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法国对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长期政策考虑
我们已经看到，法国决策者在朝鲜战争之前“从未想到要通过防务这个迂回的方法来探索和审议欧洲问题”，而是希望按照法国主导的欧洲一体化的方式解决德国分裂与欧洲分裂的。即使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冷战局势陡然严峻，欧洲出现战争的危险增加的情况下，在融合联邦德国军事资源构建西方防务体系的问题上，法国一度强烈反对哪怕在原则上同意美国关于依照“北约方案”实施重新武装联邦德国这一政策性假设——附属于西欧防务建设这一正式的政治议题之下。显然，法国对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短期政策考虑主要是基于当时西欧防务安全的紧迫性。但是，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并非纯粹的军事安全事务，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议题。很自然的，法国对该问题的长期性政策乃是从政治的角度做出的通盘考虑。因此，法国力主欧洲防务共同体乃基于三个相互联系的目标：牵住美国部队；通过法德和解限制德国的复兴；通过欧洲联合促进欧洲重建。进一步来讲，这些政治性考虑乃是受法国恢复世界性影响这一根本战略的指导。
从历史的角度看，波茨坦会议原初的设想足旨在为欧洲缔结和约提供一种框架，而不是直接提供一份拟定好的结束战争的和约。按照波茨坦的有关规定，在德国问题上，四大占领国对各自的占领区分别享有最高权力，而唯有四个占领国共同做出的规定才适用于整个德国。为此，每个占领国的政策态度对整个德国问题的最终解决都不可忽视且不可分割，而四大占领国的政策共识至关重要。对法国而言，这种权力不仅不能轻易放弃，而且还需加以充分的利用，以确保一个危害性的德国永不复活。朝鲜战争的爆发，使法国关于苏联威胁与德国威胁的权衡关系出现了逆转。严峻的情势已经变得不容它有任何的幻想，为保证恢复世界性影响这一战略目标得以实现，法国决策者就不能不首先确保法国以及法国置身其中的整个西方世界的安全。这就需要法国正视把联邦德国这一昔日的敌人变成今后的盟友，共同对抗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苏联。
这样，如何以最小的危害为代价，使联邦德国融入西方体系并最大限度对西方防务做出贡献，在能确保法国的大国地位的情况下，渐进地给予联邦德国必要的政治平等地位，就成为了法国决策者关于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的长期政策考虑。基于这种考虑，法国决策者依托北约组织、盟国高级委员会、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等重要组织机构享有的职权，积极参与联邦德国对西方防务做出什么样的贡献，防务贡献的时机、方式等系列重要问题的讨论与规划，力图影响乃至在某些领域主导问题的走向，限制联邦德国军事贡献的程度，并使之与联邦德国政治地位相剥离，藉此防范德国政治地位过快恢复、军事力量过于强大，从而切实地维护法国的国家利益。 因此，法国难以接受并坚决反对美国关于立即在北约框架下实施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政策设想。在法国看来，北约是一个由享有平等地位的主权国家结成的军事联盟，如果北约接受一个本质上依旧处于被占领状态、没有缔结和约的联邦德国提供的军队，那么联邦德国的政治地位将会因此而自动地获得极大的提升——如果不是完全恢复的话。对法国决策者而言，法国的强大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以德国的弱小作为保障。因此，包括法国在内的其他西欧国家的军事力量必须优先获得增强，以降低西欧防务对联邦德国的需求强度，从而使联邦德国军队的规模尽可能地小，并在政治地位和军事指挥上接受诸多严格的限制。这就是此后历届法国政府在处理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时的基本政策思路。
但是，跟法国战后经济复兴计划一样，法国关于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政策考虑也存在致命的漏洞。美国决策者之所以提出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政策提议，乃是因为西欧国家自身无法构建足够强大的防务体系，而美国也不可能提供更多的防务援助，这些防务“缺口”只有融合联邦德国的潜在军事资源才有可能得到弥补。而法国却有意无意地漠视这一事实，并不切实际地指望美国向欧洲派遣更多的驻军、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以便西欧国家能够最大程度地增强既有的防务力量，从而限制联邦德国的防务贡献的作用。
P114－P115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联盟与遏制：美国对联邦德国重新武装政策研究（1949—1955）》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也是我对国际安全、美国外交政策和比较政治学习的阶段性总结。这篇博士论文又是我的硕士论文的转型与继续。所谓“转型”，就是我从针对北约历次扩张的国际关系理论解析，转向了1955年第二次北约扩张——吸纳联邦德国的国际关系史解读；从这些重大历史行为的理论回应，转向了从制度层面对它们进行史论结合的透析。所谓“继续”，则是我依旧以美国在战后欧洲安全问题的战略与政策为研究方向，并聚焦政制比较分析，对同一国际问题进行新的历史解读与理论分析。当然，我从政治学转入历史学后，尽管依旧以同一研究选题为主攻学习和思考方向，但是这一转型与继续仍极具冒险性。它的风险要远大于我2005年秋从中文系转到政治系面临的风险。
