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首页  软件下载  游戏下载  翻译软件  电子书下载  电影下载  电视剧下载  教程攻略

请输入您要查询的图书:

 

书名 辛亥--摇晃的中国(晚清民国大变局)
分类 人文社科-历史-中国史
作者 张鸣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下载
简介
编辑推荐

晚清民国大变局,从这里,读懂百年中国!

易中天、李零、丁东、秦晖、陈丹青、吴思、梁文道联袂推荐!

超千万人气教授张鸣首发力作《辛亥:摇晃的中国》,聚焦大清王朝最后岁月、民国肇造第一篇章,领衔角色有袁世凯、冯国璋、黎元洪、张宗昌、谭延闿、汪精卫、张彪、吴禄贞、荫昌、瑞澂、良弼、载穆、端方,等等,好似一部从晚清到民国的百年动作大片。研究这一类历史人物,本书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认为,制造过量的英雄,结局是没有英雄。

真正的历史是集体遗忘的解毒剂。还原真实,《辛亥:摇晃的中国》或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过去,从百年前的历史,读到我们的未来。

内容推荐

一场低烈度的革命,一个大变局的中国。

1911年,岁在辛亥,10月10日夜的零星枪响,将一个疲态尽露的老大帝国摇晃得如泰山之崩。武昌发生的那些事,是一场意外,意外里的意外。这场意外,毁了一个王朝,像扳道岔一样,把古老的中国,扳到了另一个轨道上。在中国,第一次出现了没有君王的政治,在亚洲,第一次有了参众两院的民主共和国。

百年激荡,回望辛亥。大革命,过场的都是大角色,一大堆左右了历史的灿烂群星。都督的样儿,党人的棒儿,名士的案儿,侠客的范儿,八旗的枪儿,新军的弹儿,帮会的堂儿,暗杀团的胆儿……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发挥得好与孬,都在改变着历史。其中惆怅低徊与一拍三叹,直追三国与先秦。

本书化繁为简,以老辣笔法,全景勾勒晚清民国大班底,追踪这场中国内部的革命,呈现革命的创世记与诸神谱,讲述对我们有特殊价值的一种重要真相。尚武中国,丛林之争,枪杆与笔杆,暗杀与炸弹,造反与经济,革命与保皇,立宪与新政,科举与学堂,里里外外,再现原态。

真相,总在历史最深处。

目录

小引 大变局里的那些人

附图 晚清民国人物群像

年表 1911年:中国与世界

序言 辛亥革命前后,摇晃的中国

第一幕 辛亥年,武昌的那些事

 还有一场未遂的武昌起义

 芝麻开门

 立宪党人的起义

 市民的武昌起义

 荫昌督战记

 瑞澂之走

第二幕 异哉!晚清!

 惠州:一场好看的国际性起义

 萍浏醴:一场会党主导的起义

 绍兴:一个体校的革命事业

 镇南关:起义故事

 黄花岗:革命党和老百姓

 保路运动:都是铁路惹的祸

第三幕 过场的角儿们

 黎元洪:在黎菩萨与黎都督之间

 冯国璋:反革命分子的辛亥遭遇

 袁世凯与北京兵变:玩走火了的权术操作

 黎元洪假手袁世凯:副总统杀了首义功臣

 丫姑爷张彪:起义的真正障碍

 吴禄贞:士官三杰之死

 王金发:山大王做都督

 谭延闿:变乱的受益者

 张宗昌:一个流氓的革命崛起史

第四幕 末世贵胄:王帽子底下的人

 良弼:凡鸟偏从末世来

 端方:名气最大的牺牲者

 载穆:一个殉节的满人副都统

 拿了洋枪,八旗兵也不中用

 辛亥福州旗营的“似抵抗”

 清末的殉节问题

第五幕 谁在革命,怎样革命

 农民:不许革命

 学生:学堂不能碰

 女人:战争不让女性走开

 帮会:赶个革命的热闹

 苏北之一:一场被清兵逼出来的革命

 苏北之二:杀吾仇者吾君也

 江北之一:天上掉下个革命党

 江北之二:由革命始以兵变终

 江南:商团包办的光复

 上海之一:远东最大商埠的易帜

 上海之二:掠地的风波

 浙江:咱们商人有力量

 江西:假印章、破机枪和大都督

 湖南:白条儿封官记

 山东:艺人活演“打登州”

