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评论员、人气学者、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博士程超泽新书。

世界性经济、政治、军事热点话题。观点特别新颖大胆，分析特别犀利深刻，刺激官方底线。

由于我国国力越来越强大，国际国内环境也越来越复杂，目前政治军事战略分析类的电视节目也好，新闻、出版物也好，都备受国民关注。《谁在包围中国(中国崛起中的美国因素)》正是这样的热销图书。

著名评论员、人气学者、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博士程超泽新书。

21世纪中国崛起，美国焦虑。两个世界大国都小心翼翼地避免正面的摩擦、冲撞，而背后的暗战却在悄悄进行。一张围堵中国的大网正在亚洲形成，并逐渐收紧。是继续“韬光养晦”，还是借力用力，对美“重返亚太”战略实施反介入和区域拒止？中国面临自己的战略抉择。

《谁在包围中国(中国崛起中的美国因素)》是一本分析和还原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所包藏的深层次意图、策略、起因、可行性，以及它对中国可能造成的影响的书。美国战略转向的真正意图，就在于遏制中国崛起。

《谁在包围中国(中国崛起中的美国因素)》是一本回击美国的“中国威胁论”、揭露美国威胁的书。旨在揭示是美国而不是中国才是当今世界乱源的始作俑者，才是亚洲乱局的背后策动者，才是中国之困的真正幕后编网者。

评程超泽教授对中国经济大趋势的成功预测

序

第一章 中国通往强国之路

中国冲击波

繁荣还没有结束

2025：执世界经济之牛耳

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

西方全球主导地位的终结？

第二章 正在远去的美国世纪

美国世纪

走向衰落

美国总统的心结

美国衰退背后的推手

被颠覆的美国语境体系

第三章 重返亚太

患上“中国崛起焦虑症”

中国躺倒也中枪

寻找假想敌

“重返亚太”的前奏曲

中国被锁定在准星中心

第四章 收紧包围圈

空海一体战

岛链

军事基地

亚洲版北约同盟

装备回流

亚太军演

导弹防御系统

走向台前

第五章 中国变局背后的美国身影

“重返亚太”战略导致各国误判

雄狮遭遇群狼的撕咬

“修昔底德陷阱”难题

消逝的国际战略机遇期？

在亚太下一盘大棋

第六章 “反介入”战略思考与选择

输在战略环境营建上

敢对美国说“不”吗？

正本清源“中国威胁论”

构筑“反包围圈”

寻找中国的军事盟友

在海外建军事基地

第七章 吁建中国国际石油陆上通道

充满风险的海上石油运输通道安全

“太平洋——印度洋”两洋战略

中东、中亚，中国必争之地

吁建横贯中西陆上大通道

第八章 呼唤中国军事变革

美国逼出的中国军事现代化

区域拒止

打一场五维立体战争

有效打击美国本土的威慑力量

第九章 发展，永恒的硬道理

向中国倾斜的时间天枰

中国发展的敌人是自身

经济实力比刀剑更强

对美国经济制衡

憋一股气强劲追赶美国

尾声 需要一个更富有远见卓识的中美关系

1986年，我第一次走出国门去美国求学。从一个积弱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来到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内心的好奇自不待言。一次次我走进那些耳熟能详的美国名店。那时市场上还几乎很少能看到“中国制造”。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故地重游，有一次我走进曼哈顿著名的“美国女孩”商店(American Girl)。这个有着美国本土庞大消费群体的“殿堂”一向以出售安全健康的正宗美国玩偶和服饰店著称于世。但当我顺手拿起一套啦啦队长服和足球衣的6英寸仿造品时，我忍不住笑了：在一片红白蓝之间，一块标签上写着“中国制造”。我“噢”了一声。“美国女孩”终究也不那么原汁原味了，这块打着“中国制造”的标签就是一个鲜明例证。

我在纽约著名五街穿越，一个接着一个商店地走着，那里早已是贴牌的“中国制造”的天下，清一色的国际名牌，但都是由中国廉价劳动者生产。这就是席卷世界的“中国冲击波”。以后有好几年，我有幸在欧洲、在美洲、在大洋洲一些发达国家或公事出差，或私人旅游逗留，我都看到了这个世界现象的“中国冲击波”。我们已经鲜少再能看到不是标有“中国制造”的世界品牌了。

