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礼乐文明，其礼，殊事合敬，其乐，异文合爱，煌煌郁郁，泽被深远。本书探赜索隐，对先秦时期的重要礼仪制度作了详细而深入的探讨。

本书试图利用出土材料，将传统的学术研究路数与现代学术研究范式相互结合，对先秦礼制的一些问题以及礼乐思想作一考察，内容涉及《周礼》所划分五礼的吉、凶、军、嘉等门类。

本书共分为十四章，主要内容包括：早期礼制的起源；周代丧葬礼制的初步考察；出土盟书与先秦盟诅礼；周代田猎礼考论等。

礼乐文明是华夏传统文化的核心，是蕴涵着独特价值观念和人文理念的文明体系。先秦时期是我国礼乐文明的奠基时期，研究先秦之礼，对于深入认识中华文明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本书遵循传统的礼学研究路数，虚实相间，将礼制考证与礼义阐发相结合，既利用出土材料，对先秦时期有关祭祀、丧葬、战争、田猎、射礼、会盟、养老、饮食、容礼等重要礼仪制度钩玄提要，作了细致的探讨，又结合简帛文献，对先秦时期的礼乐思想进行了深入的阐述。

第一章 早期礼制的起源

一、早期礼制的物化形式

二、私有制、社会复杂化：礼制的初步形成

三、诸文化板块的融合与文化面貌的差异

四、结语

第二章 周代丧葬礼制的初步考察

一、周代丧礼程序梗概

二、殓具

三、棺椁制度与棺饰

四、墓葬制度

五、赙赠制度与遣册、赠书

六、随葬与殉葬

七、对《仪礼》记载的丧葬制度的初步认识

附录 殷周墓葬所奠牲体礼制的考察

一、奠牲的文献考察

二、殷周墓葬随葬牲体的考察

三、对墓葬内所奠牲体的探讨

四、“苞牲”与周代丧葬礼中的殷礼因素

第三章 出土盟书与先秦盟诅礼

一、盟誓遗址以及盟书的发现

二、盟与诅的概念界定及区别

三、会盟礼仪

四、对盟诅之解除

五、盟礼与诚信观念

第四章 周代田猎礼考论

一、田猎之法

二、田猎礼规钩沉

三、田猎礼与儒家人文主义

第五章 殷周战争礼考

一、战争礼仪

二、周代战争的礼制原则

第六章 出土文物与殷周射礼

一、甲金文记载的射礼

二、射器考

三、《仪礼》乡射礼主要仪节

四、儒家射礼的文化内涵

第七章 周代容礼考

一、容礼的历史考察

二、五官之礼容

三、身体行为展现之礼容

四、容礼之纲目”

五、容礼之意义

第八章 先秦时期的威仪与威仪观

一、“威仪”释义

二、殷周社会变革与威仪之勃兴

三、周人的威仪观

四、春秋以降威仪的式微

第九章 先秦养老礼考

一、养老的对象

二、养老内容

三、其他规定以优老

第十章 周代祭祀遗址与周代祭祀

一、祭祀的概念界定

二、周代的鬼神系统

三、坛蝉坎与宗庙

四、周代祭法

五、祭祀遗址概况

六、祭仪蠡测

七、祭品的考察

第十一章 出土乐器与周代用乐礼制

一、出土乐器

二、周代乐，悬及面悬制度

三、不同礼典中的用乐礼制

第十二章 周代礼器与饮食礼仪

一、食物制作以及进食方式

二、饮食礼中的礼器一

三、牲体升载与酒器陈设

四、飨礼、食礼、燕礼之异同

五、酒礼、食礼程序梗概

六、周代饮食礼仪的文化意义

附录 《论语·乡党》“割不正不食”释义

第十三章 考古发现与殷周礼制研究二题

一、凌阴、冰厨遗址与先秦时期的冰政

二、考古发现的马与殷周时期的马政

第十四章 新出竹简帛书与儒家礼乐教化之道

一、礼乐传统的突破与礼乐思想的内向化

二、儒家乐教思想

三、教化达之天下

附录

后记

二、田猎礼规钩沉

周代的田猎礼制是一个颇为复杂的体系，它既包含为保护自然环境而制定的一些措施，如田猎的时禁、禁杀幼崽等，也包含在具体的狩猎过程中，出于特定目的而必须遵循的礼仪法度。

