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小说,尤其是古典小说中的优秀作品,如形成于明清两代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是中国文学的瑰宝。它们以特有的丰赡超拔、厚积薄发,以及后人无法复现、也很难企及的原创性和经典性,不仅筑起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座高峰,而且为后来的小说创作与阅读,提供了恒久的启示和不尽的滋养。
而在这些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大场景中,活跃着为数不少的颇具学者资质的作家和诗人。他们从对古典小说的深切了解和浓厚兴趣出发,或以散文、杂文、随笔的形式,讲述自己阅读古典小说的感受与体会,以及对古典小说的认识和评价;或在演讲、谈话和作品序跋里,结合创作实践,谈论古典小说给予自己的影响、启示,以及自己同古典小说结缘的契机和情形;或干脆启动逻辑思维,选择自己擅长的角度,展开古典小说的文本解读……
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大场景中,活跃着为数不少的颇具学者资质的作家和诗人。他们从对古典小说的深切了解和浓厚兴趣出发,或以散文、杂文、随笔的形式,讲述自己阅读古典小说的感受与体会,以及对古典小说的认识和评价;或在演讲、谈话和作品序跋里,结合创作实践,谈论古典小说给予自己的影响、启示,以及自己同古典小说结缘的契机和情形;或干脆启动逻辑思维,选择自己擅长的角度,展开古典小说的文本解读,乃至相关的分析、梳理和考证,建构学术研究的一家之言。这些不约而同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就。这一方面表现为,一些作家凭借丰厚的文化:储备和精湛的学术造诣,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相继捧出了若干具有首创性和建设性的古典小说论著,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另一方面就是,现当代作家在同古典小说发生精神交流与艺术碰撞的过程中,每每从主体条件出发,注入了一种更多属于自己的价值取向、审美判断以及相应的思维方式、行文习惯,这不仅促成了他们笔下一些新观点和新结论的问世,而且使他们所从事的古典小说解读在整体上具备了一种独特的形态与风貌。
《三国志演义》的演化(节选)
今所知的讲史,虽以《五代史平话》为最早的一部,然《三国志演义》则在讲史中最为人所熟知,且其势力也最大。《五代史平话》埋没了不少时候,到了前十年方才出现于人间。代替了这部《五代史平话》而流行于人民之间的,只有拙笨无文的《残唐五代传》一部书。所以五代的故事,民间知道的实在不太多——虽然李存孝的神勇,曾在元曲中演之,王铁枪的能征惯战,说书人也曾加夸大、烘染,程思敬到沙陀请兵的故事,今曰也还在剧场上十分流行(剧名《珠帘寨》)。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卷五,所载的说话人所说的故事有专门说三分及说五代史的。他在同书中又说,京瓦伎艺,有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可见当时视五代故事与三国故事为同样的足以号召听众,以致连说话人也成了专科。不知后来怎么样,五代史的故事,竟沦没不彰了,盛行于世的却只剩了三国故事。这一种“三国故事”简直是“妇孺皆知”,“有井水饮处”无不晓得。不仅一般老百姓,皆知刘、关、张的三个结义的英雄,皆知曹操、孙权,皆知诸葛亮与周瑜,而往往以三国人物自喻喻人,以三国故事为谈说之资;即士大夫阶级,素来不大看得起小说的,也无不于暗中受有三国故事的多少影响。袁枚《随园诗话》说:“崔念陵进士,诗才极佳。惜有五古一篇,责关公华容道上放曹操一事。此小说衍义语也,何可入诗?何屺瞻作札,有生瑜生亮之语。被毛西河诮其无稽,终身惭悔。某孝廉作关庙对联,竟有用秉烛达旦者。俚俗乃尔,人可不解学耶?”《莼庐杂缀》说:“《三国演义》,不尽子虚。唯诗人不加鉴别,概以人诗,致腾笑艺林者亦复不鲜。今河南有恨这关,相传因关公过五关时,有‘立马回头恨这关’之句得名。明卢忠肃督师至此,赋诗云:‘千古英雄恨这关,疆分楚豫几重山……遐思壮缪当年事,历尽江山识岁寒。’五关六将,语属不经。吴拜经谓忠肃此诗,特有为而发。要未免失于检点。”《柳南随笔》说:“《三国志·庞统传》云:‘先主进围雒县,统帅众攻城,为流矢所中,卒。’按统致命处在鹿头山下,今其墓尚在。落凤坡之称,盖小说家妆点之词。而王新城吊庞士元之作,竟以落凤坡三字著之于题。然则衍义可据为典要乎?”
