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喀什噶尔，是每一个关注新疆的人必走的一步。英国外交官夫人凯瑟琳·马嘎特尼所著《一个外交官夫人对喀什噶尔的回忆》，尽管写的是对19～20世纪之交的喀什噶尔的回忆，但在她的笔下，喀什噶尔超越了时代与地域，这部书也成为探索西域秘境的往返车票。而另一部关于喀什噶尔的书，是戴安娜·西普顿所著《古老的土地》，同作为英国驻喀什噶尔外交官的夫人，凯瑟琳是第一任，戴安娜则是最后一任，可这两本书都赋予我们重新审视青春岁月的另一副眼界和心境，所以它们能够“超越”喀什噶尔，面对更广泛的读者。对于这两本书，每个读者都会有自己的印象，因人而异。可是有一点肯定是一致的：它加深了我们对喀什噶尔、对新疆、对西部的认识，它是我们理解历史发展过程的桥梁。

喀什噶尔本身就是一本读不完的书。它深奥难懂，又朴素无华；它冷峻刻板，又海纳百川。几乎所有的西域探险家都品味过它的温馨、它的古朴，它的多变和它的不变，都有过伴随终身的喀什噶尔情结，都在自己的书中为喀什噶尔辟置了专门的章节。可以肯定，没有喀什噶尔，西域探险史就完全是另一个结构了。

本书收录；两本译著：英国外交官夫人凯瑟琳·马嘎特尼所著《一个外交官夫人对喀什噶尔的回忆》；同作为英国驻喀什噶尔外交官的夫人戴安娜·西普顿所著《古老的土地》。

出版说明

新疆考古发现与西域文明

中国边疆研究60年与西域探险考察

外交官夫人与喀什噶尔情结(代序)

一位外交官夫人对喀什噶尔的回忆

 前言[英]彼得·霍布科克

 第一章 从伦敦到喀什噶尔

 第二章 秦尼巴克初步印象

 第三章 在喀什噶尔的最初岁月

 第四章 中国新疆一瞥

 第五章 喀什噶尔回城

 第六章 汉城(新城) 在汉城出席一次汉族人的宴会

 第七章 操持家务的艰难

 第八章 第一次回国度假 家庭人口增加 返回喀什噶尔

 第九章 喀什噶尔妇女

 第十章 在柯尔克孜人的地方避暑

 第十一章 经纳林一齐姆肯特返回英国度假

 第十二章 中国革命

 第十三章 喀什噶尔的变化

 第十四章 告别喀什噶尔 战时穿越欧洲 回到家乡的旅程

古老的土地

 自序

 第一章 踏上旅途

 第二章 “头疼山”

 第三章 喀什噶尔即景

 第四章 狩猎和探险

 第五章 扑朔迷离的穹形山

 第六章 总领事馆的日常生活

 第七章 幽谷寻芳

 第八章 新疆政治素描和喀什噶尔风情

 第九章 边境一游

 第十章 冰山之父

 第十一章 达坂

 第十二章 到首府乌鲁木齐去

 第十三章 古墓“珍宝”

后记

编译说明

许多年前，在一个早秋的星期六上午，我正在厨房做点心。那一年我才21岁，还是个姑娘。两年前我已经订了婚，一直等着结婚。我的未婚夫当时正在喀什噶尔任职。我知道这一点：我未来的生活注定要在中亚的荒僻之地度过。所以，现在我极其认真地学做那些在那个遥远封闭的地方或许对我有用处的各种各样的事情。

厨房里，虽然我的双手忙于搅鸡蛋，但是思绪却早已飞向了喀什噶尔。我正在期待着未婚夫从喀什噶尔寄来的信，想知道他是否已获得了休假，会不会在最近几个月内赶回家乡来和我成婚。

突然，家里前门的门铃响了起来，声音很大，女仆去开门。她回来的时候连走带跑，显得非常激动，给我带来了令人吃惊的消息，她大声嚷道：“马嘎特尼先生已经到家了！”我可一点也不相信她的这番宣布，让她不要恶作剧了，我平静地做完了糕点，并把它放进烤炉中。

讨了一阵，我母亲让我马上到她那儿去。看到我的未婚夫真的站在家里的客厅中，我心里又惊又喜，五味俱全。他只是平静地宣布说：“我们必须在下个星期六举行婚礼，然后尽快离开英国前往喀什噶尔。”因为他只有三个月的假期，而回来的路上已经用去了五周。

在一周之内做好所有的事情，并且打点好我的行装，这看起来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却把这一切都做好了，并且在9月17日举行了婚礼。1898年10月6日，我们告别了英国，向朋友们道了别，踏上了充满冒险色彩的行程。

对我来说，这确实是一次了不起的探险旅程。那时候，我认定自己是世上最腼腆、最没有冒险精神的女孩。我从来没有走出自己为传统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家庭一步，也没有离开我们这个大家庭中的兄弟姐妹一步，更没有要去周游世界的想法，一丁点都没有。因而，除了会做点心，我并不具备要过一种探险先驱者的生活的任何条件和素质。

我们的蜜月是在穿越欧洲、穿过俄国、渡过里海、沿着横越里海到安集延。的铁路沿线上的旅行中度过的。接着我们又乘坐俄国邮车从安集延到奥什，再从那里骑马翻越了天山山脉，到达了喀什噶尔。对我这样一个从来没有旅行过的人来说，这种度蜜月的方式可真是一件新鲜事，处处充满了新奇和惊异。一切都是那么陌生，一切都是那样令人难以置信。一路上，我常常有一种肯定是在做梦的感觉，凶为我那平静如水、毫无涟漪的在家中的生活一下子完全变了样。

我们走过的这段路程对一个人的性情意志是个很好的考验。一路上，我们提心吊胆，有时候几乎让人感到完全垮掉了。我累不可支的时候，总是感到事事似乎都不如意，而且有时候还得挨饿。

如果一对夫妇在这样一段旅途中能够经受住考验，而且不争吵，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在任何情况下相敬如初，患难与共。我们做到了这一点，而且这会保证我们在漫长的人生历程中风雨同舟，相亲相爱。但是在旅途中我是多么想家呀！特别是我们进入俄罗斯后，我发现自己不能同任何人交谈，我更加想家了。最让人难受的是我连报纸上的一个字都不认识，更不用说那些火车站站名和商店店名了。就这样，我得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度过整整四年，过完这样的日子，才有望再见到自己的故乡。

