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切入角度,在中国社会研究中大致可以区分为四种不同的研究视角,即以家族/宗族、村落、集市、国家为研究取向。这些研究视角基本上体现了中国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四种研究范式:(1)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为代表的宗族范式;(2)费孝通、林耀华为代表的社区论;(3)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为代表的集市体系理论;(4)美国人类学家武雅士为代表的宗教论。这些研究范式都曾一度主导了中国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对中国社会研究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本民族志主要针对黄宗智、杜赞奇对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与弗里德曼的宗族范式所发起的挑战而做的回应性研究。
根据切入角度,在中国社会研究中大致可以区分为四种不同的研究视角,即以家族/宗族、村落、集市、国家为研究取向。这些研究视角基本上体现了中国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四种研究范式:(1)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为代表的宗族范式;(2)费孝通、林耀华为代表的社区论;(3)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为代表的集市体系理论;(4)美国人类学家武雅士为代表的宗教论。这些研究范式都曾一度主导了中国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对中国社会研究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本民族志主要针对黄宗智、杜赞奇对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与弗里德曼的宗族范式所发起的挑战而做的回应性研究。全书分为导论、五章正文、结论,共七章。
导论部分首先介绍了选择满铁调查村落作为民族志田野工作点的原因,对满铁调查村落后夏寨进行再调查的经过。为了撰写民族志和做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本土条件下人类学方法论研究”的田野研究,我曾在后夏寨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民族志田野工作。采取的主要方法是参与观察、谱系法、深度访谈、人户核对、观察参与,即主要是人类学的、质性的、个案的研究。当然,在田野工作过程中,我注意观照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的思潮,并主要从世系理论的脉络里,概要介绍了弗里德曼的宗族范式及其对中国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影响。指出弗里德曼的宗族理论只是亲属制度研究中的一种研究路径之一,而且单系父系继嗣制度只是继嗣理论(世系理论)中的更为熟悉的一种而已。其他研究路径还有:(1)列维一斯特劳斯为代表的联姻理论;(2)施耐德为代表的文化研究路径;(3)布迪厄的实践亲属。这就表明,在华北村落的研究中必须采取多种研究取向,才能洞悉乡村社会的家族/宗族·村落·国家之间的关系。
第一章 在简单介绍后夏寨社区的概况基础上,分析了洪洞移民传说情结,简要评述了满铁和日本中国惯行调查会调查后夏寨的经过,对满铁材料进行了批判性评估。
第二章 首先探讨了宗族概念与继嗣理论,按照弗里德曼的华南宗族范式探究华北宗族的结构与特征,以翔实的村落家族/宗族谱系田野素材,解构了黄宗智、杜赞奇仅仅以外显姓氏符号所做的华北宗族研究,并根据华北的方志资料历时考察,探索了华北宗族的特征,提出了残缺宗族的分析性概念,挑战了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解说模式。
第三章 对婚姻的父系意识形态实践进行了探讨,侧重订婚和聘金的人类学研究,根据近些年的禧礼簿做了详细的个案分析,修正了人类学聘金理论的一些观点,探究了婚姻父系意识形态实践的路径与困境,更以详尽的通婚圈田野素材与施坚雅的集市圈等同于通婚圈的说法进行了质疑和对话。
第四章 就村落与国家的关系进行了考察,探索中国社会的组织原则。依据深度访谈获得的地方素材,与黄宗智、杜赞奇关于村落性质、保长角色、村落政治等话题进行了对话,指出由于他们两人在过度利用满铁材料,而又没有能够做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情况下,难以辨别材料真伪,所以出现许多错误解释,并不能掌握村落政治的实质。在社会史研究的基础上,我尝试性地提出了情境性社会关系解说模式,探索血缘的、地缘的、业缘的关系之外,中国乡村所存在的社会构成原则,并借以透视现实村落政治。
第五章 主要利用满铁材料和民族志现在时的田野素材,对村落的社会、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变迁进行了洞察。通过对村落内部的社会结构、村际关系、村落与国家关系的考察,把握转型期乡村社会变迁的本质。
第六章 讨论与结论部分总结和探讨了四个方面的问题:(1)学术路线;(2)研究的主题;(3)学科的认识;(4)结论。
在反思满铁调查和中国农村惯行调查会再调查的基础上,就黄宗智、杜赞奇利用满铁材料所做的华北村落研究进行对话,尝试在社会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的知识构架内,将华南的、(某种意义上)英文的、形式主义的宗族范式与华北的村落研究,即华北的、(某种意义上)日文的、满铁的、实体主义的村落研究传统结合起来,以满铁的一个调查村落作为自己的人类学田野工作点,在对华北一个满铁村落做民族志田野工作的再调查基础上,与黄宗智、杜赞奇进行跨学科对话,探究中国社会的组织原则,确立了一条在追踪调查基础上,对华北满铁调查村落进行再研究的学术路线。此外,在田野工作和撰写过程中,十分注意后现代主义人类学思潮的理论观照,突显反思与对话主调。
