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云乡编著的《鲁迅与北京风土(精)》以《鲁迅日记》为纲，从风土、生活的角度记录了鲁迅在北京生活时期的真实情况，如鲁迅先生经常去的琉璃厂的面貌和布局，厂甸的路线及其文化与餐饮老字号，以及鲁迅与朋友雅集的名胜古迹等，同时也涉及诸多20世纪初期的北京风俗与社会生活的细节，保存了这方面的重要资料。可谓因人而寓景，可谓识小而见大。文笔简洁流畅，颇具真切的历史感和现场感，如同回到老北京的大街小巷，随着鲁迅先生的足迹，细细游览、品味老北京。

《鲁迅与北京风土(精)》是民俗学家邓云乡以《鲁迅日记》为纲，还原了鲁迅先生居京十五六年间的人情往来和社会交游情况——他喜欢到哪里买书，喜欢哪家饭馆，游览过哪些景点，过着怎样的日子……同时，又从生活和风土的角度再现了老北京风土人情。

厂肆志略

 从《北平笺谱》说起

 琉璃厂气氛

 书肆杂谈

 书价杂谈

 碑帖铺和古钱铺

 拓碑的艺术

 南纸店

 古玩及其他

 琉璃厂外

厂甸风貌

 厂甸游览路线

 火神庙和古玩摊

 厂甸的书摊

 画棚巡礼

 厂甸的耍货

 耍货的精华

 特殊的耍货

 吃食摊等等

 茶座和人物

酒肆谭乘

 酒肆题名录

 饭铺、饭馆、饭庄

 “和记”和二荤铺

 走堂绝技

 小酌名酒家

 南味和乡味

 百年老店——广和居

 东西城饭庄子

 大小番菜馆

 茶楼·名点

 公园·啜茗

 茶座风光

 堂会和请帖

 旨酒嘉肴和冰

 酒肆沧桑

 别了，广和居；别了，先生！

名胜散记

 逛万生园

 国子监

 漫步银锭桥 什刹海之一

 会贤堂与荷花市场什刹海之二

 荷花灯 什刹海之三

 穿荻小车疑泛艇 陶然亭之一

 城角人家墟墓间 陶然亭之二

 钓鱼台骑驴

 宣南二寺 花事之一

 龙泉寺简述

 盆梅和花树 花事之二

 中央公园

 西山点滴

生活杂摭

 会馆

 房屋

 街道

 车马

 吊庆

 庙会

 小市

 商情

 火车

 饮食

 后记

附录

 原版序

 原版跋

琉璃厂外

在编印《北平笺谱》过程中，鲁迅先生写给西谛先生的信内，除提到高手雕版艺人板儿杨、张老西儿二位之外，还写道：

……譬如陈师曾、齐白石所作诸笺，其刻印法已在日本木刻专家之上……(见一九三三年二月五日函)

李毓如作，样张中只有一家版，因系色笺，刻又劣，故未取。此公在光绪年中，似为纸店服役了一世，题签之类，常见其名，而技艺却实不高明，记得作品却不少。先生可否另觅数幅，存其名以报其一世之吃苦。吃苦而能入书，虽可笑，但此书有历史性，固不妨亦有苦工也。

……特请人为笺作画，三也。后者先则有光绪间之李毓如，伯禾，锡玲，李伯霖，宣统末之林琴南，但大盛则在民国四五年后之师曾，茫父……时代。(两则均见一九三三年十月二日函)

从这些摘引的片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在琉璃厂之外，又该有多少人为它服务呢？这就是说琉璃厂之所以为琉璃厂，不只是内部有书画、古籍、碑帖、古董等行业许许多多专门人才从事文化、艺术工作，同时它的外面也还联系着广大的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为它从事直接和间接的工作。这些人中，既有不少知名之士，也有不少无名英雄，他们都为琉璃厂作出贡献。如果没有厂外的这些人，琉璃厂是不可能成其为琉璃厂的。

琉璃厂外为琉璃厂服务的，姑且可以分作两个方面：一是大批知名的书家、画家、金石篆刻家；一是大批不知名的能工巧匠。琉璃厂大大小小的南纸店、图章铺，都挂着不少大小名家的笔单，他们通过琉璃厂卖字、卖画、卖篆刻，琉璃厂也通过他们撑门面，赚钱。印制笺纸，也少不了先请画家画稿子，然后才能雕版开印。没有画家的稿子，没有刻工雕版，只靠南纸店自己的印工，也是无能为力的。这中间名气大小不同，技艺高低不同，社会地位不同，南纸店对待他们的态度便也不同。如徐世昌，字菊人，别号水竹村人，做了大总统还要卖字，那自然是琉璃厂的特殊作者。当时类似这样身份的人还不少，南纸店对待他们自然是惟恐逢迎之不足的。至于社会上别无其他地位，又不是特别有名，只靠卖画、卖字作稻粱谋，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李毓如一班人，那就是辛辛苦苦地“似为纸店服役了一世”的了。

