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和法国的莫泊桑,美国的欧·亨利齐名,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
托尔斯泰曾经称赞契诃夫是“无与伦比的艺术家”,他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
《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是在我国影响最大的外国文学作品之一,鲁迅、赵景深、郑振铎等许多文学大家都曾翻译过他的作品。他的短篇小说题材广泛,风格独特,意义深刻,形象鲜明。其中轻快幽默者妙趣横生,让你会心而笑,又若有所思,久久回味;而凝重深沉者则荡气回肠,令人心灵震颤,难以释怀。
《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精选了契诃夫短篇小说最经典的篇目,《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中的《六号病室》,猛烈抨击沙皇专制暴政;《带阁楼的房子》,揭露了沙俄社会对人的青春、才能、幸福的毁灭。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套中人》,前者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后者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
小官员之死
在一个美好的夜晚,庶务官①伊凡·德米特利·切尔维亚科夫怀着如这夜色一样美好的心情坐在剧院第二排,拿着望远镜观看歌剧《克尔聂维里的钟声》。他看着演出,觉得浑身上下舒服极了。可突然……这个“突然”我们倒是经常可以在小说中碰到。小说的作者们确实没错:生活中的意外事件就是这样随处可见!可突然间,庶务官的脸紧绷着,眼珠上翻,呼吸停止……他赶紧取下望远镜,头一低……“啊欠!”您瞧,他打了个喷嚏。不论是谁,不论在何处,打喷嚏总是没办法禁止的。农民、警察局长都要打喷嚏,就算是三等文官有时也免不了要打喷嚏。没有从来不打喷嚏的人。切尔维亚科夫一点儿都不觉得难为情,用手绢擦了擦脸,礼貌地环顾了一下四周,看自己的喷嚏是否影响了别人。可就在这时,他不得不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因为他看到,坐在第一排的一个老头正在用手套使劲地擦着自己的秃顶和脖子,嘴里似乎还在嘟哝着什么。切尔维亚科夫认识这老头,他是将军级文官①布利茨扎洛夫,在交通部工作。
“我的唾沫溅到他了!”切尔维亚科夫心想,“尽管他不是我的上司,管不着我,但终究是我不对,应该向他说声‘对不起’才是。”
切尔维亚科夫清了清嗓子,探过身去,在将军的耳旁低声说:
“对不起,大……大人,我的唾沫星子溅到您身上了……我是无意的……”
“没关系,没关系……”
“看在上帝的面上,请您原谅。要知道我……我可不是故意的……”
“哎呀,您坐下吧!听歌剧!”
切尔维亚科夫觉得难堪极了,傻笑了一声,开始看戏。他虽然在看演出,但已幸福不再。一种不安折磨着他。戏间休息时,他走到布利茨扎洛夫身边,在他身旁转了好一阵子,最终才克制住恐惧,低声说道:
“我的唾沫溅到您身上了,大……大人。请原谅,我可不希望那样……”
“哎呀,够了……我都把这事忘了,而您却老提起这件事!”将军说完,不耐烦地努了努下嘴唇。
“忘了?可他的眼神多么阴险!”切尔维亚科夫想,还不时怀疑地看看将军,“他连话都不愿和我说了,但我还是应该向他解释清楚,我根本不希望这样……而且打喷嚏也是自然规律,要不然他会以为我是故意把唾沫吐到他身上的。即使他现在不这么认为,事后也一定会这么想!……”
回到家后,切尔维亚科夫向妻子说起了自己的冒失,可他似乎觉得,妻子对待这件事情过于草率:刚开始她还有些担心,可后来,当她得知布利茨扎洛夫不是丈夫的顶头上司时,便放心了。
“不过你还是得去一趟,道个歉,”她说,“要不他会觉得你在公共场合举止不得体!”
