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卓长仁劫机案肯定给中国留下了不浅的印痕。它的发生，击碎了当时无数中国人的一个维持了多年的关于自己国家的美好认知，即在像中国这样一个纯净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不可能发生像在腐朽糜烂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那样罪恶的劫机案件。毫无疑问，它是一系列足以引发国人重新审视自我，特别是审视中国正在经历的深刻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复杂变化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本书试图彻底打开本案所留下的历史“黑匣于”，通过对当年被劫飞机的机长和参与中韩谈判的主要成员的口述实录，客观地记录了卓长仁劫机事件从案发、汉城谈判到结局的全过程，透露了许多真实的细节，揭开了中韩外交破冰之旅的历史内幕。

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卓长仁劫机案，因其是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事件而震惊世界。同时，由于当时中韩两国没有外交关系。韩国一直被视为与中国敌对阵营的国家，因此。中韩两国如何破解由劫机事件带来的外交难题，让被劫持飞机和机上人员安全返回。引起举世关注。

本书试图彻底打开本案所留下的历史“黑匣于”，通过对当年被劫飞机的机长和参与中韩谈判的主要成员的口述实录，客观地记录了卓长仁劫机事件从案发、汉城谈判到结局的全过程，透露了许多真实的细节，揭开了中韩外交破冰之旅的历史内幕。

引言

一、案发

　1983年5月5日

　　王仪轩

　　卢瑞龄

　　王仪轩

二、汉城谈判

　1983年5月6日

　　卢瑞龄

　　王仪轩

　1983年5月7日

　　卢瑞龄

　　许光建

　　蒋正才

　1983年5月8日

　　卢瑞龄

　　许光建

　　钱光荣

　1983年5月9日

　　卢瑞龄

　　蒋正才

　　钱文荣

　1983年5月10日

　　卢瑞龄

　　蒋正才

　　许光建

三、结局及影响

　　王仪轩

　　卢瑞龄

　　许光建

　　蒋正才

　　钱文荣

　1983～2001年追亿

中国机场安检工作的加强及空中警察队伍的建立

中国紧急处置劫机事件基本原则的制定及完善

中韩关系的后续发展

台湾在向大陆遣返劫机犯问题上的政策调整及卓长仁等人的历史结局

采访手记：感受历史的辩证法则

一、案发

1983年5月5日

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新华社记者从中国民航局获悉：今天上午，一架中国民航客机被武装暴徒安卫建等数人劫持，被迫于当日13时10分在南朝鲜汉城。附近的春川军用机场降落。

中国民航296号客机是今日上午10时40分由沈阳起飞去上海的。

春川机场在汉城东北约80公里。据外电报道，这是美军的一个军事基地。

据了解，这架客机载有105人，其中机组人员9人。

——1983年5月6日《人民日报》

沈阳

1983年5月5日，星期四。

早上6点30分，沈阳体育学院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安国瑞像往常一样，走到书桌前打开收音机，准备收听早问的全国新闻节目。就在这时，一个没有封口的信封引起了他的注意。信封上的字迹告诉他，信是儿子安卫建写的。他颇感诧异地把信打开，只见里面写着这样一段话：“爸爸、妈妈：我到远处做生意去了。永远忘记我吧，就当你们没有我这个儿子。”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安国瑞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学院院长。

安卫建是学院保卫处的工作人员，任职期间，曾因盗窃、持枪斗殴和流氓等行为，数次被警方拘捕。那么，他这次的不辞而别，会不会是又一次犯罪行动的开始呢？这个可怕的推断让院长也陷入了极度不安。他立即找到学院保卫处副处长栗增洪，让他马上检查一下存放在保卫处保险柜里的枪弹是否安在。检查的结果令人大惊失色：存放在其中的4支美制手枪及30发子弹全部消失！

