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塔村最早制作“狗皮膏药”的，是一个叫姚长义的外乡人。
据村里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说，姚长义是“民国”八年秋天落户到黄塔的。因为这一年村西坡地里过蚂蚱，铺天盖地、刷刷作响的飞蝗在那里滞留了三日，才裹着大如西瓜的疙瘩团滚过长虹渠向南转移，使黄塔村遭受了自清末民初以来最大的一次蝗灾。而姚长义就是过完蚂蚱后第二天下午进村的，所以老人们对姚长义这个外乡人的到来记忆犹新。
当时，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姚长义挑着一副担子，身后跟着一个形容枯槁的病秧子女人。他那副担子一头吊着个破箱，箱上放一卷脏铺盖；另一头挑着一只箩筐，里面坐一个眯着眼像是半死不活的黑娃娃。姚长义东张西望地沿街一路朝面走来，身后撵一群看稀的小孩儿和几只吐着舌头乱哄哄的黑黄花狗。到了街南快出村时，姚长义用袄袖蹭蹭额头上的汗，拽开怀里的衣襟，喘几口粗气，坐在酸枣岗旁一棵老榆树下，摸出烟袋“兹兹”抽起来。而黄脸瘦女人，则掏出箩筐里的脏娃娃，捂到怀里喂奶。待了一会儿，姚长义看看西山渐渐坠落的红日，就爬到大榆树上，折了几枝树权，比划着在酸枣岗上搭起了窝棚。正干得起劲时，村里的郭保长来了，拿脚踢踢地上的几根树枝，瞪着眼睛道：“你只是要饭，我不管，你要是在这里住下，不行，你不知道前几天村里过蚂蚱，把俺村快熟的庄稼啃了个精光吗？大伙儿收不上粮食，再添三张嘴，你不是硬从我黄塔几百口人嘴里抢饭，不行不行！”
姚长义停住手脚，打量郭保长一眼，疑惑地问：“这里过蚂蚱了？”
“可不是咋的？多年不见的蝗灾，你往西瞧，那是刘家的豆地，光剩秃枯权了。”郭保长拿手指指说，“你往东走吧，趁天还不黑，东边是长屯，离这里四里，还有个破庙闲着没人住，去吧去吧！”
姚长义朝西看看地里的庄稼，见茫茫一片被糟蹋得不成样子的禾叶，挠着头皮想了想，便端着烟袋往郭保长手里塞：“爷，你吸袋烟，吸袋烟再说。”
郭保长推开他的手，皱着眉说：“我不是撵你，不想留你，秋里遭蚂蚱，秋后村里人肯定得外出逃荒。再说，你要是今夜住在这个窝棚里，西坡地的狼夜里叼了你和老婆孩子，我咋交代？走吧，远来的客，你快按我给你指的道，往东走吧。”
姚长义搓搓手，走到大榆树下，从脏铺盖卷里抽出一张山羊皮，卷巴卷巴夹在郭保长腋下，然后弓着腰拉住他的胳膊笑笑说：“爷，可怜可怜俺三口吧，俺跑了一天，又饿又累，实在走不动了，等歇一夜，俺明天再走，爷，求你老人家啦。”
郭保长斜眼看看胳肢窝里的羊皮，问他道：“你姓啥？”
“姓姚，叫长义。”
“从哪儿来呀？” “俺从北边汤阴县王马湖来，那里春旱，地皮像瓦片一样，秋苗出不来，俺领着老婆孩子出来要饭，已经走了三个月了。”
“那逃到哪儿算一站啊？·”
“不知道，四处要口饭，哪儿黑哪儿住，走到哪儿算哪儿吧。”
郭保长叹口气，看看在榆树下喂孩子奶的瘦女人，对他说：“姓姚的，明天得走呀，再不走，我可来硬的啦！”
第二天，姚长义没有走，以后也没有走。当时，郭保长来撵他，让人把他搭的窝棚拆了，他不喊也不叫，就又搭起来，总之是不走。郭保长为此很奇怪，跺着脚叫道：“邪门啦，你随便走个村也比黄塔强，这里有啥恋头，值得你像个粘窝窝似的粘在这儿。”
但姚长义挺犟，硬着脖颈儿说：“保长爷，你不管说啥，也不管你打我还是杀我，我就是不离开黄塔，不离开这个窝棚。”
郭保长见这个外来汉子的头挺难剃，再加上要了人家一张羊皮，便嘟囔了一句：“我在上边给你报了名，往后别给我在村里找事就行了！”
多年以后，人们才知道，姚长义领着老婆孩子初到黄塔的那天晚上，原来发生了一桩与他命运休戚相关的事情，才使他留在了这个小村子里。