琉璃厂除真的知名书画篆刻家为它服务之外，还有为数更多的无名书画篆刻家假托古今名家之名，为各纸店加工赝品，或全部假，或部分假。技艺高的，仿谁像谁；手段高的，可以把一张旧画，掀开来变成两张画。制造假字假画时，纸用旧纸，绢用旧绢，假图章一盖，能够炮制出二十世纪的唐、祝、文、仇的书画来。所以那时琉璃厂的假书画、假古董，是任何人也说不清它的数字的。平心而论，这些专门制造赝品的朋友，技艺高的，本身也可以闻名、传世，只是他们苦于没有名，不能用自己的名字卖大价钱，只好终身借重别人的大名，可见“出名”是多么的重要。吴梅村诗云“弃家容易变名难”，有的人苦于不能“出名”，又有的人又苦于有名而不能“逃名”，这点道理，又谁能说得清楚呢？

琉璃厂各店家在厂外还联系着各行业不少能工巧匠，如雕版工、刻字工、小器工、锦匣工、修瓷工、刻碑工、铜工、玉石工、石工、象牙工等等。鲁迅先生提到的板儿杨、张老西儿两位，就是这许许多多能工巧匠中的成员，琉璃厂习惯叫“过行”。比如书局要出书，本店没有刻字工，便要向外面找刻字铺或个人刻工；古玩铺的瓷瓶、花钵要做托子、架子，便要找专雕红木小器的小器做；大小古器要做匣子，便要找专做锦匣的锦匣局；南纸店要加工冷金笺、雨雪宣、靛蓝瓷青书衣纸等，也要过行找染工，琉璃厂东门外观音阁同兴局，就是有名的专应这宗加工生意的。再有铜墨盒、铜图章要由铜铺锻制加工坯料，牙章要由象牙局供应坯料，所以它联系的行业非常广，各种工人非常多，活计要求也非常高；粗糙的、庸俗的活计在琉璃厂是没有市面的。所有活计如果用句行话说，就是要有点“书卷气”。即便裱糊一个小小的盒子吧，也要有这点水平才合款式。过去有位常跑琉璃厂的前辈送过我两锭小明墨，一锭胡开文的，一锭许圣可的，墨很小，大不逾寸，厚薄也只有两分左右，两个蓝布小盒，里面白绫里子，放墨的凹处，严丝合缝，盒子内外，都裱糊得非常服贴，一个小小的牙签签牢，两个栗壳色旧纸小签，用唐人写经体写着“胡开文墨”、“明许圣可墨”。内行人一看，就知道是琉璃厂的风格，把玩之间，淡雅质朴，使人真要生买椟还珠之感了。这些能工巧匠，一般都住在琉璃厂左近，如厂东门外杨梅竹斜街和厂西门外南北柳巷一带，可惜大多姓字早已湮没无闻，板儿杨、张老西儿二位，能因鲁迅先生编印《北平笺谱》的关系，得到流传，也是很幸运的了。

鲁迅先生当年经常过往的琉璃厂，从厂内说到厂外，虽说挂一漏万，但大体上凡与先生日记有关的，说得也差不多了。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那就是厂甸，它既是琉璃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又是可以独立成篇的。因为厂甸内容太丰富，只写一段必然太少，写得多了与本篇又不相称，因而只能重起炉灶，另写一篇了。P46-49

出版说明

邓云乡(一九二四-一九九九)，学名邓云骧。山西灵丘人。教授。作家，民俗学家，红学家。出生于书香世家，祖父和父亲都曾在清朝为官。幼时生活在山西灵丘东河南镇，一九三六年初随父母迁居北京，一九四七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做过中学教员、译电员。一九四九年后在燃料工业部工作，一九五六年调入上海动力学校(上海电力学院前身)，直至退休。

邓云乡学识渊博，文史功底深厚。为文看似朴实，实则蕴藏着无穷的艺术魅力。其旁征博引，信手拈来。不论叙述民风民俗，描摹旧时胜迹，抑或是钩沉文人旧事，探寻一段史实，均娓娓道来，语颇隽永，耐人寻味。