（一）以时田猎，反对滥杀

在中国古代观念中，因时间乃是天地运行，日月交会所产生，故顺时行令对于社会与个人至为关键。如《礼记·礼器》云：“作大事必顺天时，为朝夕必放于日月”，这就反映了行事合乎天时的重要性。周礼规定，田猎要顺应四时，是以四季田猎各有专名。《左传·隐公五年》：“故春菟。夏苗，秋尔，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杜注：“蔸，索，择取不孕者。苗，为苗除害也。猕，杀也，以杀为名，顺秋气也。狩，围守也，冬物毕成。获则取之，元所择也。”古人田猎，比较重视秋、冬两季节，春、夏虽有田猎之制，但礼节‘、仪式等并不要求太完备。

周代，规定对野生动物的狩猎必须遵守“时禁”，田猎依据具体的时令而禁止猎杀禽兽，这也属于周礼的内容。《逸周书·文传》明确记载周代“畋猎以时”。《大戴礼记·曾子大孝》也说：“禽兽以时杀焉。”《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规定：“开蛰不杀。”《管子·禁藏》谓“当春三月……毋杀畜生，毋拊卵……”《国语·鲁语上》里革云：“鸟兽孕，水虫成，兽虞于是乎禁置罗。”《礼记·月令》规定以时令而禁止相应的田猎行为：孟春之月“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唐毋卵”；季春之月“田猎置罘、罗网、毕翳、馁兽之药，毋出九门”；孟夏之月“驱兽毋害五谷，无大田猎”。《礼记·王制》则以“豺祭兽”、“鸠化为鹰”作为开始田猎、捕鸟的物候指标，十月“獭祭鱼，然后虞人人泽梁”，准许捕鱼。十月“豺祭兽”，豺祭兽之后，百姓可以田猎。八月，“然后设屑罗”。十月“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未十月之时，“昆虫未蛰，不以火田”，禁止焚烧草木以田猎。

这种“时禁”是为了保护幼小和怀孕的禽兽以及尚未孵化的禽卵，反对斩尽杀绝式的狩猎。周代礼法规定，田猎不捕幼兽，不采鸟卵，不杀有孕之兽，不伤未长成的小兽，不破坏鸟巢。如《礼记·王制》规定“不摩。不卵，不杀胎，不妖夭，不覆巢”，又=要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粥于市”。刘向《说苑·修文》也有相同的记载：“取禽不鏖卵，不杀孕重者，春苋者，不杀小雇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周礼·地官》中有掌管狩猎事务的“迹人”，其职就是“禁摩卵者与其毒矢射者”，包括禁止猎取幼兽、怀孕的母兽，禁止攫取鸟卵、倾覆鸟巢和使用毒箭。《管子·四时》也有“无杀麂夭，毋蹇华绝芋”的禁令。周人宗庙祭祀，要求“不成禽不献”，因为“恶其害幼少”，也是为了保护幼崽而制定的礼规。

在长期的渔猎实践中，人们逐渐认识到维护生态平衡的意义。若大肆田猎。则极易造成生态资源的枯竭，《吕氏春秋·义赏》说：“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吕氏春秋·应同》：“夫覆巢毁卵，则凤凰不至，刳兽食胎，则麒麟不来。干泽涸渔，则龟蛇不往。”《韩非子·说难》谓：“焚林而田，偷取多兽，后必无兽。”田猎以时，目的是保证野生动物种群能够正常地生长延续，维护生态资源的可持续生长。《逸周书·大聚解》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人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且以并农力执，成男女之功。夫然，则有生而不失其宜，万物不失其性，人不失其事，天不失其时，以成万财。”《逸周书·文传》也说：“不雇不卵，以成鸟兽之长。”这些认识与《国语·鲁语》里革劝谏鲁宣公要谨遵古训。合理利用生物资源以“蕃庶物也”的精神一致。

先秦儒家对维护生态的平衡和保证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比较重视。如《荀子·王制》主张：“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这是说养长和杀生要适合时宜。他认为“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人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艏鳢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人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

周代田猎，反对竭泽而渔式的滥肆捕杀，因此有“不合围，不掩群”的礼法。《礼记·王制》说：“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礼记·曲礼下》云：“国君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合围就是四面围之。国君春天田猎时，围猎捕杀要围而不合，留有余地，不能一网打尽，斩草除根。《周易·比卦》九五爻辞：“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三驱之礼，也就是围合三面，前开一路，使禽兽可逃。禽兽共聚，群聚则多，为了防止大量捕杀，故周礼规定不可成群猎取。