早在19世纪工业革命期间，英格兰东北部的兰开夏郡以“全球工厂”而著称。在19世纪30年代，兰开夏拥有的机器数量一度比全球其他地方的机器总量还要多。现在到了21世纪，我们却在中国亲眼目睹了另一个全球工厂的崛起，它沿着中国太平洋东海岸一路绵绵延伸，从北方的大连到上海，再到福建、广东，并横跨台湾海峡。2001年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这一态势开始出现了令人始料未及的加速度，并开始从中国东南沿海向内陆大规模的梯度延伸，在那里通信和运输能力的迅速改善正吸引曾一度涌向沿海地区的海外跨国公司。如今，又一个十年过去了，越来越多的制造业流程从美国、西欧以及发达国家或地区迁往中国。根据经济咨询机构HIS环球透视近期估算，到2010年，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国家。这是110年来美国首次丢掉这一桂冠。

加入迁移大潮的商品种类也与日俱增。美国《新闻周刊》刊载的一篇分析性文章称，一大批名义上的美国商品早已在中国建立了庞大的生产基地，如芭比娃娃(Barbie)、悍马(Hummer)、口香糖贩卖机、沃立舍(Wurlitzer)自动点唱机、Levi牛仔裤和匡威(Converse)“All Star篮球鞋”。就连NBA指定用球“斯伯丁”(Spalding)如今也早已算不上地道的美国货，因为它们都在中国缝制。

许多美国人为此坐立不安。萨拉·邦吉奥尼，一位40岁上下的美国资深商业记者为此还专门出版了一本名为《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的图书来描述发生在她三口之家试图联合抵制中国产品最后归于失败的经历。她从一个小人物角度对“当今世界需要中国，中国对世界举足轻重的影响”作了一次淋漓尽致的诠释。这本书正好契合了我现在正在描述的“中国冲击波”。

联合抵制是从2005年1月1日开始的。萨拉·邦吉奥尼后来很懊恼因为她的提议而让她的丈夫凯文、5岁的儿子韦斯和刚学走路的女儿索菲都一起卷入了这样的试验，因为韦斯在这段时间度过了不快乐的5岁生日。

抵制“中国制造”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巨大挑战，因为他们要突然改变早已习惯的购物习惯。第一次大麻烦是给韦斯买鞋子，他们试着找一双不是中国产的运动鞋，结果他们发现，阿迪达斯是中国生产的，锐步也是中国产的。他们想象中应该在美国生产的纽巴伦鞋，也竟然标着“中国制造”的字样，只有原材料是来自美国的。邦吉奥尼费尽周章，终于找到一双68美元的意大利鞋子。其实，只要花上15美元，到处都能买到差不多的中国鞋。慢慢地，她不得不承认只要继续坚持不用中国商品，她就必须习惯这种费时费钱的购物过程。几周后，她又花了60美元给蹒跚学步的小女儿买了一双美国得克萨斯州制造的鞋子。

其他地方生产的商品，价格几乎都是中国产品的几倍，还有些东西根本就找不到替代品。为了给丈夫的生日蛋糕买蜡烛，邦吉奥尼开车去了6家杂货店都没有找到，最终不得不用厨房里的一盒落满灰尘的蜡烛来将就。

她书房的台灯坏掉了，想找一盏非中国制造台灯几乎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后，她发现有一种没有注明生产地的台灯，打电话到厂家询问后，非常欣喜地知道这是“美国制造”。但当这盏台灯寄到家中后，她才发现台灯的包装盒上写着“美国制造”，但零件的包装上却有“中国制造”的字样。她感到一颗心都沉了下去，想把台灯退回，因为它不是“美国制造”，但这意味着她很难在晚上工作。两难中，她打电话向厂家询问。这家洛杉矶的灯具制造商给她上了一堂关于全球供应链的基础课：10年前，美国有上百家灯具制造厂，在南加利福尼亚就有约40家，如今全美也不过四五家，而这家灯具厂因为生产的主要是不适合长途运输的大型灯具，所以才幸存了下来。至于邦吉奥尼所买台灯的零件是“中国制造”，制造商解释说，这么多灯具厂关闭的后果是：很难再采购到美国制造的零部件，比如开关，已经完全不在美国生产。邦吉奥尼决定保留这盏台灯，因为这已经是她所能找到的最接近美国制造的台灯了，她只能接受台灯零部件是中国制造的事实。