此次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邓云乡作品集，参考了二○○四年版《邓云乡集》，并参校既出的其他单行本。编辑整理的基本原则是慎改，改必有据。具体来说，就是：

一、凡工作底本与参校本文字有异者，辨证是非，校订讹误。

二、凡引文有疑问之处，若作者注明文献版本情况，则复核该版本；若作者未能注明的，或者版本不易得的，则复核通行本。

三、作者早年著述中个别用字与当代通行规范不合者，俱从今例。

四、作者著述中某些错讹之处，未径改者加注说明。

五、本次整理对某些书稿做了适当增补，尽量减少遗珠之恨；有的则重新编排，以更加方便阅读。

邓云乡与中华书局渊源颇深，生前即在中华书局出版《红楼风俗谭》、《文化古城旧事》、《增补燕京乡土记》、《水流云在丛稿》等多部著作。此次再续前缘，我们有幸得到其家属的大力支持，不仅提供了邓云乡既出的各种单行本作为编辑工作的参考，并以其私藏印章、照片、手稿见示，以成图文并茂之功，在此谨致谢忱。

中华书局编辑部

二○一四年十二月

我这本《鲁迅与北京风土》原是在偶然的机会下动笔写的，后来在师友们的鼓动、督促和帮助下，居然积稿渐多，得以成书。昔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写的这些东西，虽然算不得什么文章，而方寸之中，也总是甘苦自知了。回想几十年前，就学习着东涂西抹，写点东西，但后来时辍时续，始终也没有写成个气候，所谓“少不如人今已老”，藏拙尚且不暇，怎么还敢谈写东西呢？这也只能说是积习难除吧。但从另一方面说，在写的过程中，也读了不少的书，首先是读了不少鲁迅先生的著作，对于鲁迅先生伟大形象的仰慕，从思想感情上说更为亲切了。也读了不少有关北京风土的书，对于这座从小喝她水长大的、无时不在思念着的历史名城、伟大首都的所知，也更加扎实一些了。这对我说来，都是非常可喜的。古人说：“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炳烛之明，孰与昧行乎？”自问是一个庸庸碌碌的凡人，古人这种坚韧的精神，是不敢仰望的。只是想，生也有涯，时间是个常数，总是做点什么才好。不然，岂不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了吗？

早在三年多以前吧，有一次遇到唐云旌先生，他编了一辈子报纸，见人就想约稿。那时他虽沧桑而后，在家闲居了，见面互致殷勤之后，感慨欷歔之余，三句话不离本行，又谈起稿件的事来。其实《大公报》陈凡先生正托他拉稿，他便又怂恿我写东西。我感到有些怯于重新执笔了，这不仅因为多年不写，笔墨荒疏；而且也感到没有什么东西好写，或者说不知写什么好，但他还一再鼓舞我，我不免也有些心动了。但是写什么好呢？其时我正在细读《鲁迅日记》，尤其是上册，先生游踪所到，都是我极为熟悉的地方，先生来往的朋友、学生，不少都是我的老师，不但过去非常熟，有些位前些年仍然健在，还时有过从；有些位今天仍然健在，仍时通函札，因之就更感到无比亲切，似乎先生的音容笑貌，时时展现在我的面前；有时真似乎我又在琉璃厂街上，在菜市口转角上，看见先生走进什么清秘阁、翰文斋……或看见先生坐着洋车由半截胡同出来，吕二高喊着“北去”，车子转弯向顺治门方向而去，先生上班去了……这些仰慕先生的具体的、真切的意境，促使我先写了本书的第一部分，也就是鲁迅与琉璃厂的部分，在书中的篇名叫做《厂肆志略》。不过我写的和前人所写。如著名的李南涧的《琉璃厂书肆记》是有所不同的。我是以《鲁迅日记》中所记为纲而写成的。是想写下鲁迅先生在琉璃厂访书、访碑时的形象；写下鲁迅先生访书、访碑时的琉璃厂气氛。曲水流觞，永和胜迹，千载之后，还使人想象不已，几十年前，鲁迅先生经常去的琉璃厂，难道不应该留下一点文字记载吗？难道不应该使后人想象一下先生当年在琉璃厂徜徉时的情景吗？我是抱着这样的感情和心愿写作的。这样我越写越感到感情亲切．觉得似乎有说不完的话，这样便连续写出了厂甸、饭馆、名胜、生活等章节。所谓“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我只是抱着仰慕鲁迅先生的心情，写一些专门家认为微不足道的琐事而已。

