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孤岛，心怀大陆
于右任初到台湾时，有关方面并没有给他预备好一个栖身度暮之处。还是多亏在亲朋故旧的热心相助下，才在台北和平东路二段青田街九号、本属台糖公司的普通宿舍内，觅得一块落脚之地，以平房一栋作为安身之所。这原是他的一位亲戚分配到的住房，又转手借给老人。此宅系日式木板房，是日本殖民主义者统治台湾时期所建造的，早已破旧不堪。屋前的庭院也很小，当街即是闹市“和平市场”，每天从早到夜，熙熙攘攘，喧腾不止。而于右任住进去以后，倒也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泰然处之。
1950年 3 月 1 日，蒋介石在台北自动宣布“复职”，重新“视事”。他断然决定“不惜牺牲感情与颜面”，要对台湾国民党予以“彻底的改造”。同年 8 月 5 日，“国民党改造委员会”在台北宣告成立，陈诚、蒋经国等 16 人为“中央改造委员”。昔日庞大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中央监察委员会”统被撤销，由 25 人 组成的“中央评议会”取而代之。元老派人物于右任，也被圈定为“中央评议委员”之一，同时又是台湾的“监察院院长”。如果说，前此于氏尚可算是国民党政治核心圈内的一名闲散大员的话，那么自此为始，他便成了台湾政治核心圈子以外的一位闲散元老了。
亲睹于右任晚年境况的人无不承认，这位老人自到台岛以后，真可谓郁郁寡欢，沉默少言，寂寞无限。于右任从心底里厌恶官场的生活，深以涉身政治是非圈为苦。除了偶尔说几句应景的话外，平日家居，绝口不谈政事。只有在亲近友好当中，或更深夜静之时，才会稍稍吐露内心的几丝真情。到台之初，他就曾对身边的亲友们说过：“我是在忧患中出生，在忧患中长大的，恐将忧患终身了！”
在其身旁随侍的，还有一些儿孙，时间各长短。如长子于武（望德）、长媳胡瑛夫妇，次子于彭（仲岑）、次媳周宝珠夫妇，幼子中令，以及二女念慈（小名想想，适张澄基）、三女绵绵（适郑履义）、四女仰慈（适梁道存）等。后来，他们不少人也移居到国外去了。虽说儿女们昏定晨省，颇尽孝心，但老人仍然始终怀想着留在大陆的亲人骨肉。至此，于夫人高仲林及长女于芝秀业已定居于古城西安。她们都得到了当地人民政府的关怀和照顾（于芝秀后来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安市委会的委员）。可是，“反共”的人为藩篱，却使得她们不能与于右任先生取得联系。彼此海山阻隔，天各一方，均饱尝思念之苦。
羁旅异乡为异客，西望长安不见家。于右任苦苦思念着大陆故乡与自己的骨肉亲人。有一次，几位女青年登门拜访老人，在交谈中特意问到了于夫人的情况。老人听了，把头朝大陆的方向摆了摆，然后低沉地说：“她和长女都在那一边。”停顿了好一会儿，又说：“我好想她们啊！”他一面说着，一面呆呆地凝视着大陆的方向，停留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似乎这时老人的身心，已经超越了大海的波涛，穿过了重重的关山……这情景使来访者也为之感动，个个眼眶顿时湿润起来。
于右任晚年在台，始终自奉甚俭。老人平素喜穿大布之衣，常年是长袖宽袍，足着双梁子青面布鞋和白布袜。每天最爱食用的，都是陕西关中的家乡风味，像手擀的宽面条、红豆稀饭、玉米糁粥和地软（又称地皮菜，陕西人常吃）豆腐包子等，还常常用来飨客。如果出门，则竹杖在手，银髯拂面，宛然一平民老者，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在家，则手不释卷，勤奋好学，把作诗写字视为常课。即便是炎炎夏日，也仍一面挥扇驱暑，一面读写不辍。其斋名“老学”，名副其实。后来，还是几位老部下实在看不过眼，凑钱购赠了一台电风扇，供老人使用。
老人热情好客的特点也依然如故，对来访者从不拒绝。无论是车骑轩昂的达官贵人，还是不见经传的平头百姓，他都依礼应对，侃侃而谈，从不端什么架子。老人以诚待人，谈吐文雅，而且谐语连珠，令人捧腹，自然让来客感受到一种名士的风度，敬仰之情油然而生。因此于寓总是各方来者如云，男女长幼咸集，宾至如归。对于勤奋爱学的年轻人，老人更是格外地偏爱，经常诚恳地给予指导、鼓励和提携，从而结下了许多忘年交。 每凡入夜，于宅大门必然洞开（或许也有表示门内无私的用意吧），求见者无须通报，就可登堂入室，自报姓名之后，宾主便毫无拘束地谈论起来； 往往越谈越起劲，直至深夜而已。人们都戏称于寓是一个临时学术讲习所。 起初，他的“副官”总是竭力阻挡来访者。于右任见了，就毫不客气地当面斥责他们，说：“你们这些东西，把我的好朋友都得罪完了！我的好朋友们，都是穿的破旧衣裳、足蹬烂皮鞋的人啊！”“副官”们多次挨骂受窘之后，才不得不放松了门禁，再不敢拦截来客了。
到台之初，修髯苍苍的于右任仍坚持着老习惯，每日下午都要出城郊游一阵，其步履尚健。至 1951 年 2 月，突患脑部微血管阻塞症，遵照医嘱，卧床休养 40 余日。康复以后，始觉行动有点吃力了。然而在生日那天，他仍由家人陪同，扶杖强登郊外的草山，为的是能够再次举目远眺大陆。老人当场赋诗云：“白头吟望中原路，待我归来寿一杯。”P275-277
