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的本质是探求真理，社会科学的真理本身应该是朴素的，易于为广大人民理解、有益于广大人民的。深一步研讨中国古典经济学的宝贵思想，对当代现实经济社会运动，有着独到的启发意义。

本书运用管仲轻重之术中蕴含的传统智慧分析了现实生活中的经济思想问题，对当前中国抵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冲击，防范美国策划的隐蔽金融货币战争，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和百姓利益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不乏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也不乏杰出的经济专家和治国能臣，在中国土地上产生过不止一部“国富论”，其中最重要的当属《管子·轻重》十六篇，其中蕴含着中国古典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基本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思想财富。

序一 中国需要列国经济学

序二 动态平衡经世济民

导言篇

第一章 经典的力量

 经济动态平衡思想

 所谓“物资本位”货币

 盐等重要物资的专卖政策

第二章 重回大汉王庭，找回经济思想原典

 什么叫乘马

 什么叫轻重

 什么叫九府

第三章 为何国人失去对中国古典经济思想的记忆

 儒家重义轻利

 经济思想的全盘西化

理论篇

第一章 计划与市场之间——国家参与其中的市场经济

 市场之道：公私相分，国家参与其中并主导的市场经济

 自然原则：按自然的时序和生产能力组织经济生活

 均平原则：损有余补不足，实现社会动态平衡

 储备原则：国家积累和储备的重要性

第二章 内守国财而外因天下——中国古典外贸理论的基本原则

 孔子为我们留下的历史谜团

 “伊尹之术”背后的中国古典外贸理论

 内守国财而外因天下

第三章 政商革命——中国古典经济理论中的政商关系

 “富人薄命”

 资产阶级是必须的吗

 新“大商”时代

第四章 “按劳分配”与“社会功勋制”

 马克思主义按劳分配原则

 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中的社会功勋制

 现实生活的社会功勋制

第五章 期货与中国古典经济制度常平仓

 期货市场是把“双刃剑”

 人类历史上最有效的平抑物价机制常平仓

 常平仓与现代社会

第六章 历史的蝴蝶效应：西汉盐铁会议与近代西方经济学

 历史永远定格于公元前年

 盐铁会议的缘起

 盐铁会议的始作俑者霍光

 历史的蝴蝶效应

第七章 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与合作主义

 失踪的文明大陆

 合作主义的主要思想源头

 东西方“职团”

权谋篇

第一章 写在本篇前面

第二章 《管子·轻重甲第八十》十二计

 《伊尹之谋》案例分析

 《商汤之谋》案例分析

 《士室之谋》案例分析

 《杠池之谋》案例分析

 《鹄鸥之谋》案例分析

 《五吏之谋》案例分析

 《水豫之谋》案例分析

 《北泽之谋》案例分析

 《北郭之谋》案例分析

 《渠展之谋》案例分析

 《癸乙之谋》案例分析

 《怀夷之谋》案例分析

第三章 《管子·轻重乙第八十一》六计

 《素赏之谋》案例分析

 《曲防之谋》案例分析

 《置屯之谋》案例分析

 《城藏之谋》案例分析

 《耜铁之谋》案例分析

 《曲衡之谋》案例分析

第四章 《管子·轻重丁第八十三》十三计

 《石璧之谋》案例分析

 《菁茅之谋》案例分析

 《栈台之谋》案例分析

 《纂茈之谋》案例分析

 《籍谷之谋》案例分析

 《谢物之谋》案例分析

 《彗星之谋》案例分析

 《城阳之谋》案例分析

 《峥丘之谋》案例分析

 《抗庄之谋》案例分析

 《沐树之谋》案例分析

 《困京之谋》案例分析

 《三原之谋》案例分析

第五章 《管子·轻重戊第八十四》五计

 《制鲁梁之谋》案例分析

 《制莱莒之谋》案例分析

 《制楚国之谋》案例分析

 《制代国之谋》案例分析

 《制衡山之谋》案例分析

主要参考文献

如同两千多年前成书的《黄帝内经》依旧指导着当代中医的实践一样，以《管子·轻重》诸篇(一般称《轻重》十六篇，加上《乘马第五》，实际还存十七篇)为核心的中国古典经济思想两千年来也在以隐性或显性的方式指导着中国人的经济生活。