 陕西:一省六都督的故事

 奉天:一次会议葬送了的独立

第六幕 匆匆上下的龙套

 革命中的文明与秩序

 革命行进中的享乐

 革命的帽子

 革命知府与弼马温

 剪辫子的风波

 又见汉官威仪

 二三野老眼中的革命

 五花八门的革命旗帜

第七幕 暗杀与炸弹

 革命的炸弹旋律

 暗杀乎,起义乎

 暗杀团的骷髅

 汪精卫:被一泡屎毁掉的暗杀

 沈臧寿:诈取海门

 袁世凯:遇刺与当国

第八幕 笔杆子和枪杆子

 《民报》:顽童革命党的涂鸦

 《大江报》:不得不说的文字狱案

 《循环报》:一封假电报

 《晋阳公报》:山西人的媒体政治

 《国风日报》:报纸开天窗的故事

 章太炎:名士坐西牢

 张继:革命的棒喝党逻辑

 秋瑾:设计军制

 有支同志军是这样炼成的

 招兵要招读书郎

 有枪没子弹的新军

 在新军与旧军之间

 啊,海军

第九幕 国人的民主旋律

 预备立宪:中国第一个议会的诞生

 临时政府:摇出民国政府的摇篮

 八百罗汉:头一个国会那点事

 小镇议会:一次地方政权的小范围选举

 自由择君:底层民众自发的冲动

 帮会平等:革命后士兵的民主症

第十幕 革命经济学

 造反要花多少钱

 革命钱紧

 革命暴力催租税

 革命声中的税务司

 股票建起革命军

尾幕 五光十色说民国

 后记 我怎么想起写辛亥来

 文献 主要资料来源

 附录 理解晚清民国的二十个关键词

试读章节

1900年,趁着庚子之变,八国联军入侵,清朝皇室开溜,北部中国大乱的当口,孙中山的革命党,在广东的惠州,发动了一次武装起义,惠州三洲田起义。这次起义,在孙中山看来,是时局转换的关键。经此一役,国人不再视他们为乱臣贼子,反倒有点同情了。其实,这是会错意了,国人对他们的态度改变,跟这场起义关系不大,主要是因为清廷在庚子之变中的倒行逆施。在即使是广东也算边角地带的惠州,几个小民闹事,当时又没有什么像样的媒体,通讯也不发达,全国能有几个人知道呢?但是不管怎么说,惠州三洲田起义,在革命党人的起义谱系中,地位不低。

起义跟多数革命党人起义一样,动用的是会党的力量。具体在惠州,就是洪门三合会或者三点会的会众。本来,清末的洪门未必有很强的政治性,所谓的反清复明宗旨,反抗朝廷的传奇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遭遇朝廷压迫之后,经高人点拨加上去的。社会上逸出土地的人多了,脱离乡土宗法系统讨生活,有个组织,相对容易些,帮会也好,民问宗教也好,就应运而生。这样的组织,朝廷不喜欢,加以打压,倒也自然。可是,古代的朝廷是弱政府,控制力不强,对于这种组织,打压也打压不了。真正抗衡这些组织的力量,其实是乡绅和宗族组织。于是,帮会就不黑不白地存活着。凡是在政治上想有作为的反政府势力,都会很自觉地想到他们。太平天国用过他们,戊戌维新被镇压的激进的维新派,也利用过帮会。最后轮到革命党了,早在兴中会初起,孙中山就加入过海外的洪门,名分是洪棍。在国内舞枪弄棒,扯旗造反,拉这原本就被朝廷视为非法的团体人伙,则是最方便的选择。

惠州这个地方,天高皇帝远,在广东自成系统,民风强悍,不思守法的“刁民”多,洪门势力大,是个策动造反的好地方。革命党在辛亥武昌起义之前,一共发动了十次起义,就有两次在惠州。

对于会党而言,冒风险他们并不太怕,原本就是时常冒死犯难、干犯法纪的流民嘛。所以,策动他们起义不难,但是,做这种事,一要有钱,二要有枪。对帮会来说,这不是革命,他们也理解不了什么叫革命,只是买卖,刀口舔血的买卖。比起平时的小打小闹,此番只是做得大了一点而已。钱,革命党是有的,每次起义,他们都会在海外筹钱,筹够了,才发动。起义发动起来之后,按日发饷,发到每个人头,孙中山还为此特意换了好些零碎的港币。除此而外,起义首领也要有钱,走街过巷,每到一地,起义者都要杀猪漉酒,大吃大喝。东西还不是抢来的,可见钱是有的,还挺富裕。枪也好办,惠州临近福建,福建对面是日本占据的台湾,而福建也是日本的势力范围,经台湾到厦门走私枪支,一般不成问题。所以,造反的洪门手里,就有了最新式的快抢。