在此，我要首先感谢恩师吴志成教授的谆谆教导。吴老师不仅经常教导我们要好读勤思，而且还经常勉励我们要勤写多发。从行文的逻辑与修辞，到问题的理解与把握，吴老师都不厌其烦地对包括我在内的受业学生进行严厉批评与耐心指正。如今，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方正规范的治学风格、严谨诚笃的学术精神，已内化到我的学习、研究和日常生活当中，令我深受其益。其次，我要感谢业师赵学功教授的指导。当我第一次主动而大胆地向赵老师表露自己的研究方向和主攻问题后，赵老师不仅对我的想法给予肯定，而且还向我提出了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给出了诸多有益的建议和意见。有幸亲承馨咳，我得以从赵老师那里直观感受南开大学历史学的治学垂范。再者，我要感谢各位匿名评审老师及答辩老师对我的博士论文提出的严厉而中肯的批评，给予的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
2013年7月，我有幸成为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一名青年教师，在教学和研究过程中进一步夯实自己的学术涵养。同时，我也一直在思考如何合理地延展自己的博士论文的研究论题。政治学院为我提供了清正严谨的学术环境和慷慨的研究支持，我很幸运自己有各位学院领导的积极鼓励与大力支持以及各位师友的关爱。这些都是我得以潜心对自己的博士论文进行认真修改的关键因素。最终，我选择以制度分析为导向，尝试从价值理念上而非研究技法上对书稿进行修改。审视全书，我唯一不安的是：利用埃里森创立的双层博弈模式分析战后德国问题是否合适？利用该模式对联盟合作进行制度分析是否能够更好地为读者所了解？不管怎样，我都希望本书能够对读者有所助益。本书的后续延展与改善，我认为不仅可以从时间的放宽上着眼，而且可以从对象的扩大上入手，甚至还可以从方法的改进上着力。
本书定稿之际，回望自己二十多年的学习生活，感慨良多。请允许我就自己在兰州大学和南开大学期间受惠于各位师长的教诲与关扶、同窗或友好的襄助与友爱一并致以衷心的谢意！十分感谢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刘婕妤编辑为本书出版所做的辛勤劳动和热情帮助，也十分感谢李瑞编辑为书稿的文字调整、排版修正所做的辛勤工作！当然，本书仍会存在的纰漏皆由我负责。我要特别地向几位给予我治学恩惠的良师益友致以谢忱，正是他们把我引入了学术殿堂。陈小鼎博士和贺喜博士在我还是兰州大学本科生的时候，就以莫大的榜样作用使我有志于走上从事国际关系学习和研究的道路。我成功地跟随他们的脚步走进南开园之后，又直接受惠于两位师兄的慷慨指教。恩师吴志成教授在我成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研究生期间，严格而悉心地把我培养成了一位真正的学人。赵学功教授是我在历史学院的博士生导师，也是我博士学习的指导者。刘丰博士作为我们国际关系系诸位后进的楷模，既是我治学做人的标杆，也使我有幸得到切实的指导与帮助。
十分感谢家人一直以来对我的学习、生活和工作给予的理解与支持。显然，如果没有家人长久以来对我的充分理解、积极鼓励和大力支持，那么我长达22年的学习生活将难以想象。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宗敏。过去6年，她以极大的勇气维系并增进着我们一直异地的恋情和婚姻，使我能安心学业、潜心治学。她本可像别的恋爱中和婚姻里的女孩那样享受到更多、更温暖的情意。
今年恰是我的“而立之年”。惭愧的是，而立的我还只是一位方出校园的青年教师、初上岗位的新进职员和新婚燕尔的年轻丈夫。在此，我愿以一段旧作自勉：时光流转，你用我不经意的岁月雕刻了我的青春，正像那遥望如同一缕缥缈的山岚，被风沙卷抱着的丹霞。如今，我年轻的生命犹如一朵鲜花，以饱满的热忱浸淫着象牙塔的和风润雨，要在这里绽放充裕的花瓣，慷慨地解下一片、两片。现在，青春已逝，我的生命将要化成一颗硕果，只等彻底地奉献自己。愿我能成为思想与文化的继承者与创造者，持久地给这一美好的世界散发以智慧的芬芳与爱的沁香。
2014年伊始，世界政治就被层出不穷的冲突和纠纷所困扰，亦显示出变化的曙光。一方面，俄罗斯与西方世界围绕克里米亚的角力，隐隐然让世人看到传统冷战思维的回潮；另一方面，包围在马航MH370航班失联事件的疑团，凸显了在全球化时代国家间合作的必要性与困难度。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公认价值的今天，很多老问题尚待解决，不少新问题也应运而生。面对略显纷乱嘈杂的现实，古老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
重新聚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研究，是全球化浪潮和信息时代的必然要求。首先，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全球治理的概念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一趋势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更加明显。在武器扩散、恐怖主义、环境保护、疾病预防以及经济发展等诸多领域，都要将全球看作一个相互联系的体系来解决问题，政治学者需要及时提出有效的理论分析和政策建议。其次，国家作为国际关系中最主要的行为体，既要对外面对国家间冲突、政经纠纷等问题，也要对内面对因应贫富差距拉大、扁平化社会所带来的诸多矛盾。这些理论及操作层面的疑问，都亟需学者从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视角给出相应的答案。