他们很快又有了新的发现：保卫处的另一名工作人员、安卫建的密友姜洪军也同时失踪！姜和安卫建一样声名狼藉，也曾有过数次被警方拘捕的不良记录。

情况变得更加令人担忧。栗增洪立即带人赶往火车站查找二人去向，但却一无所获。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失，通过其他途径展开的查找也都毫无结果。上午9点10分，学院决定向警方报案。

皇姑区公安分局在接到报案后，迅速派警员赶往现场进行勘察。

10点整，案情被报至市公安局刑警大队。

11点40分，市公安局向该市各大车站及交通要道安保部门发出了对安卫建、姜洪军等人的通缉令，同时立即派警员赶往东塔机场截堵嫌犯。

但是，当警员赶至机场时，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起得逞的恶性劫机案已经在渤海湾上空发生了……

口述实录

王仪轩，296号航班机长。男，1940年生，辽宁人。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时任中国民航沈阳管理局飞行大队长。后曾任中国民航沈阳管理局总飞行师、中国民航东北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并当选为辽宁省人大代表、全国总工会代表、中共十三大代表。

王仪轩：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1983年5月5号，那是我飞行生涯中，或者说是我一生经历中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

那天。我们要飞沈阳—上海—哈尔滨—上海—沈阳这个航斑．当然，航班号也是我无论如何都忘不了的——296，一架英制的“三叉戟”飞机。。飞机上一共有96名乘客，其中三个是日本人，其余的都是中国人。

我那时候是飞行大队长，同时也是教员，飞行的时候就是机长。这个航班的线路比较长，大概每星期飞一次。那次我飞这个航班，很大的一个原因是要考察我们的一个机长，他叫和长林。他以前只是在白天放过单飞，因为这趟航班回来的时候肯定是夜航，所以刚好可以考察他的夜航能力，如果他通过考察了，就能够全天候放单飞了。

296号航班原定是8点20分起飞的，但是我上了飞机以后，开车检查了一下，发现有点故障。于是，我马上决定暂停起飞，请地面人员做进一步检查。飞机打开舱门以后，我们机组有人从飞机上走下去。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小插曲曾经让几个劫机犯非常紧张，他们以为自己被发现了。

大约10点半左右，故障被排除了，机组人员重新回到飞机上准备起飞。我们正式起飞的时间是10点49分。

296号航班的机组人员一共有9个，其中有3名乘务员，另外6个人都在我们前面的驾驶舱里：飞行的有两个，我和和长林，还有两个领航员、一个报务员和一个机务人员。

我们机组人员有配餐，在正常起飞的情况下，我们是到上海后吃午饭的。但因为这次起飞得比较晚，所以飞了二三十分钟，到大连上空的时候，我就对机组里暂时没有事做的领航员王培富说，你出去弄点吃的回来，等咱们到上海再吃饭就太晚了。

王培富出去了，回来的时候，一进驾驶舱他就说：“后面第三排的那六个人好像不太对劲儿，不老实，一直在嘀嘀咕咕的。”我听了以后半开玩笑地说：“准备好！准备好！把咱们反劫机的工具拿出来！”因为在那之前一年，发生过一起未遂劫机事件。局里的领导反复告诫我们要提高警惕，随时做好反劫机的准备，所以我们在飞机上准备了一些工具，包括木棒、消防斧，还有绳子。另外，我们在前面还放了几个汽水瓶子，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当武器。

大家把工具拿出来以后，我又嘱咐把门锁上。正这样说着的时候，我们身后就有动静了——有人想要闯进驾驶舱。就在这时，驾驶舱里的警报铃响了，这是我们事先和外面的乘务员约好了的，一旦他们发现有情况的话，马上赶到后舱按警报铃，我们前面一听到铃声，就知道后面出事情了。