任何伟大的经典理论都不会随时问而褪色。在中国历史上，从春秋时的管仲到西汉的桑弘羊、唐代的刘晏，再到北宋的王安石，他们的思想都带上了“管商之术”的色彩。任继亮先生指出，解放初治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时，陈云和他的同志们也用了管子的轻重之术。他说：“关于通过市场对货币与粮食的运作，就可促使价格发生变化，《山国轨》有个说明……以现代经济为例，在1950年前后，我国政府接收蒋政权的烂摊子，蒋管区物价严重膨胀，民不聊生。我们新中国当时采取很多措施，其中对于治理通货膨胀，包括通过货币改革和适当抛售物资、回笼货币的政策，稳定了市场物价，取得非常理想的效果，从根本上改变了币轻万物重的局面。”

国外有经济学家对当时中国人治理通货膨胀的奇迹大惑不解，他们甚至认为谁能从理论上诠释这一奇迹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果诺贝尔经济学奖也能发给逝者的话，看来瑞典国王要穿越时空，给两千七百年前的管仲颁奖了！

当时，著名经济学家杨培新之子、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斌先生曾这样讲：建国初期，杨培新作为人民银行首任行长的业务秘书，直接参加了陈云同志领导下的稳定财经工作，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国民党常年没有解决的恶性通货膨胀和严重失业问题都治理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面临着数千万知识青年返城的待业困难，还有消费品严重短缺的隐性通货膨胀压力，当时有人主张按照西方货币主义理论紧缩货币供给，为控制通货膨胀不惜加重就业困难，但杨培新却主张适度扩大银行信贷规模促进经济结构调整，通过支持国有企业面向市场扩大消费品生产，迅速繁荣市场并缓解了通货膨胀压力，同时又通过发展生产解决了数千万知青的就业问题。按照西方传统的线性思维和流行的货币主义理论，治理通货膨胀必带来失业，反过来，解决就业问题必然带来通货膨胀，许多西方经济学家都认为同时治理通货膨胀和失业是不可能的。但是新中国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初期，恰恰在很困难的情况下做到了这一点，令许多西方著名经济学家赞叹不已。杨培新在应美国联邦银行邀请访美期间，曾遇到现代货币主义理论的创始人、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Mihon Friedman)，后者对中国治理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成就也非常钦佩，他称倘若谁能解释中国的成功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当代最成功应用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是经济学泰斗薛暮桥。

薛暮桥(1904-2005年)，原名雨林，江苏无锡人。他的主要经济思想是1943年至1947年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斗争实践中形成的。当时他先后任中共山东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省工商局局长、省政府秘书长兼实业厅厅长。多年以后，薛暮桥在回忆录中深情地写道：“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工作实践中，我对经济科学的一些基本问题，特别是货币、物价问题，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观点。我提出的关于抗币的‘物资本位’理论，关于纸币流通条件下物价与货币发行同步变化的规律，关于纸币流通中不是‘劣币驱逐良币’而是‘良币驱逐劣币’的规律，以及通过控制纸币发行进行宏观调控的政策等，都是在实践中形成又反过来对实践起了指导作用……到建国以后，在我的经济工作和理论研究中，又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和深化。”解放后，薛暮桥历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兼私营企业局局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对共和国经济建设和中国当代经济理论建设居功至伟。2005年3月，在他逝世前几个月，获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薛暮桥近乎“照本宣科”地应用了中国古典经济思想，但他却一直不知道自己经济思想的源头。为了让读者更清楚地理解薛暮桥的经济思想和中国古典经济思想的关系，我们将二者做如下对比：

经济动态平衡思想

从《管子》到薛暮桥，动态平衡思想一直都是中国经济学理论的核心。这种平衡不仅包括经济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也包括经济结构本身的平衡发展以及经济体系内阶层利益的平衡。

