文札记》(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成了我的买书指南——那上边的名单成了我的买书目标。当然，很快就发现此书名单的局限，譬如没有周作人、梁实秋等人。但1980年代初大量的现代作家作品的重新出版，还是很快让我找到了他们的书。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推出的上下两册的《中国现代散文》，则让我读到了许多陌生而充满魅力的现代散文，譬如朱自清和俞平伯的同题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1981年湖南人民版的《沈从文散文选》至今是我珍爱的一本书，其所选文章实在是沈从文的精品：《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一个传奇的本事》(附录黄永玉的那篇名文《太阳下的风景——沈从文与我》)，还有一篇1949年后沈从文写的《新湘行记》。这本书带给我无边的想象。围绕沈从文，我的买书渐渐形成了一个专题。某晚从《萧乾书信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读到萧乾在给杨振声儿子杨起教授的信中流露对沈从文的不满时，大为惊讶。而从他另外的信中，也发现原来萧沈之间友谊已经决裂，难怪在《未带地图的旅人》中不提沈从文的名字。再后来，这些作家的书，只要是1980年之后出版的，只要是我喜欢的作家或我觉得理应收集的作品的书，在书店里见到后，不会空手而归的。

某日，与几位师友聚会，其中一位谈到了他阅读印象中的一些现代文人，譬如沈从文，他说沈先生1949年后遭遇不幸，生活和工作都很艰难，“文革”时还被迫去了干校劳动。我好像条件反射，立即回应：你说的不确切，沈从文1949年后的确遭遇不公平对待，但比起他的同时代的许多作家来说还是不错的，不能说遭遇不幸，因为他是一级研究员，工资待遇还是很高的，只能说处境不好，他没被打成“右派”，“文革”遭殃是那一代知识分子都如此，至于到干校，以他的年龄和身体他可以不去，但他自己要求下去……朋友又说沈先生是书呆子，只知道搞研究。我马上又答：沈从文不是书呆子，他很聪明，从他的书信中就能看出来，他如何找关系调动在四川“三线”企业里的儿子儿媳回北京……朋友忍不住问我：你怎么对沈从文如此不满？我先是惊讶，继而笑了，说：其实我非常喜欢沈从文。但正因为喜欢，他的书我搜集得很全，别人谈他的书我也买了许多，尽管我不是现代文学的研究者，但诸如花城版和天津人民版的《沈从文研究资料》及《沈从文年谱》之类的书，也从书店里淘回家。不过，正因为看了他的全集和相关人的不同描述，沈从文这个名字对我来说不再是单一的面貌……

肆

从2006年起，我也渐渐习惯了上网。作为媒体从业人员，网络已经成了我每日工作时的依赖。但是，网络只是我工作的工具，不是我享受阅读的工具。我的阅读是分成不同的两个方式的：白天在报社，网络是我工作的工具，是我获得资讯的窗口，是我寻求疑难解答的“百度”。夜晚，职业工作之外的我，网络不再是依赖。我仍喜欢在书房里发呆。再发达的网络，再丰富的网络信息，也取代不了在书房里发呆的快乐。  前不久，一位网络上结识的朋友从海外来到青岛，目的之一是来看看“书鱼知小”的书房。朋友指着我书橱里的一排《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说：这个版本已经过时了吧？你还查阅吗？我答：不查。她的眼光里充满疑惑。我又说：现在有“百度”，有“搜狗”。她恍然。是啊，有些书，即便不再查阅了，但看着也舒服。也许这就是“书鱼”的病吧。

从一本本相关或不相关的书里费事寻找翻阅得到的“发现”，与点击“百度”“搜狗”迅即得到的“结果”，其过程和感受是不同的。一个晚上可能都被找书的过程浪费了，但在这浪费里却往往有意外的发现和愉悦。

