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乔治．福．巴比特正如泽尼斯绝大多数殷富市民一样，认为他的汽车就是诗和悲剧，爱和英雄主义。如果说交易所是他的海盗船，那么，开汽车好比他上岸之后铤而走险。
在每日重大的关键性时刻里，没有比发动引擎时更富于戏剧性了。赶上寒冷的早晨，发动引擎很费劲；起动机长时间呜呜地发出令人焦急的声响；有时候，他还得从旋塞中往气缸里滴注乙醚。这个过程十分有趣，以至他午餐时会一滴一滴地加以描述，嘴里还在计算每一滴乙醚花去了他多少钱。
这天早晨他一肚子闷气，准备碰上不顺心的事儿。当这种混合液轻快有力地一起爆，他把汽车从车房倒退出来，连被挡泥板磨出毛糙的槽痕的门框都没有擦着，他自己觉得还不够味儿，因而有些惘然。他向萨姆．道佩尔勃劳大声喊着“早上好”，语气比他原来预计的要和气多了。
巴比特的绿白相间的荷兰殖民时期风格的房子，是在查坦姆路上一排三幢住宅中间的一幢。左边住的是萨缪尔·道佩尔勃劳先生，他在一家生意兴旺的承装浴室设备的批发商号当秘书。他的房子虽然舒适，可是建筑式样极差，像一个大木箱，低矮的顶楼，宽大的门廊，油光锃亮的漆水，有如鸡蛋黄一般。巴比特看不起道佩尔勃劳夫妇，说他们像波希米亚人。深更半夜，他们家里放送出靡靡之音和猥亵的笑声；街坊邻居还在传说他们家喝走私的威士忌，开快车兜风取乐。这些传闻为巴比特晚上提供谈资。他多次毅然决然地说：“我是不拘小节的，要是我看到有人偶尔喝上几口，也不会见怪，但是，像道佩尔勃劳一家子那样故意闹得天翻地覆，我可实在受不了!”
巴比特的右邻是哲学博士霍华德·利特尔菲尔德。他住的是一幢堪称摩登的房子，底层是暗红色花砖墙，有嵌着铅框的玻璃凸窗，上层是灰色拉毛水泥墙，以及铺着红瓦的屋顶。利特尔菲尔德是附近这一带了不起的学者，也是除了婴孩、烹饪和汽车以外所有一切的学问的权威。他得过布洛杰特学院的文学士和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是泽尼斯市电车股份公司职工管理部经理和广告顾问。他只要在十小时以前接到通知，就会来到市议会或州议会作证，列举出一排排数字，以及波兰和新西兰的大量先例，绝对精确地证明：电车公司热爱公众，并对自己的雇员关怀备至；公司的全部股票全为寡妇孤儿所持有；而且，公司想要做的事情，都会通过提高房价使房主得到好处，并通过降低租金对穷人有帮助。凡是跟他熟识的人，想知道萨拉戈萨之役的年代“怠工”这个词儿的确切意义，德国马克的前景，“hinc illoe lachrimoe”的译法，或者想知道从煤焦油可以提炼出多少种产品，等等，都要登门向他求教。他曾对巴比特说过，他常常熬夜，研究政府报告里的数字和脚注，或者浏览有关化学、考古学、鱼类学的最新书籍(有时发现作者错误，觉得十分好笑)。巴比特听了，对他不胜钦佩之至。
然而，利特尔菲尔德最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他可以作为一种超世脱俗的典范。别看他的学问渊博得出奇，他跟乔·福·巴比特一样，是一个严格的长老会教友和坚定的共和党人。而且，他还能坚定商人们的信心。他们只凭热情的本能，认为他们的产业体系和个人生活作风都是完美无缺的，但是，霍华德·利特尔菲尔德却能援引历史学、经济学，以及洗心革面的激进分子的自白书，向他们提供论证。
巴比特因有这样一位学问渊博的邻居，再加上特德和尤妮斯·利特尔菲尔德之间的亲密关系，打从心眼里感到沾沾自喜。尤妮斯虽然十六岁了，但除了有关电影明星的年龄和薪金的数目以外，她对统计数字压根儿不感兴趣，正如巴比特所说：“反正是有其父必有其女嘛。”
轻松愉快的萨姆·道佩尔勃劳与儒雅斯文的利特尔菲尔德，就是在外貌上也有显著差别。道佩尔勃劳已经四十八岁了，但看上去却年轻得令人难以置信……
P32-34
哪一个小说家都没有描绘出那么难以忘怀的，但是每个人都很熟悉的生活画面。
《巴比特》给了我极大的欢娱。我们知道的美国小说家中没有一个能更加准确地描写出真正的美国。这简直就是一份高档次的社会文献。
——美国批评家亨利·门肯
