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是天底下最浪漫的诗人，他像人间四月天，给世间留下许多充满温馨与柔情的诗篇。不仅如此，郁达夫说，他还给我们留下了诗样的散文，诗样的小说。今天，我们重读徐志摩的诗歌、情书、游记、日记、文论、小说……其实，读的正是那早已逝去却依然令人回味无穷的诗样人生。

《回望云蒸霞蔚里的高峰：徐志摩解读名人》主要收录了徐志摩所写的有关世界各国文化名人的文章。

就让我们跟随徐志摩一起，重新走入那些大师的内心世界吧。

《回望云蒸霞蔚里的高峰：徐志摩解读名人》主要收录了徐志摩所写的有关世界各国文化名人的文章。

《回望云蒸霞蔚里的高峰：徐志摩解读名人》内容涉及名人的家世、个性、经历、爱好、情爱、治学以及一与徐志摩的交往等诸多方面，向读者展示了当时中外思想文化界真诚交流的生动情景，同时也为了解徐志摩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名人群落”提供了多种视角。

罗素游俄记书后

罗素与中国——读罗素著《中国问题》

罗素又来说话了

罗素与幼稚教育

评韦尔思之游俄记

曼殊斐尔

再说一说曼殊斐儿

自传小记

泰戈尔

《告别辞》志摩附识

两个世界的老头儿的来信

济慈的夜莺歌

意大利与丹农雪乌

丹农雪乌的青年时期

叔本华与叔本华的妇女论

罗曼罗兰

一点点子契诃甫

杜洛斯奇

达文謇的剪影

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

徐志摩寻人

海粟的画

我也“惑”——与徐悲鸿先生书

五

怎样可以得到生命的乐趣？他答。所有人生的现象本来是欣喜的，不是愁苦的；只有妨碍幸福的原因存在时，生命方始失去他本有的活泼的韵节。小猫追赶她自己的尾巴，鹊之噪，水之流，松鼠与野兔在青草中征逐：自然界与生物界只是一个整个的欢喜。人类亦不是例外；街上褴褛的小孩，那一个不是快乐的。人生种种苦痛的原因，是人为的，不是天然的；可移去的，不是生根的；痛苦是不自然的现象。只要彰明的与潜伏的原始本能，能有相当的满足与调和，生活便不至于发生变态。社会的制度是负责任的。从前的学者论政治或论社会，亦未尝不假定一分心理的基础；但心理学是个最较发达的科学，功利主义的心理假定是过于浅陋，犹之马克思派的心理假定是错误的。近代心理学尤其是心理分析对于社会科学最大的贡献，就在证明人是根本的自私的动物。利他主义者只见了个表面，所以利他主义的伦理只能强人作伪，不能使人自然的为善。几个大宗教成功的秘密，就在认明这重要的一点：耶稣教说你行善你的灵魂便可升天；佛教说你修行结果你可证菩提；道教说你保全你精气神你可成仙。什么事都没有自己实在的利益澈底：什么事都起源于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利己的动机。但同时人又是善于假借的；他往往穿着极体面的衣裳，掩盖他丑陋的原形。现在的新心理学，仿佛是一座照妖镜；不论芭蕉裹的怎样的紧结，他总耐心的去剥。现在虽然剥近，也许竟已剥到了蕉心了。

所以，人类是利己的，这实在是现代政治家与社会改良家所最应认明与认定的。这个真理的暴露，并不有损人类的尊严，如其还有人未能忘情于此；并且亦不妨碍全社会享受和平与幸福的实现。认明了事实与实在，就不怕没有办法，危险就在隐匿或诡辩实在与事实。病人讳病时，便有良医也是无法可施的。现代与往代的分别，就在自觉与非自觉；社会科学的希望，就在发现从前所忽略的，误解的，或隐秘的病候。理清了病情，开明了脉案，然后可以盼望对症的药方；否则，即使有偶逢的侥幸，决不能祛除病根的。

六

实际的说，身体的健康当然是生命的乐趣的第一个条件：有病的与肝旺的人，当然不能领略生命自然的意味。所以体育是重要的。但这重要也是相对的，我们如其侧重了躯体，也许因而妨碍智力的发展，像我们几个专诚尊崇运动学校的产品，蔡孑民先生曾经说到过，也是危险的。肌肉与脑筋，应受同等的注意。如男女都有了最低限制的健康，自然的幸福便有了基础，此外只要社会制度有相当的宽紧性，不阻碍男女个人本能相当的满足，消极的不使发生压迫状态致有变态与反常之产生。工作是不可免的，但相当的余闲也是必要的；罗素以为将来的社会不容不工作的份子，亦不容偏重的工作，据经济学家计算，每人每日只需三四小时工作，社会即可充裕的过去，现有的生产率，一半是原因于竞争制度的糜费。