起义的发动,时机很好。北京被八国联军占领,天下大乱。趁乱作乱,从来都是好机会。同时,台湾的日本总督儿玉源太郎,对孙中山的举动,有直接的支持[这几乎是日本的一贯做法,总是支持中国政府的反叛者]。因此,参与起义的,还有一群日本人。有名有姓的有宫崎寅藏、平山周、福本诚、原口闻一、远藤隆夫、山下稻、伊东正基、伊藤岩崎、山田良政等十余人,多是跟黑龙会有关的浪人,算是一支“国际纵队”。计划是先由郑士良等人潜入惠州三洲田,先行组织。然后孙中山携众“中日同志”一起到来,共图大举。没想到,郑士良进去把人拉起来之后,港英当局不给面子,孙中山他们在香港受阻。郑士良眼见粮饷将尽,人要散了,于是冒险发动,如果成功,就在海边占个地方,等待从台湾来的援助。

起义发动的时候,由于起义军枪械精良,有格林炮和毛瑟后膛枪,一时间占了便宜,打垮了好几股海军。俘虏了清兵,就剪下他们的辫子,让他们做苦力。但是,起义者的革命宣传做得可不怎么样,虽然后世称他们为革命起义军,但当地人依旧称他们为红头贼,仿佛这些人跟太平天国时期起事的红巾军是一回事。起义军也真的是腰缠红带,头裹红巾,还打着红旗。领头的人等,头插雉鸡翎,胸挂红绣球。起义失败之后,被清军打死的首领,身上还挂着结成花球的红绸子。尽管是革命党人发动的起义,但是参加的洪门,还是跟其他扯旗造反的农民一样,喜欢把跟戏班子学的本事,用在起义上。

虽然中国的朝廷有段时间不知所踪,但在广东的地方官,还算负责任,没有听说有人起义造反,就一溜烟走了。当地的民团,也不买帮会的账,硬是帮着清军打义军。不过起义军一度聚拢了近两万人,声势不小。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内阁换人,山县有朋下台,伊藤博文上台,新的总理大臣改了政策,不主张支持孙中山。原来从菲律宾采购的枪械,也吃人骗了。于是,预期的外援没有了,钱也没了,枪弹也没了,三合会会众一哄而散,日本人山田良政也死了,因为留着辫子,穿着清朝的衣服,清政府装不知道,日本方面也没有追究。郑士良只好走路,起义失败。清廷自然也不敢追究境外势力的问题,跟日本做交涉,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忍了。后来,孙中山到日本,还为山田良政立了一个纪念碑,称他是为中国革命而死的日本第一人。P43-45

序言

革命给了国人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但却没法像魔棒一样,给中国带来立竿见影的变化。

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快要一百年了。一个纪念日,到了纪念一百回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会热闹一下。况且,1911年双十这个日子,又是中国帝制告终的开始,走向共和的中国,经过了一百年。民主共和思想,是否深入人心不知道,至少在名号上,跟上了世界潮流。就凭这一点,也值得庆祝一番。

说起来,这个革命的发生,多少有点偶然性。从小的方面说,如果当时坐镇武昌的湖广总督不是瑞潋,如果他不是炮一响就像个懦夫一样挖洞逃走,如果他此前的处置不是那么失当,偶然破获了革命党的据点,又拿人又砍头,而是当众把缴获的革命党人花名册给烧了,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新军工程营的枪声,兴许不会变成一场占领武汉三镇的起义。因为革命党人这样零星的枪声,已经响过很多次了,没有一次成气候的。就在武昌起义爆发前的一个月左右,武昌新军也来过这么一回,但并没有闹起来。

从大的方面讲,如果不是西太后和光绪死后,上台当政的满人少年亲贵由着性子胡闹,先是赶走了最能干的袁世凯,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人,然后又张罗收权,把地方权力收回中央,把汉人的权力收回满人,革命即使发生,也成不了气候。