《巴比特》有一种照相式的镜像的准确性，但却没有摄影对艺术的复制性的弊病；小说追索的似乎是一种传统的模仿的胜利，但模仿又岂能解释其多种偏离和转向；小说呈现的是社会现实主义类型，但作者又多次侵犯现实主义的文规；作者明显地创造性地攻击社会系统，又使得读者考虑有把小说划为讽刺文体的必要性；讽刺要求一种激进的道德口吻和只涉及表面问题的意向，以免读者看到人物的内心，产生同情而减免了读者对讽刺对象的鄙视：而作为讽刺家的路易斯又确实潜入了巴比特循规蹈矩、自满得意的外表之下，显示出一种超出了人物自我能理解的范围之内的浪漫主义的渴求。
——美国批评家格伦·A．洛佛
补跋
修订重印感怀
潘庆聆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我为填补国内空白而译出了头一位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辛克莱·路易斯一举成名的长篇小说《大街》(53万余字)，颇受读者专家青睐。不承想著名英美文学评论家兼翻译家孙粱教授著文(题名《各领风骚后来居上——评路易斯(大街)新旧译本》，详见《孙梁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评论，孙梁教授绝妙的评析，越发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与广大读者的兴趣。拙译《大街》也屡屡重印，至今全国已有十来家出版社竞相印造，长销不衰。是时，漓江出版社刘硕良先生正在统筹出版一大套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译文集。承他辱临寒斋，竭诚邀约译介路易斯的代表作《巴比特》。那时节，我正为科研课题忙得不可开交。比方说，准备撰写专著《波斯诗圣菲尔多西》(重庆出版社，精装本)，以及比较文学初探《乌浒水悠悠》(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包括撰写长篇论文《东西诗哲千古绝唱——评阿诺德和菲尔多西同名英雄史诗》，还有新中国成立后率先译介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大诗人马修·阿诺德在英国文学史上已有定评的史诗，等等)。但到末了，我依然被硕良的执着劲儿所感动，便请我老浙大姚祖培学长(他在名校长期任教，熟稔英美文学，桃李满门，自不待言。现为浙江大学退休九旬教授)一起分工合译，最后漓江社要求由我统稿、审校、写译序，并移译诺奖评委授奖词、路易斯受奖时长篇演说、路易斯小传等。《巴比特》译本面世后连续印过五六次，包括平装本、精装本。漓江建社二十周年庆时还被选入“诺贝尔文学奖精品典藏文库”，出了精装本(上下两册)。稍后，在外国文学出版社“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出过《巴比特》修订版。
岁月匆匆，转瞬已是几十个春秋。漓江版《巴比特》固然不乏好评，但缘于文学翻译是一种遗憾艺术，难免还有点儿不太尽如人意似的。今年暮春，我时断时续，对照原版书就译文一边审读，一边仔细纠谬，做了较大修改，暗自思忖，质量容或有了些许提高，不过话又说回来，备不住还得请读者方家多多匡正。
在边读边改的过程中，我不由得加深了以下些许感受或印象。美国批评家说《巴比特》是美国经济膨胀亦即出现泡沫的这个十年(1918—1928)的史诗，我觉得此话不假。始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这个十年，美国经济固然获得空前的迅猛发展，实质上却饱含大量泡沫的隐患，果不其然，接踵而至的就是1929年美国大萧条，举世为之震惊。开卷捧读《巴比特》，人们随着小说故事进展，仿佛亲临现场，目睹着当时“繁荣兴旺”的经济氛围下的美国，不论城市也好。乡镇也好，浓郁凝重的生活气息，尽善尽美的物质享受，日新月异的时代风貌，广阔无垠的社会场景，特别是呼之欲出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简直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似的，所以说它是“美国活力和精力的一种象征”也好，或是“真正的美国”的写照也好，都是不算过分的。人们禁不住要问美国这个特定年代的实质与特征，换句话说，当年美国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或者神通广大的弄潮儿又是什么来着?