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观这部及时、鼓舞人心的著作中的诸篇文章，作者们的旺盛精神和全心投入跃然纸上。他们身为迥然不同的多个冲突领域中的亲历者，对关乎我们所有人的一大批相互关联、迫在眉睫的问题条分缕析，从容评说，令读者眼界大开。作为处境优渥的公民，我们应该在多个方面感谢他们为改善人类生活而做出的杰出努力。阅读他们掷地有声的文章，能帮助我们更深入了解当代社会所面临的悬而未决的挑战，还能指导我们有效改变自我。8位作者都认识到错误曾经铸成，但他们对未来都抱有不同程度的乐观看法。人类在敌对环境中求生的一个关键战略始终是从经验中吸取教训。过去几年中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使我们更有希望学会如何为共同繁荣而改变世界和我们自身。

在剑桥形形色色的各种讲座中，就讲演者的知名度、面向公众的影响力以及在普及与学术的结合、听众人数(在剑桥大学最大的报告厅举行)方面，声望最高、首届一指的就是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的这个系列年度主题讲座。

这些讲座主题开放，论述深入，叙述新颖，不守常规，多个学科就一个主题由各学科从多个视角来阐述，主题本身似乎不属于任何学科，比如“结构”“起源…颜色”“灾难”“记忆”“证据”“时间”“身体”等。

这里我们能看到人文关怀和科学精神的真正有机结合，真正知识人的视野和素质，用我们通常很难最先想到的思考方式来表现这个世界，提供对世界不断的新的解释。

讲演者有画家、舞蹈家、天体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历史学家、小说家、神经系统科学家、控制论者、建筑大师、心理学家、作曲家、哲学家、经济学家。

序言

1 南非的变化

2 人权

3 当代政治中的宗教原教旨主义

4 遗传学革命

5 艾滋大流行

6 环境安全

7 联合国的作用

8 欧洲

南非的变化

“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变的年代”，这种说法都快成老生常谈了。我们目睹了过去约6年中所发生的事情，在这期间，许多人祈祷，参加各种运动，遭受苦难，身陷牢狱之灾，流亡海外；事实上，许多人为实现这种变化情愿付出最高的代价，即舍弃生命。有时，对于在我们身边上演的所见所闻之事，我们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而且，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最终也没能用语言来描述。说出就在我们眼前发生的真正的奇迹，我们并不觉得有什么困难。让我们一直感到振奋的是，我们见证着自由到处在爆发——在那些最不可能和最想象不到之处，有时甚至以一种令人晕眩的速度爆发出来。

我们所熟悉的地缘政治世界的特征几乎在一夜之间消失了，我们的语言以及我们感知和描述世界的方式也要做出相应的改变。今天，再也没有齐奥塞斯库了，柏林墙倒塌了。再也没有里根总统所描述的“邪恶帝国”，因此我们不用再去谈论铁幕、谈论东西方的意识形态集团了。因为冷战结束了。事实上，目前仅有一个超级大国，我们所有人都渴望从所谓的和平红利(peace dividend)中分得一杯羹。

我们热切地希望，所有的这些变化能够给愚蠢而可恶的军备竞赛带来影响，进行军备竞赛时，巨额的金钱被耗费在带来死亡和破坏的军火库上。这些预算的一点零头就可以保证上帝各处的孩子们获得干净的水供应、充足的住房、支付得起的医疗保险。这些钱可以使这样的事情成为过去，即由于营养缺乏而导致他们遭受痛苦并常常是死亡，而这种病本来是很容易避免的；这些钱可以给他们带来安定而幸福的家庭和童年，并给予他们合宜的教育。这一和平红利意味着把发展中世界分裂成支持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的集团的结束，也意味着各种全球性的竞争告一段落(全球竞争期间，各超级大国继续支持它们的附庸国，而对其人权记录很少予以关注)。实际上，我们常常看到的是，西方民主国家支持了最为残暴的极权主义政权，只要这些政权声称他们反对共产主义——在受那些邪恶的独裁者蹂躏的人们中间，这给民主与自由企业体制带来极坏的名声，因为他们是粗暴践踏人权的行为的受害者。