“问题就在这里!我向他道歉,可他让人有点儿摸不着头脑……他始终没给过我一句客气点儿的话。再说也的确没有时间说这些。” 第二天,切尔维亚科夫穿上新制服,理了发,去向布利茨扎洛夫解释……他进了将军的接待室,看到里面早已聚集了许多求见的人。而将军本人已经被求见的人团团围住,他已经开始接见来访者了。在依次询问了几个来访者后,将军刚一抬头,便看到了切尔维亚科夫。
“昨天在阿尔卡吉亚剧场,如果您还记得的话,大人,”庶务官向将军汇报说,“我打了个不该打的喷嚏……所以无意中溅了您一身唾沫……请原……”
“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要提了!您有何贵干?”将军转过脸去,对下一名来访者说。
“他连话都不愿意和我说了!”切尔维亚科夫一想到这儿,脸就开始发自,“这说明他生气了……不行,这事不能这样就完了……我还得向他解释……”
当将军和最后一名来访者谈完话,转身返回内室时,切尔维亚科夫立即跟上去并小声说道:
“大……人!如果说我妨碍大人有些冒昧的话,只能说这是我发自内心的后悔!……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务必请您了解这一点!”
将军真是哭笑不得,挥了挥手。
“您简直在开玩笑,先生!”将军说完就进到内室里去了。
“这怎么是开玩笑呢?”切尔维亚科夫想,“这绝对不是开玩笑!亏您还是将军,连这一点都不明白!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也没必要给这个好摆架子的人赔不是了!见他的鬼去吧!我回去后给他写封信,再也不会来这儿了!真的,再也不来了!”
切尔维亚科夫就这么思量着回到了家里,而给将军的信却没有写成。他想来想去,怎么也没想明白该如何写这封信。第二天,他又不得不去向将军本人解释。
“我昨天在这儿打搅了大人您,”他小声地说道,当时将军正以一种疑惑的目光看着他,“我到这儿来,并不是像您所说的那样,是来开玩笑的。我是因为我打喷嚏时溅着您而来向您道歉的,开玩笑的事我想都没想过。我怎么胆敢和您开玩笑呢?如果我是开玩笑,那就意味着,我对大人您极不尊敬……”
“滚出去!”只听得将军大喝一声,他已经被气得脸色发青,浑身颤抖。
“您说什么?”切尔维亚科夫怯生生地问道,他被吓呆了。
“滚出去!”将军双脚跺地,又吼了一声。
切尔维亚科夫感到肚子里好像有什么东西碎了。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他退到门边,出了门,慢慢地向家里走去……像木头人似的回到家中,连制服都未脱就倒在沙发上,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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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宪生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1904)出生于俄罗斯罗斯托夫省塔干罗格市。他的祖先是农奴。直到1841年,他的祖父才以三千五百卢布的赎金换取了本人及家属的人身自由。他曾经这样说:“在我的血管里流淌着农民的血。”早在1844年,他的父亲便来到塔千罗格市做店员。十多年之后,他自己开起了一个小杂货铺,后因经营不善于1876年破产。为了躲债,他悄悄地前往莫斯科谋生。接着,一家人相继迁居莫斯科,只留下契诃夫一人在塔干罗格市完成中学的学业。他靠当家庭教师维持生计,生活十分艰辛。1879年,契诃夫进了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他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帮助。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契诃夫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他常常以安多沙·契洪特等笔名向一些无聊的幽默杂志(如《蜻蜓》、《断片》)投稿。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之前,他写下了大量诙谐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说,其中很多是没有什么价值的笑料和趣事,只有少数作品是比较优秀的,如《小官员之死》、《胜利者的胜利》、《变色龙》、《普里希别耶夫中士》等。当时他迫于生计和缺乏经验,只求速成和多产。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写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华,他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对待创作。此后,他创作出《万卡》、《苦恼》、《渴睡》等优秀作品,表现了作家对穷苦劳动者的深切同情。从1886年起,他开始正式用安东-契诃夫的笔名发表作品。这一阶段可以说是契诃夫创作的早期。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中期是契诃夫创作的中期,即他世界观和创作的转型期。1888年,他创作了著名中篇小说《草原》。