我们快到俄国南部城市罗斯托夫的时候，有一天下午，我丈夫下火车去搞点开水供我们喝茶用，他让我在车厢里准备好杯子和饼干。这是那时候俄国境内旅行的规矩：火车一到站，人们就冲下车厢，提着水壶或茶壶，沿着站台一阵猛跑，到几个装有烧开水的巨大的萨莫瓦尔。边去灌开水，这些开水炉由农妇掌管着，她们要收灌开水的人的钱，一水壶开水五戈比(约等于四分之一便士)。跑去灌开水的人把壶灌满后，一溜烟在火车开动前跑回车厢。一路上，我们一直都对灌开水这件事感到很有趣，因为它令人紧张。然而，那个下午却发生了一件生死攸关的事。  我正在车厢里忙着准备茶杯和饼干，突然，开车铃声响了，火车开动了，而我那宝贝丈夫却没有回到车厢来！我被这场横祸吓呆了，我在车厢里呆站了好几分钟，脑子里一片空白。我被困在了这样一个国家，我既不会讲一句俄语，口袋里也没有一分钱，连火车票都不在我这里。更倒霉的是，我的护照也在丈夫那里。就这样，似乎令人焦虑不安的好几个小时过去了，但实际上还不到一个小时，我就是在这种心急如焚的状态中挣扎着，一直想着能否找到自己的丈夫，或是在这个孤寂的世界上找到一位能够讲几句话的人。突然，在旁边的车厢里有人开始用沙哑的伦敦土腔哼起了一首在英国杂耍剧场常常听到的古老而又好听的小曲。听到这熟悉的小调，我的心中充满了暖意，情绪也好了起来。对我来说，这突如其来的乡音，就好像是一首天使专为我带来的歌。

我立刻冲到了车厢过道，在另一节车厢里，有一个人出现在我面前。他身材高大，面色红润，穿着一身大花格子骑装，这个人叼着一根粗大的雪茄烟，嘴里一边喷着烟雾，一边快乐地哼着那首小调：“在老肯特路上碰到了他们，塔一拉一拉。”我对他讲了自己的困境，他保证要帮我处理好有关车票或护照之类的麻烦事，我顿时感到遇到了朋友，我们攀谈了起来。正在这时，我那丢失的丈夫出现在车厢里，他冻得浑身发抖，脸色发青。原来，火车开动时，他已到了站台上，并跳上最后一节车厢的尾部，却不料通向车厢的门锁着，他只好站在车厢外，任寒风吹打着，直到后来乘警过来开了门锁，才让他进了车厢。回到我们乘坐的那节车厢，他却发现我正专心致志地和这位新朋友聊天！后来，我丈夫和我了解到，这位新朋友是圣彼得堡沙皇马厩的一名马夫，这次乘火车到罗斯托夫去购买马匹。这个人是位非常有意思的旅伴，肚子里装满了故事，而且用他那古雅有趣的伦敦土话讲了出来，逗得我们很开心。

但是，我在火车上发誓再也不让我丈夫丢下我一个人下车买开水，而且我把自己的护照带在身上，随身还带了些钱。

我们到达了里海边的彼得罗夫斯克城，但是那艘驶向克拉斯诺沃德斯克的班轮正离开港湾。这真令人恼火，因为要乘下趟班轮，还得在这里等上三天。

在彼得罗夫斯克城，我平生第一次沉浸在了东方的情调和氛围中。那里的人和形形色色的巴扎完全不是俄罗斯式的，而是突厥式的。但除此之外，彼得罗夫斯克并没有多少东西值得看，我们在那里也无事可做。于是，我们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沿海岸散步上。里海的海水颜色湛蓝，而且当地人告诉我，由于海水浮力很大，人在海里几乎沉不下去。里海的地理状况很特别，它的海平面要比地中海的海平面低，而且海水特别浅，只要风一乍起，吹过海面，海面上就会波涛翻滚。

我们乘班轮离开彼得罗夫斯克，班轮沿着海岸线驶往巴库，在那里我们还要换乘客轮。

巴库夜景可真是美极了，在油井燃烧的火焰的映衬下，赤霞满天，这里到处都是石油，海面上漂浮着厚厚一层石油，空气中也弥漫着很浓的石油味。数年后，我们乘火车途经巴库，看到原油咕嘟咕嘟地冒出地面，而且滴落在铁路的碎石路基上。这里的火车和轮船使用的燃料全部都是石油。

我们乘坐的客轮晃晃荡荡地航行了一夜，这一夜可真让人感到不好受。第二天清晨，轮船到达了克拉斯诺沃德斯克，这座城市位于里海的亚洲一侧。P11-15

关注西部，关注从18世纪后期开始的西域探险史，是当前读书界的一个特殊的阅读倾向。这想必是与20～21世纪之交“丝绸之路热”持续升温，“开发大西北”进入关键时期，中外学界率先向中国西部倾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涉及西域探险史，人们很容易与探险家们一起来到塔里木的门户喀什噶尔。在很长时期里，在相当多的外来人的心目中，喀什噶尔是神秘诱人的、难以理解又难于抵达的异域城邦，在新疆探险史上，喀什噶尔始终是探险家的集散地。喀什噶尔在一百多年间的历史变迁，成为塔里木、新疆，乃至整个中亚的缩影。

走近喀什噶尔，是每一个关注新疆的人必走的一步。英国外交官夫人凯瑟琳·马嘎特尼所著《一个外交官夫人对喀什噶尔的回忆》，尽管写的是对19～20世纪之交的喀什噶尔的回忆，但在她的笔下，喀什噶尔超越了时代与地域，这部书也成为探索西域秘境的往返车票。而另一部关于喀什噶尔的书，是戴安娜·西普顿所著《古老的土地》，同作为英国驻喀什噶尔外交官的夫人，凯瑟琳是第一任，戴安娜则是最后一任，可这两本书都赋予我们重新审视青春岁月的另一副眼界和心境，所以它们能够“超越”喀什噶尔，面对更广泛的读者。对于这两本书，每个读者都会有自己的印象，因人而异。可是有一点肯定是一致的：它加深了我们对喀什噶尔、对新疆、对西部的认识，它是我们理解历史发展过程的桥梁。

