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用传统文化的“五行”概念，考察了森林、草原、河流、湿地、城市垃圾等五个“最虚弱的点位”所面临的生态危机。作者认为，当今中国，“发展权”部分回归到了个体生命，但“保护权”仍旧没有回归，这是中国生态灾难频频发生的主要原因。因此，促进“权利回归”是环境保护最重要的方法。按照“权利回归”的理论，作者调研了许多案例，既有动人的故事，又有鲜明的观点，对中国公众维护个人的环保权益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是光明日报记者冯永锋撰写的第五本环保时事作品。几乎每一次，他都把笔探到了许多人关注，却往往关注不到位的地方。从《拯救云南》到《没有大树的国家》，一直如此。作者总是能提前告诉读者一些“真相”。

读本书之前，你一定会问：“纯自然”的森林、草原、湿地、河流，与似乎算不上“自然”的垃圾场、变电站，这中间有什么共同关系？它们都遭受了哪些共同的困难？

你也同样会问，阴阳五行与环境保护有什么相通之处？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中国生态危急的过程，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沦落的过程？而中国生态复壮的过程，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焕发的过程？

中国的草原正在退化为农田和工业基地，中国的湿地正在干涸，中国的森林正在成为人工纯林，中国的河流正被大坝拦截成“湖泊”，中国的城市正遭受垃圾的进攻，中国城市里的变电站、高压线正被市民一遍遍地质疑。

该书用传统文化的“五行”概念，考察了森林、草原、河流、湿地、城市垃圾等五个“最虚弱的点位”所面临的生态危机。作者认为，当今中国，“发展权”部分回归到了个体生命，但“保护权”仍旧没有回归，这是中国生态灾难频频发生的主要原因。因此，促进“权利回归”是环境保护最重要的方法。按照“权利回归”的理论，作者调研了许多案例，既有动人的故事，又有鲜明的观点，对中国公众维护个人的环保权益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者欣喜地发现，遭遇困难的过程也是解决困难的过程，自然被伤害的过程也是自然开始重振元气的过程。在书里，你能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中国环境即将由全面恶化转向有所好转的时代，中国公众的环保能力在提升。作者用一个个案例告诉了我们他的发现：中国环保很大一部分希望，在无处不在的“草根”那里。同时，作者说，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草根性。

阴言：不是缺乏科学，而是缺乏情感

阳言：穿透迷雾，挽回自私，回归权力

金章第一：垃圾的进攻

木章第二：“老树爸爸”再生记

水章第三：无图腾的狼

火章第四：江河日上

土章第五：世界是干的

中庸：通电与绝缘

2008年9月4日

如果我们把垃圾也当成一个物种，那么，当前发生的事，就与如何给垃圾找到合适的“栖息地”有关了。

历史不是注定而是碰巧出来的，2008年9月4日这一天，发生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由政府主持的。第二件事也是由政府主持的。第一件事似乎与垃圾有关，第二件事也似乎与垃圾有关。

两件事的前因后果，容我向您慢慢道来，虽然我很清楚，绝大部分细节，都会被时间之沙所掩埋。因为，在全中国的垃圾向我们发起总攻的时候，我们所知道的都可能是假相。

话说2008年9月4日这一天，北京市朝阳区市政管委主任尹秀峰，在专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近来，朝阳区常营地区部分居民对高安屯垃圾卫生填埋场臭味问题反映强烈。对此，我代表政府向居民表示歉意。同时，也请大家相信我们有信心、有决心解决好高安屯垃圾卫生填埋场存在的问题，创造出一个良好的环境。政府相关部门正在以前工作的基础上，综合采取各种科学措施，加快推进治理工作。”

北京市东部的高安屯垃圾卫生填埋场是北京市规划建设的一个重要市政工程。占地600亩，于2002年底建成并投入使用。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垃圾处理量增长迅速。2007年以来，垃圾处理量猛增到每天3400吨至3700吨。

