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关于肉体和心灵相互纠缠的爱情小说，也是一部关于世界和命运若即若离的无奈之书。王斌巧妙地找到了《遇》，将它成为书名的同时，也成为了故事的结合点与平衡点。其实人生归纳起来，就是遇到了什么和没有遇到什么。就像简单的书名那样，王斌也将叙述化繁为简，用单纯的方式表达了想入非非，用一目了然的语调把阅读引向深入。

故事发生在北京。杜马接到了一个神秘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位声音清亮的女孩，声称要找陆岛，并认定电话中的杜马就是陆岛本人，杜马感到奇怪，申明自己确实不是陆岛，只是他的一位朋友，并约了女孩当晚在酒吧见面。

陆岛前一阵去了云南，在一个小镇上他偶遇了一位女孩江月，他们疯狂地做爱，事后，陆岛才知道他是江月的第一个男人。陆岛回到了北京，在酒吧，她又遇上了一个女孩齐霁，她来的目的很明确，找个顺眼的男人过夜。陆岛的个性和幽默的言谈吸引她，她决定要跟陆岛回家却被拒绝，在她的一再要求下，陆岛只好留下了朋友杜马的电话。

陆岛约来了他的情人袁璐，她是一位有夫之妇。一次偶尔的机会，他认识了陆岛，他被陆岛愤世嫉俗的倔强和个性所吸引，她爱上了他，成了他的情人。齐霁为了能找到陆岛，住进了杜马家，杜马在齐霁的要求下带着她去了陆岛家，却撞见了袁璐，袁璐黯然离去。

陆岛在遭遇到这一系列的情感及生活的波折之后，做出了一个面对生活的抉择，正当他要将这一决定告诉袁璐时，江月意外地出现了……

第一章·哲思

第二章·奇遇

第三章·沉浸

第四章·相遇

第五章·知遇

第六章·境遇

第七章·激情

第八章·邂逅

第九章·宁静

第十章·空茫

第十一章·透彻

第十二章·掩饰

第十三章·拒绝

第十四章·虚幻

第十五章·尝试

第十六章·旁观

第十七章·诧异

第十八章·恍惚

第十九章·探究

第二十章·疑惑

第二十一章·告别

虚构的力量：关于《遇》的后记

“不明白。”女孩肯定地说。

“为什么？”杜马好奇地问。

“我相信陆岛的诚实。”

“于是你相信了这个号码？”杜马问。

“当然。”女孩说。

“咦，真没觉得，陆岛还会演戏呐！”杜马说。

“不许你这么说陆岛！”女孩说。

“哟，陆岛跟你都怎么啦，你这么护着他？”

“没怎么，但我还是不准你说他。”女孩坚定地说。

“这事儿我就闹不明白了，你说你跟他……陆岛也没什么，我怎么就不能说他陆岛了呢？”杜马的确糊涂了。

“说他就等于说我。”

“越说越离谱，你不会有病吧？我说他陆岛跟你又套上什么关系啦？”杜马觉得此时的他智慧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不满地说。

“你说他会演戏，我又相信了一个会演戏的人，我不成一‘傻冒’了吗！”女孩说。

杜马语塞了，他发现遇上了一个真正的对手，一个智力超常的对手，这是他始料不及的，他的话也开始支吾了起来：

“合着我不也成了……”

“‘傻冒’？当然。”女孩愉快地说。

杜马发现自己已经没词了，拿着电话愣在那里，正琢磨着怎么接下句呢。

杨洋眨巴着眼，一直坐在沙发上盯着杜马，面露惊讶，因为他从未见过杜马在和人谈话中会陷入这样的尴尬。尽管他尚不清楚电话那头的女孩都说了些什么,，但从杜马沮丧的神情中他已经知道了杜马眼下的处境，他觉得他有些可怜杜马，因为他真不该陷入这样的语言困境。

“怎么不说话啦？”女孩在电话里的声音很快乐，“既然陆岛不是这个电话，我还真犯不着和你这种人多费口舌，拜。”