我听到警铃的同时枪声就响了，枪是往驾驶舱里面打的，因为门是锁着的，外面的人进不来，他们就往里面打枪，大约打了十来发子弹吧。子弹落到了我的腿边，落在地板上，把地板都穿透了，驾驶舱里全都是烟，还有木头屑子。当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打门锁，但就是打不开，最后他们用脚一踹，门开了。其实驾驶舱的门是很薄的，就是普通的三合板，这主要是为了减轻飞机自身的重量。因为我们里面已经有准备了，所以靠门的两个人一看到门被踢开了，马上就举起棒子和消防斧要打。但是机舱里的空间太小了，棒子和消防斧都举不起来，人也施展不开。劫机犯一看我们要打就开枪了，把报务员王永昌和领航员王培富都打伤了。

我们机组的另外两个人——林国荣和冯云武，赶快把受伤的人抬出了驾驶舱。我们驾驶舱里原来有六个人，现在四个人都出去了，只剩下了我和和长林两个人。这时，几个劫机犯全进来了。其实从他们打枪的时候开始，我和和长林就一直在晃动飞机，制造颠簸，为的是让劫机犯难受，干扰他们的劫机行动，结果晃了半天也没管用。我们一看没用，就让飞机紧急下降，因为我们要尽快想办法着陆。虽然地面的情况一点儿也看不见，但是根据经验，我觉得我们当时是在渤海湾上空。没想到为首的劫机犯冲进驾驶舱以后，跑到我身边猛推驾驶杆，嘴里还大声喊着：“148度1148度！汉城！”他喊的这个148度是飞行航向，我一听，心里吃了一惊：在渤海湾这个位置上，148度就是汉城方向啊！我想这是个什么人呀？他有准备呀！他懂行呀！我当时就是这么个感觉。这个人就是卓长仁。后来我才知道，他果然比较懂行，因为他上过航校，是辽宁省航校毕业的。

我们的飞机本来就在紧急下降，卓长仁一推驾驶杆，飞机就下降得更快了，实际上已经是在往下俯冲了。劫机前我们在云上9000米，他这一推就到了云下。在云下也看不见地面，因为海上有雾，全是雾。这时候因为飞机在超速往下俯冲，速度太快了，飞机上的警报器就响了，警报灯也亮了，但是当时情况太紧张了，我几乎没有注意到。等我最后反应过来的时候，一看飞机的高度已经很低了。我大致算了一下，那时候每分钟的下降速度超过了6000英尺，因为显示下降率的表已经指到头了，也就是说已经超过6000英尺了，究竟是7000英尺、8000英尺，还是更多已经不知道了。我一看这种情况，赶快向上拉。那时候飞机离地面的高度可能还剩3000多英尺、不到4000英尺的样子，而且拉的过程还需要几秒钟的时间，因为向上拉的时候飞机不能直接就起来，还要继续下冲一段距离，所以，如果按这个距离计算的话，飞机一直往下俯冲，还有十来秒钟就要下去了！从9000米的高空这么快地冲下来，那人就全碎了，所以特别危险！

在这个过程中，报话机里一片嘈杂，地面沿海一带的机场都在向我们喊话，因为报务员王永昌在卓长仁他们闯进驾驶舱以前向地面喊了一句：“有人劫机！”这句话我们东北沈阳、大连一带都能听到，所以他们都在找我们，里面都叫乱了！我当时一直在驾驶飞机，根本不能分神，也不能动，连头都不能回，所以也没办法和地面通话。卓长仁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很快就破坏了通讯系统，中断了我们和地面的联系。这样一来，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由我们自己想办法应对了。

北京

国家民航局总调度室。

这里是国家空中交通安全管制的神经中枢，它全天候监控着全国范围内所有跨地区的高空干线飞行，并且控制着全国的飞行流量以及处理特殊情况下的飞行。

值班的雷达管制员目不转睛地盯着雷达显示屏，一切看上去都非常正常。

但是，11点20分左右，屏幕上突然出现了罕见的异常情况：从沈阳飞往上海的296号航班信号若隐若现，并且开始偏离航线。

雷达管制员没有迟疑，立即将情况报告了民航局反劫机领导小绢……

口述实录

卢瑞龄，296号航班被劫持后赴汉城谈判的中国民航工作组副组长。男，汉族，1933年生，陕西人。中共党员，时任国家民航局国际司副司长，为民航局反劫机领导小组成员。后曾任中国民航总局国际司司长、中国驻联合国专门机构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理事会代表。