第一,从村落与外界的联系和家族/宗族结构切入,就后夏寨的村落性质与黄宗智、杜赞奇进行对话,认为后夏寨既不像黄宗智所说的那样封闭、内聚、紧密,也不如杜赞奇所宣称的那么具有层级性组织联系。后夏寨的村落政治并非是完全由亲属空间决定的,而是主要由情境性社会关系决定的。
第二,质疑了黄宗智、杜赞奇的华北宗族研究。详尽的谱系说明后夏寨的一些家族/宗族,并非如黄宗智、杜赞奇所讨论的那样,拥有相同的姓氏就表明是一家人,或同宗,而是有着不同来源的几支不同的家族/宗族组成的。利用方志材料,通过历时的考察,将华北宗族概括为残缺宗族,即与典型的华南宗族相比,华北宗族缺乏一些宗族要素,而强烈显示文化性的、表达性的、意识形态性的特征。
第三,就村落政治与国家经纪类型进行对话。田野工作表明,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后夏寨的村落政治十分复杂,在多元政治力量之间,如日军、伪军、八路军、民团等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因此,考察村落政治必须关注家族/宗族、村落、国家之间的关系,就保长类型而言,并不是杜赞奇的国家经纪类型划分所能穷尽的,存在着多种面孔,多种角色,多种声音。保长辞职未经区县办理手续,并非(如黄宗智认为的)是村落内聚的表现,而是村落政治激烈斗争的后果;保长走马灯似地替换,并非仅仅(如杜赞奇分析的)是日军侵华导致摊款增加、无人甘愿充当保长的结果,直接的、根本的原因是村落分化、政治斗争激烈的结果。在此基础上,我尝试性地提出了情境性社会关系解说模式。
第四,与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展开对话。施坚雅从四川的个案研究得出的结论,如集市圈等同于通婚圈是否适合华北的确是值得质疑的。我根据一份完整的村落户籍资料调查了通婚的数据,发现从给予新娘与接受新娘的村落之间的通婚情况,应该以自身为聚焦中心,而不应该以集市为中心。换句话说,双方的村落各自拥有集市中心。这主要取决于双方的距离、所处的地理方向。为了揭示村落通婚圈的实质,我将后夏寨的通婚圈依据给予新娘的村落与后夏寨的距离划分为第一通婚圈(即内婚圈)、第二通婚圈、第三通婚圈、第四通婚圈(即边缘外圈)。强调决定婚姻的主要变数是社会资源、自身条件、社交距离。
第五,写文化争议与民族志方法论反思。后现代主义人类学对现代人类学的批评,尤其是对科学的民族志范式的抨击,激发了一场写文化的争议,争议的焦点是表述谁、由谁来表述、如何表述、为什么表述,即所谓的人类学表述危机。在民族志的田野工作过程中,我对此进行了有益的反思,做了回应。在坚持传统的、经典的民族志范式的同时,我主张强化批评人类学思潮的观照。
第六,村落变迁的考察。利用满铁材料考察了村际之间的关系及其社会文化变迁。这种变迁不仅仅表现在经济层面,还深刻地体现在宗教方面。原先的村名,因村里有座九条瓦垄的庙,而曾经叫过九龙庙。如今不仅原先的九龙庙已经荡然无存,就是后来民国年间修建的四座庙宇也都渺无寻处。这就是我将民族志取名为《庙无寻处:华北满铁调查村落的人类学再研究》的原因,借以说明社会文化变迁的深刻,揭示村落变迁的本质是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通过这些解说,在讨论和结论部分还简单地讨论了人类学学科的性质,强调人类学研究不管是英国社会人类学传统,还是美国文化人类学传统,学科的性质在于既是社会科学,又是人文科学;既注重人类学研究的比较、分析、提炼,又关注人文性、主观性,毕竟人类学是研究活生生的人的学问。在此基础上得出一些村落研究的结论:(1)村落性质并非封闭,与外界存在各种联系,但不具有层级性的组织关系;(2)批评了黄宗智、杜赞奇的华北宗族分析;(3)修正了一些人类学聘金理论,对施坚雅集市体系理论的某些观点进行了实证研究;(4)村落政治并非主要由亲属空间决定,而是由情境性社会关系决定的;(5)村落变迁的实质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6)人类学研究的本质是个案的、质性的研究,写文化的最主要呈现方式是民族志,而民族志是人类学最具学科特色的界定性标志。
本研究所具有的学术意义主要体现在:(1)方法论层面上,通过反思满铁调查和中国农村惯行调查会对后夏寨的再调查,通过与利用满铁材料进行华北村落研究的黄宗智、杜赞奇的学术对话,我确立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学术路线。这种研究取向表现为,确定一个满铁调查村落作为田野工作的调研点,即对满铁调查村落进行再调查,与利用满铁材料做华北村落研究的黄宗智、杜赞奇展开学术对话;将弗里德曼的华南宗族范式运用到华北村落研究中,从而将华南的、英文的、宗族的、形式主义的研究传统与华北的、日文的、村落的、实体主义的研究传统结合起来。(2)追踪调查再研究模式可以与国际汉学人类学界接轨与对话。既可以了解原来的社会文化形态,又可以了解变迁的原因,比较容易进入国际汉学人类学界研究的前沿状态,在范式接轨的前提下,毫无疑问可以提升对话层次,增强与国际学界的对话能力,增加学术自信力。如与黄宗智、杜赞奇关于华北村落性质的对话,对其华北宗族探讨的批驳,对杜赞奇就国家经纪类型的回应,对施坚雅集市体系理论某些论点的修正。个人认为,与国际学界的对话精神正是目前中国学界所缺乏的,如社会史、社会学界对杜赞奇华北村落研究成果的盲目引述,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3)这种研究路线适宜探究村落变迁的实质,掌握中国华北乡村社会变迁的本质,对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转型期的华北村落社区提供一场解说,探寻中国社会的组织原则,提炼情境性社会关系解说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