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士·史密斯编著的《致年轻加尔文主义者的信--改革宗思想之旅》是一位著名学者撰写的一部人文小书，是一位精神导师写给一个年轻加尔文主义者的一系列书信。作者以信函的方式生动地勾勒出了西方文化的思想轮廓，既有广阔的历史视野，又有深刻的思想动机，是一本大气的小书。书中还穿插一些几百年前的明信片复印件，并列入本书目录，以及手写签名，更让读者感到很亲切。

提起加尔文主义，许多人马上想到的是预定论或加尔文主义的“五要点”(TULIP)。作者在《致年轻加尔文主义者的信--改革宗思想之旅》指出，其实改革宗传统比这种单纯救恩论的理解要宽广和深刻得多。詹姆士·史密斯编著的《致年轻加尔文主义者的信--改革宗思想之旅》是一位资深加尔文主义者写给刚踏上改革宗思想之旅的年轻后进的牧函。作者以亲切的书信体，解答了一位年轻加尔文主义者思想和生命中可能遇见的各种问题和困惑，并带领他进入到更加丰富的改革宗传统，使他可以从这口深井中汲取生命之泉。

序言

第1封信　欢迎加入大家庭

第2封信　论人的宗教骄傲

第3封信　为成为加尔文主义者而骄傲？

第4封信　一路追溯下去

第5封信　上帝什么都不欠我们的

第6封信　上帝甚至不欠我们一个答案

第7封信　不断归正来自日内瓦的明信片

 来自日内瓦的明信片

第8封信　改革宗神学的历史之旅

第9封信　奥古斯丁： 改教家的守护圣徒来自普林斯顿的明信片

 来自普林斯顿的明信片

第10封信　成为改革宗信徒，就是成为一名大公信徒

第11封信　论“信条”

第12封信　超越威斯敏斯特

第13封信　上帝的“社会”福音

第14封信　我们守约的上帝来自阿姆斯特丹的明信片

第15封信　蒙拣选，为去爱

第16封信　教会很重要

第17封信　太改革宗了，以至于不适合教会？来自首尔的明信片

第18封信　对批评论调的思考

第19封信　广角的加尔文主义

第20封信　凡咒诅所及之地

第21封信　我们得救是为了什么？

第22封信　上帝预备的书目

第23封信　借着享受被造物，来享受上帝

致谢

亲爱的耶西：

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总结改革宗信仰，那可真是一项高难度的任务啊！我猜你可能会期待我说出那个奇怪的词：TULIP(郁金香)。正是这个恰到好处的表达，既总结了《多特信条》的要点，也将改革宗神学从其发源地(遍地都是郁金香的尼德兰)引介出来。想必你已经听说过这种说法，但我会用稍微不同的方式来回答你这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用一句话来说，改革宗神学的根本是恩典。请让我解释给你听。

加尔文主义就其核心而言提供给我们一个透镜，它把在上帝自我启示叙述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放大并呈现出来：一切都取决于上帝。一切都是上帝所赐的礼物。不仅对救赎而言是如此，对所造万物自身也是如此。上帝创造世界是一个爱的行动，该行动是出于——也是为了——上帝的喜悦。这里所表达的意思并没有上帝必须做什么的意味：上帝本可以选择不创造世界万物。世界的存在以及维持只是出于上帝主权的行动。所造之物现今仍要完全依靠上帝使之存在的恩典(西1：16—17)。因此，我们可以说，上帝的恩典是与万物一路同行的。作为受造之物而存在，就是倚靠上帝所赐下的使我们存活的恩典：存在就是领受恩典。如保罗所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徒17：28)。

这一关乎根本恩典的神学，在奥古斯丁最喜欢的一句经文中体现出来：“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林前4：7)当然，这里的答案是，没有什么不是领受的。或者，从正面来说，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上帝所赐的礼物。因此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去“自夸”，正如保罗所说的。