姚长义在黄塔村南的窝棚里住了一阵子之后，就外出了半个多月，回来后，他便忽然有了钱。于是他拆掉窝棚，在原址上盖了两间草房，又托坯垒了个小院墙，并买了一头牛一只步犁，在酸枣岗上开出了一片荒地。这时，他把娃娃秋生改名为瑞生。瑞生吃胖了，满街活蹦乱跳；女人月霞也像久旱的秧苗遇了场透雨般舒展起来，她个儿高，皮肤细嫩，脸红扑扑的，一笑两个酒窝，嘴里露一只小虎牙，样子艳丽。据当时姚长义自己说，他外出那半个月，其实是回了一趟老家，老家在汲县比干墓那一带，是方圆十几里有名的大户，家里有父亲和哥嫂。到了老家后，哥哥偷偷给了他一些钱，于是，他带回来盖了草房买了一头牛，并把娃子的名也按老家哥哥孩子的字号改作了“瑞”字辈。但那时黄塔人不相信，因为姚长义既然家里是大户，为什么不回老家汲县，非要领着老婆孩子逃荒要饭，长年在外四处沦落呢？逢说到这儿时，姚长义就不再言语，只是红着脸，支支吾吾咧着嘴走开。
第二年春天，姚长义和月霞在新开的荒地里种麦点豆，精耕细作，到秋天就收了不少粮食。姚长义一家有吃有喝，有穿有戴，日子过得安顺而祥和。黄塔的土著没人再小看新来的姚长义，个个见了他都先打招呼。因为他不但比村里的一些老户过得好，而且人又十分豁达仗义，逢有人遇事揭不开锅来借麦借米，他看也不看，就让人去屋里的瓮里挖，并说：“有就还，没有就拉倒，几升粮食，算个啥啊！”
冬天，街里常路过一些光着脚板要饭的人，这些人只要被姚长义看见，他就脱下来自己的一双鞋扔过去，而他则光着脚回家，让月霞给他做新鞋，可新鞋穿了没几天，就又让他扔给了没鞋的人。有人笑他说：“长义兄弟，光扔鞋也得叫你把家扔穷了，穿不上鞋的人多了，你给得起吗？”姚长义摆摆手说：“这算啥，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斤，处富贵地，要矜怜贫贱的痛痒，人安乐场之日，当体谅患难时景况。看见那些没鞋穿的人，我就想起了两年前的我自己。”
姚长义制作“狗皮膏药”兼为人看病，是半年以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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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从鲁院结业，已经十年，回首往事，这十年间，又有众多的学弟学妹从这里辗转走了出去。经常会在不同场合见到这些孜孜以求的学子们，大家挚手道来，杯盏交错、文脉暗通，倍感亲切。我们这班常被人们谑称为“黄埔二期”。这二期冠以高编班，大多男女都是从事主编和编辑工作的。通常来说，是为他人作嫁衣。众多的青年才俊，文坛新星几乎都是从这些人的慧眼中跃上文坛的。然而这些玉尺量才的人物中也不乏吟风弄月、硬语盘空、出将入相，怀有不羁之才的各路神仙。今天，这些慧业文人大多已执掌了各地的文坛大印，并在创作上春华秋实，多有斩获。回望朝花夕拾，少长成集、剑胆琴心、风骨峭峻、仁义君子、不栉进士都花开花落，触景伤情，喟然长叹。
今天的鲁院已迁至富丽堂皇的文学馆院内，经常会与巴金、茅盾及郭老曹老等作家的塑像耳鬓厮磨，熏染贯通文气。在这里，他们听了莫言与库切的演讲，在这里，他们常能近水楼台聆闻到各路艺文大师的教诲。且蓉花开放之际，宿舍窗明几亮、宽敞舒适。这里已成酝酿发酵李白斗酒十千，李清照品竹弹丝之地。
而我们那时，则蛰居在南八里庄城乡结合处一隅，在方寸之地的校园内，探星望月，穷源溯流，河海不择细泉。这里，我们听了音乐、我们习了军事、我们走进了现代派的美术空间。我们看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电影与话剧。我们吹过牛，喝过酒，吃了一串又一串的羊肉串，周围的湘菜馆、老五饺子馆及远一点的骨头庄和涮肉坊都让我们扫荡遍了。我们柔情四溢，我们苦辣酸甜交织于胸。
相对于鲁十二期少数民族班在国庆大典时登上天安门观礼的荣幸，我们则赶上了非典，囚禁于院墙之内，困而学之。至今，那戴着口罩的合影仍让我们记忆犹新。由此，我们成了鲁院最长一期的培训班，前后整整待了一年。这一年中山高水长，流水落花，皆成遗音袅袅。