七

工业主义的一个大目标是“成功”（Success），本质是竞争，竞争所要求的是“捷效”（Emciency）。成功，竞争，捷效，所合成的心理或人生观，便是造成工业主义，日趋自杀现象，使人道日趋机械化的原因。我们要回复生命的自然与乐趣，只有一个方法，就在打破经济社会竞争的基础，消灭成功与捷效的迷信——简言之，切近我们中国自身的问题说，就在排斥太平洋那岸过来的主义，与青年会所代表的道德。我前天会见一个有名的报馆经理，他说，报的事情，如其你要办他个发达，真不是人做的事！又有一个忠慎勤劳的银行经理，与一个忠慎劳勤的纱厂经理，也同声的说生意真不是人做的，整天的忙不算，晚上梦里的心思都不得个安稳，究竟为的是什么，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这是实情。竞争的商业社会，只是萧伯讷所谓零卖灵魂的市场。我们快快的回头，也许可以超脱：再不要迷信开纱厂。比如说，发大财——要知道蕴藻浜华丽宏大的大中华的烟囱，已经好几时不出烟。我们与其崇拜新近死的北岩公爵（他最大的功绩，就在造成同类相残的心理，摧残了数百万的生灵，他却取得了威望与金钱与不朽的荣誉）与美国的十大富豪，不如去听聂云台先生的忏悔谈，去请他演说托尔斯泰与甘地的真谛吧！

P17-19

徐志摩眼中的大家

徐志摩写过多篇有关文化名人的文章。其中谈得最多的是罗素、泰戈尔、曼殊斐尔、哈代和丹农雪乌。

这些人中，以文学家为主，也包括一些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当然，有的人既是文学家，也是思想家，还是社会活动家。

徐志摩所看重的，一是振聋发聩的思想，二是卓著的文学成就，三是独特的人格魅力。

对于思想者的追随，可以看出他内心的倾向与渴求。

1920年，原本在美国攻读博士的徐志摩忽然放弃了博士学业，林徽音在《悼志摩》中慨叹他的为人时说：“他抛弃博士一类的引诱卷了书包到英国，只为要拜罗素做老师。”可知学历学位对于徐志摩来说，都是无足轻重的，重要的是遇上名师。他说，他去找罗素，就是“想跟这位二十世纪的福禄泰尔认真念一点书去”。然而那时罗素已离开英国，并于1920年10月至1921年7月在中国访问，徐志摩也就只能从新闻报道中了解一些罗素的行踪了。

罗素在中国曾作过“哲学问题”、“心之分析”、“物之分析”、“数学逻辑”、“社会结构学”等演讲，在中国知识界反响巨大。徐志摩自然也是知道的，他也极想亲耳聆听其演讲，可惜没有机会。但他对罗氏的著作仍作了认真的阅读，从中不难看出徐志摩并不是一个盲目崇拜的人。比如对于苏俄的态度，徐志摩比较了罗素和韦尔思二人的不同。罗素未去苏俄时先对那儿充满向往，大加赞赏；待去后发现并不如想象之好，又大加贬斥。韦尔思不同，未去前不加评说，去后发现问题也能更客观分析。“罗氏为科学家，常抑情感而求真理，然一涉意气，即如烟突泉涌蓬生而不已；韦氏为文学家，常纵情感而求文章，及临事理之复凑。转能擘画因果发为谠论。”故徐志摩对韦尔思有更多的赞赏，称“罗氏终是书生，故见难而惧”。

然而罗素所著《中国问题》一书，徐志摩读后则写了书评，称这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经程中”的里程碑。罗素赞扬中国文化，不希望中国变成为西方文明的“私生子”。不要干涉，让中国人管自己的事，“他们自会得在百十年间吸收外来他们所需要的原素，或成一个兼具东西文明美质的一个好东西”。徐志摩称这是由深邃的理智和真挚的情感“交互而产生的一种真纯信仰，对于种种文明文化背后的生命自身更真确的觉悟与认识。”即使在今天看来，这样的看法也是非常贴切真确的。

罗素对于近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人生苦痛的反思，与他所看到的中国人的平和安稳相关联。徐志摩在其《罗素又来说话了》一文中，也作了深入的论说。“现代社会的状况，与生命自然的乐趣，是根本不能相容的。”文明如果不能带来人生的幸福，文明也就走向了进步的反面。可以说，罗素的观点让徐志摩对于东西方文化有了更透彻的感悟。

