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的这本书，是一群人的回忆，由于他们的职业特殊。他们用相片为自己也我们留下了一段极具个人色彩的历史。这中间有惊心动魄，也有温馨惬意。而这段历史已经是这些老人今天赖以生存的一份光荣。不管从政治的角度，从文化的角度，还是从史学的角度，也不管怎样的风雨，对走过的人来说，都是温暖的。在他们看来，这不是什么历史，这只是他们的清晰而坚实的足迹，是他们生命的轨迹，谁也不可以再次拿走了。

触摸那一张张泛黄的相片，我知道父辈们是会动感情的。相片中的那些人和事，是他们走过的，是让他们曾经无悔的追随过的。我非常感慨和遗憾，我曾经对于父亲的漠视。我在北京，父亲住在东北老家，我平时忙于工作，只有过年才回去看望他。即便回家也是忙于呼朋唤友，忽略他的存在，很少听听他的故事，聆听他对我的工作建议。我的头脑中很固定的念头，他那些都是老皇历了，其实这就如同我们对那一段历史的态度，尤其是这些泛黄的相片记录的历史。就如同没有父亲无论如何不会有我们，没有过去那段历史的跌宕起伏，无论如何也不会有我们今天的和谐与安宁。而面向历史恰恰可以让我们对今天的困难寻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老人常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触摸那一张张泛黄的相片，有一种冷冷的恐惧是直接关乎我自己的。忽略父辈，其实是对我们自己的老年生活不负责任。看赖声川的话剧《红色的天空》，至今有些不寒而栗。一群老人生活在老人院，他们辛勤一生。儿女们忙于工作，无暇照顾他们。于是把他们当孩子一样寄托在这里。所不同的是，现在的人对于孩子，竭尽所能，无微不至；而对于老人，他们总能够找到很多的借口。于是老人一旦来到这里，仿佛开始了生命的倒计时。我不想去老人院，我不想简单的打发余年等待死亡。因为那种失落与被遗忘，足以杀死一个人活下去的理由，那绝不是享清福。相反，对于对待父辈虔诚的尊重，不仅仅是家思想关于一个社会秩序的呼唤，也是我们对待生命的一个正常的秩序。

触摸那一张张泛黄的相片，历史变得真实而生动。当然相片或许只是瞬间的真实，我们的摄影师在攫取的时候，已经掺杂自己的意愿甚至是组织的意愿。但并不应该影响什么，对待历史，我们应该有宽容的心，也应该有多元的思维，不是简单的二元判断：非好即坏，非左即右。如果你对历史有兴趣，你会发现这些个性色彩鲜明的不同记忆，恰恰构成了真实的历史。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好得没有错处，也不可能错得没有好处。

引子 父辈·旗帜海天

第一章 红色伉俪徐肖冰、侯波

 第一节 走进延安的摄影师

一、路

二、不一样的军队

三、延安、延安

作品年表

 第二节 电影团的延安风格

一、延安与八路军

二、南泥湾

三、走进延安的女摄影师

 第三节 红墙伉俪

一、开国大典

二、畅游长江

三、毛泽东回韶山

第二章 “短小精干”吕厚民

 第一节 走进中南海摄影科

一、从教师到摄影师

二、镌刻在1950年代的精彩瞬间

三、毛泽东也是普通人

 第二节 我为主席拍照

一、离开中南海

二、短小精干的摄影师

三、毛泽东的摆拍照片

 第三节 历史瞬间永恒记忆

一、一张起伏不定的照片

二、与毛泽东的五次合影

三、回归之路

第三章 “特殊记者"钱嗣杰

 第一节 穿越死亡线的摄影师

一、克什米尔之痛

二、周恩来在万隆会议

三、阴差阳错的选择

 第二节 进入中南海

一、通过“面试”

二、毛泽东在滴水洞

三、毛泽东再次畅游长江

 第三节 我们没把主席当神

一、“国庆第一卷”

二、视察大江南北

三、走进联合国

第四章 “摄影老兵”杜修贤

 第一节 进入红墙的日子

一、米脂来的娃

二、走进西花厅

三、齐心协力共渡难关

 第二节 中南海最后的专职摄影师

一、两位伟人一位摄影师

二、天安门城楼的故事

三、跨越大洋的握手

 第三节：告别红墙

一、最后一次握手

二、用镜头告别两位伟人

三、不再拍照的摄影师

 第五章 “红墙”余韵

 第一节 “特区记者”梁伯权

一、点燃改革开放的星星之火

二、小平，您好！

三、1992年，邓小平南巡

 第二节 警卫摄影师张宝忠

一、首长喜欢爬山

二、小平在80年代

三、退休后的邓小平

附件：红墙回忆记

1938年10月1日，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在陕西省黄帝陵开拍。之所以把第一个镜头放在黄帝陵，完全是为了表现“天下人心归延安”，这部影片也拉开中国电影史上新的一页。