一

19世纪世界历史的一件大事，就是大英帝国迫使南亚古国印度成为自己的殖民地，正因为如此，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才被强加到中国的头上。而就在与此同时，另一个处于扩张时期的欧亚强国——俄罗斯帝国据有了中亚，并进一步南下。英俄竟然对峙在帕米尔高原。本土原本与中国相隔数万里的英国和俄国，都成了在衰退时期的大清帝国的西邻，无时不在刺探由绿洲、大漠和群山组成的中国新疆的一举一动。英俄在帕米尔的抗衡，使那个高山之国——阿富汗历尽了劫难，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和美国的新一轮抗衡，再次置阿富汗于水深火热之中，实际上成了上一个世纪那场未分胜负的英俄角逐的继续。

19世纪后半期，安集延的冒险家阿古柏掩入新疆塔里木盆地，似乎使英俄对中亚政治结构的认识更为肤浅，更为表面化。而阿古柏的十余年统治，只给历史留下了倒行逆施的一笔：在近代史时期来临时，把喀什噶尔和新疆拉回到黑暗的中世纪。随着阿古柏政权的解体，新疆的探险考察时期就到来了。

那些想更多地了解新疆，弄明白阿古柏伯克对于中亚历史到底意味着什么的“不安分”的人们，或是从英属印度穿越克什米尔的高山峡谷，经拉达克、坎巨提(乾竺特)等土邦，经受大小“头疼山”的折磨。或是自俄领中亚的奥什出发，持续攀登一个个达坂，以倒毙的驼马为路标，与过往的商队结伴同行。这往往要走几个月，甚至是一生。喀喇昆仑、因地拉科里、红其拉甫、乌孜别里、图尔嘎特，这一系列的山口(口岸)，既是他们的人生高标，也是他们命中注定的劫难。一旦他们走出了“生命的禁区”，突破了帕米尔群山和喀喇昆仑峰峦的羁绊，就抵达了回到红尘的第一个通衢大邑——喀什噶尔。

在喀什噶尔，他们又置身于熙熙攘攘的集市，又过起平庸的正常人的生活。红男绿女，鹤发童颜，既让人不免要回忆家乡亲人，又使人感到这其实已是另世为人了，是在提前“消费”下一届生命。在喀什噶尔，生活仿佛停滞不前，时间冷冻了起来，岁月所起的作用，似乎不再是只能催白鬓发，添置皱纹，而为人们提供了尝试过“中世纪”的生活，追溯历史往事的机会。

有人曾把上海比作“冒险家的乐园”；中国新疆的喀什噶尔则是探险家的梦寐以求的桃花源，不满足于蝇头小利的商贾的“香格里拉”。

人们来了，又走了。靠他们的语言与文字，或是浓缩，或是冲淡；或是盲人摸象，或是各取所需；或是抽象概括，或是演义铺陈，把“喀什噶尔印象”介绍给每一个关心它的人们。而留在自己心中的则是足以伴随终生的记忆，这记忆有“特异功能”，有的内容会逐日加深，有的内容能无形消减，最终升华为一种特殊的情结——喀什噶尔情结。

二

这两本书的故事，肇源于19世纪末。

1890年12月，一个风尘仆仆的瑞典青年斯文·赫定抵达了喀什噶尔。他只是因考察过波斯(即今伊朗)和俄领中亚而小有名气，而在这闭塞守旧的喀什噶尔，根本没人知道、也没人在乎他是谁。当然，当地的“掰着手指就能数过来”的外国人的社交圈立即接纳了这个新来的年轻人。

斯文·赫定抵达时，喀什噶尔外国人当中，最有影响的是俄国的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荷兰的传教士亨德里克斯，最危险的是波兰亡命徒伊格纳提耶夫。而赫定在亲自交往中则发现，和他最有共同语言的是英国职业军人扬哈斯班，最默契的却是一个英国青年马嘎特尼。

其实，仅就在喀什噶尔的经历，他们每个人都能写出一部生动曲折的大书来。彼得罗夫斯基曾任俄国国会的议员，赫定称他是“喀什噶尔最有势力的人”，当地的居民把他叫做“新察合台汗”。他的领事馆驻扎着一支由两名军官统带的、有45名哥萨克的精兵，这就足够在中亚的任何城市撤换或扶植一个代言人了。那个伦勃朗的同乡，荷兰的“传教士”亨德里克斯更是个谜中之谜。他全凭施舍在异乡喀什噶尔消磨了半生，全部的工作就是私自酿酒和对着空旷的四壁布道。就这样，他也能乐不思蜀。他肯定是在躲避着什么——很可能是在躲避自己的良心。而那个伊格纳提耶夫更是个人物。他高大魁梧，仪表堂堂，但却随时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只要他走进一个房间，屋里的人如果不是他的朋友，就会感到喘不上气来。他并不想掩饰自己的两个迥然不同——这要看你站在哪个角度——的身份：革命志士和杀人犯。他并不讳言自己曾在祖国杀了一个俄国牧师，因此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但他竟能受到俄国总领事的庇护！扬哈斯班出生在一个高级军官和中亚探险家的双重家庭，他一生也一直交替使用着这双重身份。他有一个在中国更知名的名字——中文名——荣赫鹏，而荣赫鹏其人在英国侵据西藏的战和过程的作用，那是另一本书的主题。马嘎特尼就更有意思了。他的中国名字叫马继业，1890年来喀什噶尔时，他仅24岁，几乎和赫定同岁，这就是他们互相比较容易了解的前提。他的父亲是英国来华的传教士，苏格兰人。他的母亲是中国人，出身于名门望族，只是因太平天国崛起带来的社会大移位，在年仅十几岁时，就匆忙下嫁给了一个外国人。所以，马嘎特尼的母语就是汉语。10岁以前，他一直生活在中国的南京。直到他的英国父亲以中国——大清——驻英使馆的译员身份返回伦敦。这个奇特的家世给他带来了负面多于正面的复杂影响。

