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之间如何进入成熟双边关系的时代？这是本书作者着力解答的战略议题。我们从21世纪中美关系的演变中得到什么教训和启示？这正是本书作者关注的核心。中国如何完善对美战略？这也是作者力图引起广泛讨论的重要议题。所谋者宏，自然所论者远。本书作者以资深记者的方便身份，亲身经历了诸多政策变动过程；本书以毛泽东超越美国的“中国梦想”开局，以中国崛起为主线，由中国崛起对美国的震动、中美贸易和汇率博弈、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三个部分组成，深入分析了中美互动历程的演进性；对重大议题的把握及由此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观点；作者不仅展现出资深媒体人深厚的文字素养，诸多引述也是精心选择的。

本书对国际关系学者的启示是，洞悉世事变迁，需要参与感。面对中国崛起这样的宏大课题，书斋中的坐而论道，产生不了决胜千里的可行性战略设计，要想运筹帷幄，必得起而践行，积极投身社会实践。

本书对媒体的启示是，媒体要有自己的专家型队伍，要有独立的判断，要致力于对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而不是拼凑其他学者观点，媒体要成为社会良心，要致力于深入挖掘新闻背后的逻辑，而不仅仅是争做“无冕之王”。一个崭新的中国时代即将到来，唯有以良知、责任感和洞察力为标尺，才会贡献于中国、贡献于国际关系研究。

本书对国家决策系统的启示是，要建立中国式的“旋转门制度”，让更多的有学术良知和报国情怀的知识分子参与实践，实现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唯如此，才会有真正世界意义的“中国话语”。

第一部分 中国崛起与美国的反响/1

 记者手记：与大国地位匹配的话语权/3

 麦迪森验证毛泽东“超过美国”的梦想：中国GDP(PPP)2015年超过美国/5

 华盛顿百人论道：“中国崛起”是否和平/13

 “如果中国醒来，她将震惊世界”/20

 布热津斯基VS．米尔斯谢默：和平与非和平/33

 中国经济：模式与警世故事/36

 战略学者眼中的“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46

 结语：中美冷和平时代/62

第二部分 中美贸易和汇率的博弈/65

 记者手记：避免“相互摧毁”的结果出现/67

 美学者抨击人民币汇率报复案称其为保护主义/69

 这是个严重错误美财政部长驳斥对中国汇率报复案/74

 美国思想库两派意见对峙人民币汇率报复案/81

 美考虑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者认为应迫中国让步/86

 美国汇率调查之一：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政治经济学/88

 美国汇率调查之二：美国的失落感(上)/94

 美国汇率调查之三：美国的失落感(下)/104

 美国汇率调查之四：美国“鹅”生病中国付费？/111

 美国汇率调查之五：汇率动与不动的逻辑/117

 美国汇率调查之六：中国制造对美国贸易赤字的影响/126

 美国汇率调查之七：中国对美国的贸易成本/133

 美国汇率调查之八：中国崛起与美国反思国际竞争力(上)/139

 美国汇率调查之九：中国崛起与美国反思国际竞争力(下)/145

 中美贸易大战能避免吗？/151

 结语：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159

第三部分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161

 记者手记：史无前例的双边战略经济对话/163

 来自华盛顿的声音：美中关系走到关键时刻/165

 专访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第二次SED的目标、框架与议题/169

 中美贸易不平衡加剧两年后再访华盛顿/179

 “华盛顿圈”高度关注第二次SED/185

 政治学对经济学的胜利：解密美国国会、思想库、院外集团的人民币之争/192

 中美两国应共担责任和共享利益：第三次SED前专访SED美国特使/201

 中国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足够安全吗？——十问戴维·麦考密克/207

 结语：两年间上演的中美力量攻守逆转的精彩大片/217

附录1 与麦迪森对话：中国2015年GDP(PPP)超过美国/220

附录2 我采访了保尔森/226

后记 新闻的生命力与记者的转型/231

没有人，甚至中国人也不知道将来的中国将会变成怎样。中国在近代历史上没有任何拥有强大国力的经验，而中国经济的发展正使中国获得越来越强大的国家实力。历史告诫我们，任何大国的崛起都会影响区域稳定乃至世界平衡。中国政府也了解到这种担心，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概念。然而，这一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中国人对认为中国崛起成为一个霸权国家的观点非常反感，在中国人的头脑中，中国的强大只是为了抵御外强的压迫，就像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一样，而并不是为了欺压他国。与美国不同，中国要同其他大国共同分享这一区域，这包括美国和日本，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中国强权。中国的未来最终取决于中国内部的发展，包括中国的经济政策的成败、中国领导执政的质量、中央政府能否控制住地方政府、中国采取措施维护和实现稳定。此外，外部环境也将影响到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中美关系政策制定得好会为东亚以及环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繁荣奠定良好的基础。