在南非，我们也同样没有错过这种沧桑巨变。奇迹不断的年代似乎并未结束。如果有人告诉你，巴解组织的领袖会跟以色列的总理在华盛顿的白宫草坪上握手(图1.1)，而且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会致力于和平谈判，这在以前谁会相信？而这已经发生了，并继续向前发展着。如果当时有人做出这样的预测，大部分普通人会建议他去看心理医生。难道英国政府和爱尔兰共和军之间开始实现谈判是太糟糕的事？纵使大量的宣言信誓旦旦地声称女王陛下的政府绝对不会跟恐怖分子对话，接触还是一直在进行着。感谢上帝！

诚然，我们也为在南非取得的这些变化而感到欢欣鼓舞(图1.2)。多党选举已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津巴布韦和莱索托，压制性的一党专政让位于合理的民主管理制度。在马拉维和莫桑比克，人们正准备进行民主选举。在安哥拉也进行过类似的选举，尽管争取安哥拉完全独立民族联盟(安盟)——在冷战那个糟糕的年代一直是美国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代理人——拒绝承认关于选举结果的裁决。毋庸置疑，虽然有些担心，但我们还是热切地期盼着1994年4月举行的南非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民主选举。自由在南非迅猛发展。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是现在？

世界格局的变化

毫无疑问，在我的心目中，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以及他的改革与公开化政策(perestroika and glasnost)是促使我美丽的祖国发生变化的关键催化剂。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政府并不笨。他们知道世界上许多人对他们邪恶的、种族主义政策感到震惊。他们知道西方，尤其是居于领导地位的美国，一心只想着对付共产主义。南非的统治者声称他们致力于提高文明的标准，任何一个明眼人都清楚，是南非北方的非洲国家出现的危险情势迫使他们这样的。他们擅长的宣传伎俩是不断地对这些国家声称：“看看我们在某某方面发生的变化。”希望以此让大家注意到他们的这种苦心孤诣，就只差说：“我们这儿电话畅通，火车准点，道路维护得当，我们有着完备的基础设施，人们不会在大街上遭谋杀，法律和秩序无处不在，最重要的事，我们在贸易中坚守文明的方式和标准，我们赞成自由企业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神圣性。不要对我们的人权说三道四吹毛求疵。你们的投资是安全的，利润是可观的，主要是因为本地人可以提供充足的廉价劳动力……”西方国家发现，南非的统治者也发觉自己无法抗拒一样东西，那就是诱惑。南非这一挂在眼前的鱼饵令他们无法抗拒，他们巴不得连同鱼钩鱼线鱼坠子一口吞下。

令南非黑人感到惊讶的是，当要求西方对种族隔离政权施加制裁的时候，突然间人人都变得如此慷慨无私。人人都似乎很关切我们的福利，就怕制裁给黑人造成的伤害超过白人。对于诸如迁移劳工制度和强制人口搬迁等事，这些突然冒出来的慈善家们先前要是说上哪怕片言只语，也会令人感动不已。这些罪恶给黑人带来了无尽的和不必要的苦难，这也是为什么要呼吁制裁的部分原因。我想起了跟撒切尔夫人的一次50分钟的会见，当时她还是伦敦唐宁街十号的主人。我们喝茶的时候我发现她非常迷人而且富于魅力，但在反对制裁的立场上，她拒绝像保罗那样，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来个突然改变而皈依基督教(Damascus conversion)，尽管我对于我的主张持有传教士般的热诚和狂热。显然，这位女士不想做出改变。P2-5

20世纪末是进行反思的好时机。人类历史跟自然力一样，似乎也由人们无法控制的宏大模式操纵着。变化是大势所趋，无人可挡。有时，人们认为变化代表着进步，为之弹冠相庆：医学研究者夸耀本世纪死于传染病的人数急剧减少，而技术专家则显摆日益完善的自动化和革命性的通讯网络。有些变化则被视为灾难临头，比如环保主义者们发出警告说，污染和全球变暖已使人类大劫难逃，而社会道德的监护者们就像过去的一代又一代父母一样，抱怨人心不古、世风日下。