此时延安的摄影条件非常简陋，环境异常艰苦，摄影工作者随时都面临着生命危险。有一次，日军轰炸延安，徐肖冰因生病躺在床上休息，吴印咸在屋子里修相机。忽然爆炸声响起，屋顶被炸塌了，吴印咸立即扑到机器上，用自己的身体保护摄影机。两人都被压住了。但幸运的是都只受了一点点轻伤。事后大家清除尘土，重新组装机器时，发现连一颗螺丝钉都未少，大家都十分高兴。周恩来在百忙之中和电影团团长谭政事后都赶来探望，让吴印咸和徐肖冰非常感动。

吴筑清：我爸在那儿修机器，因为伊文思送的那机器比较老，经常需要修。就把拆放的零件放在片盒里。日本人的飞机过来的时候，警报没有预警，然后就把房角炸塌了，我爸就趴到盒上面。等到炸完了以后爬起来，零件一个都没有少。这是一种本能，修机器要修好，丢一个零件机器就完了，这是他一种下意识的敬业精神的表现。

1939年1月25日，延安电影团在拍完“天下人心归延安”“希望之光”等部分边区的内容后离开延安。前往华北抗日前线和敌人后方，拍摄《延安与八路军》的前线部分。临行前，毛泽东在杨家岭亲自接见了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等人。

徐肖冰：我们把延安部分拍完了以后，1958年1月份，我们就离开延安，去抗日根据地和华北地区根据地。但是在离开的前几天，毛主席知道了这个信息。

毛泽东特意邀请这几个电影工作者一起吃饭，席间毛泽东风趣地说：“你们现在还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不能完全发挥你们的能力，但将来的工作是很多的。现在拍长征还不可能，过几年就能拍。”这些话给了电影工作者巨大的鼓舞，也为他们后来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徐肖冰：1938年1月，毛主席接见电影团的时候，就肯定我们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他说到那时候你们搞电影的就有很多很多工作要做。那是1938年初毛主席亲自跟我们讲的话，所以毛主席确实是一个伟大的人物。

摄影队先到晋绥地区拍摄，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由李肃、袁牧之、徐肖冰和吴本立组成，到晋东南和晋中地区拍摄。在晋东南太行山八路军总部，他们拍摄了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129师首长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的镜头。为了拍到真实的战斗场面，摄影队常常要冒着生命危险，冲过敌人的封锁线，一天行军几十里甚至上百里路程。

从1939年1月至1940年5月，摄影队深入冀中与太行山区，拍摄了大量反映八路军前线战斗与敌后游击战争以及军民团结共御外辱的影片和摄影作品。这其中就包括《彭德怀在关家垴指挥战斗》《太行山上的八路军号手》等大批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

有一次在拍摄邓小平指挥作战时，因为摄影师要求过多，邓小平大发脾气：“把我们平常的工作活动拍下来不是很自然吗？现在这样表演的东西太多，很不自然。”一时让摄影师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此时刘伯承出来打圆场：“不拍不知道，一拍吓一跳，原来拍电影这么麻烦，看来我们这些人是做不了演员啊。可是小平啊，你别着急，他们是为了把我们拍得漂亮点才这么认真的，不然的话，我们这些人本来就长得让人害怕，马马虎虎拍出来，谁敢看啊？”几句话把大家都说笑了。

徐肖冰：我负责拍摄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因此我要拍一个完整的司令部。这个电影和照片不一样，照片拍一张后面加说明就是了。电影你要组织他们，或者让他们表演，邓小平有点不习惯摆弄。

1940年8月，八路军对日军发起“百团大战”。徐肖冰来到太行山，拍摄八路军和日军作战场面。9月16日，陈赓的386旅负责夺取榆社。为了拍到真实的战斗场面，徐肖冰主动要求到386旅。为了他的安全陈赓特别派了一名19岁的小战士保护他和那台摄影机。

那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攻坚战。榆社本身是一个非常坚固的工事，它的外围还修建了很多炮楼。日军每天用飞机扫射、轰炸，最后还施放毒气。而386旅所谓的重型武器，只是一门小炮。但是整个战斗中，徐肖冰一直往最激烈的地方冲。

徐肖冰：哪个地方打得激烈我就往哪个地方去，因为《延安与八路军》这部片子需要战斗场面，我当时任务很明确。P22-24

父辈·旗帜

我的父亲去世了，死于癌症。

对于癌症的病因，医学上有一种解释，是由于心情和饮食，而人的心情是很关键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每个癌症患者得病的原因完全不同，所以到现在癌症都无法攻克。这似乎很像佛教的说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业障，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结果。

在父亲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里，我多次和他沟通，试图去寻找到底是什么造成了他的病因。父亲说，他的性格是沉默的，退休之后，很少和人沟通。但是，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他在二十七八岁的时候，已经是400人规模的集体企业的革委会副主任，后来做了厂长。他很有威信，工厂在80年代初的那几年，效益很不错。我还记得他们的工厂有一个俱乐部，蛮气派的。每年春节，我都去参加他们厂的游宫活动，搞些灯谜等游戏。职工和家属都可以去参与，有奖品，还有文艺演出。厂里有自己的宣传队，表演很精彩，水准真的不低。父亲虽然没有什么文艺细胞，但是他非常热衷于支持这些活动，所以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不是一个沉默的人，而是一个有想法、有追求、有梦想的企业领导。