重新聚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研究，是对正走在“圆梦之路”上的中国自身的突出贡献。其一，正在崛起的中国，对内正在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和经济结构转型的“深水区”，学者需要为促进经济发展和缓解社会矛盾提供更多的政治智慧。其二，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提升，伴随而来的外面环境压力也在逐渐增强。如何妥善解决包括海洋争端和贸易摩擦在内的国际议题，如何为已经秉承了近三十年的“韬光养晦”的对外战略注入新的内涵，足理论界必须承担的责任。其三，中国怎样更好地履行负责任大国的职责，并更好地向全世界传达属于自己的政策主张乃至价值取向，也是一个有价值的前瞻性课题。
重新聚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研究，也是中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术界自身发展的诉求。政治学是一个古老的学科，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则是一个肇始于19世纪末，繁荣自20世纪70年代末的新局面。学者们目前的工作，不仅是要积极追赶和呼应西方政治学科的发展前沿，提高我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也要充分汲取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政治治理的丰富养分，扎根于目前的政治现实，缔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适用价值的理论观点。对国际关系学科而言，国内学界在学科建设、研究方法和运用研究资料等方面，也存在着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压力。在目前国际关系学科内范式融合和全球治理理念盛行的背景下，国内学者需要在思想创新和议题选择上做出更多努力。
当然，一个学科的发展和壮大，绝不能仅仅依赖于学者个人或者群体的努力，更需要有蓬勃向上的国力和理性有序的社会氛围作为支撑，需要来自于政府、高校、非政府组织乃至公司企业的资源倾斜。与此同时，学者也有责任将相关理论和政策研究的成果，以及自身所具有的文化视角和国际视野，转化为推动国家发展的动力，即所谓智库的作用。目前，智库在中国的发展尚属方兴未艾，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同仁加入其中，群策群力间实现本学科的跨越式发展，一同积极面对现实，踏实研究问题。
基于以上的目的与意义，为了向国内外学者与公众展示和分享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武汉学术出版中心精心策划和推出了《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智库丛书》。我们期望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收集和推出一批高质最的兼具理论与现实意义的专著、译著、论文集等，展现本学科学者们笃学省思的风采。在此，也拜求学界各同道先进，不吝赐稿，共襄盛举。
最后，该丛书的顺利出版有赖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武汉学术出版中心和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的大力支持，有赖有关部门的关心与指导，有赖学界同仁们的关注与帮助，更有赖广大读者、学人的阅评和指教。本人在此一并致上诚挚的谢意！
吴宇所著的《民主国家间博弈与战后欧洲秩序的重建（1949－1955）／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智库丛书》讲述1949－1955年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的整体发展过程一方面表现为有关条约谈判本身所展现的外交层面斗争，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缔约国在国内层面围绕条约的立法审批而展开有关纷争，两者在程序和实质层面对问题的发展、谈判的走向产生切实的影响。同时，国际形势的发展对美、英、法等北约主要国家紧紧把握双重遏制战略也有深刻影响。以阿登纳为首的联邦德国决策层在以西方化为预期的基础上，也为尽可能争取国家主权利益而斗争。现代宪政民主体制，既使美、英、法、德四国不可避免地感受到国家政治体系与既定国际关系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又能使它们在维护联盟利益的同时，采取不尽一致的国家战略、应对策略、政策态度。
吴宇所著的《民主国家间博弈与战后欧洲秩序的重建（1949－1955）／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智库丛书》的学术意义在于，通过论述美、英、法、德四国在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上的战略互动与政策论争，不仅促进人们更好地理解联盟合作的有关经验与教训，而且还向人们揭示美国联盟战略的潜在机理。
本书力图表明，西方国家在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问题上并无实质性的战略冲突，存在的分歧主要是策略性的，因而体现在重新武装的时间和方式等论争方面，呈现阶段性、连续性和矛盾性等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