家里的一个旧抽屉从1月起就打不开了。凯文在超市里找修理工具时发现了贴着“中国制造”的标签，不得不把它们又放回货架。咖啡壶坏了，想买新的，超市里全是中国产的。不得已，那一年他们只好用罐子先煮好了再倒进过滤器里才解决了喝咖啡的问题；搅拌器坏了，没有办法修好，因为刀片产自中国；电视机坏了，只有让它坏着，因为大多数零配件都来自中国。

“那些抵制中国货的日子里，就像每天都在野外露营，要的日常用品都没有”，邦吉奥尼差不多感到绝望了，“那是一个漫长的、炎热的、极其狼狈的夏天，我们用旧式捕鼠器抓了4只老鼠，因为新式的是中国制造的。”

凯文叹息圣诞节礼物清一色都是来自中国的。他只好计划亲自为孩子们缝睡袋，自己制作木船和木吉作为圣诞节礼物送给孩子们。但是他却买不到用来制作它们的针线和其他材料，这些都来自中国。

万般无奈之下，韦斯发起了一次反抵制行动，开始坚决支持起中国的东西，因为他实在厌倦了欧洲产的“乐高”玩具。有一次他看中一个中国产的玩具，哭着说：“我们很久没用中国的东西了！”他为此纠缠了一天。

在实施抵制中国货一年之后，邦吉奥尼的抵制运动结束，她感到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解脱。邦吉奥尼这么做的初衷并不是因为她讨厌中国，她对中国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没有任何敌意，她只是觉得中国商品在美国太泛滥了，其他国家根本没法和它竞争。她很想通过这个试验知道美国人对中国商品到底有多大依赖，“一年不买中国商品，我们能过得下去吗？”

“较低的价格一直让中国受益，并使中国的经济崛起，也让美国的消费者很难放弃中国的进口货。这次经历让我重新思考中国与我之间的距离。在把中国推出我们的生活中，我却得到了一个中国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之中的结论。”《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的作者邦吉奥尼下结论道。P1-4

整个20世纪，中国在经受了长期艰难困苦后，1979年以来的30多年时间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达到9.3%。这个速度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的3倍，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

在现代世界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著名的经济奇迹：第一次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欧洲奇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德国奇迹”)，以及“日本奇迹”；第二次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第三次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奇迹”。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创造了同时代世界上最高的经济速度，成为国际经济的佼佼者。这种辉煌足以使奇迹的创造者潇洒于争鞭竞秀的世界民族之林。

发展与评估这些奇迹的主要尺度主要是经济增长率。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联邦德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5.5%，而日本竞神奇地达到10.9%。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达到8%，新加坡1968年到1979年年增长率为10.1%。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迎来了其经济增长最辉煌的年代。1978—200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高达9.3%，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世界银行统计，1980—2008年间，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为3.2%，不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低收入国家为3.9%；下中等收入国家为2.6%，上中等收入国家为2.4%，高收入国家为3.1%；而同期，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大大超过同期各不同收入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率，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的3倍，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最有活力的国家之一，从而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45亿元。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位居第10位。人均国民总收入仅190美元，位居全世界最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行列。改革开放的推进，不断为发展注入生机和活力，中国经济迅速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至2009年改革开放的第30年，是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30年，是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由弱变强的30年，是中国逐步摆脱低收入国家不断向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的30年。30年间经济实现世界少有的年均9.3%的增长速度。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按照改革开放的总体要求，确立了“三步走”的伟大战略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全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精神，奋发图强，开拓进取，1987年提前3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的第一步战略目标，1995年实现再翻一番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提前5年进入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新的发展阶段。在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的进程中，国民经济实现快速增长。

1979—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9.3%，不仅明显高于1953—1978年平均增长6.1%的速度，而且也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平均增长3.0%的速度。与日本经济起飞阶段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9.2%和韩国经济起飞阶段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5%不相上下。