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我们特别关注：首先，北京非常成功地化解了国际上关于中国威胁的担心；其次，亚洲国家担心美国会采取单边行动，这是亚洲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的看法；三是一些“泛亚”组织把美国看成是“外人”，在亚洲缺乏对于美国在区域安全上扮演什么角色的共识。由于反恐在美国安全上具有最为重要的地位，亚洲国家虽有共识，但并没有像美国那样重视，对美国单边军事行动的顾虑，也影响了他们对美国在区域安全中的作用的认识。例如，韩国认为美国对朝鲜的单边行动的威胁比朝鲜的威胁更大。

中美关系一直在合作和对抗之间摇摆，一方面美国要让中国在东亚和平稳定秩序中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美国要做好一旦中国成为一个具有威胁的力量的准备。为了处理好中美长期关系的问题，当务之急是要处理好两个问题：台湾问题、朝鲜半岛问题。解决好台湾问题会起到重新稳定中美关系的作用。另外需要关注的是这一地区问题的军事化。一方面中国大陆的演习和军队的部署，另一方面是美国对台湾的军售和军事合作。这一问题不再是出于政策的考虑，更多的是政治考虑。因此中美双方的首要任务是如何稳定目前的局势，并扭转两岸军事竞赛的恶性循环。中国第四代领导人出于自身发展的考虑，不大可能主动动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除非他们认为只有武力才能制止“台湾独立”。中国领导人的目标是，限制“台独”，同时实现和平发展本国经济。这两个目标的实现都受益于同美国的良好关系，只要美国的政策有助于控制局面。这就要求我们从根本上解决好这一问题，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方面是北京要避免过激的军事行动，一方面美国不要让对方怀疑我们的动机，包括在军售问题上，还有就是台湾，不能出错。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从近期来看，中美在朝鲜半岛无核问题上的利益是非常一致的，但从长远上看，中美利益分歧很大。比如，有些美国的战略家希望美国能够使用韩国的军事基地展开在该区域的军事行动，中国显然对这种想法强烈反对；同时，中美都希望看到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因此，我认为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近期的共同利益能否成为缓和我们未来关于该地区不同看法的基础，并最终实现一致。无论如何，这对于我们的政策是一个挑战。

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美国著名右派人士，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84-1988年担任美国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的演讲撰稿人，现在是美国知名杂志《新共和》编辑，其著述包括《纽约时报》畅销著作《天堂与实力》：

从历史的角度，我们看到了许多与和平崛起不同的情景，历史经验非常重要，因为人类历史上也有许多未能崛起的先例。在过去100年的历史上，曾经先后有三个大国崛起，包括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日本、19世纪至20世纪的德国以及19世纪的美国，前两者失败了，而美国的成功经验值得记取。德国和日本的崛起战略均表明，大国崛起与战争密切相连。就中国的崛起而言，任何崛起大国都将不是防御性的，而是进攻性、侵略性的。美国崛起的历史也是如此。尽管我的同事们认为中国承认现存的国际体系，但中国崛起不可能没有称雄世界的意图和野心，中国期望自己更加强大是可以理解的，实行其他国家不愿意看到的战略也是可以理解的。在我看来，中国可能会采取战略改变现有的国际权力结构，这可能是大家极其关心的。中国必将会采取与他国类似的政策，而这将会影响亚洲的根本利益，美国可能被迫从亚洲撤退。P29-30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一对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媒体报道之丰，可谓俯拾皆是；中外论著之多，堪称车载斗量。本书是赵忆宁女士剖析2004—2009年中美关系的论集，与此前出版的著作和媒体报道相比，本书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