当非典过后，四方散仙再次聚拢而来，迎堂开课，有些人事已非，物转星移，人去人来，流年似水。
出了这寸地尺天的校园，我们各奔东西，各创新业，各执春秋，蚕头燕尾、笔花四溅。常闻君住长江头，画龙点睛入，又探花落长江尾，纸落云烟出。也有几多知己在对景挂画中小聚畅想。其间却不知不觉中得知张新芝老大姐已患骨癌溘然离去，让人怅然。张新芝仅是《诗刊》一普通的行政工作人员，患病退休后仅三月就故去了。生前记得在一次同学聚会中，她硬掏出500块钱要请大家客，虽未领受，但这份情让人难忘。
这套丛书适值我们鲁二期十周年纪念日编出，其尺长寸短、含英咀华，也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处。编时，人事代谢红孩、曹雷帮助联系，刘俊帮助组稿并倾心旁求俊彦。也衔各路学友贤集奉文；在此特感谢白描院长为丛书作序并题字；最后要特别感谢出版人张海君先生和敦煌文艺出版社鼎力相助，促成此套丛书出版。在以鲁二期学员为重点的龙章凤姿外，也吸呐了其他班期学员的金石之声，甚至还包括老鲁院的学员王成林的佳作，有些未能单独结集的同学，已单篇收在另集《恰同学芳华》中。令我们颇感自豪的是莫言、王安忆、刘恒、余华、迟子建、刘震云、陈世旭、毕淑敏、严歌苓、虹影、王刚等也都在鲁迅文学院深造过。我们是这些前辈的延续，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足印。
王童
写于癸巳年己未月戊寅日子时
鲁院何以成为“作家的摇篮，文学的殿堂”？
白描
鲁院的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忙碌着。作为鲁院一名工作人员，我曾经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学员们“来了，去了；去了，来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拔又一拨。时光像沙漏一样，我的年华在他们身上流淌而去。我思索过如此存在的意义，有时也发出质疑。但最终明白，我属于他们。他们充实了我的生活，丰富了我的生命体验，拓展了我的价值疆域。我把心交给他们，愿意把灵魂敞露在他们面前。他们的呼吸牵动着我的心率，他们对你寄予期望，你同时也把期望寄予他们。他们会让你感到惊喜、骄傲，当然你也不能让他们失望。这样想后，即刻释然，不再为个人计划中的某些事情在他们身上延宕或者放弃懊丧。而一切付出也是有回报的，我的人生行囊里，装进了他们的礼物，是从别处不可能得到的礼物，那就是师生的感情。每当他们即将离去，每当与离去的他们重逢的时候，来自于他们的那份滚烫的对母校和老师的感念之情，让这个世界都变得温暖了。”“我知道我不属于他们。他们属于蓝天，属于大海，他们将驰骋于无边的草原和广袤的山川大地，他们属于未来。我呢，仍将像枚陀螺一样，在一个固定的点上兜圈子。还有生命的规律，大路在他们面前一直延伸，看不到尽头，因为他们年轻；而我，已经看清了前面的景观，因为我不再年轻。我只能陪伴他们同行一段，而后，路就由他们自己走了。但是，我仍要为他们祝福，我的祝福直达永远。”
这里写的是我的真实感情，也是我对自己的交代。
我们是以个体的身份定位于自己的工作岗位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但在学员眼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大名、官名，那就是“鲁院”，我们出现在学员面前，代表的是鲁院的形象，同时，我们还是一条纽带，一座桥梁，联系着学员与党和政府。鲁院工作无小事，高研班工作无小事，任何一个培训班的工作都无小事，从教学，到管理，到服务，从院长、老师，到做饭的大师傅、打扫房间的服务员，是一个整体结构上的链条，这个链条正常出色运转，学员不光会给我们打高分，还会感恩党和政府，相反，哪个环节出问题，不光会影响到学员对鲁院的看法，进而会影响到对党和政府的看法。我们举办的“80后”作家班、网络作家班、少数民族作家班，都印证了这一点。