“慢点儿，你要是真的想找陆岛，或许我还真能帮上你。”杜马赶紧说。

“你不是说这不是陆岛的电话吗”？

“不是他的电话，是我的，但并不等于我不认识你要找的这个陆岛呀。”杜马对自己现在的回答很满意。

“哦——”女孩在电话里犹豫了一会儿。

就这样，杜马和女孩约定，晚上在“酷客”酒吧见面，他负责找到陆岛后一同带去。杜马刚放下电话，杨洋就开口问道：

“她是个什么人？”

“你什么意思？”

“厉害，我从未见过你和人谈话是这种表情！”

“什么表情？我能是什么表情？你说。”杜马试图在掩饰他刚才与女孩聊天的失败。

“尴尬，你的表情非常的尴尬。”杨洋认真地说

“换了你恐怕连尴尬都顾不上了！'t杜马干笑了两声说。

“那我能怎样？”

“歇菜，你肯定就歇菜了你。”

“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能有效的发挥你的哲学。”杨洋讨好地说，“我记得你和人交锋时一向是所向披靡的。”

“可你忘了一条真理？”杜马故作神秘地说。

“什么真理？”杨洋身子挺直了。  “女人是哲学的绝缘体，她们是欲望的动物，她们只知享受，却从不与精神为伍。”杜马停顿了一下，又说，“她们的灵魂是需要拯救的。”

“用哲学吗？”杨洋迫不及待地问。

杜马深沉地沉默了，缓慢抬起他狭长的小脸，伸出了一只手，像是在示意着什么。杨洋心领神会地急忙从桌上拿出一支烟，小心地放在杜马的两指间，然后点着了打火机。

杨洋知道这种时候杜马绝对需要安静，他熟悉杜马此时此刻的沉思状，每当这种表情在杜马的那张小脸上憩息时，他的高耸的鼻尖便会发出一道与众不同的蓝光，里面有露珠般的汗粒在闪烁，他知道，一个思想就要诞生了，他需要做的只须等待。

“这是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杜马沉吟道。

杨洋有些失望了。他原以为杜马又要口出惊人之语，他觉得刚才的耐心等待有种被愚弄的感觉。

“这太不像你了，杜马！”杨洋由衷地说。

“是吗？”杜马冷笑。

“是的，因为你说你每天都会有新的发现，所以你就应该有所发现。”

P8-10

当我如释重负地写完最后一笔时，我知道，到了该向《遇》告别的时候了。我没想到它会拖延我这么长时间，也没想到我最终会为它画上一个感叹号。

《遇》起笔于上世纪末，那时我的精神状态与今日截然不同，面对喧哗与骚动的时代我无所适从，我甚至不知道我生活的位置究竟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的精神坐标应当如何确立。

困惑、苦闷与迷惘或许是无病呻吟，但它们的确又发生在我的身上，自小所受的教育及精神价值在崩溃，而胸中始终在燃烧的理想主义激情又在驱使我寻找着人生的意义，可这种寻找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却是一败涂地。我不知道是我出了问题还是时代使然，这让我对现实发生的一切都产生了怀疑和好奇，一种不由自主的探究欲油然而生，于是有了这篇小说《遇》——那是我曾亲历过的时代。

当时是出于漫不经心，甚至对发表也没抱太多的奢望。我一直迷恋文字，一直觉得文字之于我有一种神秘的缘分和亲切，觉得有必要试试自己的虚构能力，权当是一次自我设置的写作游戏，而其中的规则将由我来设定。

我以为写作的最佳状态便是处在一种游戏感中——它并非是一种随意的玩耍，而是在高度的认真中，成竹在胸，创作者的内心则有自由般的欢畅，亦不为文字之外的世俗利益所驱动，且纯粹出于自我的喜好，只有这样才能渐入写作的狂欢。它是一种境界。

于是我决定摒弃“先验式”的，基于一个事前准备好的构思而写作的方式——这是在电影创造中必须具备的前提。为什么要事前构造一个故事框架呢？小说仅是一个自我的想象性的创造“运动”，无须为谁负责，它不必像电影那般要过多地考虑票房和商业利益，它纯属私密性的个人行为。我以为最好的小说应当信马由缰，它可以在自由的天空中任意翱翔，一句话，它应当是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