父亲是1939年生人，沐浴着新中国的春风成长。对于他自己的历史，父亲从来都是很骄傲的。我记忆中非常的清晰，在我家里的墙上，挂着各种奖状；还有一些镜子，上面也印刻着很多荣誉和鼓励的评语；还有很多的搪瓷杯子，很多的背心和秋衣，都是奖励给他这个先进工作者的。那时候，根本没有什么奖金，就是这样的一些小小的物质鼓励。这些却都被他看做最值得炫耀的。挂在墙上，穿在身上，用在手里。现在，这些东西慢慢的都不见了。父亲也不再使用，因为后来，曾经的光荣会招来人们的嘲笑。

我也终于找到父亲的病因，那就是失落。他已经被这个社会冷落了，他自己的几十年的人生积累，在他六十多岁的时候，已经被画上一个句号。他一生曾经为之不懈努力奋斗的那份光荣，已经荡然无存了。在一个创新至上的时代，日新月异让他们也让我们自己眼花缭乱，那些电脑、网络、一切的新鲜玩意使人目不暇接。我们的确不需要，也没有多少时问，听他们的故事，听从他们的教诲，唠叨，以至于他们觉得自己被抛弃了。

父亲这一辈人，仿佛就是活在光荣之中的，他们代表了一段历史。当一段历史终结的时候，他们必然是要告别的。在一百年的时间里，我们多次终结了一段段的历史，清朝的覆灭，民国的黯然离去，“文革”……而每次的告别，都是一次否定。我不晓得那些历史中，有多少人得了癌症死去，但是，我相信一定有一大批的失落的人。

眼前的这本书，是一群人的回忆，由于他们的职业特殊。他们用相片为自己也我们留下了一段极具个人色彩的历史。这中间有惊心动魄，也有温馨惬意。而这段历史已经是这些老人今天赖以生存的一份光荣。不管从政治的角度，从文化的角度，还是从史学的角度，也不管怎样的风雨，对走过的人来说，都是温暖的。在他们看来，这不是什么历史，这只是他们的清晰而坚实的足迹，是他们生命的轨迹，谁也不可以再次拿走了。

触摸那一张张泛黄的相片，我知道父辈们是会动感情的。相片中的那些人和事，是他们走过的，是让他们曾经无悔的追随过的。我非常感慨和遗憾，我曾经对于父亲的漠视。我在北京，父亲住在东北老家，我平时忙于工作，只有过年才回去看望他。即便回家也是忙于呼朋唤友，忽略他的存在，很少听听他的故事，聆听他对我的工作建议。我的头脑中很固定的念头，他那些都是老皇历了，其实这就如同我们对那一段历史的态度，尤其是这些泛黄的相片记录的历史。就如同没有父亲无论如何不会有我们，没有过去那段历史的跌宕起伏，无论如何也不会有我们今天的和谐与安宁。而面向历史恰恰可以让我们对今天的困难寻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老人常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触摸那一张张泛黄的相片，有一种冷冷的恐惧是直接关乎我自己的。忽略父辈，其实是对我们自己的老年生活不负责任。看赖声川的话剧《红色的天空》，至今有些不寒而栗。一群老人生活在老人院，他们辛勤一生。儿女们忙于工作，无暇照顾他们。于是把他们当孩子一样寄托在这里。所不同的是，现在的人对于孩子，竭尽所能，无微不至；而对于老人，他们总能够找到很多的借口。于是老人一旦来到这里，仿佛开始了生命的倒计时。我不想去老人院，我不想简单的打发余年等待死亡。因为那种失落与被遗忘，足以杀死一个人活下去的理由，那绝不是享清福。相反，对于对待父辈虔诚的尊重，不仅仅是家思想关于一个社会秩序的呼唤，也是我们对待生命的一个正常的秩序。

触摸那一张张泛黄的相片，历史变得真实而生动。当然相片或许只是瞬间的真实，我们的摄影师在攫取的时候，已经掺杂自己的意愿甚至是组织的意愿。但并不应该影响什么，对待历史，我们应该有宽容的心，也应该有多元的思维，不是简单的二元判断：非好即坏，非左即右。如果你对历史有兴趣，你会发现这些个性色彩鲜明的不同记忆，恰恰构成了真实的历史。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好得没有错处，也不可能错得没有好处。

父亲和我有一次在天安门，因为对待毛泽东不同的认识而大吵一架。为此，他竟然几天没和我说话，那是我们父子几十年不多的一次。现在想来，父亲要争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对错，而是他对于自己曾经的光荣的维护。

父亲走了，他生前很期待这本书。他很喜欢翻看这些相片，那些相片可以让他回忆起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我们以为久远，他们却清晰走过的人和事。很遗憾，父亲没有看到这本书，我也再没有机会向父亲表达我的歉意。但我不希望这是在未来，我们对历史的一个遗憾。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献给我们的父辈，对于我们，他们永远是当之无愧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