其实，生活是需要有“浪费”来填满匆匆流走的日子的。

无边的网络扩大了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

在书房里发呆，是在关上电脑之后。

夏天的早晨走在大学路上，常常涌上一种眩晕的感觉，觉得有些恍惚，即便是阳光明媚，走在大学路上也没有被夏日的阳光刺花了眼的感觉——马路两边高大的法国梧桐树枝桠交错在空中形成绿油油的林荫道。走在树荫里一路下坡，先是路过一家小学——我的女儿在这儿已经读到小学四年级，暑假马上就要来了，再开学就是五年级了。这所学校的老楼在1949年前是两湖会馆，两湖会馆的创办与当年执掌青岛市长之权的沈鸿烈有着密切的关联，而沈鸿烈作为当年东北军系列的海军舰队司令和青岛特别市的市长，即便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是青岛老故事里的主角，尽管在1949年沈鸿烈已经随着国民党政权去了台湾。马路对面，则是当年的国立山东大学，高高的围墙让这条马路显得幽静了许多——校园里与大学路和红岛路交界的一角矗立着“一多楼”和楼前的闻一多雕像。其实这条马路在以前——至少在我记忆中的1970年代——是很幽静的，直到1980年代中期，这条马路上还只跑着两路公交车：1路和25路公交车，更多的是骑自行车的人，而当时即便是骑自行车，大学路也是人车稀少。曾几何时，大学路已经成了老城的主干道，高大的梧桐树吸收了车流的滚滚喧闹，遮蔽天空的浓荫也让嘈杂的人群安静了许多。大学路是有故事的，就像1930年代的老山东大学成了青岛的历史遗产——今天已经变成了城市文化的骄傲，走在大学路感觉当年的国立山东大学既遥远又亲近，当年的那些文人在青岛的往事已成了今天的谈资，一路走过，墙边的游览标志牌上注明着那些文人故居的地址，几乎都在这条路的周围，闻一多、沈从文、梁实秋、杨振声……而一条短短的岔路上，老舍故居的门前总是寂静着，尽管老舍故居已经正式建成了“骆驼祥子纪念馆”，每次走过，依然是游人寥寥。老舍当年在这儿，写下了他的不朽小说《骆驼祥子》，在这里老舍正式开始了他的职业写作，在这里他的家庭生活是宁静的，等他离开这里，等他去了武汉，等他去了重庆，老舍的生活和情感有了转折和变化。现在的老舍故居，老舍的头像雕塑面对着小院角落里的青铜塑造的拉车的祥子，尽管祥子的世界属于北京的生活，祥子的纪念馆却建在了他的诞生地。在老舍故居狭窄的房子里，想象不出当年的老舍是怎样的生活状态，他的遗物既真实又显得似是而非。不远的一栋老屋就是杨振声故居，与老舍的故事相比，曾任山东大学校长的杨振声就显得故事不多了。不过，闻一多留下的故事却是浪漫的：闻一多在这里为女作家方令孺写了长诗《奇迹》，以期待自己的情感生活出现“奇迹”……

走过大学路，常常自动或被动想起这些文人，他们的旧居他们的故事都留在这条有着浓密绿荫的老路上。这些文人在青岛的故事都属于1930年代。当代的文人故事对我来说只有一位当了一辈子小学美术教员的轶事：一位报社的老同事告诉我，在20世纪60～70年代，一位医生把他在大学路上的一间闲置不用的老屋收拾出来，提供给他的一位喜欢画画的当小学美术教员的朋友在这里画画，小学美术老师的家里太拥挤，放不下一张合适的画案。到了星期天或假期里，小学教员就来这里挥笔作画，据说，仅仅是齐白石老人的荷花，小学教员就临摹了一千多幅，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最终小学教员有了属于自己的笔墨，在他到了应该退休的年龄，他的写意中国画被李苦禅誉为“白石后一人而已”，成了大器晚成的又一例证。这位小学教员就是张朋先生。张朋先生留在大学路的这则故事，常常让我猜想当年的那间闲置的老屋是在哪所老院中呢？

张朋先生去世到现在正好满一年了去年也是在这个时节，我在博客上写下了一篇札记：

看到张朋先生去世的消息，享年九十二岁，晚上找出写有当时拜访老人的札记的画册。记得当天从张先生家出来，来到报社后，收到了北京朋友寄来的这册自印的画册《2006苏州雅集》，顺手就在前边的白页上记录了到张先生家的印象。前些天和一位上海来的美术评论家谈起一张朋，评论家很为张先生晚年的搁笔感到惋惜，说其实完全可以再画啊，对外宣布封笔，不等于真正在家里不画，这个样子，实在是损失。我没接话，张先生搁笔，自然有他的道理，也许是看到老人生活中的样子，和他的绘画留给我的印象差距太远了。这几年，每个星期天，我都要陪着女儿到少年宫，每次都要经过张先生家的院门。常常不由得要扭头看看张先生住的那间采光并不太好的房间窗户，一位真正的画家真实地呈现在眼前。现在老人去世了，再走过那个熟悉的门牌号码，会有什么感觉呢？

