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曙明先生这本《国会现场(1911-1928)》,穷尽史料,旁征博引,重现了国会现场场景,弥散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气息。更重要的是,作者没有延续革命叙事,继续妖魔化这段历史,而是带着欣赏、同情的姿态为读者重塑了一个可亲可爱的中国。
我们中国人知道“开会”、“议事”也需要规则,需要学习,是从康梁孙黄一代开始的。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学习的路上。叶曙明先生的这本书让我们重温开会议事的历史艰难之路,这是极为难得的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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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国会现场(1911-1928) |
分类 | 人文社科-历史-中国史 |
作者 | 叶曙明 |
出版社 | 浙江人民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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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叶曙明先生这本《国会现场(1911-1928)》,穷尽史料,旁征博引,重现了国会现场场景,弥散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气息。更重要的是,作者没有延续革命叙事,继续妖魔化这段历史,而是带着欣赏、同情的姿态为读者重塑了一个可亲可爱的中国。 我们中国人知道“开会”、“议事”也需要规则,需要学习,是从康梁孙黄一代开始的。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学习的路上。叶曙明先生的这本书让我们重温开会议事的历史艰难之路,这是极为难得的一课。 内容推荐 1911年,辛亥风云突变,告别帝制的中国,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当此时,开国会、立宪法、建立共和政体,成为举国上下的最大诉求。仿佛国会一开,即可中华崛起。 作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中华民国,政体的枢纽在于国会。以梁启超、宋教仁为首的议员,在国会上选总统、制宪法、监督政府、弹劾官员,距离一个宪政民主的中国,仿佛只有一步之遥。 历史的吊诡,恰在瞬息之间。宋教仁被刺、袁世凯称帝、二次革命兴起、曹锟贿选,一波紧随一波,国会三度解散,议员四处流散,十年制不出一部宪法。 《国会现场(1911-1928)》生动、真实地再现1911-1928年这段国会历史,探寻现代中国的首次民主转型,如何从万众期待之中,跌入万劫不复之境。 叶曙明先生这本《国会现场(1911-1928)》,穷尽史料,旁征博引,重现了国会现场场景,弥散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气息。 目录 筚路蓝缕的一代(代序) 第一章 君主专制亡,民主共和兴 (1911.10—1912.3) 辛亥年,武昌城,首义之后首议国会 从咨议局到省议会 共和元年 议员们出场 借款风波 Ⅸ临时约法》乃约袁之法 第二章 民元第一国会 (1912.4—1915.11) 共和国立,革命党消 “病议院”遇上“病内阁” 国民党大获全胜 谁谋杀了中国“宪政之父”宋教仁? 众声喧哗,初试啼声 北方忙制宪,南方搞革命 夭折日 第三章 南北对峙,一国两会 (1916.6—1919.5) 梅开二度 对德宣不宣战 倒退到辛亥年 护法与违法 研究系退场 孤独的大元帅 国会是一个死结 第四章 流离失所,各自为政 (1919.6—1921.5) 上海和而不谈 南北国会.各忙制宪 民国才九年,三国会并立 安福国会倒闭 孙文放弃和谈 非常大总统 第五章 县花一现的联省自治 (1920一1922.6) 湖南一马当先 天字第一号省宪 广东开始民选县长 浙江湖涨潮退 军人干政下的四川制宪 江苏自治化泡影 全面凋谢 第六章 法统重光 (1922.4—1923.6) 驱逐总统.