卢瑞龄：

5月5号中午，我接到总调度室打来的电话，说从沈阳飞往上海的296号航班有可能碰到麻烦了。我那时是民航局内部反劫机领导小组的成员，根据有关规定，一旦发生了劫机事件，或者是怀疑发生了劫机事件，我们立即就要赶到总调度室，并且马上将情况上报到国务院和中央，当时中央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门处理劫机事件的部门，叫国家紧急处置劫机领导小组。

当我赶到总调度室的时候，总调度正在雷达前观察情况。那架飞机一会儿看得见，一会儿看不见。地面人员一直在向机上喊话，但是一直也没有得到机组的答复。那时候尊天上和地面的通信联络没有现在这么好，所以虽然通话已经中断了，但是大家还不能立即断定飞机出事了。又过了一会儿，飞机从屏幕上消失了。我们开始猜测，它可能发生意外了，因为叫机长叫不通，不一定是通讯出了问题，而是机长根本不能回话。

我们继续观察了一段时间，还是没有发现那架飞机的踪影。大家越来越着急，开始多方联系，寻找飞机的下落。但是和其他机场通话后得知，它既没有到上海去，也没有到境内的其他地方去，我们不得不考虑它飞到境外的可能性。

我们分析了飞机的几种可能的去向，在渤海湾上空，它走的路线无非是日本、朝鲜和南朝鲜。按照常理推断，如果飞机是飞往朝鲜的话，对方肯定会跟我们联系。飞到日本的话，对方也应该跟我们联系。可他们都毫无反应，那么只剩下了最后一种可能性，就是飞到了南朝鲜。

我当时是民航局国际司副司长，根据分工，民航的对外事务主要由我负责。在那种情况下，当然最好是立即和南朝鲜有关方面取得联系了，但是我碰到了一个难题：我们和南朝鲜没有外交关系，两国的空中管制区域也没有联系——除非有什么飞机事先做出了安排，也就是大家事先约定好了几点开始联络，但是没有，也不可能有。怎么办？情急之下，总调度室的一个副主任提醒我，让我看看是不是还保留着南朝鲜民航局局长金彻荣的名片，因为在这之前我们曾经参加过亚太地区国际民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南朝鲜代表一直积极地和我们接触，虽然中国和南朝鲜没有外交关系，但两国代表在国际会议上还是可以接触的。

我很快就找到了名片，由于情况紧急，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没有事先请示的情况下，用我的私人名义给金彻荣发了一份电报，问他，“我们有一架飞机失踪了，是不是在你们哪里？”我当时想，如果请示民航局领导和中央领导的话，我们就会花费很多时间。虽然296号航班飞往南朝鲜只是我们的一个猜测，但我们还是发了那样一份电报，并且开始焦急地等待对方的答复。

P3-13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正在经历着波澜壮阔的变革的国度，因而有理由被人们铭记的大事数不胜数。不过，倘若检索那个年代中国人的记忆图谱，卓长仁劫机案肯定在其中留下了不浅的印痕，尽管它远算不上是一件大事。

人们的记忆牢度往往和相关事件冲击力的大小成正比关系，而对生活在二十多年前的中国人来说，卓长仁劫机案无疑是具有强悍冲击力的。不夸张地说，它的发生，击碎了当时无数中国人的一个维持了多年的关于自己国家的美好认知，即在像中国这样一个纯净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不可能发生像在腐朽糜烂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那样罪恶的劫机案件。毫无疑问，它是一系列足以引发国人重新审视自我，特别是审视中国正在经历的深刻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复杂变化的标志性事件之一。除去这种发生在观念层面的看不见的冲击以外，它在当时还带给人们一个巨大的现实悬念，那就是中国将如何破解由于该案发生而面临的一个迫在眉睫的外交难题——让被劫持飞机和机上人员从一个与中国没有任何外交联系，并且一直被划归为敌对阵营的国家安全返回。即使撇开这些都不谈，仅仅是作为发生在中国的第一起令人发指的、过程惊心动魄的劫机案件，它也足以刺激起公众的发乎人类本能的好奇心……所有这些因素，不仅使卓长仁劫机案轰动一时，还使它在后来的岁月里被人们清晰地记忆。即使是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人们仍然对该案保持着浓厚的探究兴趣。