在那本《2006苏州雅集》卷前白色扉页上，我写道：

2006年4Pl 5日清明节周三上午九点随H兄至黄台路某号院门前与他小学美术老师会合，拜访张朋先生。H兄美术启蒙老师当年曾随张朋学画。至一楼张朋家，印象深刻，出乎想象。张先生八四年搬入此“旧套三”居(当时为新楼属好房)，一直未再迁居。张老言搬过七次家才有此屋。几年前青岛文化名人公寓落成，曾让老人搬入，但为张老拒绝。老人起居室看上去不足十平方米，窄小寒酸，墙上两幅写于八十年代初的书法，三张镶在镜框中的张朋彩色照片。老人手冰凉，眼神纯净，已戒酒，但仍吸烟，不是弹烟灰，而是直接用焦黄的食指掐掉。言谈清晰，说已八十八岁，仍是老毛病，脑供血不足，胳膊凉。问老学生现在住何处，并拿出一张纸片让他写下地址。家中已看不出书香色彩，更无文厉之类，旧桌上一个笔架孤单摆在那儿，架上并无毛笔。当年作画工具已送学生们了。张先生说自己从七九年就不再画了，八十年代初还画过_些，但很少，只零星画过一些。老人桌上也少书卷，三部厚实的旧《辞源》流露着一点文气。张先生当年喜欢围棋，亦早已放弃，几乎与搁笔同时。张先生的老伴坐在一边的小床上，后来说累了就躺在了小床上。张先生和老学生谈起当年旧事，话题不再涉及绘事。我突然悟出张先生何以搁笔：做小学美术教师时的张朋，绘画带给他的是精神的愉悦和心灵寄托，六十岁后因北京一些名家如袁运甫、祝大年、李苦禅等先后来青岛看到他的画后大加赞赏，之后他的画作传到北京，又受到李可染、张仃、吴作人等的褒扬而成名，尤其是时任文化部部长的黄镇就张先生的工作给予了批示，即将退休的小学老师，从而转身为大学教授，张朋的成名既晚也早，说早是因为若没有成名，他还会继续享受绘画的乐趣，成名带给他的虽然有生活和身份的改善，但更多是麻烦，尤其是各方面索画求画的纠缠，绘画已不再给他艺术的快乐。时下张朋画价早已与他无关，他的作品也大多离开了他的生活。张先生旧桌上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印刷品照片，是张先生画的牡丹。我们坐在(与张先生并排坐着)另一张稍大点的床上(这间小房间里因这两张床而显得拥挤)，身后墙上贴着一张印刷的张先生的画《得寿》，画面上是张先生最擅长的老猴献桃。张朋是青岛书画的绝唱。

实话说，拿张朋先生与老舍那一代的文人相比是不恰当的，即便是和当代的文人相比，张朋先生与全国的那些绘画大家相比，也只是一位属于本地的名家，但尽管是地方名家，张先生的写意中国画，是能够拿到北京上海为识者赏的。(艺术评论家陈传席曾把张朋和黄秋园、陈子庄、陶博吾并列为当代中国画四大“在野派”名家，虽是一家之言，但也可以想见张朋的画作艺术水准。)1949年之后，那些文人的故事都成了绝唱。即便是今天的张朋先生，也成了绝唱。

除了假期，每天的早晨和傍晚，我都要沿着大学路走过，陪着女儿来学校和回家，在夏天的绿荫里，阳光变成了一地的碎珠。走在这样蕴藏着多少现代文人故事的老街上，怀旧成了一路伴随的光影。走在大学路上，时常与老舍、沈从文、闻一多、梁实秋们遭遇，有时这种遭遇突如其来猝不及防。他们当年来过青岛，青岛是他们人生之旅的一个驿站，他们在这儿留下了《八骏图》《樱海集》《骆驼祥子》……也留下了他们的故事——与青岛有关的故事或无关的故事，我更感兴趣的并非他们与青岛的故事，而是他们自己的故事，尤其是他们与别人的故事。

2010年6月28日于青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