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张大千46岁。经过紧张的整理、准备工作，“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于1月25日在成都提督西街豫康银行大楼隆重开幕。展前的几天，成都的《新新新闻》报、《成都快报》就刊登了此消息，并发表长篇专访文章，以《张大千谈敦煌石室》《（张大千）话说敦煌》为题介绍张大千去敦煌的经过及其对敦煌的评价，称敦煌彩塑“极自然之美，毫无做作，肌肉毕呈，栩栩如生”，壁画“在历史上之价值更足珍贵，不仅有其美术价值而已”，所以“敦煌文化，不仅为中国文化，且为世界文化!”还盛赞张大千敦煌之行为“伟大之工作，学术上之盛事!”
1月25日是农历正月初一，参观展览的人络绎不绝，十分踊跃。此次展览共展出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44幅，敦煌彩塑、壁画的巨幅摄影22幅。张大千为展览亲自撰写了序言：
河煌久客，乍返成都，旧雨相逢，奇观共诧，举石室之绘事，方海客以谈瀛。盖大千平生流连画选，倾慕古人，自宋元以来真迹，其播于人间者，尝窥见什九矣。欲求所谓六朝隋唐之作，世且笑为诞妄。独石室画壁，简籍所不载，往哲所未闻，千堵丹青，遯光莫曜，灵踪既閟，颓波愈腾，盛衰之理，吁其极矣!今者何幸，遍观所遗，上自元魏，下迄西夏，绵历千祀，杰构纷如，实六法之神皋，先民之榘矱。原其飚流，固堪略论，两魏疏冷，林野气多；隋风拙厚，窍奥渐启；驯至有唐一代，则磅礴万物，洋洋乎集大成矣!五代宋初，蹑步晚唐，迹渐芜近，亦世事之多故，人才之有穷也。西夏诸作，虽刻划板钝，颇不屑踏陈迹，然以较魏唐，则势在强弩也。张大千磅礴坐卧其下者，几及三载，燃指握管，目营手追，其间门人子侄，番僧匠史，各佐厥事，祁寒盛暑，劳苦相勉。计所程获，都凡巨细得百有余幅，知旧朋好，往往迫促求观，而匆遽间，尚有整修未尽者。兹特先将临抚石室及榆林窟四十余幅，暂事陈列，以付群公先睹。他日稍暇，当再尽出其所作，俾吾国二千年来画苑艺林，瑰玮奇宝，得稍流布于人间；而欲知宗流派别之正者，亦屹然当有所归!癸未嘉平，大千张爰并识于大风堂。
展览获得了极大成功，虽门票高达50元一张，但“连日前往参观人士，异常踊跃，莫不叹为观止云”，致使结束时间不得不从31日推迟到2月4日。
为配合展览，张大千交由西南印书局出版了《大风堂临摹敦煌壁画第一集》，收临摹敦煌图片40幅，四川著名学者、当时成都少城图书馆馆长林思进为该画册作序。
2月14日，由四川美术协会主办，出版了《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特刊》，收有林山腴《大风堂临摹敦煌壁画第一集序言》、罗文漠《敦煌壁画之艺术价值》、周太玄《观大千临敦煌千佛洞壁画感言》、谢无量《题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四绝》、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序》等文章。 张大千从敦煌返回不久，就率门人及子侄对大风堂多年收藏的历代名画编目，详记各画尺寸及题咏，共约200件，准备公展。
3月15日，“张大千收藏古书画展览”在成都祠堂街四川美术协会内开幕。这次展览由四川美术协会主办，共展出张大千收藏的唐、宋、元、明、清各代作品计170余件，其中有巨然、苏东坡、赵子昂、黄公望、文徵明、沈周、唐寅、仇英、陈老莲、八大山人、石涛等名家的作品。展览共举行了6天，观众如云。作品之精令收藏界、美术界人士惊叹。冯若飞以“富可敌国，贫无立锥”八个字赠张大千。张大千观后又加了八个字：“一身是债，满架皆宝”。
是啊，在收藏方面，张大千的确是“富可敌国”。为了收藏，张大千确实有“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气。他一生酷爱收购名古画，只要有他爱上的真迹，总是一掷千金，甚至借债也无所顾惜，所以他自题“一身是债，满架皆宝”。但是张大千与一般的收藏家不同，他收藏画是为了画画，对名迹他愿意“相随无别离”；同时，为了画画，他也可以卖画，因此他又一方印上刻有“别时容易”四个字。可见其对艺术追求之执着。
此次展览之后，为了偿还敦煌之行欠下的巨债，张大千不得不忍痛卖掉了部分珍藏品。