过去几年中，我们见证了一些极其富有戏剧性的变化，往往出人意料，而又意义深远。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短时间内，随着东欧集团及前苏联的解体，国际关系的模式彻底改变了。再近一些，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终结为在全世界实现和平带来了新希望，一个更为平等的未来展现在人们眼前。正如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在本书中所指出的，许多个体参与者的努力为实现这一根本性改变做出了重大贡献。

另外还有一些变化是渐进的，较少看到个人影响的痕迹，而20世纪最后这十年之所以独特，与这些变化不无关系。在1980年，没人会想到一种病毒正要横扫全世界，不仅造成病患、伤痛和死亡，而且深刻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医学研究的方向和人们对性的态度。从积极一些的层面上讲，与艾滋病流行相伴的，是人们比以前更重视少数族裔和妇女的权益了。在逼近千年之末时，男性对社会的主宰地位日益受到挑战；成千上万个活动家的努力不可磨灭地改变了社会的结构和规范。但是，对喜欢预言世界末日来临的人来说，可以想见千年庆祝也会蒙上生态灾难预测的阴影。意在改善人类生活条件的一些科技成就看来也带来了我们并不希望的改变。

达尔文学院邀请了8位专家，请他们就其领域如何与“变化的世界”这一主题息息相关各抒己见。这些著名作者中，每一位都与眼下的某一事件有着密切关系，他们致力于从不同角度来改善人们的生存条件，确保未来的变化切实代表着进步。这些专论虽然围绕具体事件做文章，但它们也探讨了人们长远关心的问题，从本质上显示了变化之必需和实现变化的可能性。这些专家中有4位是女性，全是各自领域中的佼佼者，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我们自身社会的变化速度之快。

这些作家并不追求意见一律，发表的观点见仁见智。但他们表达了一种共同的紧迫感和责任，而风格各异：既有热情洋溢的鼓吹，也有超然物外的客观描述，各抒所长，把切身感受传达给广泛的听众。讲述的故事常常令人沮丧，包括政治压迫、科学谜团、暴力、自私自利和歧视等，主题广泛，政治、科学、宗教、经济、哲学、法律无所不包。对所涉及的问题进行分析之后，他们还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然而，尽管表面上各有不同，一种共同的乌托邦似的主题还是反映其间：减少一国之中和国际之间的社会不公平，寻求对付疾病的更有效方式，确保地方的利益不被对更大范围的关注所损害，与其他民族建立更和谐的关系，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建立更和谐的关系。尽管风格不同，这些发言者却表达了一种共同的乐观主义信息，一种强烈的信念——那就是：专制政权能够终结，通过研究可以找到解决方法，敌对双方应该为了相互利益而考虑合作。

本书各个章节的题目反映了文集的共同主题。图图主教(Bishop Tutu)对南非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在他写作的同时，根本性的变化正在南非发生，这是在南非问题上最令人激动之处。这篇文章的写作是在种族隔离告终、纳尔逊·曼德拉获释之后，但在1994年4月的首次选举之前。图图主教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独一无二的个人见证10我们之所以支持他，不仅因为他反映了发生在南非的急剧的变革，而且还因为他将改变英国人对这些政治事件的看法。个中缘由，部分是因为图图主教决定要讨论西方的干涉，特别是以制裁为手段的干涉。更出人意料的是，通过劝说局外人承认德·克拉克在实现这一戏剧性改变中所起的作用，图图主教迫使我们重新估价我们自己对待前南非政权的敌对态度。

图图主教强调指出，困扰南非的难题其实在其他许多国家同样也存在。种族、宗教、性别压迫不言而喻曾随处可见。许多当代的例子也可以信手拈来：新纳粹帮派冒头，所有行业中身居高位的妇女人数少得可怜，移民非全职工人的低廉工资，等等。过去20年里，我们对西方文化中固有的不平等变得敏感多了，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无数社会活动家的积极行动。他们所代表的群体常常被笼而统之冠以“少数族裔”的名目，这是个很奇怪的标签，数量超过总人口半数的妇女也被包含在内。但虽然意识到西方社会中的不平等，很长一段时期中种族隔离还是被视为人类不公的最极端例子，许多社会活动家花在抗议南非种族政策上的精力远远超过反对自己国家中类似政策的斗争。对许多人来说，种族隔离的终结就是一个有力的象征，标志着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的可能性。