现在，当人们开始思考加尔文主义时，通常他们关注的是救恩论(也就是救恩的教义)。而涉及的核心问题，用一种并非正确的问法就是：“救赎是上帝的工作，还是我自己的？”但是，当我说到加尔文主义(或者改革宗神学、奥古斯丁主义，或者无论你怎么称呼)的根本就是恩典时，我已经在有意提醒你回到上帝的创造上，而不至于混淆或将主题转变为仅仅是救恩论。如果加尔文主义对上帝恩典在救赎中的作用持有一种根本的理解，那么这也只是直接延伸了对上帝在创造中的恩典的理解而已。如果有人不强调创造中的恩典，那他就可能陷入一种很有问题的思想观念，即上帝只是因为人堕落以及在人堕落之后，才是有恩典的上帝(这点我们以后再细谈)。

但是，当谈及我们的救赎时，恩典是与我们一路同行的。上帝在圣经中的启示表明，罪人完全没有能力去选择良善(如同哲学家们所言)。事实上，圣经描写有罪的人时，说他们是“死的”(弗2：1)，而正如你所知道的，死人是没有任何能力的。换句话说，罪的影响正是这样，尽管人的受造结构中仍旧保留着对上帝的某种渴求，但这种倾向是被扭曲的，并且会错误地指向各样受造之物，而不是指向那位造物之主(罗1：21—23)。受造物的这种构造——他们对上帝的渴望——只有通过上帝自己才能归正方向。那么，这就要求上帝进行一次修复、更新的工作，也就是重新创造的工作(林后5：17)。因此，当保罗在《以弗所书》2章继续谈论时，他用词非常谨慎：因为我们都是死的，没有能力选择上帝作为我们的人生目标，上帝就“叫我们活过来”(弗2：4—6)。要注意，在这句话中，行动者是上帝，而不是我们。因为我们已经死了，只有通过恩典才能够让我们因信得救，并且圣经告诉我们，这些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弗2：8)。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救恩只是一样恩赐，并且救恩不只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客观的作为，也是人对信心之工的主观应用：这就是整全的救恩。真理必须如此。因为对于“已死”的罪人而言，这种信心不可能有。事实上，保罗告诉我们，对于那些“属肉体的人”，也就是不能悔改的人，整个事情都是“愚拙”的，并且也是他们不可能理解的(林前2：14)。

所有这些都是对上帝恩典的见证，不只是因为这是上帝白白的恩赐，也是因为上帝本可以不做这些。正如帕斯卡尔的名言：“上帝什么都不欠我们的。”这非常接近于加尔文主义的座右铭，我要给这座右铭再加上一句：“所有一切都是上帝所赐的！”P26-29

谁能料想，在我们这样一个后现代文化中，像加尔文主义这样一种严肃思潮，会成为时尚且受人追捧。这并非只是因为2009年是加尔文诞辰500周年，而是在过往多年以前，一种被称为“新加尔文主义”的思潮促使人们萌发兴趣，热衷者也在不断增加。科林·汉森在他的一本书中将这一潮流的逐年发展以新闻叙述方式记录下来，书名是《那些年轻、躁动、归正的人：一位记者眼中的新加尔文主义者》。与新加尔文主义思潮有关的人，包括一些著名牧师，如约翰·派博(John Piper)和马克·德里斯科尔(Mark Driscoll)，也包括像莫勒(Al Mohler)和卡森(D．A．carson)这样的学者。《时代》杂志将这一潮流列入“十个改变现今世界的观念”(2009年3月12日)，因着这一报道，人们对新加尔文主义的关注日益上升。

我自己也亲身经历了人们对加尔文主义重新萌发的兴趣，但我的转变却是发生在一个本来不太可能的地方：一间位于洛杉矶内城的神召会。’当时我和我太太正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霍桑市(需要指出的是，那里距离贝莱尔富人社区相当远)，担任那里的DelAire神召会大学和职业事工指导。在那期间，我观察到，在我们小组一些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当中(很多都是拉丁裔)，有一股越来越浓厚的对严密神学思考的渴求。这些年轻人向往有神学深度的基督教思想，也在四处寻求一种知性传统，但这些在五旬节派传统中是无法找到的，所以他们毫无疑问都被改革宗信仰传统所吸引。据说，这种现象在福音派群体中很常见。