3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使中国经济总量呈现加速扩张态势。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人民币迅速跃升至2009年的339530亿元，其中，从1978年上升到1986年的1万亿元用了8年时间，上升到1991年的2万亿元用了5年时间，此后10年到2001年平均每年上升近1万亿元，2001年超过10万亿元大关，2002—2009年进入高速增长期，平均每年上升2万亿元。

高速的经济增长使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和政府实力获得极大提高：198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4517亿元人民币，1990年增加到18558亿元人民币，2000年首次突破一万亿美元(89000亿元人民币)。2006年7月4日，世界银行公布了其计算的2005年全球GDP排名情况，中国以2.229万亿美元的GDP总量超过意大利和法国，并略微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2007年7月中旬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中国正以超过预期的速度取代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强国。2011年，中国经济总量又一举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瑞穗证券亚洲公司的股票调查部长小原笃次认为：“2025年前后中国GDP将超过美国。”

笔者研究认为：当下的美国，它已经陷入涉及各个生活领域的全面危机。2008～2009年世界金融大危机的后果尚未消除，巨额国债负担仍旧居高不下，民众对基本制度的信任度降至冰点，政治精英阶层严重分裂，民主和共和两党激烈争执，致使国债继续增加，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下调，美国企图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梦破灭。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使美军长时间过度紧张，奥巴马政府被迫决定撤军以尽量减少军事冒险失败的后果。与此同时，世界秩序正由单极向多极转变。奥巴马政府在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中坦承，美国必须与之合作的世界新力量中心在持续增加，既有全球力量中心如中国、印度、俄罗斯，也有地区力量中心如巴西、印度尼西亚、南非、沙特、尼日利亚等。虽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再是世界头号强国，但至少表明，美国与其它大国的差距正在缩小。

显然，由于上述此消彼长的原因，中美关系已经走到了当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前台，中国被美国当作21世纪的最举足轻重的战略对手。2011年，在22个国家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16个国家的多数受访者认为，中国已经超过或很快就将超过美国，成为新兴的世界超级大国，其中72%的法国人、67%的西班牙人、65%的英国人、61%的德国人、63%的中国人和45名的俄罗斯人持这种观点。现在，中国的工业产值、投资、能源需求、商品出口、货币储备都已跃居世界第一，在国内生产总值、科研和国防支出方面位居世界第二。专家预测称，如果现在的发展趋势得以保持，那么2015年后在这些关键指标上中国也将超过美国，无论是GDP总量，还是人均购买力、汇率和资本市场等。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预测称，到2025年中国的军事支出也将超过美国。庞大的经济基础使中国有能力实现本国军队的全面现代化。现在中国不仅能够保护本国领土，还能发展远洋舰队，具备远程兵力投送能力。中国在太平洋的防线已经不再局限于所谓的第一岛链(日本一中国台湾一菲律宾)，而是突破延伸到第二岛链(关岛)。中国还在积极利用本国海军保护自己的海外重大的经济利益，特别是在对本国所需国际石油和其它原料运输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太平洋和印度洋水域。至2012年底，中国海军担负起了打击海盗、保驾护航的任务，已经在阿拉伯海护送了4200艘船只。另外还积极参与从世界社会动荡地区大规模疏散中国公民的行动，2011年间，中国海军从黎巴嫩、乍得、海地、多哥、所罗门群岛和其它几国撤侨6000人，2012年从埃及、利比亚和日本撤侨4.8万人。

中国的军事实力不断增强，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美国介入东太平洋，阻止美国霸占太空和信息空间的能力不断提高，这令五角大楼日益担忧。况且，中国还是唯一公开全面增强核导力量的大国。美国专家一致认为，必须遏制中国。美国著名的传统基金会和企业研究所建议美国与日本、印度结盟，联合制华。新美国自由基金会¨’建议在此方面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

奥巴马政府通过的一系列军事安全文件都特别重视中国，对中国军事实力的迅速增强公开表示忧虑。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公然鼓吹“中国威胁论”，指责中国阻碍美军自由介入某些地区。这些指责通常是指中国不断增强军事力量，阻止美国海军进入中国沿海，介入台海问题。近年来，美国更以航行自由为由，开始公然介入南中国海争端，使本来已够复杂的南中国海形势变得更加复杂。2012年1月5日，奥巴马政府公开宣布军事重返亚太，确保介入这些地区。此举不仅导致中美军事对抗升级，而且还关系到地区反导系统建设问题。美国正在全力打造亚太反导体系，确保消除中国数百枚导弹的威胁。