作品描绘和歌颂了祖国的大自然,反映了农民的命运,表达了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而差不多是在同一时期创作的《命名日》(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则对小市民伪善、爱慕虚荣的庸俗习气进行了批评和嘲弄。1888年10月,契诃夫获“普希金奖”,在文学界获得了一定的声望。这时,他出版了五部短篇小说集:《梅尔波梅尼的故事》(1884)、《五颜六色的故事》(1886)、《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话》(1887)、《短篇小说集》(1888)。他开始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认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创作的意义。他说:“如果缺乏明确的世界观,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这种思想被形象地表现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1889)里。
也就是从这个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创作戏剧。独幕剧《结婚》(1890)和《论烟草的危害》(1886)、《蠢货》(1888)、《求婚》(1888--1889)、《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1889—1890)、《纪念日》(1891—1892)等轻松的喜剧在思想内容和风格上接近于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剧本《伊凡诺夫》(1887—1889)则批判了缺乏坚定信念、经不起生活考验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多余人”。
1890年4月至12月,体弱多病的契诃夫不辞辛苦地长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库页岛,对那里的所有居民和“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逐一地进行调查。库页岛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和创作境界。他认识到:“……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的一点点也好。”后来他便与他以前一直为其撰稿的保守的《新时报》等报刊断绝了关系。创作了一系列优秀的作品,如《库页岛》(1893—1894)、《在流放中》(1892)和《第六病室》(1892)等作品。特别是《第六病室》,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品控诉了像监狱一般的沙皇俄国的阴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思想。列宁读了之后,受到了强烈的感染,说自己“觉得可怕极了”,以致“在房间里待不住”,觉得自己好像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1890至1900年间,契诃夫曾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从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购置的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的梅里霍沃庄园。1898年,身患严重肺结核病的契诃夫迁居雅尔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奥尔嘉·克尼碧尔结婚。在雅尔塔,他常与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布宁、库普林和列维坦等人会面。
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至二十世纪初期是契诃夫创作的全盛时期,即他创作的晚期。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一系列优秀作品,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契诃夫渐渐地改变了不问政治的倾向,积极投入社会活动:1892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饥荒;1892至1893年间,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1897年,参与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1902年,为了抗议沙皇当局取消高尔基的科学院名誉院士资格的决定,和柯罗连科一起放弃在1900年获得的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03年,资助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受迫害的青年学生。