恢复国会 民六民八之争 公民的觉醒 罗文干案风波 泥菩萨过江 一盘散沙的议员 第七章 国会时代的终结 (1923.7—1925.6) 南迁上海 贿选与宪法 尔曹身与名俱灭 最后的一幕 尾声 民国宪政为何失败 (1925.7—1928.12) 试读章节 武昌军政府成立后,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相当于现在的旅长)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幕后重要推手,是咨议局议长汤化龙。黎元洪初时战战兢兢,不敢遽掌督篆,亲自到咨议局征询意见。汤化龙以形势一发干钧,时机不再,力劝黎元洪上任,并答应自任湖北民政总长,同担艰苦。黎元洪这才不再推辞。 汤化龙,字济武,湖北蕲水(今浠水)人,生于1874年,肄业于黄州经古书院。该书院以实学造就人才为宗旨,汤化龙是学生中的佼佼者,考据、辞章、性理、经济,无不精通,每遇课试,旁征博引,下笔万言,常为一院冠。史家沈云龙感叹:“故其后治学从政,与乎道德文章,往往穷变化而不摇落者,即于斯植其根柢焉。” 1904年,汤化龙中进士,授刑部主事。1906年,朝廷下旨,预备立宪,汤化龙成为立宪派的领袖。1910年,在北京各省咨议局联合会第一次会议上,他被推举为会议主席,是第三次国会请愿的领导者之一。他有个外号叫。宪迷”。湖北军政府收到社会的第一笔捐助,就是由汤化龙动员咨议局议员募集而来的。《都督府组织条例》也是由他起草的。汤化龙在就职演说时称:“本局(咨议局)为国民代表,原有兴复责任。’表明他似乎仍以咨议局议长自居,希望咨议局在未来继续发挥作用。 在清末开启的政治改革运动中,成立国会是立宪派的主要政治诉求之一。1908年8月,迫于朝野的强烈要求,朝廷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以及《议院法选举法要领》,《议院未开以前逐年筹备事宜清单》,规定以九年为立宪预备期,即九年后正式成立国会,颁布宪法。在预备期内,分别于1909年和1910年设立咨议局和资政院,作为省议会与国会的基础。 1909年秋天,除新疆暂缓之外,全国各省咨议局如期成立,一律开议。当时舆论称这是“我国人民获得参政权之第一日”。按《咨议局章程》列明,咨议局享有议决本地应兴应革事项、岁出入预算、岁出入决算、税法及公债、担任义务的增加、单行章程规则的增删修改、权力的存废和选举资政院议员、申复资政院咨询、申复督抚咨询、公断、和解自治会的争议、收受自治会或人民陈请建议等权力。 咨议局虽不具立法的权力,却已有地方议会的影子,很多民国第一代议员都在这个摇篮里受过熏陶。因此,在革命后各地成立的地方议会中,原咨议局议员仍然发挥着骨干作用,对建立政权、稳定社会、恢复秩序,厥功甚伟。武昌起义后,汤化龙即领衔以湖北咨议局全体议员名义,通电全国,号召各省“见义勇为,当仁不让,立举义旗”。 但在革命党眼里,立宪派一向是比大清朝廷更加危险的敌人:他们反对革命,就是。顽固不化的反动派”,他们支持革命,就是“投机取巧的阴谋家”。尽管汤化龙为新政权热情奔走,但在军政府中,却受到各方排挤,说他暗通朝廷的谣言层出不穷。有人还编了歌谣来唱他:“狡哉汤化龙,保皇叹未成,武昌起革命,坐地享其成。”这是中国政治的一个特色,大敌当前,内讧不止。 未及旬日,民政部原辖外交、内务、财政、法制、交通、文书、编制七局,旋即被改为政治部,然后又被废除,仅留下一个编制部给汤化龙。沈云龙述史至此,亦不禁为之鸣不平:“事权被削,位同闲散,无复初起义时之重要矣!”现实让人很感慨,在中国,不同党派分享权力就那么难吗? 10月28日,一艘来自上海的轮船,在武昌靠岸。码头上站满了接船的人,人人翘首引颈,充满期待。因为船上两位大名鼎鼎的乘客,使得这座城市从战争的紧张局势中,从流血,死亡、胜败难料的烦恼中,暂时摆脱出来。他们是同盟会领袖黄兴和宋教仁。 历史书中,对黄兴出任武昌战时总司令的记述,充栋盈车,巨细靡遗,但对宋教仁此行的贡献,则鲜有提及。 宋教仁,字遁初(钝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生于1882年。关于他的童年。有许多有趣的传说。和那个年代的中国儿童一样,宋教仁的启蒙,也是从读“人之初,性本善”开始的,但他对山川地理的兴趣,却远胜于八股文、试帖诗。那时的地理书籍甚少,有一回他偶然得到一把折扇,上面画着一幅很粗糙的中国地图,便如获至宝,时常带在身边,连冬天也扇不离身,一有空就拿出来摩挲研究。一个细伢子有如此奇异的爱好,仿佛预示着他的人生将不平凡。 宋教仁诗书画文俱佳,尤喜欢杜甫和高启。据野史记载,他年轻时曾隐居在一座古寺里,终日徘徊沉思,埋头读书,《王阳明年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支那地志》、《汉文典》等,无不涉猎。 