虽然美国声称不针对中国，美中双方要着眼未来，不断扩大合作领域；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不针对中国，不以遏制中国为目的；美方期待中国继续成为美国合作伙伴，美中应共同努力，寻找通过合作确保两国繁荣发展的道路。但2012年1月5日五角大楼宣布美军战略重心亚太地区转移，却向中国释放的是一种截然相反的信息，不能不让中国军政产生极大的疑虑。在美军兵力部署的地区优先方向上，中东已退居第二位，欧洲第三，可见美国“东移”趋势明显。五角大楼决定削减驻欧美军4个陆军旅中的2个，同时大力加强美军在太平洋的战斗群，计划在澳大利亚新建军事基地，部署海军陆战队部队。而且，五角大楼在官方文件里首次把中国与伊朗并列为必须遏制的主要国家，要求美国应当增强相应的兵力部署，保持地区兵力投送能力，确保遏制潜在对手，阻止他们实现自己的目标。美国声称，潜在对手对美国的军事介入和行动自由构成了威胁，他们将会使用各种非对称手段来对抗美国，破坏美国的作战计划，包括电子战和网络信息战手段、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新型防空兵器、水雷等等。像中国和伊朗这样的国家，今后将会继续运用非对称手段，阻挠美国的兵力投送，因此，美军必须进行必要的投入，确保针对这些对手的有效行动能力，发展潜艇、反潜设备、新一代隐形轰炸机和反导系统，增强太空实力。

但与此同时，近年来中美经济形成了越来越紧密的相互依赖局面，在当前世界经济危机条件下这种关系表现得更为直观。2012年，两国贸易额高达4400亿美元，中国不仅成为美国的主要商品供应国，还是美国的最大的债权国。奥巴马政府呼吁中国与美国合作，承担维护世界经济和财政体系稳定的部分责任。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强调，务实有效的中美关系是应对21世纪主要挑战所必需的。但毋庸讳言，中美之间存在的问题也是深层次的，比如美国指责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煽动台独、藏独、疆独势力，并不断支持中国国内反政府势力。另外，美国经贸保护主义情绪也明显抬头，不断无理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经济上的互相依赖迫使两国不断妥协，但是美国既不愿放弃谋求世界霸主地位，又不愿承认中国作为平等伙伴。

本书解读中国崛起的美国因素，旨在分析和还原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所包藏的深层次意图，它的策略、它的起因、它的可行性，以及它对中国可能造成的影响等等。通过深入讨论，认清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本质。

本书的结论是：

1、美国凭借其不可一世的强大军力，频繁地在中国周边显露强大的“肌肉”、露出峥嵘的“牙齿”。尽管美国嘴上说并非针对中国，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美国“重返亚太”战略表明了美国针对中国的围堵和遏制是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行为，将对中国崛起产生深远的阻遏影响，为此，中国必须加以认真应对。

2、美国在中国周边打军事牌有三招：一是与其亚太盟友、尤其是与中国有领土纠纷的国家大搞军演，频率与规模都创历史新高；其二，加强军事部署，计划把美六成海空力量部署到亚太，将反导系统延伸部署到亚洲，建立美日韩和美日澳“新反导壁垒”；其三，通过发展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军事关系，其中包括扩展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军事伙伴关系，加大对中国周边的军事渗透与围堵。

3、美国在中国周边频打军事牌自以为计策得当。一则以武显威，加强军事威慑，谋取战略主动，构筑有利于美的地区战略态势；二则以军显优，凸现美军事优势地位，攫取地区安全主导权，并为其盟友与伙伴与中国争斗撑腰打气，自己则安享“平衡者”之利；三则以军取利，除帮军火商发财外，还通过打军事牌捞取经济与外交实惠。

但美军事牌作用终究有限。事实一再表明，靠天下独一无二的军事力量既摆不平伊拉克和阿富汗局势，也解决不了朝鲜和伊朗核问题。美国凭借其强大军力往往可以打赢战争，却输掉和平，并埋下大量“仇美”的种子。