当代中国杰出的经济领导人陈云在20世纪50年代就明确提出了“三大平衡，，的思想，即财政、信贷、物资各自平衡和统一平衡。20个世纪70年代末又加上了外汇收支平衡，成为“四大平衡”。这一理论的基础是物资与货币间的平衡，也就是周景王二十一年(前524年)单旗所谓的“量资币、权轻重”。1957年1月18日，陈云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上发言说：“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结余。只要财政收支和信贷是平衡的，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应之间，就全部来说也会是平衡的。”

1962年，面对“大跃进”后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调，陈云又进一步解释说：“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任何一个部门都不能离开别的部门。一部机器，只要缺一部分配件，即使其他东西都有了，还是开不动。按比例是客观规律，不按比例就一定搞不好。”1979年3月14日，他与李先念联名向党中央写信，指出：“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

陈云的上述思想凝结着中国第一代领导层的集体智慧，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具有“王官学”的意味，就是说经济平衡理念是当时国家经济政策的指针。1959年1月7日，担任重要经济领导职务的薛暮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社会主义经济的高速度和按比例发展》一文，其中特别强调了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利用不平衡实现相对的动态平衡。他写道：“国民经济的发展从比较长的时期来讲，必须保持平衡；但从每一个片断来讲，则常常是不平衡的。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现象，而不平衡则是绝对的、经常的现象。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够认识和掌握不平衡的规律，来不断地注意使国民经济各部门求得相对的平衡。过分强调平衡，要求做到时时平衡、处处平衡，就必然会限制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但是，如果平衡破坏，也就会影响国民经济前进的速度，甚至根本不能前进。从这方面来讲，保持平衡也是为着保证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同样强调经济平衡、平准的意义。司马迁做《史记·平准书》进行了专题讨论。自此以后，后世言经济者常常提出“平准”问题。《管子·轻重》诸篇的重要篇章《国蓄第七十三》认为，财富不足、人民困窘主要是因为国家没有有计划地平衡经济生活，使某一部门(常常指商业)取得暴利：

岁适美，则市粜无予，而狗彘食人食。岁适凶，则市籴釜十繦，而道有饿民。然则岂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赡也哉？夫往岁之粜贱，狗彘食人食，故来岁之民不足也。物适贱，则半力而无予，民，事不偿其本；物适贵，则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则岂财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时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余。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十倍之利，而财之櫎可得而平也。

意思是说，“年景遇上丰收，农民粮食卖不出去，连猪狗都吃人食。年景遇上灾荒，买粮一釜要花十贯钱，而且道有饥民。这难道是因为地力不足而粮食不够吃所造成的么？这是因为往年粮价太低，猪狗都吃人食，所以下一年的民食就不足了。商品遇上落价，就是按照工价的一半也卖不出去，人民生产不够本钱。商品遇上涨价，就是出十倍高价也买不到手，人民需要得不到满足。这难道是由于东西本来太少，生产和贮存不够所造成的么？这是因为错过了调节人民财利的时机，财物价格就波动起来。所以善治国者总是在民间物资不足时，把库存的东西供应出去；而在民间物资有余时，把市场的商品收购起来。民间物资有余就肯于低价卖出，故君主应该以低价收购；民间物资不足就肯于高价买进，故君主应该以高价售出。用低价收购，用高价抛售，君主不但有十倍的盈利，而且物资财货的价格也可以得到调节后的稳定。”

P2-6

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不乏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也不乏杰出的经济专家和治国能臣，在中国土地上产生过不止一部“国富论”，其中最重要的当属《管子·轻重》十六篇，其中蕴含着中国古典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基本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思想财富。

诚如翟玉忠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动态平衡思想一直是中国经济理论的核心。我们的祖先自觉地用“辩证施治”的眼光，观察复杂的社会经济运动，给出相应的政策药方。中国古典经济学的系统方法论，和偏重机械唯物论方法的西方经济学相比，自有其高明之处。当然，这不否认我们有必要学习当代西方经济学的诸多合理部分，但学习是为了根据实际国情，解决中国问题。