扬哈斯班曾多次到中国探险，哪怕喀什噶尔也不是初来乍到了。1886年的夏天，他就是在这个“苍蝇扎堆”的城市度过的。1890年的12月底，赫定在异乡最大的消遣，就是到扬哈斯班和马嘎特尼的住地去看望他们，他们就暂住在喀什噶尔城墙前面的“秦尼巴克”(含义是“中国花园”)，那时他们并未赁屋而居，而是在开阔地上搭了一顶豪华的帐篷。赫定在自己的成名作《穿越亚洲》和自传《我的探险生涯》(《亚洲腹地旅行记》)里，深情地记叙了自己与扬哈斯班和马嘎特尼的交往，并说：“我在这两个和蔼可亲的英国人那里度过了许多值得回忆的夜晚。”

1891年1月，赫定就离此西返了。不久扬哈斯班也经帕米尔回到英属印度。只有那个英中混血的青年马嘎特尼——马继业留在了喀什噶尔。他是在扬哈斯班的力促下留守在这地角天涯的。他刚在喀什噶尔定居时，处处受到对手彼得罗夫斯基的挤兑，那时彼氏在喀什噶尔已驻守八年以上，是俄国沙皇钦命的驻喀什噶尔总领事，他根本就没把那个毛头小子看在眼里，甚至有过虽然每周都出席相同的社交集会，但可以在两年间不与马嘎特尼讲一句话的时候。更尴尬的是，很长的一个时期内，马嘎特尼的地位含糊不清，最初的19年间，他的身份只是“英国驻克什米尔公使的中国事务特别助理”；1909年，才是英国驻喀什噶尔的领事；1912年，升格为总领事。就这样，他以今天也十分罕见的敬业精神，在喀什噶尔这个“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地方”(斯文·赫定语)一驻就是28年！

关于马嘎特尼的使命，有个著名的答问。1901年4月，英属印度政府问：“喀什噶尔有个英国领事或代表，可以给他发电报吗？”英国外交助理国务秘书答：“在喀什噶尔没有英国领事，只有驻克什米尔的公使的中国事务特别助理乔治·马嘎特尼先生在那里。如有急事与他联系，可以用三四天通过北京给他打电报。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先把电报打给北京太后陛下(指慈禧)的大臣，由他再通过中国的电报转达。这种方式不安全，因之很少采用。一般来说，应该通过克什米尔的公使传递。公使会将指示的内容电告吉尔吉特，然后由信使送到喀什噶尔交给马嘎特尼先生。但这大概得用两星期时间。”(引自米尔斯基《斯坦因传》第七章)

而那时，马嘎特尼已在喀什噶尔的秦尼巴克代表英国的利益10年之久。也许大清帝国只是为了抵消俄国的影响，才容忍他的存在。

最初，马嘎特尼挽留被革除教籍的荷兰神父亨德里克斯同住在秦尼巴克。那时彼得罗夫斯基视亨德里克斯为骨鲠在喉，意欲将其赶出新疆。直到1898年，神父才不得不择屋另居。那一年，马嘎特尼获准赴英国本土度假。返回带来了新婚的妻子，秦尼巴克有了第一任女主人。这样，马嘎特尼夫妻就成了旋转舞台上的固定道具，在妻子的陪伴下，哪怕只是为了表示大英帝国在中亚的存在，马嘎特尼苦守这冷衙闲差，耗尽了自己的全部华年。凯瑟琳·波尔兰德，这位土生土长的、远嫁异域的英国“小家碧玉”，竞成了秦尼巴克——英国领事馆17年间生活的见证，并以细腻、温馨的笔调，写下了西域探险史的名作《一个外交官夫人对喀什噶尔的回忆》。

三

《一个外交官夫人对喀什噶尔的回忆》写于1931年。在这之前，也出版过其他的反映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生活的书，比如在1914年马嘎特尼一家回国度假时，接替总领事职位的赛克斯的妹妹伊拉，在1920年就出版了自已在喀什噶尔和塔里木生活的回忆《穿越中亚的沙漠与绿洲》。但与这些作品相比，才更显见出马嘎特尼夫人的回忆的不可替代。原因不言自明：这些作者当中除了她，还有谁曾在喀什噶尔生活过17年之久？

这本书是以踏上旅途开始，并以回到故乡作结。

可以说，《一个外交官夫人对喀什噶尔的回忆》刚开头读之，或有点像19世纪英国的女作家们——如奥斯汀、勃朗特姐妹——小说的仿制品。但只要读上两页，就会发现女主角既不是简爱，也不是《傲慢与偏见》里班奈特太太的爱女吉恩。然而我们可以推测，作者凯瑟琳·马嘎特尼一定是对上述人物相当熟悉的，好在她不是在写一部爱情小说。她需要做的只是把自已的真实感受原原本本地传递给读者。她的经历虽然绝不是一般妇女所能有的，可她的感受却非常容易引起共鸣。

由于她前往喀什噶尔的旅途主要是穿越广袤的俄国和俄领中亚，全书最初就是在对这一路的描写上展示了独特的风格。与扩张的步伐相匹配的是俄罗斯的四通八达的驿站。在第一章和后面的章节里，凯瑟琳的略显迟滞的笔触只要一面对无边的长途，就变得洋洋洒洒、雄健有力起来。在她的笔下，我们读到了在原野疾驰的俄国邮车，机敏、矫健得像猎犬似的驿马，无处不在的俄式的大茶炊，中亚安集延直径六英尺的木车轮—一纯是古代高车人的遗风。我们见识了俄国驿站快速有效率的换乘，这使人联想起普希金的小说，领略了由冰山融雪滋润的边境城市奥什……然而真正使人感到震撼的，是她进入风雪肆虐的帕米尔的经历。

为了赶路，在越过铁列克达坂后凯瑟琳和丈夫一行成了一场冰洪之灾的目击者，紧接着走进了一条酷寒的峡谷。第十四章，作者写道：

一路上到处躺着死马的尸体，还有奄奄一息的马，有些马只剩下了残肢……这些马原来驮的货物就摆在尸体两边。附近空中，秃鹫盘旋着，等着我们走过，好再开始它们的令人可怖的争抢死马肉的战斗。