寺中老和尚见他相貌清奇,一脸正气,劝他不如摆脱尘羁,潜心钻研佛学,但宋教仁认为那不是热血少年该做的事情。老和尚长叹一声说:“你高才大志,宜建功立名于世,但命运不佳,如能脱屣功名,遗外名利,当享大寿,而山林清闲之福,亦不薄也。”宋教仁含笑倾听,却不为所动。山门之外,国家正处于多事之秋,他虽自号渔父,但咫角骖驹,志在天涯,岂肯隐遁桃源,最终还是和老和尚一揖而别,投身到革命大潮中去了。 宋教仁虽然是个大名鼎鼎的革命家,有望之俨然的威仪,但他内心慈悲,属于即之也温的人物。有一回他走远路,雇了一名挑夫,途中投宿,客栈只有一条薄被,晚问气温骤寒,宋教仁一定要与挑夫共盖一被,挑夫开始不肯,经宋教仁强之再三,才勉强侧身而卧,盖了被子的一角,两只脚都露在外面。宋教仁等他睡着后,悄悄把他的脚纳入被中。这位挑夫后来逢人就说:宋先生如慈父母。P3-5 序言 国会、立宪、民主、自由、政党政治,这些曾经是中国人最美妙的玫瑰梦,在晚清十年新政中,开国会,立宪法,是一个最主要的诉求。从市井的贩夫走卒、渔樵耕读,到紫禁城里的皇帝、皇太后,无论赞成也罢,反对也罢,都把立宪终日挂在嘴边。立宪主义者声称“速开国会,可以革除一切贫弱之源”,仿佛一朝立宪,立即可以起死人而肉白骨。 朝野对国会与立宪开展了大讨论。人们的认识也随之层层递进,经历了几次大的转变,从最初反对的声音甚嚣尘上,慢慢变成支持的声音占据上风;最初把立宪当成化解革命的止痛药,以为立宪了,革命党就没有造反的理由了;到后来革命已经四面起火了,朝廷又把立宪当成保君权的灵符,企图用宪法把摇摇欲坠的皇冠永久固定下来,一时间“君主立宪”高唱入云,听得人们耳朵起茧;再到后来,革命党也造反了,君权也倒了,人们又以为国会与立宪是保证政府有效率运作的工具,争论的焦点变成了是选择内阁制还是总统制,是行政权大还是立法权大。真正认识到立宪是为制约权力、建立法治、保护人权,那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了,但尽管如此,潮流的大方向,却是没人可以扭转的。 在经纬万端的晚清政治中,立宪是一个枢纽。1910年清廷公布的立宪时间表:1912年宣布宪法,颁布议院法,1913年开设议院。人们质疑:为什么不能马上开国会?为什么不能马上立宪?朝廷的理由无非是人民缺乏政治训练,程度不足,准备不够充分。于是,人们便认为朝廷是故意拖延时间。 朝廷不让民众拿起选票,民众就拿起枪炮了。结果,在清廷定下宣布宪法的前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大清亡,民国兴。 中华民国号称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其政制的枢纽,在于国会。因为国会是制宪机关,政党在国会内从事政治活动,内阁向国会负责,大总统由国会选举产生。国会健,国家健;国会病,国家病。这是一段何等风光的岁月,几乎每天都有新的政党、社团诞生,每天都有新的报纸面世,言论开放,处土横议,献可替否,群策群力。议员候选人到处演说政纲,争取选票;选民扶老携幼,排队投票,选举议员。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竟出现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一切部像在初升太阳的照耀下,万象更新,生机勃勃。在宋教仁、梁启超等党派领袖的共同努力下,代议政制在中国的成功实现,仿佛只差最后一厘米距离。这足以证明所谓民众程度不足的说法,完全是瞎说。 国会从1913年开始制宪,这在中国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工作。议员们不负众望,在短短几个月内,便交出了一部《天坛宪法草案》。可惜生不逢时,因宋教仁遇刺案发生,二次革命起,党狱大兴,国会议员停止职务之令下,制宪大业,遂成画饼。代议政制遭到致命一击,凶手不是“程度不足”的选民,而是政治舞台上的流氓骗子、官僚政客。 直到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国会恢复,重启制宪,但因部分条文内容各党派争持不下,扰攘经年,在督军团的粗暴干涉下,国会再度解散。而孙文则在广东发起护法战争,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其后国会时开时闭,忽而广东,忽而上海,忽而四川,忽而云南,颠沛流离,有时一个国会也没有,有时多至三个国会,其合法性早已荡然无存。而国会也沦为行政的附庸,其功能变成单一的制宪机关,除了议宪,几乎别无所务。 从1913年一直到1924年,十年有余,国会勉强制出一部宪法。