我不敢肯定这是中国第一部由资深媒体人撰写的中美关系专著，但我笃定地认为，这本著作剖析了中国经济崛起的世界影响，展现了超级大国美国面对中国崛起的复杂心态，分析了中国实力上升、地位提高和话语权的增强，真实记录了美国政商学各界精英对中国崛起从不适应到逐步适应的历程，它出自一位严肃的专家型记者之手，是对中美关系转型的历史记录和深入剖析，其所涉范畴不仅专注于中美经济关系，更有着广远的战略视野，某些尖锐的观点值得我们一再审视。

中美关系进入新时期

进入21世纪，中美关系是以矛盾不断但斗而不破而开局的。2001年初，上台伊始的布什政府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不友好的措施，2001年4月的南海撞机事件更使得中美关系蒙上了阴影。然而，随后的“9·11事件”导致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大调整及对华政策出现转机。以布什总统2002年、2005年两次访华和2006年胡锦涛主席访美为契机，中美关系迅速改善，美国明确表示反对“台独”，承认“东突”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对中国的国际定位做了重大调整。2005年9月21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发表“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一名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政策讲话，这是美国面对中国和平发展做出的战略评估和战略设计。2006年8月，中美领导人创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协商解决双边经济关系中需要长期关注的问题，这是两国着眼于未来的战略安排。2007年9月，胡锦涛在第15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中美既是利益攸关方又是建设性合作者的新定位，得到布什总统的赞同。进入2009年，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之初，中美合作变得密切，双边关系看似进入蜜月期，然而近来却出现了贸易冲突、奥巴马会见十四世达赖喇嘛等事件，似乎中美关系重陷跌宕之中。

我认为，中美关系已经进入成熟双边关系的时代，以2008年下半年至今的金融危机为契机，以中国国家实力持续增强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为标志，以中国国家战略体系的优化(尤以国际战略的调整和在国家战略体系中的地位上升)为指向，中美关系进入到一个密切合作与激烈竞争并存的新时期。当前，合作与竞争并存的中美关系图景正在清晰展开。在政治方面，中美共同利益主要体现在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双方合作确保台湾“不独”，保持两国高层交往机制，确保东亚合作奉行开放地区主义，加强对全球事务的磋商与合作等。当然，双方在政治方面也有深刻分歧。在台湾问题上，双方在“一个中国”、反对“台独”、“和平”统一(解决)上有交会点，但美国依旧是中国统一的阻碍性因素。从安全领域看，中美合作在扩大，但双方有不同的考虑和处理方式，利益相左也在所难免。从经济领域看，两国互有需求，互利互惠，但中美经贸关系已经从昔日的压舱石变为烈度最大的摩擦点。有共同利益，就有不同利益乃至竞争、冲突。

两国关系近年来的发展证明，大国竞争并不必然带来冲突、危机与战争。中美关系开始体现出互补性(Comp]ementary)、合作性(Cooperative)、建设性(Construtive)、竞争性(Competitive)、创新性(Creative)的特征，一种复合相互依赖(Complex Interdepelldence)的双边关系正在形成，这是我们乐观其成的。但是，我们应清醒认识到，美国对华政策是两面的，其主导面放在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以促进建设性对话为主要方式来推进双边关系发展，对扩大中美合作抱有期待。同时，美国安全战略上对华防范心理明显，在对华交往中积极施加影响，对中国政策走向不断提出要求甚至施压，力促中国朝着美国所期望的方向演变。我们要对美国的未来战略动向密切关注、积极应对。  本书的特色

中美之间如何进入成熟双边关系的时代？这是本书作者着力解答的战略议题。我们从21世纪中美关系的演变中得到什么教训和启示？这正是本书作者关注的核心。中国如何完善对美战略？这也是作者力图引起广泛讨论的重要议题。所谋者宏，自然所论者远。本书的主要特色体现在：

第一，与众不同的现场感。

作者以资深记者的方便身份，亲身经历了诸多政策变动过程，例如，2005年4月美国参议院舒默修正案提出后，作者在美国进行了一个多月的采访，进行专题调研；2007年5月，美国财政部邀请作者赴美，安排采访直接负责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与此同时，作者参与了一系列的重要学术和战略性会议，如2004年9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办的“中国和平崛起？”国际研讨会、2005年4月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办的“正在崛起的中国经济”国际研讨会等，作者现场采访了研究中国的当世名家，与各类型、各专业的人士互动，这其中包括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尼古拉斯·拉迪、安格斯·麦迪逊、哈里·哈丁(何汉理)、乔舒亚·雷默、戴维·兰普顿、盖保德等知名学者，以及各行各业的领袖人物。此外，作者还在其他场合会见或采访过芬兰前总理阿霍等决策者。这些现场的调研，使得作者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其观点也由此更具扩展度和穿透力。