他的民主主义立场日益坚定,对社会生活的认识更为深刻。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他强调艺术作品应该有明确的思想(剧本《海鸥》,1896)。他在一系列作品里接触到重大的社会问题,例如:在《农民》(1897)里,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反映了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乏——赤贫、愚昧、落后和野蛮;在《在峡谷里》(1900),描绘了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疯狂地掠夺财富和残忍的本性;揭露资本主义的主题也见于《女人的王国》(1894)和《三年》(1895)等作品;而在《出诊》(1898)中,则对资本主义这个“魔鬼”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在剧本《万尼亚舅舅》(1897)中,描写了没有真正理想和严肃目标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带狗的女人》(1899)以爱情为题材,揭露了庸俗和虚伪,唤起了读者对“浑浑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带阁楼的房子》(1896)和《我的一生》(1896)否定了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会斗争的“小事”论,批判了自由主义者的渐进论思想;在《套中人》(1898)里揭示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反动力量对社会的压制及他们的保守和虚弱,鞭挞了当时存在的“套中人”习气;在《醋栗》(1898)和《约内奇》(1898)里,他刻画了自私自利、蜷伏于个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灵空虚和堕落,并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的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
契诃夫在创作的后期转向了戏剧,除了上述的《海鸥》和《万尼亚舅舅》外,还有《三姊妹》(1901)和《樱桃园》(1903)。这些作品反映了俄国1905年大革命前夕知识分子的苦闷和追求。这些优秀的戏剧作品得到了广大戏剧爱好者的热烈欢迎,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
1904年6月,契诃夫因病情恶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他在那里逝世,遗体被运回莫斯科安葬。
中、短篇小说是契诃夫创作的主要成就。契诃夫的小说创作主要涉及以下四种题材:一、小市民生活题材。代表作品主要有《醋栗》、《约内奇》、《挂在脖子上的安娜》和《带阁楼的房子》等。二、下层平民生活题材。主要代表作品有《苦恼》、《哀伤》和《万卡》等。三、“公众社会”政治题材。主要代表作品有《小官员之死》、《变色龙》、《普里希别耶夫中士》和《套中人》等。四、“资本化”社会题材。主要代表作品有《磨坊外》、《农民》和《出诊》等。此外,还有一些作品可以说是介于第二种和第三种题材之间,如名篇《第六病室》等。
关于契诃夫的小说艺术,是一个很大的话题。这里仅从以下几个方面略加概括:
一、“描写最平凡事情的现实主义”是契诃夫小说的重要特征。契诃夫的着眼点总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但他不做自然主义的描绘,不陷入日常生活的“泥沼”。他对生活素材认真细致地进行“观察、选择”,而在创作过程中又进行“推测、组合”。使生活素材形象化和诗化,从平平常常的、似乎是偶然的现象中揭示出生活的本质。小学徒万卡给老祖父写信,老车夫约纳丧子,新娘娜佳出门求学,年轻的检察官鲁仁去农村验尸,医生柯罗辽夫出诊,这一切都是平平常常的普通人的生活境遇,既不离奇,又无曲折,然而契诃夫却通过对这一切的描绘成功地从各种角度展示出了当时俄国社会的本质。
二、在篇幅有限的短篇小说中揭示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性格发展,勾勒出他们精神面貌的变化过程,给人以完美的艺术享受,这种独树一帜的心理刻画是契诃夫小说的又一艺术特色。契诃夫继承和发展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有关心理描写的原则,创造了一种独到的心理描写手法。短篇小说的有限篇幅不允许他细致地、多面地直接描写和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他“努力使人物的心情在他们的行动中就清晰可见”。契诃夫在他的创作实践中一直遵循着这个原则,不断丰富和充实这个心理描写原则,使篇幅有限的短篇小说得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给读者以具体和深刻的印象。在契诃夫的小说中,艺术细节在心理刻画上发挥了很大作用。如酸涩的醋栗以及地主尼古拉·伊凡内奇对它们的啧啧称道,这种艺术细节非常形象地展示了这个地主的空虚和卑微的精神世界。又如约内奇每晚清点钞票这一细节,深刻地揭露了守财奴的空虚内心和低级趣味。