国家统制货币发行，控制大宗必需品价格，以稳定物价、平衡财政、抑制贫富差距。这是中国古代治国贤臣的基本主张。翟玉忠先生将之精炼地总结为：“公私相分，国家参与其中并主导的市场经济。”

唐代著名的理财家、史学家杜佑所作《通典·卷八·食货八·钱币上》曾引《管子·国蓄第七十三》中的话，从他的自注中，我们能清楚看到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对中国经济思想的持续影响。上面说(括号内文字为杜佑自注)：

管子曰：“人君铸钱立币，人庶之通施也。(钱币无补於饥寒之用，人君所立，以均制财物，通交有无，使人之所求，各得其欲)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利有所藏也。(人事谓常费也。言人之所有多少，各随其分而自足。君上不能均调其事，则豪富并藏财货，专擅其利，是故人之常费不给，以致匮乏)然则人君非能分并财利而调人事也，则君虽自为铸币而无已，乃使人下相役耳，恶能以为理乎？”(言人君若不能权其利门，制其轻重，虽铸币无限极而与人，徒使豪富侵夺贫弱，终不能致理也)

在一定程度上，上述政策思想同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曾得到充分发扬；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解放区政府控制了主要大宗商品和流通主渠道，实行“外贸统制”，作为独立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支柱。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即使没有黄金和外汇储备，解放区也能通过控制边币供应量，稳定币值，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也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在新中国初创阶段，政府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够一举取缔金融投机、遏制恶性通胀，迅速恢复生产，创造了世界经济史的奇迹。新中国杰出的经济领导者所提出的综合平衡思想，即“物质生产自身平衡、实体经济循环与货币循环平衡”，也就是工业化建设时期的动态平衡理论。

动态平衡，同样体现在制度安排和社会政策方面。过犹不及，凡事要讲“度”。商人的牟利动机本是经济活力的基础，但如果放任其唯利是图的本性，必然损害社会公益、扩大贫富鸿沟，所以要节制资本。由于经济活动日趋复杂，政府的宏观调控任务愈益繁重，但对微观活动干涉过分则压抑活力。如何把握好二者的边界和“度”，不能靠外来的或“钦定”的本本，而要根据具体条件与国家目标，灵活调整。

经济科学工作者的任务是经世济民，追求民富国强。科学研究的本质是探求真理，社会科学的真理本身应该是朴素的，易于为广大人民理解、有益于广大人民的。深一步研讨中国古典经济学的宝贵思想，对当代现实经济社会运动，有着独到的启发意义。

在此意义上，翟玉忠先生的这本书特别值得广大学人重视。

阐发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原典，促进经世济民之学的复兴。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超限战》作者 王湘穗

作者运用管仲轻重之术中蕴含的传统智慧分析现实问题，对当前中国抵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冲击，防范美国策划的隐蔽金融货币战争，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和百姓利益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作者 杨斌

翟玉忠先生长期以来致力于探讨法家思想的现代价值，成就显著，精神令人钦佩；翟先生此书是对“中国的《国富论》”——《管子》的深刻阐释，而《管子》中的轻重之术堪称古代的宏观调控及政府干预经济的集大成学问，对于时下中国如何更好地驾驭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 胡星斗

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发展必然基于中国厚重的历史文化基础，翟玉忠先生对《管子》一书中轻重之术的现代性阐释方面开了一个好头。

——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所长、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总裁 曹思源

比之西方早期经济理论，春秋时的管仲已经开始讨论系统性的富国政策，而不是简单地讲家庭管理；并且强调“法家治国”——将政治经济作为一种道德教化，而不是放任市场参与者自利，这在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崩溃的今天，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翟玉忠先生此书对于唤回人们对中华传统经济学思想的关注做了重要贡献。

——原洛克菲勒公司投资顾问、纽约廖氏投资咨询公司总裁、《金融战争：中国如何突破美元霸权》作者 廖子光(Henry C.K.Li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