在大量的垃圾消纳过程中，产生了“丰硕充足”的臭味。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由于已到了填埋垃圾产生沼气的旺盛时期，产气量急剧增加，挥发到空气中；2008年雨量较大，从各居住小区和农村地区收集而来的生活垃圾含水量增多，水分均在填埋场进行处理，加上填埋场还处于运转期，还不能对雨水彻底进行隔离，造成渗沥液增多而产生出臭味；超负荷运行带来暴露作业，作业面气味挥发严重。

为了彻底消除高安屯垃圾卫生填埋场的臭味，北京市市政管委、朝阳区政府组织北京市环科院、环卫科研所研究制定科学治理方案。安装了环长2100米高竿用于喷雾除臭；自主开发57个单体点燃器，把臭气从地下抽上来点燃；同时用1套负压抽气系统将浓度不够点燃的臭气集中起来进行发电。

尹秀峰说，朝阳区准备再投资9100万元，对垃圾堆体全部进行膜覆盖。2008年9月20日前完成6套负压抽气装置并实现点燃；加快沼气发电和渗沥液处理二期工程建设，增加3台高压喷雾车和2套高竿喷雾装置，加强现场除臭，力争20天内空气质量有明显好转。

根据朝阳区的中长期治理方案，将加快生活垃圾综合处理设施建设，2009年底前建成沼气发电三期工程；2009年增加绿化面积5万平方米，增加植被吸附异味能力；2012年内实现原生垃圾零填埋。

这意味着，2012年，垃圾得找到其他出路。

近几年来，北京市、朝阳区政府确实被垃圾困住了，想不出哪种办法最便利。因为哪种办法都会有人反对。

2008年8月份后，一头扎进垃圾事件中的“阳光花仙子”赵蕾说：“有一次我到区政府去，一个工作人员对我说，我们这一年来，其他事都没干，就扎在垃圾这事儿里面了。以前我们说真抓实干可能是假的，这一次真的是重视起来了。我们也想早点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次去北京市环保局，环保局的人也向我道歉，说对不起，我们一直在骗你们，以前老说是气压低导致臭味。现在我们改了，确实不是气压低的问题，而是其他原因导致。”

有一位专家，几乎跑遍了北京市的大小垃圾场，对于朝阳区政府公布的处理方案，他的担心是：“填埋处理的原理是利用厌氧微生物和耗氧微生物来分解垃圾中的有机质，沼气的产生就是分解的结果。使用膜覆盖的方式将臭味包裹起来必然会降低氧气含量，耗氧微生物就失去了工作环境，实际上是延长了分解时间，也就是延长了污染物排放时间。这不是政府是否作为的问题，而是填埋技术本身固有的缺陷。在用膜覆盖的时候，包住了臭味也就是包住了沼气，沼气是一种可燃气体，如果填埋场设计时收集系统不完善，很容易发生爆炸事故。膜本身是塑料，也是一种污染源。”

一直有人希望高安屯垃圾场能够改良。高安屯占地的600亩中，填埋场占地400亩。2003年开始，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物资学院教授邹晓美提出关于解决高安屯垃圾场空气污染的议案。此后几年，邹晓美几乎年年提相关议案。随后，沿朝阳北路高安屯附近发展起众多新的居民社区，如常营地区的万象新天、柏林爱乐、非中心等，越来越多的居民开始受到臭味的影响。2007年，紧邻高安屯垃圾场的几个小区的业主在网上开设“臭味专区”，并招募“臭味志愿者”，将情况汇总后向相关部门汇报。2008年春节前后，有关部门给出“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但业主们对此仍有疑义，提请行政复议。他们认为垃圾填埋场建在小区居民人住之前，前期所做的环境评估已过时。

2008年8月，朝阳区环保局发布了《关于高安屯卫生填埋场异味问题的答复》，试图解释臭味产生的原因；相关部门联合成立了“朝阳区高安屯垃圾异味专项治理工作小组”，常营地区的每户居民都收到了一封治理小组致居民的道歉信，信中公布了治理工作的进度：对填埋作业现场实行当天覆盖、更新改造垃圾运输车辆、加密冲刷垃圾运输道路和运输车辆等。P3-5