走笔至此，我猛地想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来我们文学所讲学的美国著名批评家、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艾伦，他倒是曾经说过，辛克莱·路易斯就是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禀赋，善于抓住令大众着魔的题材或主题。当然咯，艾伦教授上述说法，确是不刊之论。而在我译者的印象里，仿佛路易斯的神机妙算，同样也是多不胜数。他好像特别擅长给他笔下这个特定年代看相搭脉，不仅能掐准脉动，而且还信而有征、不爽分毫地定了性。事实上，差不多一百年前，路易斯已在小说中画龙点睛似的做出了令人信服的概括，依我看，堪称他的神来之笔。那就是作者在巴比特与坐在纽约快车包厢里一小群商人旅客的一段精彩的交谈中显示出来：“一个人们未曾预料到的光环悬照着推销这个行业。”
在他们(商人)看来，充满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已不再是骑士、行吟诗人、骑马牧人(亦即西部牛仔)、飞行员，也不是年轻勇敢的地方检察官，而是——了不起的主管营销的经理……他的高贵的头衔是“富于积极进取精神的能人”，他自己和他的所有年轻的忠实的伙计们，都献身于销售这个无比伟大的目标——并不是推销某一种特定的商品，也不是专为某一个特定的人，或者专向某一个特定的人推销，而是纯粹的推销。
一言以蔽之，主管销售，纯粹的销售的商人，几乎成了约莫一百年前美国那个特定年代的充满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或者了不起的弄潮儿!本来嘛，毋庸置疑，销售与产品经济就有着须臾不可离的相互依存的联系，但在这里，显然早已突破经济学上的范畴，仿佛可以大而化之，延伸或扩展到了所有其他领域。在巴比特这些商人心目中甚至认为，诸如艺术、文化、教育、主日学校、交响乐、旅游景区等等(不管它们是意识形态也好，还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也好)，不妨一股脑儿都给推销出去了。读者诸君如若不信，请看近世以来，美国一以贯之、从不间断地惨淡经营的就是通过销售去推广的商业文化，直到晚近，乃至于包括今日里所谓“色彩革命”的一路货，岂不是照样大摇大摆、畅行无阻地推销到了全世界吗?反正不到一百年前，就是他辛克莱。路易斯，这位俨如先知似的美国讽刺作家自个儿来揭自个儿美国的底——路易斯如许非凡的才智，端的令人绝倒。
余外，好长时间以来，我常常觉得，以前评析巴比特这个人物时，太偏重于他的负面能量、负面表象，多半作为市侩(亦即Booboisie——愚民、群氓)的典型来说事，现在看来似乎有欠客观、全面、公正。实际上，巴比特这个人物性格相当复杂丰满而又活泛善变；除了虚荣庸俗、冒傻可笑以外，他毕竟如同平常美国人那样，既有正能量，好歹还有不少人情味。诚然，路易斯晚年还说过。“我塑造巴比特这个人物，是出于爱而不是恨”，旨在将谴责的目光从人物身上转向社会制度本身。巴比特只不过是社会制度的牺牲品罢了。美国人为了求生存不得不按照美国社会模式而随流循俗，成为迂腐机械的活物。(直到今日，不少美国人在自我检点时不由得发现自己身上或多或少还有地地道道属于巴比特的味道哩。)巴比特岂能例外?说到底，巴比特在美国人心目中毕竟还是惹人喜爱的人物形象。许多批评家盛赞巴比特这个人物堪与世界上文学大师笔下举世闻名的人物典型不分轩轾，这在美国作家中间恐怕也是罕见的。看来还是研究路易斯的权威马克·肖勒教授说得好：《巴比特》是成功的，是自有出版史以来最伟大的国际成功作品之一。
2016．7．24识于上海中山公园圣约翰名邸
适值酷暑时年八十六
译序
美国“经济膨胀”年代的史诗
潘庆舲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头十年(1918-1928)，是美国经济膨胀，亦即出现泡沫的年代，恰好也是美国文学的繁荣时期。在群星璀璨的美国文坛上异军突起，以新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揭露社会丑恶现象，“使美国文学获得新的活力”的，就是来自中西部明尼苏达州大草原的小说家辛克莱·路易斯(Sinclair Lewis，1885-1951)。