千不该万不该的是,在各地立宪派风起云涌立宪请愿的时候,亲贵们不答应也就罢了,却搞了一个皇族内阁,让各地士绅们心里凉到底——从此之后,中国的事,就由这些生在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的纨绔亲贵包办,士绅们借立宪分权的希望,被彻底浸在了冰水里。这么一来,士绅们把个满人王朝恨得牙根痒痒,本来听不进去的革命党人排满的宣传,忽然就入耳了,真是个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尽管让他们放火,他们还是不敢,但只要有人放火,他们是乐于扇风的。辛亥武昌起义第二天,起义士兵群龙无首之际,逼来的黎元洪一言不发,死活不肯“从逆”,但作为湖北咨议局议长的汤化龙却来了,一来就不走了,连带着听他指挥的商团,也参加了革命。正是由于立宪派士绅的帮忙,不仅稳住了局面,而且争得了外国人的同情,说服了黎元洪改变主意,甚至还策动了前来镇压的海军舰队的反正,因为舰队司令的参谋汤芗铭,是汤化龙的弟弟。不仅武汉一地,立宪派帮忙革命,其他地方,也都在帮忙革命,有的地方,立宪党人干脆自己出头。最初革命的十几个省,实际上是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平分秋色。

尽管说,革命党人一直处心积虑要策动革命,但革命的形势却一直都不够成熟。尤其是清廷推行新政改革以来,革命成功的机会相当渺茫。尽管革命党在政界、学界、军界有诸多的渗透,很多新军官兵受排满宣传的影响,但革命党人发动的大大小小历次起义,好像没有一次有成功的希望。收买会党的起义,像是雇人造反,钱花光了,人也就散了。而且起义都在边边角角的地方,闹与不闹,都没有什么影响。而新军的起义,动静大了一点,但却总也形成不了规模,要不就是时机总也不对。最关键的是,每次起义,都没有社会的呼应,基本上是革命党人单打独斗——他们一直以为这样个人英雄式的单打独斗可以唤起民众,只手打天下。为此,暗杀成为起义之外最重要的手段,从南到北,革命党人都在试制炸弹,炸了这个炸那个,可惜,始终没把民众的觉悟炸出来,也没有把清朝炸垮了台。

不能否认,革命党人有救国救民之志,但落到实处,往往夺取政权的心情要占到上风,尽管夺取了政权,他们是为了实行最先进民主共和制度,好让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清朝的改革做得好,尤其是预备实行立宪了,他们感觉自己的机会就渺茫。客观地说,如果不是有日本这样一个处心积虑不想让中国变好的近邻,这样的近邻总是借着帮助革命党人给中国政府捣乱,革命党人策动起义的本钱会更少,连宣传的影响力都会受局限。这是因为,清末的新政改革,的确做得不错。庚子后的乱局,很快就稳定下来,经济得到很大的恢复,外国投资增加,中国人自己办的工商业也呈现兴旺的景象。新政的各项事业,都在稳步前进。原来以为会引发强烈反弹的废科举改革,居然平稳度过,新学堂遍地开花,虽然问题成堆,但新式教育从此生根。军事改革、法律改革、官制改革、财政金融改革、地方自治乃至预备立宪,都在稳步推行。尽管有庚子赔款的巨大压力,但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都在大幅度增加,到辛亥年,朝廷的岁入居然达到破纪录的两亿四千万有余,而各地财政,也大多有结余。爆发武昌起义的湖北,打开藩库的革命党人,发现他们拿下的这个政府,居然有四千万元左右的存银。事实上,正是有这些结余,各地的起义者才赖以招兵买马,扩张军队,维持了革命的命脉。新政的推行,不像以往很多论者所说,事业一塌糊涂,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反抗。新政后期,整体上社会治安良好,大的股匪都招安了,小的匪盗得到控制。所谓民众对新政的反抗,只有少数地区比如山西有对兴办新教育不满的骚动,有民间结社干草会所谓“烧学堂,打先生”的骚动,但规模并不大。其他的所谓反抗,主要集中在反抗丈量土地和清查人口方面,但骚动也都是小规模低烈度的。以往的研究,往往先验地认为凡是王朝覆灭,必定是政治紊乱,民不聊生,遍地烽火,其实,清末恰恰不是这样。政治虽然谈不上清明,但比起庚子之前,却要好得多,民众生活也谈不上安定,但比起庚子之前,也要好得多。我们建国后史学界为了验证清朝腐败、天下大乱所做的统计,验证辛亥前一年,整个国家的民变[实际上有些夸张]次数,大约一万起。即使这个夸张的数字,放到这么大的国家里,实在算不了什么。

