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国驻纽约领事馆总领事张宏喜先生，熟识基辛格，思想活跃，敢于发言。他从一个外交官的视角记叙基辛格的传奇。

《基辛格--美国的常青藤外交老人》叙述基辛格一生中的重大事件而细致入微，写基辛格又不限于基辛格，对美国国内政治的运作及现代国际关系有深入观察，对基辛格的评价令人信服。

《基辛格--美国的常青藤外交老人》从基辛格访华这一在中美关系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写起，叙述了基辛格从一位象牙塔里的学者，成长为一位外交家、政治家的过程，包括他在结束越战、美苏谈判、缓解中东局势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以及退休后继续活跃于外交领域的活动。其间作者张宏喜穿插议论，表达了对于国际形势的看法，以及对兼具政治家眼光与学者素养的基辛格的钦佩。

前言

第一章 现代波罗初探险 幕后助理成明星

第二章 先例没有创先例 原则问题讲原则

第三章 两霸冷战风声紧 二人秘交私下忙

第四章 越战泥潭受煎熬 和平谈判获诺奖

第五章 水门事件脱干系 再度荣升穿梭忙

第六章 不甘平庸美国心 敢为挚友中国情

话说1971年6月30日，在美国总统居住办公的白宫举行了一次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齐格勒正经八百地发布了一份简短公告，宣布尼克松总统将派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7月2日至5日到南越执行调查事实的任务；随后将到巴黎去和美国驻法大使戴维·布鲁斯进行磋商；赴巴黎途中将在泰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同当地官员们会谈，前后共10天。这消息听起来很平常很正常，基辛格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头一次公开到国外出差访问，目的是了解情况并与本国大使磋商，这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例行公事。出访目的和全部日程都很清楚，人们信以为真，几乎没什么人提出疑问。

不过美国记者是非常厉害的，总有记者不那么好糊弄，有一位美联社记者发现基辛格的随行人员中有国家安全委员会远东问题专家、能讲一口流利汉语的霍尔德里奇，因此起了疑心，但他被告知此位专家随行是为了考察越南与中国的关系，该记者的疑团被打消了。其实这位记者提的问题早在预料之中，而且预先已准备好了回答口径等着他，所以他找不到什么漏洞来窥探基辛格此行是否还有什么没有宣布的秘密。

1971年7月1日，在基辛格动身之前，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约见他，对美虽坚持保留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却又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进人联合国表示不满。基辛格无法聚精会神地与他谈话，只是装出一切如常、若无其事的样子，他对沈本人是熟悉和赞赏的，也是朋友级别的关系，如此与沈交谈，基辛格说这是“平生十分痛苦的一次会晤”。

出发前基辛格与尼克松总统会晤三次，花费了两个多小时最后审查了为此次出访北京准备的各种文件。基辛格一行傍晚来到首都华盛顿以东近13公里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大约晚上8点钟从这里起飞出发。本来他们可以乘坐一架总统专机，由于总统尼克松、副总统阿格纽、国防部长莱尔德把两架专机都占用了，他们只能乘坐一架没有窗户、里面的设备拥挤不堪、坐上去十分难受的空军战术指挥机，去进行即将震动世界的旅行。

什么南越、泰国、印度、巴黎，都是虚招遮掩，如果有什么用的话，就是基辛格要在这几站逐步麻痹和甩掉记者。记者不可能上他的飞机，只能通过别的途径跟踪他。他故意使用一站比一站乏味的新闻发布来敷衍记者，在南越西贡(即现在的胡志明市)时《纽约时报》还在头版报道了他的活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每晚电视新闻》的重头节目中播出了他与记者的长篇谈话；到了曼谷跟踪的记者就减少了，报道的热情大为减弱；而在新德里，记者的提问很简单，他的消息差不多只登在末版上；来到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时炎热难耐，眼前只有三名记者。基辛格心想记者们都中了他的妙计，暗自欢喜，连呼天助我也！

就在记者不注意的时候，他称之为“波罗行动”的好戏开始了。马可·波罗是意大利人，17岁时随父亲和叔叔于1275年到元朝大都(即现在的北京)，在中国17年，到处游历，回欧洲后口述写成了《马可·波罗游记》，详尽描写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引起轰动。在西方人心目中，马可·波罗是到中国探险并取得成功、影响最大的第一人，所以基辛格把这次秘密访华准备的材料汇编成厚厚的一本黑皮书，代号“波罗”，送尼克松总统审批同意执行，他到中国的首次秘密访问就成了“波罗一号”行动。1971年12月22日基辛格第二次来到北京，商谈尼克松访华事项，这次是公开访问，基辛格将这次访问称为“波罗二号”行动。P3-6

1971年7月16日，当时我还在江西省上高县外交部五七干校，晴天霹雳般听到了中国和美国同时发表的公告：

公告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基辛格这个名字。其实他的全名是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1923年5月27日出生在德国巴伐利亚州菲尔特镇，一个信奉正统犹太教的教师世家，爷爷和父亲都是教师。父亲名叫刘易斯·基辛格，是中学教员；母亲保拉·司特恩当过父亲的学生，很会操持家务。亨利的原名是海茵次，13岁随父母移居美国后改名。1949年基辛格与安妮丽斯·弗莱金结婚，有一女一子，1964年二人离婚。1974年与南希·马金尼斯结婚。

在当时的中国，知道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人寥寥无几，恐怕只有包括外交部、新华社国际部等在内的主管外交和国际事务的少数专职人员才知道基辛格是谁。那时我国没有改革开放，所以人们可以获得的国际知识和国际信息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在普通百姓中没有谁能说清所谓“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是何方神仙。