4、美国在中国周边频打军事牌会产生诸多负面影响。首先，人们有理由认为美冷战思维阴魂不散，霸权主义嘴脸难改，逆世界和平、发展的大势而动，加剧地区紧张局势，从而招致反感。其次，中国有理由怀疑美对华战略意图，怀疑美是否愿意与中国实现在亚太的良性互动，是否愿意与中国共同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再次，导致一些国家特别是亚洲和中国有领土和领海争议的国家出现战略上的误判，错上美国的“战车”，而偏离国家发展的正确轨道，并终将导致人民对美国和本国政府的不满。

5、美过于迷信军事实力，抱着冷战思维不放，在中国周边不停折腾，逆转不了地区和平、发展的大势。美对在中国周边频打军事牌不应沾沾自喜，反应深刻反思，以免铸成大错。中方寻求与美建立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愿望是真诚的。但这样一种开创历史的关系是不可能建立在美国把中国当作战略对手加以围堵与遏制基础之上的。历史表明，中国完全可以成为美国的可靠伙伴；若美视中国为对手，中国也可以成为美的称职对手。美的正确选择应是在亚太发挥有利于和平、稳定、发展、合作的建设性作用。

6、最后，历史将最终判定美国剑指中国的“重返亚太”战略不得人心，无果而终。我们在战略上藐视美国，在战术上却要重视美国。

冷战后随着作为对手的前苏联的消亡，美国获得了全球的领导地位，但20多年后的今天，美国独霸世界的格局已开始发生变化。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从外部讲是全球各种力量的兴起，包括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欧盟的诞生、俄罗斯重新步上大国之路等，也包括对美国构成非传统安全的伊斯兰极端宗教势力和恐怖主义的抬头。从内部讲是美国过去10年里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中消耗大量资源却因未能建立起新秩序而不得脱身。2008年和2011年两次发端于欧美的金融海啸，暴露出美国和欧洲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缺陷和脆弱，美国经济因此遭受重创至今无法恢复元气。内外部因素的种种变化，使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在过去10年里大打了折扣。

美国地位的这种变化是否就意味着美国衰落的必然生成，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全球还产生不了能与美国相抗衡甚至取代美国领导地位的国家或势力。美国的最大优势是它具有应对挑战和危机的自我调节机制，在未来的全球治理格局中虽然不再享有冷战结束时期的那种骄横跋扈的独霸地位，但仍是当今世界上具主导地位的大国。

如果说美国是全球最发达国家的一极，那么到了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另一极。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长始于1978年，当时它的经济规模只有美国的1/20。然而，到21世纪初，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两位数的持续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达到美国的1/4，而其全球影响力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个故事也不再简单地只是关乎中国，因为它的崛起已经开始改变整个世界。问题只是，直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西方才最终开始意识到中国崛起的影响力。

2008年，可以说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中国开始引领世界经济新秩序的时代。之前，基本上一直还是美国决定全球化，但现在中国越来越多地承担这一世界角色。最显著的表现在贸易上，它进口大量的自然资源，出口数量庞大的制成品。2011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制成品的最大生产国，此前的110年都是美国保持着这一地位。1990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是中国，但到2010年，这个名单序列已经扩展到了全世界。设想一下，到2020年这个名单会有多长？

中国正迅速成为一个金融强国。2009年和12010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贷款比世界银行还多。与此同时，从2008年底开始，中国把此前仅在中国流通的人民币用于贸易结算。这是人民币取代美元成为世界主要货币的第一步，虽然这一路程还很漫长。

全球经济的重心正在无情地从发达世界向发展中世界转移，中国是其中最举足轻重的角色。其结果是，发达国家和世界组织的影响力迅速下降，以及所有主要全球性机构的重组，最明显的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尽管存在着不确定性和风险，但总体而言，中国崛起是一个仍在进行而不是已经完成的大事件。根据各类预测，在未来12～15年内外中国有可能在总量上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我们在本书的情景实证预测也证明了这一未来必定要到来的趋势。如果把中国崛起视为一个可持续的现代化进程，那么中国对现存全球治理格局产生的影响就不是局部的、一次性的，而是全面的、结构性的。也就是说，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里，冷战后形成的美国独霸的全球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均衡，将逐步演变为一个具有中国因素的“新均衡”。为此，美国对自己实力下降、地位动摇的焦虑明显上升，在对外关系中特别是对崛起中的中国包容度的下降就不难理解了。自从冷战结束后的20年来，中美两国各个层次的外交往来似乎从没有像今天那样“缺乏感觉”。从军事上来看，两国彼此的感觉就更具冲突性。五角大楼和美国军方已越来越把中国视为和前苏联一样的对手。