海伦娜·肯尼迪(Helena Kennedy)从一个截然不同的角度分析了这些问题，但她也强调说，因人群的多样化而造成的问题是全球性的，超越了国家边界。她举出全世界无数压迫和歧视的例子，大胆提出了面对专制政权，建立对个人权利的普遍保护的问题。哪怕是原则上赞同人权保护的政府，也不一定能确保言行一致。在国际水平上实施人权保护并非易事：图图主教鼓吹经济制裁的效力，但经济制裁并不能总是使人就范。

肯尼迪特别对英国的纪录持批评态度，指出该国缺乏对人权的合法保护可以上溯到1688年的《恢复人权法令》——一个世纪后被托马斯·潘恩刻薄地讥为《剥夺人权法令》。在她的笔下，这是一个行事诡异的国家，受控于一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政府体系，对欧洲人权立法的违背最为严重。她认为，如果英国的改革者们把美国宪法视作灵感的源泉，一定会得益匪浅。

肯尼迪对基于文化相对主义的批评不以为然，她中肯地指出，宽容地接受其他社会的信念，就可能放任非人道的行为，而这些行为是绝大多数人认为应该消除的。她赞同目前正在国际法律界成形的一个新的人权概念，这一概念的基础是人们日常的现实经历，它承认不平等，但谴责以个人特征(如种族、性别、性取向等)为由的歧视。

同样，在其论述原教旨主义的引人入胜的文章中，弗雷得·哈里戴(Fred Halliday)坚称被冠以“原教旨主义”名目的运动其实五花八门，这一分析颇具普遍意义。虽然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这一术语主要指伊斯兰宗教势力，但其来源却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福音教会对达尔文进化论的反动，而如今全世界所有成气候的宗教下面，都有原教旨主义派别。我们需要认识到原教旨主义活动的流行程度，同时又要充分意识到特殊情况下的地区性需求。

现代原教旨主义与政治事务密不可分。在报道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时，记者们倾向于简单省事，动不动就发出关于原教旨主义活动的耸人听闻警告。西方基督教国家在谴责侵略性的伊斯兰政策方面反应极为灵敏，但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对波斯尼亚穆斯林的迫害却说明了这一现象的普遍性质与复杂程度。哈里戴探讨了原教旨主义概念本身，剥离出这些运动的一些共同特征，同时又不忽略其个别性。正如他所指出，我们的无知造成了我们的举止失措，反过来又使我们无法进一步做出恰当反应。

在哈里戴看来，原教旨主义者都主张把从经文中生搬硬套过来的教条应用于社会和政治事务，这样，宗教狭隘和对专制政权的渴求就结合了起来。他认为，虽然原教旨主义与经文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其盛行于发展中国家的原因，却是当代人们对在他们眼里无能而独裁的政府的不满。他们用宗教术语装点其意识形态，以促成政治变革，目的常常是为了推进受到威胁的社会群体的事业，这些群体要么面临着经济剥夺，要么受到外族统治的威胁。

关于医学的两章——遗传学革命和艾滋大流行——涉及今后几十年都将处于公众注意中心的主题。多亏20世纪早期取得的巨大医学进展，人类寿命大大增加了，而当代医学研究人员所专注的问题，已与哪怕10年前大不相同。凯·戴维斯(Key Davies)和罗伊·安德森(Roy Anderson)着重描述了当前研究所蕴含的科学上与道德上的难题，指明了我们所有人都应当面对的急迫伦理问题。

20世纪80年代的重要发现使医学研究的模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基因医学中的变化尤其迅速。随着对脱氧核糖核酸(DNA)重要性的发现，继之以对分子内部结构的说明，奠基性的工作半个世纪前已经完成。但只是在最近，新开发的技术才使得科学家们得以将许多基因级别上的失调与其物理表现联系起来。医生们现在利用出生前测试来分析胚胎的基因结构，并正在考虑使用这一新知识来进行治疗与诊断的可能性。