考验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事先没有了故事的引领，逼迫着我要寻找到一个良好的感觉状态，而且我在其中还要发现“生活”的景观，以及这一迷人的景观在喧嚣的时代中所不经意留下的精神轨迹，亦须挖掘出它潜藏的意蕴(我不希望我的小说仅只是在写一群人的生活状态，这不能让我满足)。

我必须实事求是地说，最初我脑海中蹦出的人物只是杜马与杨洋，他们怪异的行为，以及不着调般的一通胡侃让我着迷，我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出现谁，他们那时还在隐而不显地等待我的召唤。

写作一开始就没有预想中的那么快乐，因为没有故事，没有事先的编排，只能追随着我的感觉一路于黑暗中前行，直到偶然间发现了陆岛——一个喜好在生活中“失踪”的人。

在我过往的生活中，经常出现这样一类人，他们总是莫名其妙地出现，又莫名其妙地“失踪”，就像在预示着这个时代的奇妙和变动不居，他们的生活状态一直让我好奇，我想知道他们在“消失”后的那一段日子里都做了些什么，又遇见了些什么人，他们又为什么要“失踪”，他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精神状态。

于是我迅速将他锁定。我知道了——陆岛，这位完全偶然从我的笔下冒出的人物将是我小说中的主角，因为我对他开始充满了兴趣。就是因了他的出现，随之而来的江月、袁璐及齐霁陆续地站在我的面前，我甚至能“看见”他(她)们的音容笑貌，这让我感到神奇。

我就这么随心所欲地写了十几万字，直到有一天突然发现我没有兴致再继续写下去了。

我发现失去了写作的方向，我已经无从确知我笔下的那些人物的精神命脉，及最后的“归宿”。写作上出现的彷徨一如我笔下的人物，他(她)们仿佛在一瞬间便消失在了喧杂的人群中，波涛汹涌的人流像海浪一般淹没了他(她)们，我无法再看见他(她)们的身影了。

为此我痛苦甚至绝望，而且也对自己叙述的文字开始怀疑。这是我写的吗？我一再追问。

那时我的思想也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历史跨入了新的世纪，二十一世纪的钟声业已敲响，我开始接触我们民族的历史，且在其中一醉方休，我在其中发现了中华民族曾有过的血性和豪迈，以及义薄云天的铮铮铁骨，我开始畅游于远古的春秋气象、汉唐雄风，并以崇敬的心情仰视业已消失的魏晋风骨，心中竞涌起“念天地之悠悠”的怆然。

我在惭愧。我们这一代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从事文学创作的同道者，都是以“反传统”起家的，我们那时如饥似渴地阅读西方的著作且吮吸其中的思想及精神，却对我们自己这个伟大民族的历史及传统深恶痛绝，我们将所遭逢的世纪灾难归罪于传统，却忽略了我们自身的责任和义务。那时我们幼稚，那时我们还不知道在厚重的中华历史中沉埋着被湮没的壮怀激烈，它们默默无语地注视着迷失的我们，知道终究有一天，我们将会再度回首，将会拂去覆盖在历史表面上的尘土，重新发现它悠远的宏大与壮阔，以及业已被遗忘的来自远古的春秋大义，因为我们是炎黄的子孙，我们奔腾的血液里流淌着它的精神血脉。

我的文风也开始有了转变，开始在不知不觉间多了些厚重和内敛，但在《遇》中的文字却不是，虽然洒脱和率性，但仍有一丝轻薄和放浪的痕迹。

再就是我的人物。虽然我知道他(她)们是真实的，而且在起笔之初亦对他(她)们充满了好奇，我甚至试图通过叙述他(她)们的生活写出一种我所能感受到的时代气息，以及在特殊的时代氛围中躁动不宁的世态人心。这是中国在高速发展中必经的历史阶段，我们都在经历着精神的蜕变。他(她)们确确实实是现实中的某一类活生生的人，过着一种可能不为人所知的“另类”人生，这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所必然出现的特殊人群，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固有的“道德意识”对他们评头论足，因为时代的变革摧毁了许多“传统”的价值尺度，一切都变得似是而非了，而适应时代的崭新的价值体系尚未确立，我们还没有在历史与当下的价值天平上找到一种恰当的平衡基点，于是我的人物，在迷茫的人生中晃晃悠悠地寻找着精神向度，可能是徒劳的，但并非无益。