再往前走了一程，我们遇到了一幅可怕的惨景。我们的马先看到了这幅惨景，开始，它们的鼻子里发出了哼哼声，然后，躁动不安起来。接着，我们看到在前方不远的一条阴暗的山谷里，一个驮队，包括人和马，都被冻死在那里。马匹依然直立在地面上，但已冻得僵硬不堪地死去。他们可能是碰上了一场暴风雪才遭到这样的厄运。秃鹫们正爬在他们身上，津津有味地干着它们惯常的老勾当，把入骨和马骨上的肉叨得干干净净。我们慢慢地走过那些尸骨旁边，离开了那个确确实实的死亡之谷，把这个命运悲惨的驮队丢在了身后。

前一场灾难，驮夫们面临的是怎样的绝境，才使他们把“无言旅伴”和货物都弃之路旁呢？而在后一场灾难中，行进在艰难旅途的整个驮队都成了一列残酷的“冰雕”，为敢于踏上这死亡之旅的后继者留下一座触目惊心的警示牌。这些场面，马嘎特尼一家想必终生都未曾忘怀，凯瑟琳把它写进了自己的回忆录里，也使读者对这条穿越帕米尔的古道有了形象的认识。读到这里，我不但对“凿空”这条孔道的先民们，也对每一个向喀喇昆仑和帕米尔之路挑战的人——尤其是妇女——充满敬佩之意。

当然，这本书的描写重点在喀什噶尔，它的主要成就，也是体现在对喀什噶尔生活的回忆之上。

在本书的第八章，作者深情地回忆起于离家万里的地角天涯度过的第一个春天的种种印象。她像抒情诗一样地写道：“在喀什噶尔度过的第一个春天，对我来说可真是个意外。”随着冻土的复苏，河床的坚冰被春水涨裂。而在某个早起的清晨却突然发现，昨天黄昏还见不到一缕新绿，仅经过一个晚上竟置身于绿树成荫的林带里了。几乎就在叶蕾舒展开的同时，杨花、柳絮已然围绕着人们飞舞起来。“远处的果园里，传来一阵阵低沉的嗡嗡声。我来到果园想探个究竟，不料惊奇地看到那里已变成了一座仙境，鲜花怒放，花团锦簇。那低沉的嗡嗡声，就是数·不清的蜜蜂在花丛中飞来飞去采蜜时发出的。”此后，“每年春天，我们都聆听第一场青蛙音乐会，从来没有错过它给我们带来的惊喜，因为青蛙音乐会告诉我们，那单调乏味的漫长冬天终于过去了”。

在景物之外，作者更关注人，更留心她的邻人和过客，当然，首先是当地的妇女。第九章的结尾，作者写道：

这一年年初一的早晨，按习惯已装束整齐的女主人凯瑟琳正和丈夫一起猜测：“谁会成为今年元旦我们的第一个来客？”然而，第一个客人竟是步履踉跄、大声哭喊“有人正在抓我，要杀了我”的疯子，这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乞丐。第二天，他无声无息地死在墓地的一座古墓旁。

作者没有去发掘死者的身世和死因，仅以他这种独特的死，为异国他乡的神秘陌生作了绝妙的“注释”。接着，她又写出了另一个汉族老人的死。那是圣诞夜前后发生的事。

在秦尼巴克附近有个汉族人的公墓——“义园”，由一个面容枯槁的老人管理，有位当地的老妪和他生活在一起。一天，汉族老人死了，而那形销骨立的老妪就枯坐在他们房门前边，不吃不喝，不哭不闹，一动不动地坐了两天。又过了两天，凯瑟琳已经忘了这个老年失伴的妇女，但她的孩子们出去玩回到领事馆，告诉她，那个老妪仍以原有的姿势坐在城外的垃圾堆上，已经冻僵了，但好像还活着。那是一年当中最冷的日子，而且下着雪，没人能在室外过四个晚上还活得下来！凯瑟琳和丈夫提上马灯去找那个老妪。他们问话，她不回答；给她食物，她连眼皮都不眨一下。在她身旁都是过路者给她的食物和钱。她已经完全冻僵了。仅靠身下的马、驴、骆驼粪便提供的一点点微热，才没冻死。这本身就是个奇迹！

凯瑟琳向过路人询问，人们告诉她，老妪因点火烧着了那个汉族看墓老人的棺材，受到了老人同乡的惩罚，被赶出来，谁也不愿意收留她。马嘎特尼夫妇把老妪抬回领事馆，安置在空着的拘禁室里。老妪居然活了过来，这时才发现，她浑身烧得一塌糊涂。作者虽然没有深究——在凯瑟琳，这只是圣诞的善举——但我读到这里，就像回到了世纪初的古城，感受到了在封建和宗教的重负下喘息的毫无指望的苦难日子。这个老妪显然是在守灵的寒夜点火取暖时不慎引燃了棺木。浸入骨髓的酷寒使她乱了方寸，暮年失伴的跌宕麻痹了她的神经。喀什噶尔的“卖火柴的女孩”用点燃自己，来暂时免于冻死。作者选择这个故事不一定有什么深意，但我们却从其中感受到了除非亲身经历过，谁也复制、虚构不出来的氛围。对于认识20世纪初的喀什噶尔，这个稍纵即逝的片断所具有的穿透力与说服力，可以等同一部专著。

在《一个外交官夫人对喀什噶尔的回忆》一书中，一些看似不经意的描写，往往使读者产生了真切的共鸣。比如第十章写在旅途中，遇到了倾盆大雨，浑身湿透，寒意砭骨，他们不得不屈居一个湫隘的牛毛小店。这时一位维吾尔妇女端来了热茶，“端上来的这杯茶，在其他时候我们绝不会喝，但现在却是那样令人高兴，因为端来茶的人真诚友好，笑容满面”。有什么能比发自内心的善意，更能温暖身处困境的人心呢？第五章写道，当作者被路上的水洼阻住时，一个清晨拾粪的枯瘦落拓的汉族老人主动地、恰如其分地帮她走过水洼，“他考虑得如此周到，而且这一切都作得极有风度，真使我感动不已。更使我感动的是，老人明白无误地表示，他做这件事不要感谢，也不要报酬！”这流落他乡的老人自身处境肯定不好，但他却没有失去作为人的尊严感。