更可注意的是,在实际的政治上,三国故事也竟发生了很大的效力与作用。《郎潜纪闻》:“太宗(清)崇德四年,命大学士达海译《孟子》《六韬》,兼及是书(《三国志演义》),未竣。顺治四年,《演义》告竣。大学士范文肃公文程等,蒙赏鞍马银币有差。国初满洲武将不识汉文者,类多得力于此。嘉庆间,毅公额勒登保初以侍卫从海超勇公帐下,每战辄陷阵。超勇曰:‘尔将才可造,须略识古兵法。’因以翻清《三国演义》授之。卒为经略,三省教匪平,论功第一。明末李定国初与孙可望并为贼。蜀人金公趾在军中,为说《三国演义》,每斥可望为董卓、曹操,而许定国以诸葛。定国大惑曰:‘孔明不敢望,关、张、伯约,不敢不勉。’自是遂与可望左。及受桂王封爵,自誓努力报国,洗去贼名,百折不回,殉身缅海,为有明三百年忠臣之殿。则亦传习郢书之效矣。”《小说考证拾遗》引阙名笔记:“本朝羁縻蒙古,实是利用《三国志》一书。当世祖之未入关也,先征服内蒙古诸部。因与蒙古诸汗约为兄弟,引《三国志》桃园结义事为例。满洲自认为刘备,而以蒙古为关羽。其后入帝中夏,恐蒙古之携贰焉。于是累封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以示尊崇蒙古之意。是以蒙人于信仰喇嘛外,所最尊奉者,厥唯关羽。二百余年,备北藩而为不侵不叛之臣者,嵩在于此。其意亦如关羽之于刘备,服事唯谨也。”又,我从前曾见某笔记(忘其名)载着:清人人关时,将官们多携有满文译的《三国演义》一书。他们最崇信关云长,每逢攻城略地,战败垂危,或攻城久不能下时,往往见红脸美髯的关公出现于前,助之杀敌。以此,往往得以反败为胜,或能乘机登城。是以满洲人最信仰的是关羽。
关羽的崇拜,完全是三国故事制造出来的。不仅在满洲,即在很早的时候,关羽便已特别的受到民众的崇拜了。明富春堂本的《搜神记》,已列他为大神之一:“护国祚民庙额曰义勇武安王,宋徽宗加封尊号曰崇宁至道真君。”嘉靖本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对刘备、诸葛亮、张飞等人,皆书其名,不为之讳。唯对于关羽,则不敢直斥其名,而讳之曰“关某”,有如从前文士们的称孔丘、孟轲的孔某、孟某一样。在她的卷首“三国志宗僚”上是如此,在全书中也都是如此:
……绍问何人?公孙瓒曰:“此刘玄德之弟关某也。”绍问:“见居何职?”瓒曰:“跟随玄德,充马弓手。”帐上袁术大喝曰:“汝欺吾众诸侯无大将耶?量一弓手,安敢乱言。与我乱棒打出。”曹操急止之,曰:“公路息怒。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广学。试教出马。如其不胜,诛亦未迟。”袁绍曰:“不然。使一弓手出战,必被华雄耻笑,吾等如何见人?”曹操曰: “据此人仪表非俗,华雄安知他是弓手?”关某曰:“如不胜,请斩我头!”操教洒热酒一杯,与关某饮了上马。关某曰:“酒且斟下,某去便来。”
在毛宗岗改编的《三国志演义》(《第一才子书》)里,凡书中的“关某”二字,已都改作“关公”二字,却仍不敢直呼其名,大约“某”之改“公”,完全为的是“某”字见得生硬拗口之故吧?清代有《文武帝全书》的刊行,武帝便是关羽。坊间也有《关圣全集》的编印。袁世凯更定关羽与岳飞为武圣,每年诞辰,与孔子同样的致极隆重的祭礼。
这都是三国的通俗故事使关羽变成了一位很重要的神的。在陈寿的《三国志》中,关羽的地位不过与张飞、赵云诸人等耳。9-12
中国古典小说,尤其是古典小说中的优秀作品,如形成于明清两代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是中国文学的瑰宝。它们以特有的丰赡超拔、厚积薄发,以及后人无法复现、也很难企及的原创性和经典性,不仅筑起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座高峰,而且为后来的小说创作与阅读,提供了恒久的启示和不尽的滋养。关于这一点,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先生曾立足于世界小说的大背景,作过高屋建瓴的阐述。