这部宪法经过这么多年的深耕细耨,就内容而言,可以说是最接近完美的了。但可惜,又是上错天堂投错胎,出自一批收了曹锟支票的“贿选议员”之手,结果和晚清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一样,纸墨未干,又被推翻。国会也做了曹锟的殉葬品,“吾与汝偕亡”了。 民国初年这段国会制宪史,真是艰难曲折,每走一步,都有血有泪。其中尤其值得大书一笔的,是20世纪20年代,在南北分裂、国会破碎、立宪无期的悲观空气笼罩下,国内一股“联省自治”的风潮,平地而起。有识之土认为,与其国家四分五裂,征战不息,不如各省先行自治,再实行联省自治,可以不必通过武力而最终实现全国统一。北美十三州经十一年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联”,进而建立“联邦”的历史范例,为久经战祸、渴望和平统一的国人提供了一个新的选项。因此,联省自治的主张一经提出,风靡全国。 可惜——这两个字每每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时刻出现,让人留下无尽的惋叹——联省自治的理念,不敌大一统的理念,在南北军阀的夹击下,最终难逃倏兴倏灭的命运。 第一届国会成立时,人们曾天真地以为,有了国会与宪法,就有了代议政制,有了民主,有了宪政。但现实却告诉他们,并非这么回事。国会不等于代议政制,宪法不等于宪政,民主也不等于共和。国会有可能不是代民去议政,而是代官去议政;有宪法而没有宪政环境,宪法也是一纸具文;没有自由的民主,很可能会变成多数人的暴政。 一个民主共和国的结构,应该像一座可以为国民遮风挡雨的房子:法治是地基;地基上立着柱子,一根是民主,一根是自由;柱子撑起一个大屋顶,就叫“共和制”。共和是最高价值,而宪法则是确保这座房子的每一个构件,都能放在适当的位置,各司其职,稳稳当当,让住在房子里的人高枕无忧。 然而,民国初年因为有太多伟人,各有各的蓝图,各有各的施工队,你二次革命,我再造共和,互相打架,结果盖出来的房子,不仅奇形怪状,而且风一吹就倒。中国人的宪政梦,就好像大海的浪潮,看似喷薄如风雷,却在千年不变的礁石上,化作雪成堆。 回顾这段历史,能不感慨万千?中国第一代的国会议员,是值得我们去尊敬、去缅怀的。那时当议员,并没有太多的实际利益,想出名吗?几百个议员,分属不同的政冶团体,政团领袖也许可以出名,但一般议员哪有什么名可出?想图利吗?议员的津贴十分微薄,而且到后期常常拖欠,也无利可图。在那么混乱的时代,遍地烽火,他们不过是一群手无寸铁的文人,被军阀用刺刀驱赶或者豢养,像丧家犬一样四处流浪,甚至押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但他们从不言放弃。如此执着,到底为了什么? 不就是为了一部宪法吗? 民初的政治生态,并不像现在很多“民国粉”想象的那么温情脉脉,那么雍容娴雅,只不过政治领域的污邪,暂时还没有毒化到学术、教育、经济等领域和广大的民间社会。民初两度复辟帝制,三度解散国会,+年制不出一部宪法,十几年战乱频仍,仅此足以想象那时的政治生态,是怎样一种状况了。 议员既然从事政治,他们不是完人,不是圣贤,作为个人,也干过不少丑事,身上背负着不少污点,甚至罪恶,被社会封了一个“猪仔议员”的恶谥。但对议员的整体而言,这个恶谥多少有点污名化、以偏概全,并不十分公平。在几百位议员里,固然有专为破坏制宪、捣乱国会而来的人,但大部分议员在坚持立宪这件事上,还是尽了自己的本分,无愧于议员称号。在中国的宪政史上,他们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一代。 本书试图再现这段历史,重温中国近代宪政史上的这一幕,是如何从万众期待、精彩纷呈的戏剧高潮,最后跌人可惜、可恨、可悲,可怜、可笑的收场的。只有了解这段历史,才明白宪政之难,难在哪里。不是民众程度太低,而是官僚程度太低;不是民众不想要宪政,而是官僚不想要宪政。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让我们向那些为中国制定第一部宪法而含辛茹苦、不懈奋斗的先辈,脱帽致敬。 惜如斯结局,幸精神不死。 供千秋凭吊,问后来者谁。 叶曙明 2012年12月1日于广州 书评(媒体评论) 国会为立宪国民所一日不可缺,等于日用饮食。——梁启超 吾今日所主张之唯一救国方法,以大声急呼号召天下者,曰“开国会”三字而已。——杨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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