我早就注意到，不知为什么每个到过那里的人，对喀什噶尔的声音都有一种不被时间消淡的印象。在初读贡纳尔·雅林的《重返喀什噶尔》时就深深受到这一点的感染。可以说，凯瑟琳在第五章“喀什噶尔回城”中，最具特色，最有感染力的段落，就是对喀什噶尔城市之声的描写。读起那细致、凝练的优美文句，仿佛又仰望着喀什噶尔的艾提尕尔清真寺，又徘徊于巴扎迂回的曲巷，又步入香妃陵庄严的拱门，又远足在精耕细作的田野。活色生香的妇女，五光十色的人群，摇曳生姿的青杨，碧玉般流动的渠水……伴随着逝去的年华，突然回到自己的身边。唢呐和手鼓不是凡乐，叫卖和吆喝不是嘈杂，人声鼎沸不让人感到烦躁，毛拉一遍遍地呼唤做礼拜也不仅是单调重复，而喀什噶尔的印象，喀什噶尔的情结，已被这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录制成信号永不衰减的信息储存。

去过喀什噶尔的读者，读了凯瑟琳的书，就好像与一个久别的挚友意外重逢。从未去过的，也会在自己的向往中，为那遥远的异乡辟出驰骋思念的空间。不管怎么说，每一个对中国西部有所关注的人读过这本书，对于拓展认识，提炼情感，都会略有助益。

除了本书，关于20世纪初的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和第一任总领事马嘎特尼，还出版过其他一些著作，如克莱蒙特·斯科拉因和帕米拉·南丁格尔的《马嘎特尼在喀什噶尔》(1973年)等，而且马嘎特尼在漫长的28年间所写的篇幅浩瀚的报告，如今也已解密，就陈列在英国的档案馆里，等人们前去利用。从他初到喀什噶尔，已经是两个世纪之前的事了，哪怕就从凯瑟琳来到这里，也已超过百年。当年的恩怨旧债，早就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我们今天已经可以把它们作为解读往事的镜鉴。而人类历史长河的光明面，则在岁月的冲洗之下，日益焕发出悦目的光彩。

四

英国第一任驻喀什噶尔总领事是乔治·马嘎特尼，最后一任是艾瑞克·西普顿。西普顿于1946～1948年出任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他同妻子戴安娜一同赴任。而戴安娜·西普顿所著的《古老的土地》则是与凯瑟琳·马嘎特尼的《一个外交官夫人对喀什噶尔的回忆》相匹敌的力作，《古老的土地》一出版，国际评论界就把它与凯瑟琳书视为姐妹篇。把这两部书放到一起来读，能给人一种特殊的阅读享受。

马嘎特尼是英国在喀什噶尔的第一位职业外交官，而西普顿则是关闭秦尼巴克总领事馆的人。“善始者不必善终，善作者不必善成。”开创和终结，都有他们的大背景和小环境。在马继业时期，喀什噶尔是“大英帝国”的前哨，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美英大换班，就是“日不落国”的解体。马继业实际上是英属印度政府的外交官，他“照管”的主要是印度侨民的利益。而1947年的印度独立，印巴分治，最终使喀什噶尔的英国总领事馆进退失据，无枝可依，在新疆和平解放前，西普顿只得自动撤离。

与凯瑟琳书相较。戴安娜也是以“踏上旅途”来展开自己的笔墨的。虽然并非有意，但西普顿夫妇选择的赴任之路是经克什米尔，翻越喀喇昆仑山口，前往喀什噶尔。这样，戴安娜和凯瑟琳各写了两条古道中的一条。在20世纪较长的一个时期内，反映拉达克和克什米尔的书在欧洲颇受欢迎。就我见闻所及，戴安娜笔下的这一地区，虽然缺少对历史变革的探讨，但就其观察的细腻，视角的独特而言，不失为上乘之作。

在拉达克的首府列城，他们碰到了一个难题：新疆的色勒库尔(即今塔什库尔干)发生了恶性事变，驻守当地的中国士兵为躲避追杀，越界逃到了列城。在获悉西普顿夫妇将以官方的身份前往喀什噶尔时，这些流落街头的人就希望和他们一同返回。考虑到当时的复杂情况，他们拒绝了这些无家可归的士兵的请求，独自上路了。但是返乡心切的士兵竞不顾一切地跟上他们的驮队。1984年在和田，我有幸见到了这些士兵中的一个，他告诉我，当他们拼出一死，尾随英国人的驮队抵达新疆的叶城时，得知先逃回到喀什噶尔的人，都成了当时政治的牺牲品、替罪羊，于是抱成一团的人心就散得不可收拾。他和几个最要好的决心步行沿塔里木的南缘，穿过青藏高原，返回内地，在和田的南山，他受了伤没有跟上队伍。十几年来，这个老兵的遭际一直滞留在我的心头，直到读过《古老的土地》一书，才把他的经历补缀完整。看来当年戴安娜一行虽一再得到警报，却没有遭到土匪的劫掠，就是因为土匪把驮队后边尾随的游兵剩勇当成了护卫队。

除了对列城的描写，戴安娜书中写到喀喇昆仑的道路和民情，也有一定的特色。日复一日的苦旅本身是相当枯燥的，而旅人日日常新的心情却从不重复。一路上，他们在一个大峡谷里见到了一条条古老的引水渠，渠道险峻漫长，而且全是用人力在巨石上雕凿出来的，让人叹为观止。这些性命攸关的渠道有一条滴水全无。山民给戴安娜讲了很久以前的一场悲剧：人们在设计能改变命运的新干渠时，一时疏忽，计算错了坡度比降，结果整个部落几年的汗水全白白流千了，却引不来一滴水。这样，那条废渠就成了一代一代人的活教材。不管是山中的行旅，还是世居的山民都以自己的汗水、泪水，甚至血水，为后来人提供了榜样和借鉴。