但是,主持变革的当家人,毕竟是一个刚刚犯过大错的集团,而且是一个少数民族集团。像鼓动借助义和团盲目排外这种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大错,不仅导致八国联军入侵,国家主权大幅度丧失,而且造成了国家巨大的动荡和损失,数额达到四亿两的庚子赔款,等于是在国家经济的血管上开了巨大的失血口。这样的错误,大大降低了这个政权的合法性。由于这样的一个错误,革命党人持续排满宣传,才有了市场。更多的汉人精英意识到原来这个朝廷是异族政权,从而使大清王朝的合法性进一步降低一。剩下来的事,只能办好,不能办坏,一旦办坏,大家就会认为是非我族类的缘故。

然而,西太后之后少不更事的少年亲贵们,却大大地错估形势,不知道自己吃几两干饭,居然想通过把权力揽到自己手里,巩固统治。殊不知,满人政治能力退化,已经有一百多年,而政治格局的满轻汉重,内[朝廷]轻外[地方]重,也已有几十年的工夫,早成定局。满人中的能人,有经验的政治家,西太后和奕在世的时候,都得承认现实,而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这种二十多岁的少年亲贵,既无从政经验,也无政治能力,居然敢贸然收权揽权,不坏事才怪。武昌军兴,亲贵们六神无主,马上实行立宪,废掉皇族内阁,答应所有立宪派的要求,但是已经晚了,人们不再给清政府机会了。从后来的历史看,这不仅是满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史家一直在说,辛亥革命期间,袁世凯始终在谋求自己的利益,取孙而代之。其实,在南北谈判期间,他倒是竭力想维持一个虚位的清朝帝制,一个由汉人实际统治、大清皇室挂名的统治模式。这个模式,也得到英国和日本的赞同。在他们看来,中国人根本没有做好实行共和制的准备。显然,袁世凯在这点上跟他的好朋友,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有高度的共识。这期间,也有人提出可让孔子后裔和明朝皇族后裔来当皇帝,继续维持君主立宪体制。然而,毫无势力的孔子后裔和明皇后裔显然出不了山,保存大清虚名的努力,事实上也不可能,即使袁世凯逼使摄政王载沣退位,完全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已经告成,南方的革命党人仍然不肯退一步,在情势上也退无可退,好讲中庸的国人,其实从来都不会妥协,共和这一步迈出来,所有参与其中的人,包括前立宪党人,都骑虎难下,加上所谓最先进制度的诱惑,革命发生后的中国只能往前走。

革命最大的危险,是会带来社会的动荡,甚至导致外国的干涉。这一点,是当初革命和立宪两派论辩的主题。辛亥革命期间,日本的确考虑过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只是因为英美的反对而作罢,而革命过程的动荡不大,也是外国干涉没有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应该说,从近代革命史角度,辛亥革命算是一场动荡和破坏比较小的革命。立宪派的高度参与,极大地降低了破坏的程度,而革命党人,也在刻意减少革命带来的动荡。为此,他们不准农民革命,不进行底层动员。但是,另一个他们老早就依赖的势力,却趁革命之机登上政治舞台,这就是会党,还包括一些绿林好汉。虽然说,跟会党合作是革命党的传统,但在辛亥革命过程中,他们还是尽可能对会党势力进行了遏制,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镇压。但是,会党这种中国社会中的准黑社会力量,还是冒了头。毕竟那么多年革命党对会党的联络和利用,不可能一下子断了关系。从地下冒出来的会党,对革命后的秩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各地会党公开露面,大开香堂,大散海底,在底层社会建立准黑社会的秩序,导致革命党人声誉大坏。二次革命,貌似强大的革命党,在袁世凯的打击下,不旋踵即土崩瓦解,跟他们不得人心大有关系。