三、真挚、深沉的抒情性是契诃夫小说的又一特色。作家不仅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生活,描写了人物的觉醒或堕落。而且巧妙地流露出他对觉醒者的同情和赞扬,对堕落者的厌恶和否定,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对丑恶现象的抨击。列夫·托尔斯泰对契诃夫小说中的抒情意味有极深刻的印象,他称契诃夫是“用散文写作的普希金”。法国法兰西学院院士、著名作家亨利·特罗亚说契诃夫是“第一个低声向读者倾诉的作家”。《醋栗》和《带狗的女人》中都有十分适时和恰当的抒情,具有强烈的批判性。而在《新娘》中,作家的抒情既暴露了可耻和肮脏的剥削生活,又反映了他对美好未来的虔诚向往。借景抒情也是小说家契诃夫经常使用的手法,如《套中人》结尾部分的月夜景色,《在峡谷里》中出现的宁静、美丽的夜晚,都寄托着作家的主观情感。
四、谈论契诃夫的小说艺术,我们不该忽视他的幽默和讽刺。契诃夫天生就有很强的幽默感。契诃夫在创作的早期写下了大量令人捧腹的笑话和趣事,如《外科手术》等,显示了当时尚年轻的作家的诙谐才华。随着时间的推移,作家对人生的认识深化起来,他的笑声中隐含着一层苦意。《预谋犯》中的丹尼斯令人既好笑又难受;《胖子和瘦子》中的笑,包含着轻微的蔑视;《变色龙》、《普里希别耶夫中士》等作品则表明,作家在以笑为武器,辛辣地嘲讽那压迫普通百姓的势力;而在《牡蛎》、《哀伤》、《苦恼》和《万卡》等描写劳动者遭遇的作品中,笑会引起读者对人物的同情和爱怜。《第六病室》、《醋栗》和《套中人》等作品里辛辣的讽刺常常和淡淡的幽默交织在一起。列夫·托尔斯泰很喜欢短篇小说《跳来跳去的女人》。据说,他在读这个作品时,“笑得很厉害”,并且赞美说:“多么细腻的幽默!”《跳来跳去的女人》、《宝贝儿》和《挂在脖子上的安娜》中的幽默都是很细腻的,它的表现手法是极为普通的:抓住人物性格和言行中的内在不一致性,以正常的语言加以叙述和描绘。但在塑造“套中人”这个形象时,契诃夫却使用了夸张的手法。作家通过一系列的细节,从雨伞、雨鞋、虎皮手套、黑眼镜、帐子直到棺材,夸张地强调着别利科夫的“套子性”。值得注意的是,契诃夫的笑再次证明了他创作的民主主义性:他对劳苦大众的笑总是善意的、同情的,而他一向讥讽的则是形形色色的丑恶势力。
五、契诃夫的小说还有一个举世公认的重要特色:紧凑、言简意赅,“内容比文字多得多”。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信任读者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主张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体系中琢磨作品的涵义。他认为“在短小的短篇小说里,留有余地比说过头要好”。契诃夫在写作实践中认真贯彻了这些主张,因而他的中、短篇小说总是紧凑和简练的,而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又总是鲜明的。读他的作品,总会有独立思考的余地,总会感到回味无穷。
在世界文坛上,契诃夫是一位罕见的艺术家。无论是小说.还是剧本,他都独辟蹊径,其艺术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他和莫泊桑齐名,同被誉为“短篇小说大王”。关于契诃夫的小说,列夫·托尔斯泰说过:“他创造了新的形式,因此我丝毫不假作谦逊地说,在技术方面,契诃夫远比我高明……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家。”德国著名作家托马斯·曼说过:“毫无疑问,契诃夫的艺术在欧洲文学中是属于最优秀的一类的。”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同样高度评价了小说家契诃夫的艺术:“人们对我说,卡特琳·曼斯菲尔德写了一些好的短篇小说,甚至是一些优秀的短篇小说,但是在读了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之后看她的作品,就像听了一个聪明、博学的医生讲的故事之后,再听一个尚年轻的老处女竭力编造出来的故事一样。”被誉为“英国的契诃夫”的卡特琳·曼斯菲尔德本人对契诃夫也敬佩得五体投地。她在写给丈夫的一封信中说:“我愿意用莫泊桑的全部作品换取契诃夫的一篇短篇小说。”而在1921年写的一篇札记中,她写道:“如果法国的全部短篇小说都付之一炬,只有这篇短篇小说(《苦恼》)留存下来的话,我也不会感到可惜。”
在中国,在契诃夫逝世后不久,《黑衣教士》和《第六病室》等小说被译介了过来。他的剧本《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于1921年和1925年先后被译成了中文。后来,鲁迅艺术学院曾在延安演出《蠢货》、《求婚》和《纪念日》等作品。我国著名的文学家瞿秋白、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都高度评价了契诃夫的作品。今天,契诃夫的作品已经全部被译成了中文,受到了广大中国读者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