于右任先生，是在近代西北乃至全国有影响的一位重要历史人物。他不仅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著名的国民党元老，而且是饮誉海内外的大诗家和书坛巨匠。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于右任先生亲身经历了我们国家民族的几个大的变革时期，有着极不平凡的一生。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因在西北倡言反清革命而几遭杀身之祸；及至加入同盟会以后，便一直追随孙中山先生，致力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屡建功勋，成为辛亥革命与反袁世凯、反北洋军阀的风云人物之一；在第一、第二两次国共合作时期，也均有着良好的表现，至今仍为世人所称道；直到晚年去台后，依然写下许多缅怀大陆、思念故人的深情诗篇，遗言“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热切渴望早日实现祖国河山的大统一，中华民族的大团聚。于右任先生是一位真诚的爱国者。他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我们作为于先生故乡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能够为他作传，并交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问世，自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在撰写的过程中，尽力秉承存真求实，尊重历史，并努力深入挖掘传主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新颖翔实史料，注重揭示其思想发展脉络与鲜明的个性特点，以较为全面、系统和公允地介绍评述传主的一生。敬祈各方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便今后进一步修订和提高。
承蒙屈武先生的关怀与鼓励，并亲为本书题签，李钢、方汉奇等专家学者热情予以指导和帮助。政协陕西省委，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统战部，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政协三原县委员会，中共三原县委统战部，以及于右任先生的许多亲朋故旧，都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并提供珍贵的史料和照片。传稿还广泛吸收了国内出版的各类文史资料、社会调查材料和专家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参阅港、台学人的有关著述。谨此，一并致以深切的谢意。
朱凯
1987年12月
清王朝灭亡，帝制变成了共和。民国成立。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从此不跪而立。原因简单，中国人心里的“王道…‘祖宗成法”岂是重新挂一个牌子就能改掉的。自康梁以降，“变法”是那个时代最热门的精英语汇，跟我们现在讲的“改革”本质上没有任何不同。所谓仁人志士，无论保皇的还是革命的，最明白的就是，这两千年大一统，崇古泥古的泱泱大国，不变即亡。
变法何其难也!自宋明理学登上社会意识形态金字塔尖，“存天理灭人欲”成为金科玉律，须臾不可违背。女真统治者照单全收，变本加厉，无论GDP是不是真的占了全球四分之一，中国人继续按千年道德名教默守陈规是必需的。没有技术进步，没有商业蓬勃，没有企业、机器大生产，宗教不可能与政权平起平坐，更别提科学与民主的启蒙了。这就是一个好古拒变的大国遭遇近代西方文明后一触即溃的根源。
大梦谁先觉?民国人，准确地说是那些受到良好教育、具备相当智识的精英们，对这样的危机痛入骨髓。这些民国牛人的共同之处至少有以下三处：
一、使命感。从严复到谭嗣同、康梁、陈独秀、胡适和鲁迅，从同盟会到国共二党，从张大干到徐悲鸿，从詹天佑到翁文灏，这些人的使命感都不是与生俱来的，反过来说，与生俱来的恰恰是那些顽固的保守主义者、皇家儒门的既得利益者。使命感来自向西方学习后对中国文化的思考。他们学会了一个词——真理(须知言论自由，只是平实地说话求真理——严复)。这个词来自于西方，英文即tmth，本身就有事实的意思。近千年来，“理”带上“天理”高大上的帽子，变成了中国人说一套做一套最有用的挡箭牌，只要大旗不倒，任凭旗杆下面男盗女娼。因此，推倒“理学”成为首要任务，“理”前带一“真”字，内涵全出。他们强调开民智，求独立，创富强，皆以真理为指针，当主义沿街叫卖、网罗党羽的时候，也须以真理开腔。当真理成为众望所归，使命即为应有之义。