我们不认为现时中美就要在军事上大动干戈，是因为：

1.居于大国统治地位的美国和崛起中的大国中国之间现如今都受到自身地缘政治因素的严重制约，谁都不敢随心所欲。美国在全球有太多悬而未决的烦心事，在过去长达十年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之后，美国面临着更棘手的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中东之乱、恐怖主义等问题；而中国则有台湾问题、钓鱼岛、东海、南海等各类主权之争。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国家必然要奉行现实主义，同时要自我控制。

2.中美两国都受到本国因素制约：美国经济危机、失业率高、人心烦燥、心理失衡等。美国更有“财政悬崖”这把达摩尔斯利剑高悬头上；而中国则有未富先衰的人口老化、改革成本上升、贫富不均、贪污腐败等问题，中美两国都面临着国内亟待解决的政治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两国都需要控制局面。

3.中美双方行事时都有一个两国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谁都离不开谁的重要考量，但同时美国又把中国看成是对手甚至是假想敌，不再是以往那种一般的双边关系。从这一重要层面出发，中美需要从全球角度来处理两大关系，两国会像以前那样继续保持地缘战略上的合作和竞争。

但中美问题的本质是，美国从自身全球战略思考，它是绝不允许任何国家挑战它的霸权地位的，其“重返亚洲”战略是这一考量的直接逻辑结果。为了实现其新战略，美国主要通过三大抓手：第一，加大了针对中国的亚太地区的军力投入和布局，军事防范强势逼人。第二，在亚洲加强军事同盟战线，特别是在东北亚强化与日韩军事结盟，在南边则加强与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军事结盟。第三，挑唆一些与中国有领海争议国家出头和中国闹事，加剧中国周边局势的不稳定。这也是中国近年来在南海面临越来越复杂境地的一个重要原因。第四，在亚太调整和深化建设针对中国的海外军事基地，美国正在一步步勒紧对中国围堵和遏制的包围圈。其中，美国正在染指的几个军事基地都在局势敏感的中国南海水域周边，它们是越南的金兰湾、菲律宾的苏比克湾和泰国的吴家堡军事基地。

对中国来讲，中国无意与美国相争，美国依然是中国能否和平崛起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外部主要决定性因素，决定中国崛起的成本和代价，所以寻求相互合作依然是中国的上策。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美国咄咄逼人的“重返亚洲”的新军事战略及其在中国周边步步紧逼的战略军事布局，已经引起了中国的极大关注，在寻求和美国相互合作，避免误判，避免冲突的同时，中国正在与美国做军事斗争，甚至在太平洋开战的准备的自信和底气越来越足，虽然军事抗争是下下策。然而往好的方面考虑常常只是人们善意和良好的愿景，时局却总是那么扑朔迷离、那么不可预测的，正是因为不可预测，中国必须同时立足未来和美国在太平洋进行一场战争较量的预案，尽管未来的这场中美战争注定是非对称的。

综合上述，作者研究认为：

1.中国需要改变“韬光养晦”“不结盟”“不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等系列政策。时代不同了，时局改变了，中国的政策也必须与时俱进，更何况美国“重返亚洲”的新军事战略已经将中国逼向没有退路的南墙。中国崛起是理性的和平崛起，但理性的和平崛起是以主权和国家尊严不受任何干预，国家核心利益红线不受踩踏为前提的。

2.中国应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以中俄为首的广泛的准军事同盟关系，以备战时不虞之需。要跳出过往传统且落伍的思维方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甚至团结和中国关系不是很好的国家，争取包括欧洲、印度、东南亚和中国周边等国家和地区。特别是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美国后院拉美打入围堵和遏制美国的桩子以坚决回应美国“重返亚洲”搅局中国周边时局的做法。未来中国可以打的牌很多，特别要用好“经济”这张王牌。鉴于中国在全球和区域经贸的举足轻重，特别是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当下很多国家都在经济上有求于中国，与中国的经贸依赖度不断加强，中国理应打好经贸这张王牌，以此建立与世界和区域的良好关系，柔性化解美国针对中国的种种围堵和遏制。