作者以实力、地位与战略三者的互动为框架分析中美经济关系，强调国家实力的认识是基础，必须对国家实力有清醒的判断和评估，才能为国家准确定位，才可能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本书以毛泽东超越美国的“中国梦想”(Chinese Dream)开局，以中国崛起为主线，由中国崛起对美国的震动、中美贸易和汇率博弈、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三个部分组成，深入分析了中美互动历程的演进性。

第三，对重大议题的把握及由此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观点。本书涉及了中国和平崛起、“北京共识”、中美汇率博弈等当代最为引人注目的战略议题，并由此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观点。例如，作者对中美关系观察提出的总判断是，中美双方经济上高度“相互依赖”，正在形成“相互绑架”式的“相互拥抱”，双方更加谨慎地“相互防范”，而双方未来只有选择“相互妥协”式的“相互合作”，目的是避免“相互摧毁”的结果出现。再如，作者认为，2009年是大国力量对比的分水岭，美国步“大英帝国”的衰落后尘，而中国之崛起如日中天；不是中国怕美国，而是美国怕中国。又如，作者认为，中美贸易战不会终结，但中国至今没有与世界第一大强国美国在未来20年如何相处的战略储备。我们可能不认同这些观点，但却无法否认，这些观点来自作者的独立观察，某些看法值得我们深思。

第四，灵动的笔触和生动的语言。作者不仅展现出资深媒体人深厚的文字素养，诸多引述也是精心选择的。例如，本书引述《纽约时报》评论员汤姆森·弗雷德曼的一段话，“当我小的时候，父母经常对我说‘汤姆，赶紧吃完你的饭，中国人还在挨饿！’现在我经常告诉女儿‘孩子，赶紧完成作业，生活在中国和印度的人正在抢你的饭碗’。”这样的对比何其强烈？！其语言说服力和思想穿透力由此可见一斑。

本书的启示

跨入21世纪，伴随着世界转型的加速，中国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诸国战略应时而动，战略竞争凸显为新时代的核心议题。中国和平发展与世界转型并行，赋予中国巨大的战略塑造空间。另一方面，世界各国对中国崛起更为敏感，正在经历从不适应到逐步适应的过程。在这样的时代，战略分析是必然的议题，从全球层次着眼，这是一个世界诸国进行战略谋划的时代；对中国而言，这是一个呼唤战略的时代，更是一个构建战略的时代。  以此为标志，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也必然进入多元化时代，昔日由接近决策途径的政策派独揽的局面被彻底打破，学院派纷纷进军政策分析，媒体派则居其间，国际关系研究出现“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论、论而优则学”等纷杂局面。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处于繁杂世间，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忧虑总是一份清醒剂。本书正是体现了这样的一份情怀。

本书对国际关系学者的启示是，洞悉世事变迁，需要参与感。面对中国崛起这样的宏大课题，书斋中的坐而论道，产生不了决胜千里的可行性战略设计，要想运筹帷幄，必得起而践行，积极投身社会实践。

本书对媒体的启示是，媒体要有自己的专家型队伍，要有独立的判断，要致力于对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而不是拼凑其他学者观点，媒体要成为社会良心，要致力于深入挖掘新闻背后的逻辑，而不仅仅是争做“无冕之王”。一个崭新的中国时代即将到来，唯有以良知、责任感和洞察力为标尺，才会贡献于中国、贡献于国际关系研究。

本书对国家决策系统的启示是，要建立中国式的“旋转门制度”，让更多的有学术良知和报国情怀的知识分子参与实践，实现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唯如此，才会有真正世界意义的“中国话语”。

是为序。

门洪华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

青海省行政学院 副院长

2010年2月20日于西宁

后记：新闻的生命力与记者的转型

新闻的生命力

加盟《21世纪经济报道》之后，我受到鼓励才开始出国采访。从2004年至今，我每年都会到美国各地采访，最长的时间是3个月。这本书中的所有内容都是我根据采访获得的第一手信息而完成的。