2008年12月初，在波兰波兹南召开的一年一度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有人认定中国的环保组织“很不专业”，对许多项目最多只能盲目地提出“停建”或“缓建”的要求，而无法参与更多的对话，无法提出合适有效的解决方案。

有一个参加这个会议的中国某媒体的“科学记者”撰文说，中国民间环保组织“长于意识形态宣传，弱于实质性的调查研究”，对一些环境争议提不出合理有效的解决办法，对所有问题都用“停建、缓建……”来应对，“这样是不行的”，应当更加专业；“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中国NGO缺乏科学背景，盲目地以‘站在弱势群体一方’为最高原则。但是因为他们不专业，结果很可能从长远来说反而伤害了弱势群体的利益。”

“专业地”写这段话的人，是我的朋友，而且和中国民间环保组织颇为要好；“专业地”传播这段话给我的人，也是我的朋友，而且是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工作人员。写这段话的人自然觉得自己的话对，传播这段话给我的人也觉得这段话对。

一开始我也觉得这段话“很对很专业”，因为我也算是或者曾经算“科学记者”——在中国，所谓的科学记者，不过是按照业务对口的模式，报道科学新闻、科学事件、科学人物、科学观点的媒体工作人员，本身是不是真懂科学，本身是不是真对科学有兴趣，是很难说的，因此，在我作为科学记者的十多年经历中，经常发现有许多人指责我们“科学记者不科学”；有人甚至认定，报道科学的记者应当在大学期间是学习科学的，研究生期间也是研究科学的，万一上到了博士，博士期间更应当是属于“科学共同体”的，如果你是学文科出身，学英语出身，学新闻出身，都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报道科学。

那么，真正的科学家就专业了吗？我想，一个人是否专业，不仅在于他在本领域内的通达，也在于他的传播能力，更在于他在面对现实的勇气。对于科学家而言，更重要的是人格和尊严，若是在利益面前。把自己的灵魂依附于利益集团，其结局，就是在伤害弱势群体的同时，伤害公众，伤害环境，最终，也在伤害自己，伤害自己所提供服务的利益集团。其结局，是没有一个人真正得到好处，其结局，是社会因此而长期处于混沌、混乱和野蛮之态中。

因为美好情感没有泯灭，才得以艰难长成的中国民间环保组织——或者说中国各类型公益组织，他们的成长过程和扩张过程，充满了社会纠偏的意义。中国现在的问题不在于科学知识缺乏，而在于心灵贫困；中国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财富不足或者能量不够，而在于能量乱流或者说财富滥用；中国现在恰恰不是缺乏科学传播，而在于缺乏情感滋润。你随便观察一下就知道，中国几乎所有草根型的民间环保组织，其领袖人物往往都是些文人或者多少还具备“人文能力”的人，梁从诫等自然之友“四君子”是如此，学哲学出身的廖晓义也是如此，学信息管理出身的汪永晨是如此，当记者出身的霍岱珊也是如此，农村妇女田桂荣是如此，农村妇女韦东英也是如此。

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是一个缺乏NGO传统的国家，这样说，并不等于几千年来我们的民间没有人在做善事，我只想说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一直缺乏有组织、持续性地、多角度地做善事的传统，因为这种愿望随时会被压抑、行为随时会被砍断。

专业化其实没什么稀奇，任何理想一旦机构化、落地化、实践化了，专业化就是必然的事。虽然中国社会对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专业化设置了无数的“专业阻力”，但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公益组织都有一种自觉，都知道要机构化地践行理想，必然要专业化。15年的时间，不仅其身上的专业性在逐步充实，关注的角度也在多样化，工作的方式也越来越灵活有效。中国民间环保组织身上有两点是最可爱的，一是有正确的知识和情感，二是有相对美好的工作方式。