1930年，路易斯“由于他的描述的刚健有力、栩栩如生和以机智幽默创造新型人物的才能”，成为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头一个美国作家，这一事实标志着：美国文学臻于成熟，开始走向世界。自此以后，获此殊荣的即有奥尼尔、斯坦贝克、海明威、福克纳等一大批作家。
路易斯一生创作丰富，写过二十多部中长篇小说，重要的有长篇小说《大街》(Main Street，1920)、《巴比特》(Babbitt，1922)、《阿罗史密斯》(Arrowsmith，1925)、《埃尔默·甘特利》(Elmer Gantry，1927)、《多兹沃兹》(Dodsworth，1929)。其中《大街》和《巴比特》历来脍炙人口，而从作品反映美国社会现实生活的深度、广度来说，似乎《巴比特》写得更为成功。路易斯创造的巴比特，既是文学中的典型，又是社会典型，在美国人的生活中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学者认为，路易斯揭露社会现实的长篇小说，提出了至今仍值得美国深思的一些重大问题，实际上已成为当代美国“政治小说”的滥觞。研究现代美国文学，如果不认真阅读路易斯的现实主义杰作，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在路易斯以前，美国社会的真宴情景都被充满乐观幻想的浪漫主义情调遮盖住了，但美国人却指望能从小说家的作品中看到他们自己和自己的生活，特别是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和底层大众要求更为热切。事实的确如此，《巴比特》中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现实感，直至今日仍然深深地吸引着读者。
路易斯在小说中，从议论总统竞选到给美国政府定性，就深中肯綮地写道， “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首先需要的，是一个稳健有力的、会做生意的好政府”，好“让我们有机会获得相当可观的营业额”。殊不知《巴比特》问世后翌年，亦即1923年当选的柯立芝总统就说过：美国的问题就是做生意。即使时至今日，路易斯这一“至理名言”依然没有失去现实意义。过了数十年后，美国著名路易斯传记权威马克·肖勒教授(Prof．Mark Schc)rer)饶有兴味地举出了两个生动的实例加以佐证。一个实例是：南加利福尼亚某州立大学年轻的英文教师在讲授美国小说时，谈到《巴比特》主人公在泽尼斯市地产同业公会宴席上的演说(详见本书第十四章第三节)，认为巴比特这篇演说的某些片段不妨当作读者来信投寄当地保守报纸，说不定也会照登不误。这一建议立即引起哄堂大笑。那位教师随口说过也就忘了，殊不知在下周某报“致编者”一栏内果然刊出那么一篇读者来信，文字上原封不动，只是将年代从1922年改为当时的1967年，读者署名则为路易斯·辛克莱。他不免大吃一凉。两天后，这个读者兼大学生还收到一封表示“完全赞同”的来信，要求他在即将来临的大选中支持某右翼候选人。那个大学生又以仿效路易斯一巴比特式的滔滔辩才写了一篇文章，果然又在报端披露了。这桩趣事雄辩有力地说明：乔感伤情绪、卑鄙行径的同时，还把他塑造成具有与我们自己同样材料的人物。”正由于路易斯注意笔酣墨饱地写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巴比特这个形象在我们面前便颇具立体感，他性格中的各个棱角都显得非常鲜明突出，仿佛从置放在他周围的许许多多镜子中映照出来的一模一样。 “巴比特”(Babbitt)及其派生词“巴比特式”(Babbittrv)，早已成为美国生活中的日常用语，如同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Shylock)一样，收入各种英语词典内，成了低级庸俗、夸夸其谈的商人、市侩的代名词。