在《古老的土地》一书中，戴安娜用了很多的篇幅写了维吾尔人。同样也写了柯尔克孜人和汉族人。附带说一句，她和柯尔克孜族牧民的接触，主要是得自他们夫妇的旅行探险和狩猎活动。和凯瑟琳一样，她下笔时力图不合偏见，但她却对当时住在喀什噶尔的汉族人提出了一个未经他人道出的意见。在第三章“喀什噶尔即景”中，她说到生活在异乡的汉族人都有一种“流放心态”：

我们遇到的所有汉族官员，无论是行政官员还是军官，无论是高级官员还是低级官员，看上去对他们所过的那种暗淡无光的生活很知足，因为他们把来到这个地区看作是流放……他们的屋子脏乱不堪，毫无舒适之感，里面摆放着或许是来自西方的东西，但看上去不伦不类。我们极少遇到一个除了自己的工作之外，还有其他兴趣和追求的官员。在他们中间没有活力，缺乏精神境界。

这一点，戴安娜在自己的书里还曾再次强调过。不知道其他读者读过会怎么看，但我读到这一章，立时就产生了许许多多的联想。不管怎么说，戴安娜在这里就一个很难回避的症结(或痼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西普顿和马嘎特尼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即西普顿不是职业外交官，而是执著的登山家、猎人和探险家。1946～1948年，从经典意义上来说，新疆的探险考古时期已经过去，但也许是本来就没多少工作可干，也许是为了使自己不要也产生出“流放”的感觉，西普顿和妻子一有机会就要到喀什噶尔四周——甚至远到帕米尔——去打猎、登山或探险。这就决定了《古老的土地》一书的主要篇幅，写的就是他们的这类探险活动。所以，一般的读者自然都会觉得它很“好读”。

在两年的时间里，他们到过塔什库尔干、慕士塔格和喀什噶尔以西的山系。戴安娜的文笔洗练、生动，这些被征服或未被征服的崇山峻岭经她写来，不但各具特色，而且富有立体感。当然，这些段落当中，最精彩的就是第五章“扑朔迷离的穹形山”和第七章“幽谷寻芳”。

西普顿夫妻对穹形山的追寻探索，简直是在寻找一种理想的心理平衡。在最后终于达到目的时，给人的感觉就像宋代词人辛弃疾的《青玉案》体现的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戴安娜在对面的峰峦丛中，发现在一块本不该有积雪的地方却出现了几块“积雪”，她把这个怪事告诉了因屡屡失败而失望已极的丈夫，但西普顿不经意地瞥了一眼，突然惊呆了，他指着那“积雪”几乎说不出话来。原来那就是他们苦苦寻觅的西域奇迹——穹形山！所谓“积雪”，不过是在天桥式的山梁下绽露的一抹晴空！穹形山也罢，深山果园也罢，山顶天池也罢，波斯坦铁列克的高山牧场也罢，“冰山之父”也罢，作者成功地使过程超越于结果之上。然而，就是依靠这一系列的寻找、失败、再寻找，使作者得以展示了她不绝如缕的情丝，也使读者随之一步步地走近了新的地平线。

五

读书是一种特殊的享受。人们可以通过阅读来补充自己的知识库存，可以通过阅读来检验已有的知识。

喜好读探险书籍的人，肯定很熟悉儒勒·凡尔纳。儒勒·凡尔纳是法国——也是世界上——最有名、最多产的科学探险和幻想小说作家之一，在他笔下上天入地，从南极到北极，写到的地方之多，恐怕罕有其匹，而且写什么像什么。从小我就酷爱读他的书，我总认为，他必定是个大旅行家、大探险家，到过地球上很多很多的地方，至少也该像达尔文，有过乘贝格尔号巡洋舰环球旅行的经历。可是前不久看了一本凡尔纳的传记，才大吃一惊，原来他是个最怕出门旅行的人，一生离家的次数屈指可数。他写的一切都来自读书。他读的书不但多，而且品类驳杂，但他有极强的综合与概括能力，就像一个著名的比喻所说，先盲目地大量吃草，产出的却是牛奶。原来他本人就是一个探险书籍的热心读者。只有读书才能知道不足，只有读书才能开阔眼界。最近有个和我一起在新疆生活过好多年的朋友说，他读了西域探险史的译著，才发现自己对新疆的了解并不深入。他又说，靠着读这些新书，他已有的有关新疆的认识才得到了升华，才越发真切。无论《一个外交官夫人对喀什噶尔的回忆》，还是《古老的土地》，都为我们开启了进入历史的门户，并且恢复了为岁月消磨的生动细节。

喀什噶尔本身就是一本读不完的书。它深奥难懂，又朴素无华；它冷峻刻板，又海纳百川。几乎所有的西域探险家都品味过它的温馨，它的古朴，它的多变和它的不变。都有过伴随终身的喀什噶尔情结，都在自己的书中为喀什噶尔辟置了专门的章节。可以肯定，没有喀什噶尔，西域探险史就完全是另一个结构了。

我相信，读过《一个外交官夫人对喀什噶尔的回忆》和《古老的土地》，读者将会有新的思考和更上一层楼的阅读感受。

我是在喀什噶尔的那种平静、但又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写这本书的。当时我曾打算以后再写一章，讲讲关于我返回英国的旅途见闻，因为我们已经计划好，我比艾瑞克先离开喀什噶尔。

最快捷的路线是经俄国回国，马嘎特尼夫人和她的孩子们曾数度沿这条路线回国，而我也很想看看这条路线沿途的景观。于是，我正式向俄国方面提出签证的申请，但是他们拒绝给我签证，也没做任何解释。接着，我又决定走吉尔吉特一线，因为1947年10月在印度爆发的暴乱，所有与斯利那加的通讯都已中断，所以我计划先到吉尔吉特，再从那里出发经过齐特拉尔和白沙瓦回国。这样一来，我的旅程一路都要经过穆斯林地区，但是那时候甚至巴基斯坦政府都无法控制在边境地区的怒气冲天的部落人。整个道路都受到那些伺机劫掠的人的威胁，这些人一点也不尊重国家和外交礼仪，闹得局势不定，令人心烦。但我还是决定冒冒险，在5月初动身，那时山口也开放了。