尽管破坏不那么大,但革命毕竟是一场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激烈变革。革命后,中国国门上的招牌变了,从_个君主专制的政体,变成了最先进的美国体制,接任孙中山做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也被誉为中国第一华盛顿,世界第二华盛顿。但是,革命后的现实告诉我们,这样的制度,落到实处,的确大有困难。就整体而言,虽然沿海开放口岸城市的绅商欢迎革命,而内地农村的士绅满怀疑虑,汉人的官僚在革命进行中,却罕有为清朝殉节的。怀念清朝的遗老遗少,都是在革命后民国制度运行之际产生的——民国来了,很多人才觉得前朝其实更好一点,换句话说,民国不怎么样。

民国办不好,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生成一种新的秩序。然而,新秩序的产生,有赖于现存秩序的稳定。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的粗暴干涉,乱中添乱,袁世凯和他的谋士,错判形势,贸然称帝,袁世凯这个唯一的强人垮台,秩序的稳定,自然无从谈起。革命带来了民主共和制度,但这个制度在中国却落不了地,落不了地的制度,也就没法修正,中国回不到更合适的君主立宪体制那里去,因为在上层信奉的进化论历史观里,制度的演进,是进化的必然,已经进化到先进的制度,任何“退步”,都是开历史的倒车。

辛亥革命,是一场没有准备好的大变革。这场变革,却给中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革命成功后不久,上海的报纸不无戏谑地罗列了革命前后的变化:“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成,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礼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上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栏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其实,新教育、枪炮、律师、马路这样的东西,并不是民国才兴的,而除了制度变化,其他的变化,都是皮相的,甚至并没有真的变过来,至少在民国初年是如此。连革命党人大力推动,强力执行的剪辫子和放足,在乡村世界也成效甚微。放足和禁缠[禁止缠足]成效最差,直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好些地方的妇女依然缠足。剪辫稍好,但坚持不剪的人,也所在多有。民国成立,原本戴在外国人头上的大礼帽,的确扣在了中国官员的脑袋上,而且他们的手上,也多了根“文明棍”[手杖]。还不仅如此,辛亥之后,话剧叫文明戏,新式结婚叫文明结婚,放足叫文明脚,连脚踏车,都被叫做自由车。但是,民国之后,正如长袍马褂依然如旧一样,瓜皮帽也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依旧为士绅的常服。为孙中山倡导的中山装,即使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也只是党部人员在官方场合的服装,回家之后,很多人还是袍褂当家。很多在日本学了军事的将领,在今天留下的老照片上,洋式戎装,笔挺精神,但平常却喜欢长袍马褂,甚至喜欢坐轿子,连上战场都不例外。自由、民主和文明,离中国人的生活,其实还相当远。

辛亥革命真正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既不是风俗的变化,西化的习染,也不是新事物的出现,零星的现代化,甚至也不是制度的革命。如果没有革命,清朝如果能正常立宪的话,代议制早晚都会来,西方的法律、政治制度,在新政期间已经进来,而且总会生根,所差的,只是技术上到底学谁的问题,而没有不学的道理。比如法律制度,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问题。在我看来,辛亥革命带给中国和中国人的,其实是持久的制度的困扰和变革的焦虑。

革命给了国人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但却没法像魔棒一样;给中国带来立竿见影的变化。中国不仅没有因此而走向富强,反而更易混乱。很多人都明白,一个有两千年帝制传统的国度,骤然实行共和,而且学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国,其实难免消化不良,但是,人们不情愿看着刚刚确立的进化论历史观在自己身上破产,不愿意承认自己跟西方人其实不一样,没法原封不动地移植一个“最好的制度”,因为这样,似乎就等于承认自己种族的劣质。于是,只能把混乱归咎于变革的不彻底,革命不彻底,因此也只好在前进方向上做更激进的动作;革命,再革命,从制度变革走向文化和伦理革命,再则阶级革命,把中国社会翻过来,将传统的结构彻底打碎,建设一个人们谁也难弄明白的新世界。直到今天,人们依然患着求新症,什么东西,不求最合适,只求最新,最时髦。

即使不这样,在情势上,中国人也退不回去,退不到一个更合适自己的制度状况中去。其实建立代议制民主当然是必要的,但中国这样的国度,还是需要一个皇帝过渡的。可是过去的皇帝是满人,是异族,而且已经在革命的论述中带有屠杀汉人的原罪。所以,清朝的复辟,只能是遗老遗少的梦呓,一旦落到地上,连坚定的君主立宪主义者都会因之而崩溃。1917年的张勋复辟,不仅毁了康有为的清誉,也使得一直主张君主立宪的杨度心灰意冷,从此放弃了自己的主义。其他的人,没有实权的孔门后裔衍圣公做不了,有实权的袁世凯也做不了。谁也做不了皇帝,道理很简单:中国已经共和了,人们只能在“先进的制度”里往前走,除非找到更先进的制度。