3.中国要进行一场革命性军事变革和创新。中国不需要和美国进行劳民伤财的军备竞赛，只需要类似歼-20五代战机、D-21弹道导弹等的大杀器不断面世，让美国感到可怕的忌惮，因为唯有忌惮才会震慑美国不敢轻举妄动。

其实，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上都居高临下的美国，在遏制和围堵中国方面却存在着诸多制约因素：一是美国自身实力的不断衰退，二是中美走向全面对抗和战争不可能是美国一方受益而中国一方受损，而是两败俱伤。因而以更理性、务实、睿智看待中美双方制度、观念、价值上的差异，处理分歧和矛盾，化解危机，就显得十分必要，并将这种关系置于全球治理“新均衡”框架中。  “新均衡”的产生不是一个自发过程，而是一个努力寻求的过程。各方，特别是中美两国，都要站在全球高度上重新审视和界定各自的国家利益和国际角色，进一步拓宽和加深双方的共同利益和责任。“新均衡”也既基于两国的双边关系又超越了两国的双边关系，既要彼此尊重对方的国家核心利益，妥善处理相互之间的矛盾和问题，又要立足于全球，联合和协调其他主要国家将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问题纳入这个机制的议程中来。为此，美国应因势利导，转换角色，从独霸、单边转向主导、包容、合作；中国则应努力实现经济、社会、政治的转型，在国际事务中随自身实力的增强进行与之相符合的身份转换，并在国际事务中有所作为。所以中美都必须审时度势，谋定而后动。

全球治理结构的“新均衡”的形成仰赖中美两个大国如何取信于周边和区域内的国家，并同时以一种既利己又能顾他的方式扩大自己的地缘政治影响。中美两国的合作、协调和制衡是全球治理“新均衡”中最为核心的部分，“新均衡”的形成和稳定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中美两国是否能够稳定和改善目前正在建立的双边“合作伙伴”关系，并将之提升到全球治理层面的高度来看待。

全球治理结构的“新均衡”也包括世界经济霸权易手的过程。历史上这一过程不乏范例，只是每个时代赋予了不同的易手范式。古往今来，不能容纳崛起中的大国——或者说，崛起中的大国不能适应现有的国家体系——从来都是冲突的源头。西班牙曾是16世纪的超级大国，后来力量向法国转移，随之是几代人的战争。接着英国经过多年战争取代法国。上世纪初，德国为挑战英国霸权与日本在东亚及太平洋建立帝国，这样的过渡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有时候看来，历史注定要不停地重蹈覆辙。

但历史又是复杂多变的，突出权力转变的暴力、淡化和平的做法，其实是对历史的系统性歪曲，事实上，不是每一次权力大转移都是这样的。19世纪末美国经济超过英国，但两国成为亲密盟友。整个19世纪，美国都将英国视为最危险的敌人，两国最后一次战争是在1812～1814年。英国在加拿大驻军一直到1870年，后来主动撤走了军队。这次撤军不是因为英国信任美国，而是考虑到美国太强大，英国已无力在北美完胜美国。英国还认为，大量皇家海军驻守北美海域，可能迫使英美展开海军武器竞赛，而长此以往下去，英国必输，于是英国缩减了驻西大西洋的军舰数量。这是正确的战略。嗣后，美国再未入侵加拿大，也没危及英国的关键利益，世界霸主的王冠和平地从英国传到美国，而且两国后来成为坚强的盟友直到今天。现在轮到美国搞清楚如何与远在太平洋彼端的新兴大国——中国打交道了。美国可效仿当年的英国，不要总是试图围堵和遏制中国。美国需要用世世代代的战略眼光看待中美关系，这是因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在或将以全球经济主要领导者姿态出现的国家，要保持一种战略眼光。美国在亚洲虽然有重要利益，却没有值得与中国不惜一战来保护的利益。在成为世界霸主前，美国就从来都没有遭受过任何外来攻击，未来美国可能失去这一头衔，那仅仅是历史的必然规律，而肯定不是来自中国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