的确，这也是我自己的经历。我是在福音派传统中归信基督的，那个环境具有一种奇怪的特点——奉行圣经主义，但却反对神学，从中产生出一种比较普遍的反智倾向。但是，当我进入圣经学院开始学习时，我发现了老普林斯顿的改革宗传统，这是19世纪普林斯顿神学院丰厚的神学传承。马克·诺尔(Mark Noll)在他的文集《普林斯顿神学》中为此提供了有益的概括。我至今依旧清晰记得，有一次自己通宵沉浸在查尔斯·贺智(Charles Hodge)、沃菲尔德(B．B．Warfield)和谢德(W．G．T．Shedd)等改革宗神学家的著作中。我陶醉于他们的智慧和博学，并且产生一种令人激动、让人焕然一新的兴奋感，我还不断地对自己说：“之前这么多年我都干什么去了啊！”那一晚的经历，就好像让我终于发现自己为什么长了一个脑袋一样。

于是我投入到这条神学反思的深河，此后不久，我就开始贪婪地阅读薛华(Francis Schaeffer)、巴刻(J．I．Packer)和派博等一些当代作家的著作，他们把我带向更为久远的几位巨人，如奥古斯丁(Augustine)、加尔文(John CalVin)、欧文(John Owen)和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在改革宗传统中，我找到了一个我永远不会再离开的家，甚至直到今天，虽然我可能长时间地逗留在这座“加尔文主义大厦”的其他房间里，但我从未真正离开过这个居所。

不过，当我回看当年那位年轻的、初显加尔文主义热忱的自己时，我也看到自己正伏在属灵骄傲的峭壁边，那是一种特别丑陋的恶。但在当时的我看来，一些主内弟兄姊妹的单纯热心，成了我嘲笑他们的理由，而且我用了过多时间去指出他们那错误的(阿明尼乌式的)信仰方式。当一个人发现了恩典的教义，却又让自己变成了一个傲慢、狂妄、显然缺乏怜悯的人，这是多么奇怪的事啊！那时的我变成了耶稣比喻中那个不肯饶恕别人的恶仆(太18：23—35)。我曾在洛杉矶和一些年轻人相处，从他们身上有时也会看到那种同样的傲慢，那是一种我虽然理解但也憎恶的傲慢。而在一个具体的处境中，他们那种加尔文主义好像有一种泛泛而论的男子气概，它无法反映出福音的恩典和怜悯。加尔文主义成了用来为父权式的态度和实践正名的一种复杂的神学。他们找到的这种加尔文主义，总体上呈现出一种不够美好的样貌，也自然无法很好地见证将来的上帝的国度。偶尔，我在遇到的一些新加尔文主义者身上也会看到类似的样式。

回想我自己成为一名加尔文主义者时的热情，我能看到另外一个不尽人意的地方(那也是新加尔文主义经常表现出的特征)：我对改革宗传统的痴迷，很大程度上缩减、集中在拣选和预定等主题上。有人用首字母缩略词TuLIp(郁金香)来代表这些难懂的教义，并宣称这个词总结出了所谓的“加尔文主义的五要点”：全然败坏(total depravity)，无条件的拣选(unconditional election)，有限的救赎(1imitedatonement)，不可抗拒的恩典(irresistable grace)，以及圣徒永蒙保守(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尽管这种集中表述看上去趾高气扬、自信满满，但它却很快会将其他基督教传统视为无存，它也不能帮助我们进深到改革宗传统自身真正的深邃之处。如果我们将改革宗传统想象为一座宏伟磅礴的大厦，那么这五要点就如同一扇加尔文主义大门，带我们进入一间华丽的大厅，并让我们如此着迷于这个大厅，以至于从没能进到其他房间观赏。这就仿若当你花时间徜徉于比尔摩庄园的奇妙景观时，单单大厅中那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就把你完全吸引住，而无暇顾及其他了。[达尼亚尔·明努迪恩(Daniyal Mueenuddin)为他的短篇小说集所起的书名似乎就在暗示这一点：《另外的房间，另外的奇观》。]直到后来，当我被邀请(其实是被推进去的！)到其他房间观赏时，在那里，我才开始欣赏到了改革宗传统(不仅仅是加尔文主义)的博大精深。