他认为:“最苛求的现代读者,至少也会对那个传统(即中国小说传统——引者注)中的一部作品——《红楼梦》——持赞许态度;而大多数读者,一定会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和《儒林外史》这五部作品,也归入中国小说的古典名作之列……这六部作品是这种文学类型在历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每部作品都在各自的时代开拓了新的境界,为中国小说扩展了新的重要领域,并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小说后来的发展路径。直到今天,它们仍然是中国人最心爱的小说。”正因为如此,在五四以降的近百年里,中国文学界和学术界的人们,虽然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欧风美雨的冲击和裹挟,并因此而呈现出相当程度的西化倾向。但是。他们对于优秀的中国古典小说,却没有任何的忽略和轻视,而是始终给予了满腔的热情和充分的关注。诸多专家、几代学人围绕中国古典小说展开多视角、多层面、多方法、多途径的研究,拓展出广阔天地,收获了丰硕成果。正如《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小说卷》所写:“在20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可谓此起彼伏,风起云涌,真如长江后浪推前浪,形成了一道道绚烂的景观。”
在二十世纪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大格局与大场景中,活跃着一批身份特殊但却实力雄厚的研究者,这就是为数不少的颇具学者资质的中国作家和诗人。他们从对中国古典小说的深切了解和浓厚兴趣出发,在进行各种创作之余,或以散文、杂文、随笔的形式,讲述自己阅读古典小说的感受与体会,以及对古典小说的认识和评价;或在演讲、谈话和作品序跋里,结合创作实践,谈论古典小说给予自己的影响、启示,以及自己同古典小说结缘的契机和情形;或干脆启动逻辑思维,选择自己擅长的角度,展开古典小说的文本解读,乃至相关的分析、梳理和考证,建构学术研究的一家之言。应当看到,这些不约而同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就,甚至呈现出别一种繁荣和生动。这一方面表现为,一些作家凭借丰厚的文化储备和精湛的学术造诣,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相继捧出了若干具有首创性和建设性的古典小说论著,其中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筚路蓝缕而又博大精深,开现代意义上古典小说研究的先河,并为其奠定基础,自不待言;就是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吴晗的《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孟超的《金瓶梅人物小论》、张爱玲的《红楼梦魇》、邓拓的《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何其芳的《论红楼梦》、聂绀弩的《水浒五论》、蒋和森的《红楼梦论稿》、吴组缃的《论贾宝玉典型形象》、林庚的《西游记漫话》、陈迩冬的《闲话三分》、王蒙的《红楼启示录》、刘心武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李国文的《李国文楼外说红楼》等,亦在各自的视阈内领异标新,卓尔不群,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一个更为重要和更有意义的方面,就是现当代作家在同古典小说发生精神交流与艺术碰撞的过程中,每每从既定的主体条件出发,自觉或不自觉地注入了一种更多属于自己的价值取向、审美判断以及相应的思维方式、行文习惯,这不仅促成了他们笔下一些新观点和新结论的问世,而且使他们所从事的古典小说解读在整体上具备了一种不同于一般学术研究的独特的形态与风貌,这是现当代作家对古典小说研究的特殊贡献。然而,遗憾的是,由于某些由来已久的学科樊篱和学术偏见,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学术界和文学界对现当代作家在古典小说研究方面所做的贡献,没有给予认真的整理和必要的总结,以致使这笔财富中的相当一部分陷入了散乱、沉寂与零落的状态,这无疑是一种不应有的损失。现在,我们有必要通过积极而扎实的努力,来尽量改变这种情况。