从2004年采访“‘华盛顿圈’热议中国崛起”至今，正是在这6年之中，我撰写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政治经济学、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等系列专题报道，而这一阶段正是中美经济力量发生根本性逆转的历史转折点，它们不同于人们常见到的股市“红线一绿线”的瞬间变换，而是作为大历史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点，能有机会亲眼目睹这个转折并写出报道，我感到非常的幸运。

无论是“中国崛起”还是“汇率惩罚”以及“中美SED”，这些事件的内在逻辑是美国对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的本能反应，完成了一个从“恐惧”到“挑战”再到“对话”的周期过程。

历史总是在前进，但也会循环往复。看看近期的情形就会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开始敦促人民币升值，美国可能再次上演5年前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甚至恫吓中国将采取贸易制裁的把戏，这是历史的重演，也是另一个新周期的开始。无论是“操纵”还是“制裁”，只不过是“旧冲突、新争吵”。

这本书所收入的文章，今天看来似乎是历史性的事件或者是“历史记录”，但是他们仍然具有由此及彼直至未来的意义，所以并没有“过时”。因为中美之间此起彼落大的格局基本成为不可逆的态势，且双边在一段时期均不构成影响对方的能力，所以中美之间的贸易与汇率问题必成为一定时期内的“永久的要害点”，我们要做好持久的准备，也许10年，也许15年。

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是：5年前汇率惩罚中国议案是由国会议员提出，那时握有批准权限的美国总统成为最后一道“防火墙”；5年后的今天，为什么是美国总统首先跳出来？为什么总统从“防火墙”变成冲在第一线的“斗士”？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定发生了重要的变故！

美国次贷危机后，中美经济力量对比瞬间完成了交接仪式，有两个最重要的经济指标为我们提供简明答案：

第一，2009年中国GDP直逼美国。按照汇率法计算，2004年中国和美国GDP的相对差距为7．2倍，到2009年缩小至3．O倍；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基于安格斯·麦迪森数据库(1990年国际美元价格)，2004年中国和美国GDP的相对差距为1．30倍，到2006年缩小至1．17倍。2009年中国GDP超过10万亿美元，而美国经济由于负增长等原因，停留在9．5万亿美元，这意味着2009年中国GDP超过了美国！

第二，中国出口额大大超过美国。2004年中国出口额相当于美国的72．5％，2007年中国出口额为1．2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1．16万亿美元；到2009年中国出口额为1．2016万亿美元，美国仅为0．9947万亿美元，中国是美国的1．21倍。

至此找到了原因所在。这一事实不为国人所知，即便所知也可能不愿意接受(因为计算方法)。我们的态度无法左右美国的反应，这个结果对美国来说无异于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地震，也同样震惊了美国的全国上下。美国为了扭转江河日下的颓势，就像5年前一样开始寻找替罪羊的游戏，为了应付中期选举以“威胁中国”、“逼迫中国就范”，对内讨好选民，所以对中国作出什么样反应与回应都不足为怪。人在不愿意正视现实或者找不到对策的时候，发生动作变形甚至选择愚蠢的行为“只是为了做点什么”。关键是应该算清楚一笔账，美国是否承担得起一直“沉睡”的代价？头脑清醒且充满活力的中国已经做好最坏的应战准备。  请生或正在发生记住2009年。历史将以2009年作为大国力量对比的分水岭，美国步“西班牙帝国”与“大英帝国”之后尘，“西方的太阳”开始落下去，“东方的太阳”正慢慢升起。与前两次帝国更替方式不同的是，这一次以商品贸易替代了掠夺性的战争。

当然，不管当下是否发什么，历史之河依然自我涌动，这些记录可能只有在极少数真正的思想者那里，才可能被当作认真思考的材料。历史，绝不会因为当下是否发生事件或者发生了怎样的事件而结束。

正因为如此，我认真地梳理涉及新闻专业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报道会有持久不衰的生命力？而为什么有些新闻则很快被人们遗忘？是什么因素起着关键的作用？