3月25日，全国美术节，张大千在四川省美术协会举行的庆祝首届美术节纪念大会上发言，呼吁美术界同仁在抗战期间，一起为促进新中国的文艺复兴而努力，并提议“请（省美协）会员捐作品展览醵资，筹建（四川）美术大厦”，大会一致通过。同一天，在重庆召开的全国美术会第七届年会上，张大千与徐悲鸿、吴作人、黄君璧、高剑文、林风眠、傅抱石等31人当选为中华全国美术会理事。
5月19日，教育部主办的“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在重庆举行。后又接连在兰州、成都、重庆举行，在内地掀起了一股“敦煌热”，不但使人们了解了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也影响了一批艺术院校的学生及美术工作者。通过张大千，他们对灿烂、辉煌的敦煌艺术产生了热爱，走上了发掘、整理、研究敦煌艺术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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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18-221
张大千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画家，他的艺术成就有许多特殊的、偶然的因素，但最主要的还是他自己的努力，即所谓“七分人事三分天。”他仿石涛、学宋人、追元人，游名山、走大川、去敦煌、观世界……走了一条植根于祖国传统文化的沃土、“借古以开今”的道路，终于形成了独具面貌的绘画风格。张大千是一个伟大的画家，同时又是一个有血有肉、富有感情的人，这是我在写作过程中的着眼点和出发点。是否达到了这一目标，不敢妄言。
本书写作过程中，参阅了张大千先生的亲朋好友、门人写的大量回忆文章，以及大陆、香港、台湾出版的有关张大千生平的著作和文章，兹不一一列举。尤其要提到李永翘先生所著《张大千年谱》，为研究张大千一生提供了便利条件。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时间、材料和学识所限，书中可能会有一些错误和疏漏之处，衷心希望得到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的指正。
白巍
清王朝灭亡，帝制变成了共和。民国成立。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从此不跪而立。原因简单，中国人心里的“王道”“祖宗成法”岂是重新挂一个牌子就能改掉的。自康梁以降，“变法”是那个时代最热门的精英语汇，跟我们现在讲的“改革”本质上没有任何不同。所谓仁人志士，无论保皇的还是革命的，最明白的就是，这两千年大一统，崇古泥古的泱泱大国，不变即亡。
变法何其难也!自宋明理学登上社会意识形态金字塔尖，“存天理灭人欲”成为金科玉律，须臾不可违背。女真统治者照单全收，变本加厉，无论GDP是不是真的占了全球四分之一，中国人继续按千年道德名教默守陈规是必需的。没有技术进步，没有商业蓬勃，没有企业、机器大生产，宗教不可能与政权平起平坐，更别提科学与民主的启蒙了。这就是一个好古拒变的大国遭遇近代西方文明后一触即溃的根源。
大梦谁先觉?民国人，准确地说是那些受到良好教育、具备相当智识的精英们，对这样的危机痛入骨髓。这些民国牛人的共同之处至少有以下三处：
一、使命感。从严复到谭嗣同、康梁、陈独秀、胡适和鲁迅，从同盟会到国共二党，从张大干到徐悲鸿，从詹天佑到翁文灏，这些人的使命感都不是与生俱来的，反过来说，与生是知识界的时髦，既能看到徐志摩式的温和潇洒，也能看到闻一多式的感性甚至极端，而齐白石却坚守田园秉性，以朴实无华征服了大众。民国人物们各具人格魅力和风格做派，一生本色出演，没有谁刻意为之。身居国民政府监察院长的于右任，光头长须布袍，一辈子操着一口纯正的陕西话，现在若碰上，你相信他是国级干部?可叹一个混乱危机的时代，恰给个人挥洒自由的空间，任性不靠银钱。