另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与对传染病的控制有关。过去，科学家和政治家们对待传染病更多是从有效分配资源人手，而不太将其视为对医学知识的挑战。人们一直相信由抗生素和预防性疫苗构成的医学武库终于能够一举消除由细菌引起的致命疾病的威胁了。然而，一种影响到美国年轻人在当时尚无人知晓的人类免疫系统缺陷渐露端倪，打破了人们的美梦。现在谁都知道，从那之后艾滋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造成的死亡以惊人速度成倍增长，尽管科学家们坚持不懈地开发具有足够预防作用或治疗作用的医学手段，它们对两种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却收效甚微。

科学、技术、医学研究项目不可避免地会牵扯更广大的文化问题。相对来说较容易做出的决定包括如何向彼此竞争的团体分配资金，或者谁有权控制——从而受益于——某个产品。但是，科学发展还要求社会对更为复杂的问题进行辩论。例如，核能的发展迫使人们面对当代发现所带来的毁灭性惩罚，并在决定研究方向和结果的应用时更为慎重地考虑责任何在。正如安德森和戴维斯所讨论的，艾滋病和现代遗传学研究产生了更多的难题，需要我们立即予以密切关注。

科学研究和道德信念以新的方式深深地交织在一起。比如，早期对艾滋病例的报告似乎显示此种疾病与同性恋和海地人有关，而且很可能源于非洲；对于那些譬喻满天飞的歧视运动，这样的报告不啻为大众的恶意反应火上浇油。大量流行病学研究随后澄清了HIV的传播模式，但道德问题基本上依然未解决。虽然一个好的方面是让更多人认识到有必要接受多样化的个人性取向，但其他的偏见却妨碍着迄今我们预防HIV的最主要手段——不做会便利HIV病毒传输的事。国际社会仍然未做出足够努力——特别是在财政水平上——来完善教育项目，以帮助控制艾滋病毒的传播，减轻艾滋病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经济打击。筛查计划执行起来也并非一帆风顺，因为个人拥有拒绝测试和对结果保守秘密的权利，而为了社会利益则需要追踪艾滋病毒-的传播；这两者之间，必须权衡利弊，有所取舍。

对医学遗传学的研究引起了对其他伦理问题的辩论。医学的发展已经迫使许多即将为人父或为人母的家长做出艰难决定，对诊断为患有特别严重的基因失调的胚胎，或保或舍。目前看来，未来的发展只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因为随着对基因图谱的描摹变得越来越细腻，非此即彼的确定信息将消失。科学家们也许能说出更多，告诉我们什么人更容易罹患哪些特定类型的失调，但我们中有些人却宁愿生活在无知中。就像那些被诊断为HIV阳性的人一样，许多人担心假如此类信息被泄露给雇主或保险公司，会带来何种后果。随着基因技术可靠性的改善，人们必须做出的重大决定，不仅将关系基因技术诊断在医学和法律案例中的价值，而且关系将基因技术应用到治疗中可能带来的种种后果。  艾滋病和遗传学革命因而为我们提供了绝佳的例子，说明科学和医学上的重大变化如何改变了有关文化的辩论。环境污染进一步说明了科学问题如何与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萨拉·帕尔金(Sara Parkin)在其颇具创见的论文中提到了与环境的关系。她编撰了一份令人沮丧的单子，其中列出了若干生态危险(各国政府却试图将这些危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包括逐渐升高的海平面、同温层臭氧层的破坏和日益增多的废弃产品。由于政治领袖们继续把国家利益放在优先位置，她呼吁人们认识到，这些问题对欧洲安全的危害要大于军事入侵的可能性。

我们对有关生态灾难的启示录式预言已经耳熟能详了，这本来就让人郁闷，而帕尔金的分析却走得更远。她不仅希望让环境恶化成为政治、经济变革的主要动力，而且希望让环境本身承担起和平使者的角色，扮演实施改革的外交家。科学追求的是简化自然力，然后对其加以控制，而她则敦促人们认识到自然世界的复杂性，用这种复杂性作为人们智力和精神上的指导，以从中获益。一片热带雨林之所以顽强地生存下来，是因为其多重联结使它得以把通常互不兼容的两种优点结合起来：力量和灵活性。但是，虽然有些大型工业企业使用了这一“热带雨林战略”，政府机构却抵制这样的重构。有些经济学家建议把生物学信息结合到会计程序中，他们认为，更为广泛的指数集合——如水质、犯罪率、哮喘影响等——能使个人福利被纳入对经济成功的考量中。