通常，谈到新闻影响力的生命周期(1nformation life cycle)时，大多认为新闻是短命的，而最极端的看法是“新闻只有一天的生命力”，对此我不敢苟同。如果换个视角，当一个记者的选题具有前瞻性和引领性，并在风浪中搜寻到历史的推动力，这类新闻就不仅能影响“今天”，也必然成为“历史”的记录。这类选题的关键是能否经得起实践与时间的检验，而不只是当下吸引读者的“眼球”。

记者职业的使命不应该是仅仅为了“今天”，它应该是“今天”与“历史”的契合，也是“历史”与“今天”沟通的桥梁，因为两者并不相互排斥。对于历史的责任感为什么会受到拥有“软权力”的新闻记者的排斥？当然，这种责任感属于社会道德、思想道德的范畴，一味地强调新闻生命力只有“一天”的观点，是一种人为地割断“今天”与“历史”的误导，从本质上讲，只有具备历史责任感的记者，才能具有驱动其一生勇往直前的不竭动力，也才能感受到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才能真正得到受众的信赖和尊重。当然，这是我经过近30年的经验累积才逐渐悟出的道理。

记者的三次转型

做新闻离不开五个基本要素，即五个W(What——何事；Who——何人；When——何时；Where——何地；Why——何故)，这些全部是针对如何写作而言。如果躬身自问：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恐怕还要加上一个H(How-怎么样)。对这个问题似乎很少有人从专业化的视角讨论。

我的体会是，成为一个有真正影响力的记者非常不容易。这不是从新闻记者的业务职称意义，比如特级记者、高级记者、记者、助理记者等等上的讨论而是从人力资本及产出率融合加之社会影响力的角度讨论，不同于传统的职称评定，我把这一成长过程大体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新手(A FresJhrnan)，指那些刚刚大学毕业或开始接触新闻及新闻采访，在此之前对新闻不甚了解或者是了解得很少的人。我们每个记者都从这个阶段走过来的。一般情况下这个阶段要有1—5年的时间。

第二阶段是老手(A Veteran)，指那些老练的和资深的，经验积累丰富的记者们，他们已经具备丰富的新闻采访经验，熟悉一个行业或者一个领域，其报道有一定的影响力甚至曾影响某项决策。这个阶段的记者，无论是新闻采访或者写作技巧已经驾轻就熟，他们工作在各新闻媒体成为业务骨干。一般真正能够完成这个过程需要从业5—10年的时间。

第三阶段是专家型记者(Scholars Press)。“记者”的前缀冠以“专家”使问题变得复杂，“专家”，顾名思义是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其基本的门槛是要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当专家与记者相遇便陡生疑惑：难道让记者们具有政治家的智慧，经济学家的功底，史学家的纵深，文学家的行笔，社会学家的预见……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是如果要成为所谓“专家型记者”，这些能力缺一不可。一般需要15—20年以上的新闻从业时间的积累。

第四阶段是舆论领袖(Opinion leader)，又称为意见领袖，是指那些能够影响别人的态度或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变别人行为的人。这个阶段是记者职业生涯的最高的境界，犹如能够成功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人一样非常稀少。

转型是主动求变与求新的过程，既是一个突破自我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从一个刚入圈的“小记者”开始到成为一个最优秀的记者，有四个台阶并需要完成三次重大转型：即从“新手”到“老手”的转型，再从“老手”到“专家型记者”的转型，最后才能成为真正的“舆论领袖”。

这是一条不可逆的路径选择，因为这不仅需要超出常人的毅力与坚持之心，要不断地与各种诱惑作痛苦的斗争，还需要有专业知识与把握大局的能力和政治智慧。尽管如此，稍有动摇或者稍不留神就将发生偏差，甚至会掉入“老手陷阱”之中，不再有机会成为“专家型记者”，更与“舆论领袖”无缘。

从“新手”到“老手”的第一次转型。“新手”最明显的特点是这个时期的记者具有很高的新闻热情，强大的学习动力，只要能够联系上的，哪里都敢去，什么人都敢见。新闻写作处于从模仿到创新的完成阶段。从“新手”到“老手”的转型，基本没有太多的障碍，借用函数对应关系分析的方法，随着自变量时间的变化，因变量函数覆盖面积扩大，包括专业知识与采访领域人脉剧增，这些对记者跨越台阶有很大的激励性，所以大多数人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第一次转型。