中国人不是在共和制度中无法生存,也不是创造不出好的东西来。几十年的民国历史,也有值得称道的教育,值得骄傲的文化,但是,国人却很难在共和制度里创造一个新的秩序。尽管现在的人们回顾历史的时候,觉得民国还相当不错,但是当时的人们却很难满意那种军阀割据、国势衰微、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门的状况。这个老大的帝国,在进入共和之后,没有重建一个属于共和制的秩序,因此,就很难抵御卡里斯玛权威的呼唤,很难抵御再次革命、不断革命的诱惑。革命带来了问题,答案却是只能在继续革命中得到解决。一个原本背着过重的历史包袱,又在清末历史中饱受欺凌的民族,学习西方,包括学习引进西方的制度,无论如何都摆不脱工具性的诱惑。所谓的革命,无非是要借助革命的杠杆,撬起可以使民族翻身的巨石,当无论如何都撬不动的时候,不是换一个杠杆,而是接长这个杠杆,用更激进的革命,继续撬。

当然,当年的中国境况,说起来也很无奈。和平变革的希望,只能建立在清政府不犯大错上,但是,谁也保证不了这个政府不犯错误。自1860年中国设立总理衙门以来,中国已经被拖进了西方的世界体系,此后中国历史的演进,总离不开世界历史的拖带,中国人不能决定自己的历史走向,也无法决定什么时候变化或者怎么变化。同光中兴,自己对自己说是自强运动,但实际上不过是洋务运动。此后的变革,也大抵如此。本土化的最后抵抗,是义和团,结果被碰了个灰头土脸,回头看看,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清朝从新政走到被革命,改革被革命扑倒,在一个两难之局里。历史,在这里很无奈。

辛亥革命,以及革命后的一百年,都是值得国人反思的一个艰难的过程。一百周年的纪念,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但愿,人们能想起点什么,想出点什么来,别白过了。

后记

如果有人看了此书,不再像过去那样,把这场革命符号化,从历史书的雷池里爬到了边上,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怎么想起写辛亥革命来了呢?不是说,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特意写一本书参加庆典凑凑热闹。其实,我对于历史庆典,一向很麻木,别人不提醒,一般不会想起,即使想起来,也未必会为此写点什么。活了五十多岁,自以为还不是个喜欢凑热闹的人。上本书写五四,所有知道的人,特别是出版界的朋友,特别希望我在2009年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的时候拿出来,可我就是拿不出来。可是,怎么这回偏偏会赶上点儿,好像特意为庆典献礼似的呢?

这个事,要归功于一个人,他就是复旦大学出版社的社长贺圣遂。其实我跟贺社长不认识,也没打过交道,但是,写辛亥的建议,却是他提出来的。大约一年多以前,一天夜里,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他说他是复旦出版社的老贺,一向喜欢看我的东西,虽然没见过我,但我的一些在上海的朋友,他都很熟,他建议我像以往写随笔一样,写一下辛亥革命,他说他此前看过我一篇以辛亥为题材的随笔,印象深刻。我听了,似有所动,答应考虑一下。

跟五四不一样,我此前碰过辛亥革命这个题材,写过论文,也写过随笔,近来对民国史兴趣陡长,乱七八糟,写了不少东西。写辛亥,我是有兴趣的。虽然我写什么一般不听人劝,一向自己喜欢写什么,就写什么,信马由缰。任何人想要出高价让我写他想要写的东西,基本都没有门。但是,贺社长的这个提议,多少有点让我动心。在写五四的时候,原本是打算写成一部散文体的学术著作,野心过大,结果写的时候,由于不断需要加入注释,行文的文气总是断,写出来的效果,跟我所期待的,相距甚远。趁此心愿未了之际,再做一番尝试,一方面像做学术那样看材料,想题目,但写的时候则取消注释,随着自己的性子下笔。