到了3月，帕克斯顿夫妇在南疆一带做官方访问，来到喀什噶尔。他们提出了一个建议，要我和他们到乌鲁木齐，然后从乌鲁木齐免费乘一架美国飞机，安全飞到上海，因为当时有一架飞机很快就要飞到乌鲁木齐。我过去从来没有乘过飞机，而且那时候一直不愿意考虑经中国内地回国。帕克斯顿夫妇的建议很慷慨，与我原来计划的那条漫长、甚至有点危险的旅行线路相比，乘飞机要快得多，而且还能带上我所有的行李，所以我对飞机的偏见也就消失了。但是我还是下不了决心，很犹豫，因为各种各样的感情因素总是拉着我选择另一个方向回国。最后，在1948年的4月，我终于离开了喀什噶尔。

这是我第三次颠簸在去乌鲁木齐的公路上。只是这一次，由于美国人喜欢高速开车，我们用了六天半的时间就走完了1000英里的路程。在乌鲁木齐，我整整等了三个星期，连美国飞机的影子都没有见到。我终于等得不耐烦了，就订了一张中国航空公司飞新疆航线的航班的机票，这个航班每两周从上海飞乌鲁木齐一次。

航班飞机是一架装备很差的达科它型飞机。从乌鲁木齐到上海要飞两天，乘客背靠着小小的舷窗，行李全被捆在飞机中间(我们每人只允许带30磅的行李)，还有几个病得很厉害的中国人也在飞机上，所以这是一次令人很不舒服的飞行经历。只是在飞行过程中，开飞机的美国飞行员很友好，邀我到驾驶舱坐一会儿，才把我从这种不舒服中解脱出来。从驾驶舱向外看去，下面是一片广阔而人迹稀少的大地，景色壮观，我们飞越过了沙漠、高山；接着又飞过了中国内地一片片起伏不平的种满庄稼的、绿油油的大地。我紧紧盯着共产党人控制的地区，心里既害怕又感到有兴趣。这片土地和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看上去完全一样。

我至今还认为自己不会喜欢乘飞机旅行。这一次乘飞机到上海，与我到喀什噶尔的旅行相比，我感到自己与现实脱离开了，这使我感到压抑。甚至后来我乘坐的条件更好一些、令乘客更舒服一些的飞机，对我的那种脱离自然、脱离现实的情感，也没有补偿多少。在空中无所事事，内心一片空虚，经过这样的6个或8个小时的飞行后，匆匆降落在一个地方，这样一个人慢慢走近一个20英里外的穹形山时体会到的大部分价值和意义，就完全会丧失掉。当然，对有机会看看上海、香港，以及后来又有机会看看曼谷，我很高兴。然而我宁愿经过陆地或乘船，慢慢地旅行到这些地方去。乘飞机重返文明社会，由于太突然了，只能给你带来混乱。我喜欢在品味完第一个激动之后，再去品味第二个，就像一个人应该逐渐地拥有并重新熟悉他早已感到生疏的那些简单的生活物品一样，诸如电灯、像样的洗澡间、每天都有的邮件。如果乘飞机，这一切的转变过于急速了。

今天，乘坐飞机旅行的人数越来越多，他们对我见到过的地方很熟悉，这些都使我对自己乘飞机回国的描写变成了老生常谈。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一趟旅行还是有新奇感的，我的心里充满了焦虑和不安，我有需要解决的小小的私人问题，也有孤独和寂寞的时刻。然而，要是让我执笔来写，这趟旅行就缺乏独创性，缺乏令人感兴趣的内容。

在上海，为了得到一张去香港的机票，我等了四天；而在香港，为了得到去曼谷的机票，我又等了两天。就这样终于乘坐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飞机回到了英国本土。

沿途留在我的记忆中、并且使我感到珍视的，只有香港岛的魅力，那里丰富的花卉和绿草茵茵的植被，以及再一次看到大海的喜悦之情，无一不让人倾倒。此外，只有曼谷的那些精巧别致的庙宇和巨大的铜佛像；只有仰光的那些巍峨的宝塔上的金色手指，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当飞机最终降落在南安普敦的沃尔特机场，除开我感到的归来后的喜悦之情外，整个旅程让人感到非常不舒服，心情灰蒙蒙的。我从中亚出发，飞行了几千英里，飞越了那么多的国家，到头来旅程结束在可笑的快怏不乐之中。乘坐一辆当地的客车，我结束了最后40英里的行程，回到了自己的家中。从飞机上下来后，我的耳朵和脑袋仍然嗡嗡作响。我倾听着乡村的人们平静地谈论着天气和庄稼，看到了郁郁葱葱的英格兰田野，树木遍地，一片翠绿，清新可人。这真是回到了故乡，我的眼睛湿润了，流下了泪水，这使我这个天涯游子感到惶惑。

又回到了熟悉的英格兰，又熟悉了这里的一切。然而我再一次向往着那孤独荒凉的灰色大地，那辽阔的空间和让人迷恋的旷野，那孤傲的冰山，而现在，比起任何时候，这一切又都是那么遥远了。我们曾熟悉热爱的那么多异域他乡，现在变成了战场，变成了苦难重重的地方。战争攫住了喀什噶尔，甚至在拉达克，人们也正在打仗。那些丑陋的飞机也已经轰隆隆地在列城的晴空飞过。

在我去过停留的所有地方，对我来说，拉达克似乎是一个和平的、自给自足的遥远之邦。然而现在到处都是喧闹和嘈杂，越来越多的边境关闭了，对旅游来说，未来的前景一片暗淡。

我的这本书，从一个没有时间限制的地方写起，只写了一个孩子经历的不安定的家庭生活，和一座房子里的日常活动的缩影。想一想这两种存在的那些不同的方面是困难的。我有多少次渴望再看到罗沙伯克的那张笑脸，渴望听到格雅勒根对他为什么提前用完了一周的奶油定量，所做的那种精心推敲的解释！

但是，一个人必须继续前进，以迎接新的经历，回顾并欣赏过去的兴趣、过去的快乐、过去经历过的美好的事物、过去体验到的新奇之感，遇到过的意外和危险，这都已经是被掀过去的一页了。我们在喀什噶尔的故事到此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