三、行动力。“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自19世纪开始，到现在还是一个正在进行时。民国结束了治乱相替的千年史，华族这个“早熟的聪明孩子”头大身子小。为了打得过列强，肌肉筋骨必得迅速膨胀，为了更新智慧，必得满盘拿来，生吞活剥，哪怕消化不良。时代的进步必付出行动的勇气而不是瞻前顾后，这点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开始，着重点是行不再是知，心学从来都是小众的茶话会，而竭力避武平乱却是先生最有说服力的政绩。朱熹们只说不练，中国人不进化只等退化。梁启超一边疾呼，只许接受不许批评是中古精神而不是现代准则，一边身先士卒率众商议变法。而詹天佑一条人字铁路的成功赛过工程师再多的惊世之语。联想当代摸石头过河论的巨大推动作用，更加说明站在全世界最强大的保守主义的土壤上，做比说要重要。
自民国之后，中国人严重自我怀疑自我否定，姿势怎么摆都怕别扭。变革的力量与保守的力量缠斗，儒家作为守旧势力的基地被发起“斩首行动”。然而面对自西方而来的种种，理俱来的恰恰是那些顽固的保守主义者、皇家儒门的既得利益者。使命感来自向西方学习后对中国文化的思考。他们学会了一个词——真理(须知言论自由，只是平实地说话求真理——严复)。这个词来自于西方，英文即truth，本身就有事实的意思。近千年来，“理”带上“天理”高大上的帽子，变成了中国人说一套做一套最有用的挡箭牌，只要大旗不倒，任凭旗杆下面男盗女娼。因此，推倒“理学”成为首要任务，“理’’前带一“真”字，内涵全出。他们强调开民智，求独立，创富强，皆以真理为指针，当主义沿街叫卖、网罗党羽的时候，也须以真理开腔。当真理成为众望所归，使命即为应有之义。
二、本色、自由。由陈丹青先生首度混搭，“民国范儿”让颇有点儿鄙俗的北京土话引发了潮流。这个词绘声绘色，色香味俱全。民国人是什么“范儿”，是贵族精神吗?刘再复总结的四点自尊精神、讲求原则、保持低调、淡泊名利，这些都有，但似乎说得抽象了。从形式上来说，穿衣打扮，西式与中式互不干涉，新与旧相得益彰，没有谁看谁不顺眼的；生活上，除了抱拳、作揖等等中式动作，还包括气宇轩昂、自信满满的仪态万方，即使香烟广告上的美女姿势也十分从容雅致，全不见低俗媚态；语言上，文气十足慢条斯理，避开俚语俗话，这点现在在台湾街头里弄仍不难体会。至于凡事有规矩，什么场合如何言行，更是自小的教育，必不可少。优雅是那个时代的时尚，比之当下国外不断诟病的中国式粗俗，真好像不是一国人似的。再说个人气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都性、科学、民主这些现代世界的“重型武器”，人物们既兴奋又惊恐。很多人从一个主义跳到另一个主义，眼下的“是，，迅疾反目为“非”，从中激进到西、晚年又遁回道统，让人无法片刻将息。20世纪是一个野蛮生长的时代，每一天都充满刺激，每一天个人的“变”与时代、国家的“变”相互角逐。
翻过20世纪的中下叶，我们终于狠狠地抛开传统之国，向现代之国疾步行进。不可否认的是，从承上启下来说，了解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也仅剩下民国一途。此言不赘。
因变，可爱；因变，可歌；因变，可叹。欲了解那个“逆天”的雄奇时代，亦唯有阅读民国人物们的心路历程一途。以此作为丛书《影响现代中国的人物》的题识，或许也正合其意，读者有眼。
李向晨
2015．3
白巍的《一笔贯东西(张大千)》的主角张大千是一位明星式的传奇画家，少时闯过贼窝，当过师爷，做过和尚，东渡日本学技艺，最终在画坛大放异彩。
他学贯中西，仿石涛，学宋人，追元人，于山水、人物、花鸟无所不能；从阿根廷、巴西到法国、美国，吸收西方绘画养分，终完成晚年泼墨、泼彩的艺术突变。
读万卷书，临万轴画，行万里路，大千世界成就传奇艺术人生。
《一笔贯东西(张大千)》是写张大千的传记作品，作者白巍描述了张大千一生的经历与创作。张大千是我国著名国画家。他八十四年的人生经历，曲折跌宕，丰富多彩。他曾被迫做过土匪的师爷，也曾一度遁入空门，但当他终于寻觅到后来为之毕生奋斗的丹青艺术时，便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在这一领域中开拓创新，取得了很大的艺术成就。作者在传记中对张大千的一些重要书画作品做了深入浅出的评述。这不仅是一本人物传记，同时也是一本关于现代绘画及其历史的通俗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