与本书中其他作者不同，帕尔金的文章结束于绝望的调子中，她发出了时不我待的急迫呼吁。她坚称曾经颇为有效的人类生存战略在面对增加的人口和损坏的自然世界时已经不敷所用了。随着日益恶化的环境发送给人类的信号变得越来越绝望，她给了我们一个严酷的选择。我们必须决定，应该让环境继续因错综复杂的地方利益而导致冲突呢，还是应该正面利用环境，使其成为推进和平、安全、正义的积极动力。

和平、安全、正义：这些美好理想正是克里平·提克尔(Cripin Tickell)和雪莉·威廉姆斯(Shirley Williams)文章的中心。凭借前不列颠驻联合国永久代表的身份，提克尔为我们提供了极有见地的内幕人士观点。他描述了各个联合国机构对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些重大全球变化所做的反应。有些变化突如其来，让人措手不及——比如冷战的仓促终结；其他一些则逐渐发生——军事介入地方争端的新意愿、以合作取代对立的良好愿望、为保护人类受到威胁的自然环境而共同拟订合理议程，等等。

然而，正如提克尔所强调，虽然成员国可能口头上支持合作带来的相互利益，联合国却被过重的责任所累。各国政府对联合国的能力寄以厚望，而自己却常常并不清楚如何解决问题，只是干等联合国伸出援助之手。更为严重的是，它们并未提供为成功解决国际问题而必不可少的管理和财务方面的资源。太多未回答的问题影响到联合国的作用，使其难以有效运作。太多国家不付会费，使得联合国预算总是严重滞后。

尽管如此，对当前成就的现实看法并不意味着排除对未来的乐观。像许多大型组织一样，联合国的成长也不是顺顺当当的，但只要修剪得当，它的长势就能朝着平衡国家与全球利益的方向发展。在提克尔眼里，联合国的最终力量在于由一个统一世界所分享的梦；同样，威廉姆斯也看好欧盟将经济成长和繁荣与对道德事务的更多关注相结合的愿景目标。

与联合国类似，欧盟的演进是因应变化的外部条件的结果，而不是因为自上而下的理性指示。提克尔描述了苏联的解体如何使人们学会在谈判中采用基于共同理解和目标的新手段，而威廉姆斯则着重讨论了这一戏剧性变化如何影响到欧洲的本质。欧盟的经济发展与政治统一相比，一直快得多、成功得多，因此在有关欧洲向何处去的辩论中，从国家出发的不同意见仍然不可小觑。发生在前南斯拉夫的灾难性事件说明了在外交事务上的意见相左可以严重到何种程度。德国两部分的统一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因世界性萧条而加重。同时，决策者们发现，要安抚对失业问题日益增长的不安越来越困难了。

威廉姆斯强调了向东欧新独立国家提供财政和管理援助的需要，并严厉谴责了某些人的行径，他们采用狡猾手段，使得一大块西方援助落回一帮冷嘲热讽的西方专业人士口袋中。她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主张改变税收和补偿机制，以使商业与政治机构携手同心，共同打造一个更大、更强、更富有的欧洲。虽然对当代政治的虚浮本质感到失望，她却预言，随着欧洲国家把面临的挑战转换为成长和改善之机，今后数十年将令人振奋。

通观这部及时、鼓舞人心的著作中的诸篇文章，作者们的旺盛精神和全心投入跃然纸上。他们身为迥然不同的多个冲突领域中的亲历者，对关乎我们所有人的一大批相互关联、迫在眉睫的问题条分缕析，从容评说，令读者眼界大开。作为处境优渥的公民，我们应该在多个方面感谢他们为改善人类生活而做出的杰出努力。阅读他们掷地有声的文章，能帮助我们更深入了解当代社会所面临的悬而未决的挑战，还能指导我们有效改变自我。8位作者都认识到错误曾经铸成，但他们对未来都抱有不同程度的乐观看法。人类在敌对环境中求生的一个关键战略始终是从经验中吸取教训。过去几年中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使我们更有希望学会如何为共同繁荣而改变世界和我们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