每一届高研班，每一个培训班，我们都精心设计安排课程，认真组织实施教学计划，我们已经建立起一套自己的教学体系，但我常常在问这样一个问题，鲁院教学灵魂性的东西是什么？学员们的期待与我们的给予能否统一？我们将把他们送上一条什么样的路子？客观讲，学员们更多想的是得到知识和信息，学习方法和技巧，在这些方面，我们基本上满足了学员的要求，但这不是我们教学的全部，更不是我们教学的灵魂，灵魂性的工作是丰富和提高学员的综合素质，夯实作为一个作家的基本建设，这就是人格建设，是为何写、为谁写、写什么、怎样写的核心价值理念。这个工作必须渗透到教学的各个环节以及管理与服务的各个环节中，当然，不是生硬地灌输，而要以一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方式来进行。比如我们安排的国情与时政课程，请有关领导和各方面专家来校讲授，不是高台教化，而是客观介绍情况，交流认识和看法，学员们很容易接受，他们过去习惯站在本地区、本民族立场，站在个人立场看待问题，现在却能站在全局，站在党和政府的立场来理解我们的国情、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我们的大文化课和文学课，通过对文化视野的拓展，对文学艺术普遍性规律和主流经典作品意义的分析介绍，让学员们自然建立价值评判标准，自觉走向主流文化、主流文学。要引导学员走正经路，做正派人，写正道作品；面对文学事业，要有大视野、大胸怀、大境界、最好还有大手笔；起码要建立起四个基本意识：大众意识、祖国意识、使命意识、经典意识。——这是我们应该给予学员的最主要的东西。如果只传递给学员知识和信息，只教会他们技巧和方法，那只能培养出写手，而培养不出伟大的作家。
鲁院历史上出现三个辉煌时期：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20世纪80年代、21世纪高研班，也就是现在。2007年底，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栏目拍摄“鲁七”片子时，很多人认为鲁院的辉煌已经到了顶点，觉得高研班往下非常难办了，可是一直到今天，这种非常好的势头还在延续着。我认为我们还可以再创辉煌。“传承、创造、担当、超越”，鲁院的校训，应该是激励我们每位学员不断前行的动力，也应该成为不断激励鲁院每位工作人员不断前行的动力。
欣闻以鲁二期为重点出版鲁院“恰同学芳华”丛书，这是件好事，这套丛书除集结了鲁二期学员的作品外，也涵盖了一些其他班级学员，可一窥概貌。这个班的学员们大多都是从事编辑工作的，学员们也都比较成熟，许多学员今天已走上了各省市文联作协系统的领导岗位，创作上的成就也颇丰。在他们班进院十周年、鲁院二十期之际，出版这套丛书是件很有意义的事，在此我表示衷心的祝贺，并将曾总结鲁院工作的文章，摘要修改，代为序。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原常务副院长）
《将军墓》是作者贾兴安近十年间在全国各文学报刊上发表的中、短篇小说精品选集，不但屡次被名刊转载，获各类文学奖项，收入出版社年选本，有的还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作品题材广阔，风格多样，语言睿智，充满了探索意味和独创精神，集中展现了作者把握生活、超越时代的高超能力和艺术个性。
《将军墓》是作者贾兴安近十年间在全国各文学报刊上发表的中短篇小说精品选集，包括：《狗皮膏药》、《麦殇》、《金奴》、《将军墓》、《还是没有意思》、《景物与一些人》、《一张白纸》、《人咬狗》、《流泪的城市》、《未卜》、《球星》等十一部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