不知道基辛格倒还罢了，最让大家迷惑不解的是，两个20多年互不来往，我要打倒你、你要消灭我的死对头，怎么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然走到一起了？之前中国人都知道朝鲜战争，美帝国主义是这一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我们的头号敌人。接着有一个长达15年的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这个会谈谈谈停停、断断续续，完全是各说各的“聋子对话”，谈了136次毫无成果。还有中国对美机美舰侵犯我领空领海提出的469次严重警告，前几百次大概是中方无可奈何，给人的印象不过是挂账式说说而已，似乎美方根本就不在意，后来我国有了家伙动了真格，击落过美国U-2高空无人侦察机。再就是大力支持越南反抗美国侵略战争，谴责美国将战争扩大到老挝和柬埔寨、策动柬埔寨朗诺发动政变。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五·二。声明”，天安门召开了声讨大会。当然，在台湾问题上双方一向是势不两立，美国是阻挠我国统一台湾的恶魔。如此等等，所以我们天天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美国则是以围堵扼杀新中国为快事，这几乎就是那个时代中国人了解的中美关系之全部。在这种情况下，基辛格突然从北京冒出来，怎能不让人大吃一惊！

当时我是个外交部的一般小干部，由于弄不清“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好人，突然变成坏人被打倒，令人迷惑难解，尤其反感那些打打斗斗，心中充满了苦闷，所以就主动要求去江西上高县外交部五七干校，无非是希望能远离那种令人烦恼的环境。这样我就脱离外交战线，对北京外交部的事几乎一无所知了。同在干校的同事们与我的情况大体一样，处在国家的大混乱之中，也都对突然发生的基辛格北京之行摸不着头脑。  从五七干校回来后，我这个中文系的毕业生去短训班突击学习了两年英语，然后就开到外交第一线一驻泰国大使馆，担任外交官中最低一级的随员，真刀真枪地干起了外交工作，此后对基辛格的了解就越来越多了。

弹指一挥间，28年过去了，我在国内晋升为处长、司长，在国外担任驻澳大利亚使馆参赞、驻坦桑尼亚大使，1999年我来到了大名鼎鼎的纽约担任大使衔总领事。基辛格先生早已不再担任公职，就住在纽约，办了公司，生意很好。说是公司，实际上超出了一般做生意的含义，老先生的社会活动和国际活动没有停止过，绝不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退休后“发挥余热”，而是继续门庭若市，上至总统、下至公司大老板，像刘邦求教于张良、刘备求教于诸葛亮那样，常常找他。基辛格是共和党人，但当民主党人执政时，仍将他视为座上客，就中国事务向他问计。我到了纽约任职，自然会把中美双方都尊重的基辛格视为头号朋友进行交往。

我现在还保留好几张与基辛格的合影，有的是他来总领馆参加活动留下的，有的是应邀参加我在官邸的宴请留下的，其中有一张是国务委员杨洁篪任驻美大使时在总领馆宴请基辛格的合影。要知道，在纽约时我认为与基辛格见面是常有的事情，所以没有刻意随时准备好照相机把每次相见都拍下来，更没有想到后来要写书。几张拍得好的照片是当地专职记者的作品，因为我与记者关系好，所以他们常把我与当地要人的合影赠送给我一张。

我在纽约任职时的领区是美东10个州，世界著名的美国常青藤大学大多在我的领区之内，我去过的就有基辛格的母校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这些大学的老校舍爬满了常青藤，历史悠久、成绩卓著、经久不衰、名扬全球，至今90多岁的基辛格就具有这些常青藤大学的品格和名气，所以我说他就是一位享誉世界的美国常青藤外交老人。

退休后回忆以往的外交经历、研究新中国的外交史成为我生活的重要内容。我曾在《环球时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中国需要基辛格式的“外交明星”》。我认为实现中国梦，达到复兴祖国的宏伟目标，离不开高超的外交；要搞好外交，不能不研究周恩来和基辛格。研究国际关系、搞外交的人一定要研究基辛格，因为他具有学者、外交家、政治家三位一体的身份。他是美国历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中最出色、影响最大和最久的人。

我们中国人尤其应该研究基辛格，因为他是奉尼克松总统之命，设计并实践美中破冰交往的功臣，开辟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先河；因为他在40多年中奔波于美中之间，有功于促进双方相互了解、增进友谊、建立两国新型的大国关系，他给历史留下的记忆太深太久。

一个是研究周恩来，一个是研究基辛格，这是我搞外交45年退休后的营生。说是研究，远达不到学者专家的水平，要说是研究周恩来、基辛格的业余爱好者倒有些像。我已经写过多篇关于周恩来，特别是关于周恩来外交的文章，现在又着手写基辛格。写基辛格我肯定写不过国内外的学者专家，他们已经研究多年，读过的书车载斗量，引经据典，使我等官员出身的人自愧不如。可我们有几十年外交生涯的亲身体验和感受，虽然读的书没有学者专家们多，但也说不定有一些只有我们这样经历的人才能说出的话，使民众耳中多一种声音。交响乐都是通过综合运用并挖掘各种乐器的性能及表现力来完成的，所以才好听。我在《世界知识》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演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交响乐》，现在不是很流行公共外交嘛，搞公共外交就得演奏交响乐。所以我想凑个热闹，不揣冒昧也写一本关于基辛格的书奉献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