正因为如此，二十多年来，不断有人试图彻底打开本案所留下的历史“黑匣子”。然而，到目前为止，已经公开发表的有关本案的文字记载，对卓长仁等人的劫机动因及其策划劫机活动的犯罪过程都有完整交代，但对当时发生在驾驶舱里的一幕以及对后来中韩之间谈判过程的记录却嫌支离破碎，且有失真之处。因此，继续挖掘后两部分的历史内幕，同时还原失真的细节，便成了写作本书的缘起。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这个后来被收进很多部国际法教科书的经典案例，只是一个有着明确起止时间的相对孤立的突发事件，但是，本书所提供的记录却告诉我们，它更像是一块分量不轻的石头，当它被扔进历史的长河之后，它所激起的涟漪，在后来的很多年间我们仍能不断找到……

感受历史的辩证法则

在开始为写作本书进行采访和搜集素材之前，我对卓长仁劫机案的理解和很多人一样，正如本书引言中所说的，以为它只是一个有着明确起止时间的相对孤立的突发事件。但是，随着采访的推进，我对该案的了解和理解被不断刷新，以至于当全部采访完成之后，我和本书的策划人重新确定了写作重点，因此，本书最终才以现在的样态呈现给读者。

除了本书所提供的有关卓长仁劫机案及汉城谈判的记录之外，作为本书的撰稿人，我还希望有机会和读者分享一下我在采写本书过程中的一些感受和感悟，因为人们记录和研究历史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进行新的思考并从中获取新的认知。

世界上的事物之间总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各式各样的联系，有些直观，有些隐蔽，有些广为人知，有些鲜为人知，有些顺理成章，有些匪夷所思，有些是人们津津乐道的，有些则是人们讳莫如深的……但不论是怎样的联系，它们所诠释和体现的，无一不是历史的辩证法则。就像该案，不管我们的主观意愿如何，也不管事实本身是否会让我们稍感尴尬，一伙不法歹徒的疯狂之举，打通的却是中韩两国之间的沟通管道，而一次迫不得已的双边谈判，开始的则是中韩两国的建交之旅。时至今日，在中国与世界各国和地区建立的近180对双边关系中，中韩关系已经成为发展得最好的双边关系之一。同样，该案的发生也推动我们开始了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机场安检系统的努力，其效果就像有时患上某种疾病反而能使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变得更加强大一样。当然不仅如此，该案还促使我们确立了处理劫机事件的基本原则，而那些更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原则本身，则记录了我们在逐渐走出封闭以及打碎“左”倾思维枷锁方面所取得的重要进步。即使是卓长仁等人在8年之后的再度犯案，也促使台湾当局不得不放弃继续利用劫机罪犯捞取政治利益的不光彩把戏。偶然和必然，坏事和好事，在历史的隧道中相互作用，相互转化。

历史的真实逻辑往往潜藏在纷繁复杂的表象背后，要想揭示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需要的首先便是时间，因为只有时间才是最好的过滤器，它能够滤掉芜杂，剥去表象，让我们渐渐看清和接近原本看不太清和离得较远的真相。因此，我们今天可以这样记录该案，首先要拜时间所赐。

事实上，时间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完整的过程，而且也让我们有了不同的观念和心态。二十多年的时光流过，对于该案，不论是远远地回眸，还是走近前去观察细节，我们都在使用着不同于以往的价值坐标体系，都在以更加超脱因而也更加客观的态度，去辨析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评价其历史影响。而谈到这后一点，我们则不能不感慨于中国的进步，感慨于我们思想上的束缚正在走向开放的过程中一点一点地松脱，特别是当我们对过去还记忆犹新的时候。