那么,相对于学术界一般的古典小说研究,现当代作家在研究和解读古典小说时,究竟表现出了怎样的特征与个性?这样的特征和个性对于古典小说的研究和解读,又产生了怎样的积极效果?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和启示?以下笔者在尽可能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尝试着加以归纳和描述。
……
时至今日,文学与文章、创作与理论,早已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文类。这种文类的不同反映到语言表述层面,便形成了相应的差异:前者多讲究感情的抒发、形象的摇曳和辞采的营造,突出的是生动性与感染力;而后者更注重概念的清晰、逻辑的严密和观点的鲜明,追求的是辩证性与说服力。古典小说研究与解读旨在对作品进行意涵的开发,从本质上讲,属于文章的理论范畴,因此,它的语言表述理所当然的呈现出对观念性、逻辑性和辩证性的倚重。然而,我们又必须看到,古典小说毕竟是一种文学性的存在。一种文学作品所具有的诗性内质决定了有关古典小说的研究和解读,最终无法同情感、形象、辞采等等绝缘,相反,它呼喊着这一切对自身的融入和与自身的结合,最终形成一种兼有文章和文学、理论和创作双重特点的语言表述风度。关于这点,一千五百年前的刘勰仿佛早有察觉。他的《文心雕龙·总术》所谓:“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夫文以足言,兼理《诗》《书》。”强调的就是在语言表述层面,文学特性对所有文本的渗透和支援。而在这方面,学者们当然可以做出积极的努力,但真正得天独厚的无疑是现当代作家。他们在创作实践中练就的发达的形象思维和丰沛的艺术才情,使得其笔下关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言说,很自然的带有了文学作品似的生动性和感染力。譬如:早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张恨水的《水浒人物论赞》、孟超的《金瓶梅人物小论》,语词灵巧,格调隽永,意趣挥洒之间,颇得小品文的神髓与风范。至五十年代,何其芳的《论红楼梦》、蒋和森的《红楼梦论稿》,把感受引入文本,让诗情参与论析,走笔落墨,流光溢彩,浑如艺术美文。进入新时期,一大批作家写下的古典小说笔记,更是各见文心,各呈异彩。如舒芜品评《红楼梦》,深入浅出,娓娓道来;陈迩冬《闲话三分》,亦庄亦谐,意趣两见;王蒙漫说《红楼梦》,见微知著,妙悟不断;李国文解读《三国演义》,嬉笑怒骂,举重若轻;李存葆重读《金瓶梅》,纵横捭阖,气势如虹;即使年轻些的谈歌写《水浒》人物今解,亦诙谐幽默,活泼俏皮,每见歪打正着之妙。显然,所有这些构成了中国古典小说研究领域的别一种风景。
为了增加一点感性认识,还是让我们看看二月河解读《红楼梦》时,针对史湘云是“禄蠹”的说法所作的一番“正名”吧:“随着梦幻一般的家庭变故和与宝钗长期共同相处,史湘云对世界对人生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撩开那层纱幕,她听到了林黛玉内心深处凄凉的呻吟,看到了‘风刀霜剑严相逼’的大观园真境,她所崇拜的偶像头上也失去了灵光圈,像遇潮的糖塔一样坍塌了!她眷恋过去,但却与‘过去’坚决地分手了;她憧憬未来,但‘未来’对她却是一片模糊。她迷惘不知所之,在与自我的痛苦诀别中,她自愿作一只孤鹤去渡茫茫秋夜中的寒塘。”这样的文字表达与其说是论文,不如说是散文;与其说是学术的,不如说是艺术的。它借助文学语言特有的诗性和美感,使通常难免有些呆板枯燥的古典小说解读,变得生动、鲜活和亲切起来,从而为文章与文学、理论与创作的有效嫁接和有机互补,提供了某种可能。
三国底事情,不像五代那样纷乱;又不像楚汉那样简单;恰是不简不繁,适于作小说。而且三国时底英雄,智术武勇,非常动人,所以都喜欢取来做小说的材料……
然而究竟它有很好的地方,像写关云长斩华雄一节,真是有声有色;写华容道上放曹操一节,则义勇之气可掬,如见其人……
——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