二、本色、自由。由陈丹青先生首度混搭，“民国范儿”让颇有点儿鄙俗的北京土话引发了潮流。这个词绘声绘色，色香味俱全。民国人是什么“范儿”，是贵族精神吗?刘再复总结的四点自尊精神、讲求原则、保持低调、淡泊名利，这些都有，但似乎说得抽象了。从形式上来说，穿衣打扮，西式与中式互不干涉，新与旧相得益彰，没有谁看谁不顺眼的；生活上，除了抱拳、作揖等等中式动作，还包括气宇轩昂、自信满满的仪态万方，即使香烟广告上的美女姿势也十分从容雅致，全不见低俗媚态；语言上。文气十足慢条斯理，避开俚语俗话，这点现在在台湾街头里弄仍不难体会。至于凡事有规矩，什么场合如何言行，更是自小的教育，必不可少。优雅是那个时代的时尚，比之当下国外不断诟病的中国式粗俗，真好像不是一国人似的。再说个人气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都是知识界的时髦，既能看到徐志摩式的温和潇洒，也能看到闻一多式的感性甚至极端，而齐白石却坚守田园秉性，以朴实无华征服了大众。民国人物们各具人格魅力和风格做派，一生本色出演，没有谁刻意为之。身居国民政府监察院长的于右任，光头长须布袍，一辈子操着一口纯正的陕西话，现在若碰上，你相信他是国级干部?可叹一个混乱危机的时代，恰给个人挥洒自由的空间，任性不靠银钱。
三、行动力。“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自19世纪开始，到现在还是一个正在进行时。民国结束了治乱相替的千年史，华族这个“早熟的聪明孩子”头大身子小。为了打得过列强，肌肉筋骨必得迅速膨胀，为了更新智慧，必得满盘拿来，生吞活剥，哪怕消化不良。时代的进步必付出行动的勇气而不是瞻前顾后，这点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开始，着重点是行不再是知，心学从来都是小众的茶话会，而竭力避武平乱却是先生最有说服力的政绩。朱熹们只说不练，中国人不进化只等退化。梁启超一边疾呼，只许接受不许批评是中古精神而不是现代准则，一边身先士卒率众商议变法。而詹天佑一条人字铁路的成功赛过工程师再多的惊世之语。联想当代摸石头过河论的巨大推动作用，更加说明站在全世界最强大的保守主义的土壤上，做比说要重要。
自民国之后，中国人严重自我怀疑自我否定，姿势怎么摆都怕别扭。变革的力量与保守的力量缠斗，儒家作为守旧势力的基地被发起“斩首行动”。然而面对自西方而来的种种，理性、科学、民主这些现代世界的“重型武器”，人物们既兴奋又惊恐。很多人从一个主义跳到另一个主义，眼下的“是”迅疾反目为“非”，从中激进到西、晚年又遁回道统，让人无法片刻将息。20世纪是一个野蛮生长的时代，每一天都充满刺激，每一天个人的“变”与时代、国家的“变”相互角逐。
翻过20世纪的中下叶，我们终于狠狠地抛开传统之国，向现代之国疾步行进。不可否认的是，从承上启下来说，了解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也仅剩下民国一途。此言不赘。
因变，可爱；因变，可歌；因变，可叹。欲了解那个“逆天”的雄奇时代，亦唯有阅读民国人物们的心路历程一途。以此作为丛书《影响现代中国的人物》的题识，或许也正合其意，读者有眼。
李向晨
2015.3
林语堂说：“于右任的人品、书品为最好模范。”
蒋经国室内挂着于右任书：“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
周恩来评价于右任：“为人正直，有民族气节。”
朱凯创作的《于右任传(无悔担当)》讲述了：青年时“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曾因“昌言革命，大逆不道”遭清政府通缉入狱。他办报以激扬民气，创办高等教育以培养建国人才；他追随孙中山，出任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和监察院院长；他罢战主和，积极参与国共合作大业。
定居台湾后，他吟唱的“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成为两岸和平最动人的诗句。
一袭长衫，一件马褂，招牌长须，长可及腹，世称美髯公。
文人本色，不畏强权，为民请命，醒愚发聪，诠释爱国者。
青年时“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曾因“昌言革命，大逆不道”遭清政府通缉入狱。他办报以激扬民气，创办高等教育以培养建国人才；他追随孙中山，出任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和监察院院长；他罢战主和，积极参与国共合作大业。
朱凯创作的《于右任传(无悔担当)》讲述了于右任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