我一直以为他(她)们是一群可爱的人，他们在这个时代中所产生的迷茫、苦闷和困惑，乃至精神迷失责任不在他们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时代给他们究竟提供了什么？当一个社会环境及机制不能有效地为所有的人群提供应有的价值指向和生存意义时，他们便会应运而生，因为他们要为自己寻找生活的意义，哪怕是短暂和虚幻的，否则将无所适从。

我从来就认为文学中的人性意义高于道德，我不希望我笔下的人物戴着面具招摇过市，即使人们不认同他(她)们的人生态度，但也必须承认他们是真实的存在。

即便如此，我还是搁下了笔——在新世纪的钟声响起之际。我看不见他(她)们的身影，也不知道他们的最后归宿了。我沮丧地离开了电脑，再没有自信给任何人看，我以为，它就将这样地默默消失了。我说了，它只为我而存在，既然已经没有了感觉，只有迷失般的困扰，那就让它沉默口巴。

文学在我的心中是神圣的，我不想亵渎它。我甚至在一次更换电脑时，毫不犹豫地将它删除，因为我潜意识里就不想让别人看到，当时我为写下的这些东西感到了羞愧。

直到二○○七年，一位一直在看我博客的“80后”的朋友问我为什么不写小说，她认为我文字的生动及形象的传神足以写出好小说。我这才想起是写过的，只是被我删除了。她的话，唤醒了我的记忆。我迅速地查看了我的U盘。还好，它还在那里无声地待着。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发给她看。

结果令我吃惊，她对小说的评价是“无论人物、情节还是结构都非常精彩”，但却认为“颠覆了我的道德底线”，因此我在她的眼中不再像博客中所能感受到的那般，如一位古代义士般地遗世独立，她表达了对我的失望。

这两点都是我没有想到的。首先是关于“精彩”的评价，其次是关于“道德底线”。我彻底糊涂了。

也许是为了探究到底，亦为了弄清楚这个让我“迷失”的未完成的小说在别人眼中到底会是什么模样，我分别发给了一些年轻朋友看，让我意外的是几乎所有的评价均为“小说很精彩”，甚至在追问我这么好看的小说为什么没写完。他们觉得故事的悬念让他们欲罢不能。

有一位年轻朋友看完后迅速给我发来邮件：“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对现在的年轻人的状态那么了解，通常人们看到他们的是‘现实’，以为这就是他们，以为这就是真实的他们，但在你的作品里，我感觉到人们以为的他们是被这个复杂的生活环境造就成的，而真实的他们，是不被人看到与理解甚至尊重的。现实的他们为生活而生活，真实的他们为自己生活。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这部小说里，将‘性的原因远比性本身更充满欲望’表达得很完美。我喜欢《遇》，真的喜欢。”

于是我知道了，虽然我事先没有设置“构思”和故事，虽然我是每天坐在电脑前才开始想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一它的情节和人物？我只是顺着人物的性格及命运小心翼翼地寻找着他(她)们可能的生活轨迹和遭遇，但它已然有了活泼的“生命”。

坦率地说，我的形象思维，是我所敬重的一如兄长般的张艺谋在这十几年的合作中不经意教会我的，他不但“告诉”了我何为电影，且告诉我如何做人，也一并培养了我讲述故事和刻画人物的能力，为此我心存感恩。

在《遇》中，居然没有因了我的“无构思”，而丧失了故事的“魔力”，相反，朋友们在其中发现了故事，而且被它所吸引，这是虚构的力量，这让我惊喜。

同时，这是否也在说明，虽然我们已然昂扬地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纪，虽然距离我这篇初始的写作时间已过去了好些年，但是，我笔下的生活和人物依然映照出了我们正在发展和扩张中的时代？并且，我们的时代精神依然在迷茫中恍惚？