我在这里写的信函正是想发出这样一份邀请。这些信都是写给一位名叫“耶西”的年轻人，他其实是一群来自洛杉矶的年轻弟兄姊妹的代称，正是他们重新激发了我对加尔文主义的兴趣，并且开始去欣赏加尔文、爱德华兹和凯波尔(Abraham Kuyper)。同时，“耶西”也代表了年轻时的我，就此而言，这些信也是写给我自己的(这一点很重要)。信中所写的不仅是我希望当时自己能知道的一些东西，也是希望当时有人能给予我的一些良言劝告。我希望这些提醒首先和首要的在于其牧养性——至少这是信函的初衷，即一位亦师亦友的长者对一位开始涉入这条深河的年轻人的关切和建议。我的这些信函并非要假装囊括全部改革宗传统，而是希望用它们来提供类似席勒(Friedrich Schiller)在《美育书简》一书所说的某种“教育”：那是一个邀请和引导某个人进入一项传统的过程，是要亲临受教育者所处的情境，然后陪伴他们一路同行。如果要继续用我们的大厦作比喻，我希望这些书信来自一位充满热情的向导(或者来自一位居住在这座加尔文主义大厦中的居民)，他渴望为每一位新来的参观者展示这座大厦的丰富，因为若无人引导，恐怕参观者们将无法欣赏到那些隐藏的奇观。

然而，这些信函的兴趣和关注也不仅仅是传递神学信息，灵命塑造也是它的目的。我希望这些信函能够反映出一种教学式的成长过程，慢慢地将读者从一个房间带到另一个房间，而不是走马观花。所以，读者应该按顺序来阅读这些信函，这很重要。因为每一封信都假定了一些前提和知识背景，进而才有可能继续深入对话。我会设想读者正处于某个阶段、某个起点。因此，这些信函不是为加尔文主义提供护教性的辩护，反驳来自各方的反对观点。恰恰相反，我预想收信入是对改革宗传统开始产生兴趣的人，而且他也正在寻找对这个尚未熟悉领域的指导。事实上，我将收信人想象为可能是一位新加入加尔文主义的热情洋溢的归信者。因此，这些信函在很大程度上假设收信人存有这样一种兴趣(尽管我希望对处于其他不同境遇中的读者也能有所帮助)。然而更重要的是，我设想这些通信是往来于异地的两位朋友之间。这种友谊基础是至关重要的，也是这些信件往来的背景，因此，信函中写信人有一种牧者的关切，有时需要表达出某种严厉的爱和真诚的批评，有时则是劝诫之词和警告之语。但是，我希望读者记住，在所有这些时刻，我都设想自己是在给一个朋友写信。事实也是如此，因为这些信也是写给我自己的。在这些方面，我所表达的是对于年轻时候的自己(甚至是成长后的自己)的批评。

最后，虽然这些书信是作为向人介绍改革宗信仰传统的邀请，然而这一邀请也只是一种工具性的，好似旅程中一个小站。改革宗传统的源泉和目的，都是上帝自身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启示的，也是在圣灵位格中向我们彰显的。换句话说，这些信函仅仅是改革宗传统的一个邀请，因为改革宗传统本身就是邀请人进入上帝的生命。奥古斯丁在公元5世纪写给传道人的手册《论基督教教义》中写道，如果一位旅行者要去一座远方的城市，途中却开始迷恋他的交通工具而根本不想下船，而这艘船本来的任务是要将他运送到彼岸，这是多么奇怪的一件事啊！同样，改革宗传统是一种方法，而不是目的。它是一条路，引向那条唯一的道路，就是通向耶稣、与耶稣同行的道路。它是一艘船，将我们运送到上帝国度的海岸，并且激励我们去面对道成肉身的那一位。这些书信只是这一旅程中传播这消息的小册子而已。

我希望自己还是一位年轻加尔文主义者的时候，有史密斯这样的老师给我写类似的信函。本书刻画了21世纪所需要的一种强健有力的加尔文主义，书中充满智慧，读来乐趣融融。——穆尔，富勒神学院院长

读这些信，多数时候我十分认同；即便在我不认同的地方，我还是非常欣赏史密斯的风格，他信念坚定，但又不乏怜悯和谦卑。在“新加尔文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今天，有必要指出，改革宗不只是“五要点”。这些信函颇富创意，所有人读了都会受益匪浅。——霍顿，加州威斯敏斯特神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