近些年来，中国大地上，出现了王灿发教授推进的中国污染受害者援助中心，以专业性的法律知识来提升受害者的对话能力；也出现了马军带领的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所推出的中国污染地图，用中国政府各部门公示的报告，来揭示中国的环境污染真相，以利于公众迅速掌握。即使是被视为最“长于意识形态”的汪永晨和廖晓义，也在长期的实战工作中慢慢地积累着经验。汪永晨向来是第一线的环保人士，她的“第一线性”不仅是写文章快、多，参与速度快、情感浓烈，而在于她一直具备现场调查的基本修养，她三年前就推出的“江河十年行”，可以说是中国目前为止对中国西部江河遭受重创实况的最有力的调查研究；而廖晓义从前年开始大力传播“乐和生活”，为此不惜让自己的理念、让自己的机构推倒重来，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她积极参与了灾后重建，想把彭州通济镇大坪村建成“乐和家园”。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她甚至强力要求自己创办的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整体转型，压缩北京办公室，强化四川办公室，目的无非一个，希望找到“中国式环保”的理想模式，希望让正在空心化、弱势化的中国农村恢复元气，希望中国从传统文化身上吸取元气，以补养一下当前过度膨胀所带来的身体空虚、精神脆弱问题。

当我们看到，本该专业的科学家们不专业，或者不在“该专业的时候专业”，而一味地要求民间环保组织们专业的时候，我们会很快地意识到，这个社会有些人是居心叵测的。当我们看到，指责“长于意识形态的民间环保组织”，想要让民间环保组织去除身上这份对中国大地、对中国社会的美好情感，蛮横地要求环保组织冷冰冰地专业化的时候，我们也会很快地意识到，这个社会有些人是盲目崇拜科学的——他们是如此的崇拜科学，以至于到了迷信的地步，到了要以科学的名义强力下发“科学专政”的地步。

无论是在人身上还是在社会身上最朴素形态、最基本形态、最常规形态，是文学态，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互相支撑。我们没有科学可以活着，但我们没有文学，可能一天都活不下去。

在中国，环境保护的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保护环境，而在于对中国的公民社会、中国的民主进程、中国的人文学情感复苏、中国的传统精神再生、个人生活重归美好，都有着无可估量的激发之益。民间环保组织只是一个支点，而它能撬动的，绝不仅仅是专业，而是美好情感。

仅仅有科学和专业救不了中国环境，还要有关好情感才可能救中国；因为，如果没有美好情感，再好的知识也会被滥用；如果没有美好情感，知识该奋起的时候，你却发现，它不是胆小怕事，就是虚弱不堪。

2009年1月21日

说一个孩子不够，不人性；放开生育，人口又爆炸，更养不活。理都在你们这些吃饱撑的文人嘴里，如果说风凉话能解决问题，大家别干事，都清谈吧。饿死你，就没力气说风凉话了。

——2009年4月3日，“搜狐网友”在“向极端发展主义宣战”环保客上的评论

现在这个社会是多元的，更提倡包容，而不是强权。不是单纯的错与对。这种妥协是一种社会的进步，但它绝对不是没有原则的。做企业如此，做环保也是如此。

——万科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石谈中国公益环保的感受

现代社会对企业的期望越来越高，对企业的定位已经从单纯的营利组织发展到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公民。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赖以生存发展的长久之道，是企业分内的事情。

——国家电网公司总经理刘振亚在该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后不久撰文表述

环保一直是我推崇的生活方式，在没有担任“地球一小时”中国区推广大使之前，我就为了节能整天管三管四了，甚至都有点患上强迫症。

——著名演员李冰冰参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地球一小时”后这样表达心迹

如果承认我们看到的美国公益经验有一定的普适性，中国民间公益组织的规范性地壮大与成熟，就有待工商界的大规模介入。企业开始有意识地从事公益活动，一些企业家出资建立的公益组织也开始出现，这些事件是中国社会公益事业和公益组织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性事件。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秘书长杨鹏考察美国十五家公益组织回来之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