毋庸置疑，与上世纪末相比，这些年的时尚与流行是更为丰富了，正在崛起中的年轻的一代亦在引导着时代的风尚，他们代表着一种渐行渐近的“价值观”和潮流——无法抗拒，因为他们正趋强大的“消费欲”在改变着这个纷扰的世界——在消费至上、快乐致死的时代，似乎谁能成为这一潮流的主体，谁就意味着将有资格成为这个时代的潜在引领者，但这肯定是“资本的阴谋”，我们无力改变，精神的衰落让我深感忧伤。

当我确证我的《遇》让年轻的朋友们喜欢时(我感谢我的这些朋友，否则，我是没有信心将它续写完的)，我知道，我不能让它再继续沉睡了，我必须重新唤醒它，为它找到最后的归宿。

于是事隔多年之后，我又重新坐在了电脑前，这才有了这个终结版的《遇》。

我一直在耐心等待着一位有眼力的出版人的出现，我希望他识货，我的小说能唤起他的共鸣。我知道这很难。这个时代能坐下来耐心读书的人已寥若晨星了，那怕是出版界，也是目光紧盯金属的光泽，而不是文字。又有多少人在真正地关心文学的质量？

我没想到出现在我面前的出版人居然是我的一位多年未见的老朋友，我与他相识在文革末期的一九七五年，那一年，我们几个为祖国命运担忧的年轻人坐在了一起，那时我们刚从部队解甲归田。我们悄声议论着对时局的忧患与怀疑——那是一个晦暗的年代，为此我们在痛苦中挣扎。

一晃又是许多年没见了，再见时我有了这本书。

 他便是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社长张秋林，他很快就读完了我的小说，并当即给我发来信息表示了他的态度：“小说的故事情节语言都属上乘，能触到人性的柔软处。”他的感受亦是我创作这篇小说的初衷，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距离这一初衷还十分遥远。

在这里，我由衷地表达对他的感激，不仅仅因为我们曾经有过的友谊，以及我们的再度重逢，还因为他对我这本小说给予的高度评价——没有他，我的小说可能还会在沉默中等待。现在，一切都因了他的出现而被改变。

最后要感激的是我的老朋友余华，二十年的友谊没有因为我们彼此疏于联络而淡漠，当我遥想起我们相识的八十年代，心中竟会涌出巨大的怀念之情，那时我们一贫如洗，凭着青春和热血，我们抒写了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仍记得我在看到他的一系列小说出现在各种杂志上时的那种兴奋，那时我还不知道他是谁，是何方神圣，有过什么样的经历。但他的叙述和对死亡的“迷恋”足以让我着迷，我当即写下了《余华小说中的死亡意识》，那时的他还名不见经传。

后来我们在前辈作家李陀的引见下结识了，从此开始了我们的友谊。我们纯洁而真诚，文学是我们永不会改变的信仰，在那个沸腾的狂飙突进的八十年代，我们都留下自己的声音和足迹。

毕竟那个时代消失了，毕竟我们不再年轻，那个属于文学的八十年代已成往事，事隔这么多年，当我战战兢兢地将我的这部小说《遇》寄给他看时，充满了一种紧张和惶恐，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接下来他会给我以什么样的评价。他是我心目中最好的小说家，我对他有一种信任。我告诉他我要听到的是真话。

当天晚间他打来了电话(我没想到这么快他就将我的小说一口气读完)，他说我想象不到这是你写的小说，并对我的小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的语气是真诚且由衷的，他说最让他欣赏的不仅仅是人物及故事，而是我在叙事节奏上的控制力，他认为我是应当写小说的，因为我有些很好的形象塑造能力。

我尤为感慨的是，我们好像又回到了热烈谈论文学的八十年代，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且陌生，但我们毕竟又回到了那个消失已久的话题，我们毕竟还在信守文学。

我也许说得太多了，一切都还是交给历史及时间吧，我想，我终于了却了一个夙愿——写出一部真正的小说。

二○○八年九月十五日于北京

我认识王斌二十年了，当时他是文学批评家，后来干上了导演，现在写出了小说。我觉得他终于《遇》到了自己真正的职业，我为他高兴。为此，我真诚地向大家推荐这部书。

——余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