此外，古代田礼中经常有关于禁止毒杀野兽的律令，如上引《周礼·地官·迹人》中的迹人职“禁摩卵者与其毒矢射者”，郑玄注：“为其夭物且害心多也。”又《礼记·月令》说：“田猎、置罘、罗罔、毕翳、馁兽之药毋出九门。”郑注：“为鸟兽方孚乳，伤之逆天时也。兽罟日置罘，鸟罟日罗。罔小而柄长谓之毕。翳，射者所以自隐也。凡诸罟及毒药。禁其出九门，明其常有，时不得用耳。”

以上先秦田猎礼规对秦汉以后的田猎律令有较大影响。云梦睡虎地秦简《田律》规定：“春二月，毋……取生荔、唐卵觳，毋口口口口口口毒鱼鳖，置穿网，到七月而纵之。”春天二月，不准捉取幼兽、卵。不准毒杀鱼鳖，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阱和纲罟，到七月才解除禁令。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明确规定勿在春夏猎杀“产摩卵觳，毋杀其绳重者”。悬泉置平帝元始五年《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也有与《礼记·月令》田猎礼规基本相同的内容。

P134-137

吾华夏民族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唐代学者孔颖达在《左传·定公十年》疏中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中华文明之魂是礼乐文明，礼乐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是蕴涵中国独特的价值观和人文理念的文明体系，它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核心元素，是华夏文明的标志。钱穆先生指出，“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得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它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古代中国的礼，其实是一个建构完备的文化体系，这一体系涵摄了政治、法律、宗教、伦理和社会制度等多重内容。诚如章太炎先生在《检论·礼隆杀论》中说：“礼者，法度之通名，大别则官制、刑法、仪式是也。”礼是物质（礼物）、典章制度（礼制）、礼的践履（礼仪）、伦理思想（礼义）等多层面的统一体，兼具政治、宗教、伦理、道德等多重属性。中国的礼乐文明，它所追求的是一种尊卑有序、贵贱有等、和谐有序的有道秩序，它是以礼乐制度为基础，以诉诸贵族阶层自上而下垂教的礼乐教化方式，整合人伦关系的一种综合的文明体系。古礼的核心是人文精神，并‘以“合和”为价值追求，可以说，中国的礼乐文明是一种人文意义上的礼乐教化的综合文化共同体。

先秦时期，是中国文明的奠基时期。无论是在国家制度还是在思想文化等方面，这段时期对后世文化的走向都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夏、商、周三代的礼制，是每个王朝的政教刑法和朝章国典，是“经国家，定社稷”，治理国家，维系社会政治秩序的道德准则、规章制度和礼仪程式。古有五礼之说，礼制具体体现在祭祀、丧葬、朝觐、盟会、军事、田猎、婚冠等礼典上，“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不同等级的贵族，其使用的礼物以及礼仪等皆各有等差。故礼制具有别尊卑、贵贱、吉凶、男女、亲疏等功能。如《礼记·曲礼上》云：“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对先秦礼制进行研究，对于深入认识中国文明具有重要的意义。

近代以来，随着“礼教杀人”说的盛行，礼被视做落后的封建糟粕而被打入冷宫，问津礼学者颇为寥落。近三十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迁，礼学研究逐渐受到学者重视。这一时期，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方法和理论介入礼制研究领域，学者研究视野和领域逐渐拓宽，研究方法和角度各异，研究逐渐深入。然礼学难治，自古号称聚讼纷纭，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黄侃先生在《礼学略说》中归纳为“古书残缺、古制茫昧、古文简奥、异说纷纭”等几端，可谓中的之论。