徐志摩还与泰戈尔关系密切，这既有徐志摩仰慕其人其思想的原因。还因为在其访问中国期间，徐志摩全程陪同作翻译，并为之引见名家，安排行程，从而深得泰戈尔的赞赏。

徐志摩对他很敬重。景仰他的思想情怀和人格魅力。泰戈尔也主张弘扬东方文化，欣赏中华文明，反对资本主义的功利性和军国主义的暴戾性，反对激进的人们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然而，在当时中国新文化运动正蓬勃发展之际，这样的思想难免会招致非议。反对者说，泰戈尔是从英国殖民地印度过来的老头子，思想守旧过时，并“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为此，同样具有新思想的徐志摩则尽力为泰戈尔辩护，说“他是歌颂青春与清晨的”，“他是信仰生命的”，他反对的是颠覆了人道的平衡的现代文明，只希望消除“芜秽的心田里只是误解的蔓草”。徐志摩对于激进的人们的无礼深为痛心，指出：“我们固然奖励思想的独立。但我们决不敢附和误解的自由。”

泰戈尔在中国并不很舒心，有的演讲还因此取消了。好在有徐志摩在身边尽心尽力安慰，他才略感一些宽心。

对于文学名家的推崇，从他们的作品，到他们的人格魅力，徐志摩总是带着最为景仰的心境去接近，曼殊斐尔便是其中最受徐志摩看重的人物之一。

徐志摩只见过曼殊斐尔一面，而且仅仅是“那二十分不死的时间”。这“不死”，就是留给了徐志摩心中永远的美——“我看了曼殊斐尔像印度最纯澈的碧玉似的容貌，受着她充满了灵魂的电流的凝视，感着她最和软的春风似的神态，所得的总量我只能称之为一整个的美感。”徐志摩从视觉到听觉到心灵，都完全沉浸在她所洋溢出来的美的氛围中。郑振铎在看了徐志摩写的拜访曼殊斐尔的文章后，曾说：“他的这曼殊斐儿访问记，很使我感动，中国的文坛里久不见这样凄美动人的文字了。”

徐志摩之所以对她如此欣赏，还在于她的文采，以及她对人物心理的惟妙惟肖的描摹。“她手里擒住的不是一个个的字，是人的心灵变化的真实”。也正因为对这种创作风格的推崇，徐志摩写的小说，也便带有了这样的影子——更关注人们的心理状态，而不是故事情节本身。

徐志摩景仰的人。还有叔本华、托洛茨基、契诃夫、济慈、丹农雪乌、哈代、罗曼罗兰、达·芬奇，等等。他们或是哲学家，或是政治家，或是文学家，或是艺术家。在各自的领域里有出类拔萃的成就。而他们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关注人生，关注灵魂，也关注社会。看看徐志摩对他们的评价：站在哲学高峰上的叔本华，“很多次他自己怀疑到正在运思中的脑袋，他得往墙上去碰出口里一声‘阿唷’来才能无条件的相信他自身的存在”：天才的政治思想家托洛茨基“是一个有想像力有理想的革命者：他的先觉性的视域下早就涌现着整个新来的大地山河”；勇敢的人道的战士罗曼罗兰。“对着在恶斗的漩涡里挣扎着的全欧，罗兰喊一声彼此是弟兄放手”，“当他全国的刀锋一致向着德人的时候，他敢说不：真正的敌人是你们自己心怀里的仇毒”；用文学之笔还原真实生活的契诃夫，“他不给我们生活的‘描写’，他给我们‘真的生活’。他出来接见我们，永远是不换衣服的，正如他观察的生活永远是没有衣饰的”。哈代，徐志摩称他是现代作家中最伟大的一个，“他在文艺界的位置已足够与莎士比亚、鲍尔札克并列”，“我觉得读他一册书比受大学教育四年都要好”；怪诞而卓越的丹农雪乌，“他永远在幻想的飓风中飞舞，永远在烈情的狂涛中旋转。他自居是‘超人”’。

够了，从那些蜻蜓点水式的评论中，已经可以看出徐志摩对于那些引领思想文化潮流的人物推崇至极。即使从徐志摩的行文中未必能看出那些名流的完整的形象，而我们对于思想文化的大潮曾在这些人的推动中，所涌起的狂涛巨澜，却也是过目难忘的。

就让我们跟随徐志摩一起，重新走入那些大师的内心世界吧。

陈益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