采访结束时发生了一件值得在此一提的事，它与我访问的最后一位当事人、目前生活在沈阳的王仪轩机长有关：因为王机长坚持要送我登机，使我有机会在沈阳机场的候机室结识了中国民航沈阳管理局的总飞行师——一个自信同时也很容易令人产生信任感的退役军人。在得知我的来意后，他只说了一句话，就不免让我暗自心惊，他说：“当时如果不是王机长驾驶296号航班的话，结果很有可能就是机毁人亡。”我马上追问其详，对方解释说：“那时候的飞机不像现在这样智能化程度这么高，也就是说驾驶难度比今天大得多，所以驾驶技术稍微差一点儿的人根本应付不了当时那种局面。”见我仍感困惑，他又说道：“在我们这个行当里，是有天才和非天才之分的，王机长就属于那种我们大家公认的飞行天才，他飞行时候的感觉，他的操作方式，包括一些很细小的处理，一般的驾驶员都是很难比的。这种区别有时候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外行人当然就更难理解了，但它确实存在，特别是在关键时刻，这种区别完全有可能导致截然不同的后果。”当总飞行师和我交谈时，王机长只是面露微笑，在一旁淡然地听着，似乎此事与他无关。而我感到的则是后怕，为着自己的无知以及由此而导致的领悟力的缺乏，因为只有当听到一个内行做出如此评价时，我才恍然意识到，我在听王机长本人讲述时，根本就没有真正理解他完成的是一次多么了不起的飞行和降落！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王机长的谦逊，以及我对由讲述人的这一特点而可能导致的信息损失缺乏估计所致。幸亏我在最后时刻遇到了总飞行师，否则在我的记录中将会损失掉一些重要的信息。而在我意识到这一点的同时，也被王机长的从始至终的淡然深深打动。

的确，如果当时不是王机长驾驶296号航班，而是另外一个天赋稍逊一筹的机长驾驶飞机的话——这种概率显然要大得多，那又会是一种什么结果呢？我们不妨继续假设：如果当时出现的真是机毁人亡的可怕局面，那后来又会发生什么呢？在听到总飞行师对王机长的评价后，我曾不止一次地这样推想。飞机当时能安全着陆，这是一种偶然？还是其中也蕴涵着某种必然？

这就是我们观察到的世界，它用无数的偶然装点和掩饰着必然的逻辑，因而使生活本身以及事物的发展过程呈现出千变万化的形态，当然也使由过往的生活所构成的历史充满了悬念和玄机。探究真相，也包括揭示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厘清其中的逻辑脉络，成了人们沉酣于历史长河的动机和乐趣。

也许，在浩如烟海的历史讯息中，本案只是一粒微尘，但就像任何一粒细胞都包含着相关生物体的全部基因信息一样，这次采写过程也依然使我又一次体验了探究的冲动和乐趣。但愿本书也能带给读者同样的感受，并让我们继续保持着对历史的探究兴趣。

在结束这篇手记之前，请允许我对在百忙当中接受采访的5位讲述人表示由衷的感谢，特别是许光建先生，他不仅为本书提供了重要的回忆，还提供了4张弥足珍贵的历史照片，其中包括中韩双方在汉城举行首次谈判的照片，它让我们直观而清晰地看到了本书中所提及的那道著名的“缝隙”。此外，我还要感谢资深出版人、北京学友园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红军先生，因为本书的采写即源自于他的创意。不仅如此，他还安排了前期的一系列采访，并且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查寻线索。另一位要特别感谢的是本书的策划人之一同时也是责任编辑陈捷女士，她对我的写作思路的尊重和理解，特别是她在本书修改过程中所提出的极具专业水准的意见和建议，以及她所表现出来的专业精神，都令我获益匪浅并且深感钦佩。这是我的幸运，而这种体验和经历本身，无疑是值得我格外珍视的。

阮虹

2008年3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