由于近代考古学的确立，从上世纪以来，新的考古发现层出不穷，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它们不断更新着人们对中国文明的认识，也改变了人们对古代礼乐文明的认知。在学术研究方面，许多礼乐器以及兵器的出土，祭祀、墓葬等遗迹被发现，大大促进了学者对礼制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王静安先生提出“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来考察上古史，并利用甲骨刻辞研究殷礼，利用出土材料考证名物制度，成就卓然。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礼学研究取得了更长足的进步，尤其是利用出土金文、简帛以及田野考古材料来研究古礼蔚为风气，取得了斐然的成绩。例如陈汉平先生的《西周册命制度研究》对西周的册命制度进行了研究。张亚初、刘雨两位先生著《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一书，利用金文材料对西周官制作了详细的考察，并对《周礼》的内容及成书年代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刘雨撰写了一系列单篇论文，利用铜器铭文，对周代的祭祖礼、射礼、相见礼、军礼、大封礼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陈戍国先生的《先秦礼制研究》一书，利用考古、古文字资料论述了先秦礼典、礼制的起源和发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此外，由于新出简帛材料的公布，学界对战国时期儒家子思一系的礼学思想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由于出土的文物考古资料更接近历史的原貌，不像传世文献经过后儒的加工与改造，因此，利用考古材料研究先秦礼制，大大增强了礼学研究的科学性。大量的墓葬、祭祀遗存、宫殿建筑被发现，以及许多文物的出土，为探索丧葬礼制、祭礼以及名物制度等提供了广阔的研究方向，也使礼学研究更加深入、更加直观。考古学在中国的蓬勃发展，使学界对礼制的研究进入了新的天地，礼学研究的著作与文章不断问世，对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认识日益深入，可以说利用文物考古材料进行礼学研究方兴未艾。

本书试图利用出土材料，将传统的学术研究路数与现代学术研究范式相互结合，对先秦礼制的一些问题以及礼乐思想作一考察，内容涉及《周礼》所划分五礼的吉、凶、军、嘉等门类。这本小书中所选择讨论的问题，多是须假以时日以作深入研究的课题，如丧葬礼、祭礼等。皆为专门研究之题目。

礼学研究是一门艰深的专业，需要不慕浮华，发扬“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扎扎实实为学。愚不揣谫陋，自思愚者千虑，盖有一得，故效野人献曝，公之于众，庶几免于妄议礼之讥，则幸甚矣。古礼湮邈，素称难治，限于自己资质驽钝，孤陋寡闻，学识浅薄，本书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尚祈学界师友多提宝贵意见。《诗·周颂·敬之》云：“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谨以此句与博雅君子共勉！

先秦礼制从史前时期的“原礼”阶段，人文渐兴，进而发展至夏商时期的初具规模之礼制，是为“古礼”；经殷周之变，周人对古礼因袭损益，创一代之礼典，并赋予新的道德人文内涵，形成“郁郁乎文哉”之“周礼”，规模大张，仪轨至盛。周秦之变，礼乐崩溃，儒家虽高举周礼之大纛，实则对周礼作了重新诠释，赋予了深刻的文化内涵，并加以文本化，是为“儒礼”，为以后中国几千年的礼制奠定了基础。先秦之礼，乃中国礼乐文明之根。这本小书就是近几年来学习先秦礼学的心得与体会，内容是对先秦时期的部分礼制作了初步的归纳与总结，尚谈不上深入的研究。

本书能够顺利出版，与这些年诸位师长对我的帮助与关怀分不开。如陈旭老师、李峰老师、张国硕老师、韩国河老师、靳松安老师以及其他师长，对我的专业学习帮助尤多。尤其是读硕士期间，导师王蕴智先生对我的古文字学习付出了很多心血，要求严格，希望我能够打好基础。三载承诸恩诲，无任铭荷，然因己之资质愚钝，对古文字学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内心委实惭愧。2003年，我负笈北上求学，忝列于彭仪山先生门下，开始接触礼学。夫子境界高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为延续中国传统文化之脉，常不顾自己疲惫的身体而辛苦奋铎于杏坛，他传授给我的不仅仅是知识——艺，更有几千年来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优秀的人格精神——道。这种人格精神时时感召我、鞭策我，使我不敢懈怠，不敢荒废学业。然从本科学习开始，时光荏苒，至今已经十六年，由于自己资质驽钝，学问仍如墙上芦苇，学无根柢，思此尤深惶恐，唯有勤能补拙，尽驽马十驾之力。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苗书梅院长、谷跃峰书记与马玉臣副院长，为本书提供了部分出版资金，特此致谢！在写作过程中，礼学名家杨天宇先生多有指教，同时得到谢肃、张焕君、刘巍、刁小龙、张涛等同窗挚友的大力帮助，在此致以衷心的谢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马萧林、樊温泉、魏兴涛等诸位先生，对本书的成稿多有惠助，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文博系徐燕博士帮助扫描了本书需要的图片，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感谢天津人民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张献忠先生以及其他诸位编辑，他们以其渊博的学识与辛勤工作，减少了书稿中的许多错误，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

曹建墩

2009年11月1日于河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