从“老手”到“专家型记者”的第二次转型。“老手”们经过十多年的从业经历，不仅对采访流程驾轻就熟也积累了丰富的选题、策划、写作等新闻经验。大有站在青藏高原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但也是最容易出现“老手陷阱”(Veteran trap)的阶段。

由于此时的函数曲线覆盖面积表现出增减性不明显的特征，加之从“新手”步入到“老手”之列已经占据高斯分布曲线的右端，人人面临着三个挑战或者新的选择，无论是哪一点发生了偏差，都无法继续转型进入下一个阶段：

第一，自满，分心、或者不图进取，表现为研究问题与研究采访的时间少了，用更多的时间成本与机会成本穿梭在人际关系中，热衷于调整生产关系(指人际关系)，而不能一心～意地发展生产力(指采访与写稿)。此类人不占大多数。

第二，面对如何超越自我登上顶峰，无法找到继续冲顶的路线图，犹如站在高原上出现严重“高原缺氧”的情形，其“缺氧”的实质是首先缺少勇攀高峰的毅力，同时缺乏学习精细化专业知识的动力，陷落在无法再超越的困境中。此时，大多数人选择了“退出”。

第三是被“名誉”所困而“光荣转型”，是否正副处级？是否正副局级？是否编辑部主任？是否编委？是否正副总编辑？……结局几乎是一样的，放下手中的笔，开始“君子动口不动笔”，用不了多久便丧失了写作的自信与能力，直到完全不敢触碰。

正是源于上述原因，相当多的人不自觉地走入“老手陷阱”中，一般来讲，很难再跨入“专家型记者”之列。

从“专家型记者”向“舆论领袖”的转型：目前对“专家型记者”的界定比较混乱。如何衡量是否达到“专家型记者”的水；隹？目前尚没有科学的依据标准。依我个人之见，不是能够引用或者能够使用专家们的研究成果就可以视为“专家型记者”。既然非要跨越新闻领域与其他领域的专家们结亲，不妨看看所报道领域的专家们发表的学术文章中是否引用了你的文献，无论是事件或者是观点，被引用文献次数越多越能说明记者的H指数的影响，也说明记者在该领域被专家们的认可程度。

近年学术界引入“影响指数”(impact factor)，也叫H指数(以发明这一指数的理论物理学家Hirsch的首字母H命名)，根据引用其论文的文章的多少，而对H进行加权。根据这一理论，如果一名研究人员发表了H篇论文，且至少有H篇文章引用该研究人员的论文，则该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为H。若～名研究人员发表论文后，引用其论文的文章为零，则其H也是零。尽管这是一个粗略的评估方法，但是无法想象一个拥有高h指数的人没做过重要的研究。

虽然记者与专家们还有不同之处，但我认为“专家型记者”，至少应该具有超越专家们的新闻敏感继而发表具有“原创性”的观点文章。虽然专家型记者的素质不能以其学术水准衡量，但是不能使用上述领域专家们的工作语言与分析工具，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就不能称得上是一个“专家型记者”。这是最起码的底线。

《纽约时报》记者劳伦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成为唯一获得官方批准，可以了解有关原子弹研制细节的记者，他所撰写的原子弹研制和投掷过程的系列报道三次获得普利策奖。劳伦斯把所掌握的专业知识转化成为大众容易接受的新闻报道，其核物理功底虽然不能与核物理学家媲美，但其完成了“融合性”与“集成式”的创新，所以成为没有争议的、名副其实的“专家型记者”。

如何完成从“专家型记者”向“舆论领袖”的转型？这是一道摆在中外记者面前的共同话题。舆论领袖之所以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力，最重要的因素是他们对某一个问题的看法远较一般人深刻，他们用其独到的思想与智慧占据传播过程中的这种特殊地位。他们不仅是“软实力”的领导人、还具有“亲和力”、“吸引力”与“影响力”。

这类记者目前在世界上能够得到公认是“少之又少”，他们位于高斯曲线分布的极右端，是十分稀缺的人力资源。他们的杰出代表一个是《纽约时报》的托马斯·弗里德曼，另一个是《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

目前，中国新闻界《人民日报》的“任仲平”以一个集合体的形态出现，可以算是中国的“舆论领袖”，但还尚没有真正公认的个人舆论领袖的出现。达到被视为“舆论领袖”的阶段，可以视为做一名记者最高的追求境界。问题是，如何能够完成第三次的转型？有待中国记者的共同努力。我相信，随着中国“软实力”的增强，中国一定会出现影响世界的舆论领袖。