《巴比特》于1922年9月问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路易斯声名大噪，几乎轰动整个美国，按照纯粹美国的模式备受欢迎。当然，小说引起的严肃的批评反应，更是引人瞩目。著名文学批评家亨利’塞德尔．坎比(Henry Seidel Canby)在《星期六文学评论》上撰文时，曾将巴比特这一艺术典型与世界上文学大师所创造的，诸如利蓓加‘夏泼(Becky Sharp)、匹克斯尼夫(Pecksniff)和桑科·潘扎(Sancho Panzo)相提并论。女作家伊迪丝·华顿认为，若与《大街》相比，《巴比特》里描写了更多的“生活、痛苦，充满了想象力”。文学批评家亨利．门肯(Henry L．Menchen)一贯抨击美国市侩，反对愚民(booboisie，亦译笨伯)和愚民阶级，对路易斯在书中的观点自然发生共鸣。他赞叹道：“哪一个小说家(不包括早期的H．G．威尔斯)都没有描绘出那么难以忘怀的，但是每个人都很熟悉的生活画面。”
不言而喻，路易斯对美国经济膨胀年代“金圆文明”如此嘲弄，远不合所有人的口味。当时著名政论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命中注定的人们》(Men of Destiny)一书中，就谴责了路易斯，说他笔下的巴比特好像“缺乏生命力的老框框”，仅仅是“剖析美国中产阶级的样板”， “纯属理念”。斯图尔特·谢尔曼(stuart Sherman)撰文抨击德莱塞时，还劝告过作家路易斯要多写一些“可敬的英雄”，言外之意，就是要为美国商人歌功颂德。
至于《巴比特》在国外，特别是在欧洲，可以说大快人心。最主要的原因是：本来在欧洲人的心目中，美国人的愚蠢粗鄙、自鸣得意、实利主义、沙文主义是由来已久——现如今居然由一个美国作家通过一个小说人物形象向全世界直认不讳了，恁地能不为之雀跃呢?他们认为：巴比特这个典型人物所具有的意义在现代文学中还未被超越过。美国人也可以或多或少地从这个人物身上看到自己的形象。当然，《巴比特》在英国文学界也受到了好评。以揭露社会小说闻名于世的英国作家H．G．威尔斯，在给路易斯的信中就这样说过， “别人几乎觉察不到的”，或者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的人物典型”，路易斯却成功地刻画出来了。沃尔坡尔更是推崇备至，把巴比特这一人物典型看成英国文学作品中的波利先生(Mr．Pollv)、庞德罗佛(uncle P(ruder()VO)、五城的敦瑞(Denry of Fjve Towns)、福尔赛世家(The Forsyte Saga)，甚至乔治·摩尔先生(M r．George Moore)的亲兄弟了。像这样的评价，也许并不算过分。马克·肖勒教授就说得很中肯：路易斯的小说《巴比特》是成功的，是自有出版史以来最伟大的国际成功作品之一。
1982．10一1984．10识于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930年，辛克莱·路易斯“由于他的描述的刚健有力、栩栩如生和以机智幽默创造新型人物的才能”，成为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头一个美国作家，获奖作品正是这本《巴比特》——美国经济膨胀年代的史诗。
泽尼斯市的房地产商巴比特生意兴隆，生活舒适。他总是宣扬道德伦理，以便牟取更多利益。然而，机械的生活方式使他日渐烦躁。当他唯一的知心朋友保罗因向其歇斯底里的妻子开枪而入狱时，巴比特开始了反叛之旅，并因此得罪了商业巨头。生意上遭到各种阻扰和破坏的巴比特正厌倦叛逆渴望重回正轨时，他妻子突发的一场病成全了他，使他重新回到那帮子“正派人”中间，重新投入庸俗市侩的怀抱和尔虞我诈的商业秩序中。
《巴比特》是辛克莱·路易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塑造的商人巴比特形象至今仍有典型意义，不仅仅是商界，其实其他任何行业的任何人，都可能沾染有巴比特庸俗市侩、空虚无聊的习性。然而路易斯晚年说过：“我塑造巴比特这一人物，是出于爱而不是恨。”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鲁迅，联系到阿Q。阿Q之恶习是国民之劣根性，鲁迅之辛辣讽刺是渴望吾国吾民能成为一新国新民。路易斯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