鲁迅先生收在《华盖集续编》中的《马上支日记》，那是当时特地写给报纸编辑发表的日记，至于现在发行的两厚本《鲁迅日记》，先生生前自是没有发表的。在《马上支日记》的序中说：

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大约天地间写着这样的日记的人们很不少。假使写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后便也会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为他写的时候不像做《内感篇》外冒篇似的须摆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来。我想这是日记的正宗嫡派。

我的日记却不是那样。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无所谓面目，更无所谓真假。例如：二月二日，晴，得A信，B来。……

这是五十五年前先生对日记和自己的日记的最精虑的说明，惟其是“给自己看的”，所以不加文饰，所以简洁，所以更真，更感到亲切。至于说我所以能根据先生的日记，写出一些有关北京风土的文字，也是因为一个“真”字，意在存真而已，自然也并非是摆着空架子做什么《内感篇》外冒篇了。

今年是鲁迅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如果先生得享期颐之寿，今天还健在，那该多么好。遗憾的是先生去世太早了，没有看到人民的解放、祖国的变化，而这变化又是空前剧烈、一日千里地在变。即以北京而论，近二三十年的变化，远远地超过了历史上五六百年的变化。先生在北京生活时的情况，从时间上说，虽然去古未远，但从各种环境事物风土上说，许多都已经完全不同了，现在年纪轻一些的人，对于鲁迅先生在北京生活时的一些具体事物，都已感到非常隔膜，有的已是茫然了。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再过若干年，客观的变化更大，未来的人对往昔所知也就更少了。多少能从生活的角度、风土的角度，记录下一些鲁迅先生在北京生活时期的真实情况、风土史料，虽然有些是细微琐碎，但我想对于现在和未来的读者，也不能说是毫无意义的吧。当然，现在写这样的书，已经稍微感到晚了一些。记得近三十年前，影印本《鲁迅日记》刚刚出版时，我曾借来细细阅读，遇有疑难的地方，还有问处，还有找处，那时好多前辈老先生都健在，许多地方的变化也不大，一些文字资料都比较好找，如果那时或再稍晚些写这样一本书，自然比现在要容易而且详实的多。比如“醉琼林”饭馆，过去听老辈们不知说过多少次，当时如记录起来，寻访旧址，搜求轶闻，都是非常方便的，写来一定也详尽而真实的多，可是现在不少东西都已无处寻找，无处查问了。就是这样一个饭馆，我曾问过八六高龄的萧重梅丈，他老人家也说不清楚了。因为要目睹近七十年前北京风土面貌、市容情况的人，最少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岁数至少要在九十五岁左右，现在记忆不衰；第二，当时住在北京；第三，当时已有一定社会地位、文化修养、经济条件、交际应酬。试想，在今天去找这样的老先生经常请教，这该多么难呢？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无此机缘，也就等于没有了。而我还是尽我自己的力量把它写出来了。所谓桑榆未晚，二三十年前可以做得更好但没有做的事，在二三十年后做出来，也还是可以的吧。为此我不免也有些沾沾自喜了。在写的过程中，曾得到萧重梅丈、潘渊若先生不少教益；将来，希望还得到更多长者的指教。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写出来的东西，还只是一叠有字的稿纸而已。如何与读者见面，也还不是那么容易的。这首先是多承旧日北大老师谢国桢先生的帮助，将第一、二两章带到北京，介绍给姜德明同志，在《人民日报》的《战地》增刊上发了一篇择要，题目是《鲁迅与琉璃厂》，这样这本书的内容算是第一次和读者照了个面。其后“什刹海”、“钓鱼台”等章节，也陆续在《大地》和《旅游》上刊出了。今年商业部办的《中国烹饪》，又连续刊载了根据本书第三部分《酒肆谭乘》压缩写成的《鲁迅与北京饭馆》、《广和居和会贤堂》二文，以纪念鲁迅先生诞生一百周年。

谢国桢老师给我这本书写了序，题了书签；王西野兄又给写了跋，西野兄是最早审阅原稿的人，自始至终，都给我极大的鼓舞和帮助。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首先还应该向他们二位表示感谢。

可惜的是，唐云旌(大郎)先生已成古人，他也是最早读“琉璃厂”一章原稿的人，而今已不能见全书的出版，亦不胜黄垆之思了。

在全书即将付梓的前夕，又承谭业伟同志审阅全稿，匡正疵误，这些我在此都表示衷心的感谢。最后，只希望读者多给我以批评和指正了。是为后记。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五日记于沪东寓楼雨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