我在记者生涯的哪个阶段？根据“中国引文数据库”统计，从1995年到2009年，我所撰写的文章被引证114次，下载量为2468次，平均每篇下载量为22次，H影响力指数为5，标志着已经在“专家型记者”的范畴中。下一步我该如何转型？对此我仍在迷雾中。

2004年，当我和我的先生胡鞍钢在华盛顿参加关于中国崛起的国际会议时，先生把我介绍给他的老朋友——英国《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并告诉他说，你是我太太的学习榜样，她希望成为像你一样的记者。坦率地说，直到现在我没有完成这一转型。要像马丁·沃尔夫一样成为“舆论领袖”，我该做些什么？我又该怎样做才能实现目标？直到现在我仍旧在思考，因为那不仅仅意味着进入“青藏高原”，而是几乎要攀登“珠穆朗玛峰顶峰”。

1998年，我曾参加邮电部在青藏高原腹地唐古拉山山口组织的兰西拉光缆剪彩仪式，那里的海拔是5231米，我没有像大多数人一样出现“高原缺氧”的症状，看到身边的人一个个带着氧气罩，甚至倒下去，我感到自己尚有适应“高原缺氧”的潜力。但是，这里距离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的8844．43米还有很长很长的距离，而且是一段很难很难的路。能否、何日寸以及会不会到达顶峰，将取决于众多的因素，但是，我还有别的选择吗？没有。虽然不知道最终能够走到哪里，我只能继续往前走，不能停歇地走，一直往前走……

我的实践我的致谢  27年前我进入新华社，在《嘹望新闻周刊》政治组当一名小记者，那时政治组的组长是徐民和，他是我迄今为止遇见的最优秀的编辑之一，出自他手编辑的每篇文章的每一页都被我们戏称为“全国山河一片红”，从修改行文结构到措辞不一而足。“小记者”们每次交稿时都可以用“战战兢兢”来形容。我庆幸曾经有这样的领导与编辑，也为后来再也未能遇到这样的编辑而遗憾。一次，他拿着我所撰写学者甘阳的编辑稿件对我说：你应该朝着专家型记者的方向走。那时我还是一名初出茅庐的“新手”。

从一名“新手”到“老手”，我用了近10多年的时间，徐民和的那句话推着我继续艰难地向前走，直到今天。此间，我也受到过金钱与地位的诱惑，甚至忍受着常人不能理解的病痛，所幸的是我没有掉进“老手陷阱”中，也没有被疾病打垮，而是坚持下来，终于进入了“青藏高原”的腹地。

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应该说是证明我进入“青藏高原”的代表之作，其中一些文章作为文献已经被这个领域的专家们所引用并在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其中不乏著名的经济学家，对此我感到欣慰。

在此，我发自内心地感谢《21世纪经济报道》的执行总编沈颢与主编刘洲伟，他们两位一直给予我非常宽松的工作环境，他们“敢于托付”的这种信任本身就是对我的激励。正是因为这种信任带有生命的感觉与高尚的情感进而演变成为相互连接的纽带，此时的“信任”已经成为我的责任。我会与《21世纪经济报道》同行，我会与《21世纪经济报道》共同成长。

我要借此机会向我们的一位美国朋友Daniel Wright致谢。我数次到美国采访，大多是他亲自为我联系采访对象和安排时间表。从约见美国前副国务卿、两党国会议员到美国前任财政部长保尔森，甚至他的导师兰普顿等等。他动用了他在华盛顿的影响力为我做了很多，他把自己形容为“一座桥梁”，一切都是为了中美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别无所求。

最后，我衷心地感谢我的丈夫胡鞍钢，他在我的生活中扮演着多种角色——老师、朋友、丈夫、情人，甚至是心理医生。他给予我太多太多……是他为我推开缤纷灿烂的世界之窗，把我带到一个个世界上最优秀的人面前：是他领着我进入浩瀚的专业学术领域，时时刻刻向我传授最新的知识：是他在我患病的时候给我无人能比的关怀与战胜病痛的信心。生活中相伴着一个儒雅、坚定、大度并富有爱心的智者，是我人生的最大幸运。

2010年2月8日写于清华大学荷清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