就这样,《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这部书刚刚杀青,我就转身进入辛亥革命的写作。其实也不是写辛亥革命,就是看看材料,找点自己感兴趣的,别人不怎么注意的东西,借题发挥一番。一年多以来,几乎一有空闲,我就埋头看材料,家里床上地上全铺满了书和复印的资料。材料的确看了不少,成百万成百万字地在手里过,有时候看上几天,一个字也写不出。但这本身就挺好玩,看的时候,不知不觉,原来在老照片看到的人,就浮现在你的眼前,所有的人和事,都跳出来,在眼前晃来晃去,这种感觉,无论你写与不写,都是一种享受。别的学者是不是像马克斯韦伯那样,把学术当命,当为人类承担的使命,我不知道,但我自己,做学术也好,写随笔也罢,就是为了好玩,只要不好玩,我肯定不干。只是一旦玩起来,就认真地玩,玩得着迷,尽可能玩出名堂。我迷过围棋,迷过京剧,本质上,跟迷学术,迷历史书写,没什么两样。

当然,这本小书真的杀青之后,自己的感觉依旧不怎么样。文字还是不够潇洒,好些意思,表达得又过于直白。写作对于我这样永远都无法自了的汉子,大概永远都是一种遗憾,眼高手低是一种治不了的病。与众多跟我同病的人稍有不同的是,我总是会上手写,断然不会仅仅对别人品头论足,而不把自己的货色拿出来让别人来品评。比较遗憾的是,写的时候,兴许还有点兴奋,但写完了,每次都不忍卒读。从小学黑板报起,我的写字生涯已经快五十年了,到今天也没有写出令自己满意的作品,真是种莫名的悲哀。不过,我还不死心,相信下一部,一定会好一点。

必须说明的是,这本小书不是学术著作,也不是时下流行的讲史故事,它只是一本历史杂说。里面故事也好,人物也好,言语也好,个个都有出处,但它不是学术著述。虽然不是学术,却表达了我的一点关于辛亥的一种观察,由观察生出的杂感,由杂感汇成的集子。希望它的问世,能对人们认识辛亥革命,提供一个稍微不同的视角。如果有人看了此书,不再像过去那样,把这场革命符号化,从历史书的雷池里爬到了边上,我就心满意足了。

尽管自己不满意,丑媳妇早晚得见公婆,作品必须进市场,接受读者的检验。虽然没有能提供更好的产品,但毕竟我尽力了。感谢贺圣遂先生,谢谢他的建议。感谢广西师大出版社,总是盯我盯得那么紧,让我无法偷懒。也要感谢责任编辑以及众多为本书出力的编辑们。是他们的辛劳,才让这本小书像点样子。

书评(媒体评论)

易中天:张鸣的文章是我一向喜欢的──有思想,有见地,有学问,无官腔,十分好读。

王学泰:张鸣的文章很好读,很好看,更重要的是他很关心社会现实问题,很有见地。张鸣很多很小的文章,但揭示的问题却很深刻。看他的书,可以使我开拓心胸,开拓眼界。

李零:读张鸣的文章既可以作轻松的享受,也可以从里面学到很多近代史的知识,可以说是读史的捷径。

丁东:我觉得在大学里张鸣是比较稀有的教授,民国时像他这样的教授并不稀有,在当今大学里,却是太缺也太少了。

秦晖:张鸣用材料和逻辑把很多问题讲得很清楚,事实和逻辑结合起来就可以说清楚很多问题,是很有说服力的。

陈丹青:我们能不能找到真的历史?现在有学者零零碎碎、点点滴滴在做这个事情,就是告诉你们,你们知道的这些事情在当时不是这样的。张鸣做的工作,就很重要。

吴思:看透枪杆子,了解锄把子,张鸣抓住了这两个要点,中国历史的真相就能说个八九不离十了。我对他的理解,有时候也经常是我对我自己的理解。

徐庆全:幸运的是总有一些历史书告诉我们一些道理,告诉我们怎样认识社会,怎么从历史出发来认识现在的社会,张鸣的书也罢,吴思的书也罢,李零的书也罢,意义就在这。

解玺璋:我觉得张鸣老师很好打交道,我们很欢迎像张鸣老师这样的学者给我们报纸和杂志撰稿。我觉得学者应该和媒体有这样互动的关系。

梁文道:张鸣写史的方法像唐德刚,他的文笔是恣肆汪洋的、带评夹叙的,非常好。

随便看

 

霍普软件下载网电子书栏目提供海量电子书在线免费阅读及下载。

 

Copyright © 2002-2024 101bt.net All Rights Reserved
更新时间:2025/4/6 6:1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