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读者们提供了从后到前反着阅读《红楼梦》的方法，并提出《红楼梦》其实是曹雪芹的个人“忏悔录”。

《反看<红楼梦>》告诉读者说，《红楼梦》其实是要反着读的。该书作者通过重新考证了《红楼梦》诞生的时代背景和曹雪芹家族衰落的真实原因。该书向读者们展示了一个理解《红楼梦》的全新角度：曹雪芹并非要通过《红楼梦》谱写青春和爱情的赞歌，而是将《红楼梦》当作他晚年的“忏悔录”。贾宝玉也并非具有先进思想、追求自由的青年，而只是当时富家子弟的一个反面教材。该书认为，曹雪芹并非要在书中展示其反封建的叛逆思想，反而是带着辛酸泪回归于清朝统治者对于百姓的教化。

此外，该书还指出，《红楼梦》的后四十回仍然属于原书，高鹗不过是整理编辑了这后四十回的文字而已，却没有续写曹雪芹的作品。

一部好的小说，必然有一个好的主题。一部伟大的小说，当然首先有一个伟大的主题。《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作品，那么它的主题思想是什么？这个问题似乎一直没有解决，或者说没有达成过共识。《反看〈红楼梦〉》，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红楼梦》的主题应该就在小说之中；作者的写作意图，就体现在小说男女主人公身上，但是为什么长时间达不成共识？确实是因为读的方法不同。那么，《红楼梦》应该怎样读？《反看〈红楼梦〉》给出的答案是：反着读。

《反看〈红楼梦〉》的作者说，反着读，本是曹雪芹的要求，也是批书人的要求。小说又名《风月宝鉴》。而“风月宝鉴”只准照背面，不可照正面，作者借道士之口说“要紧、要紧！”就是在叮嘱读者：看《红楼梦》，一定要看反面，不要看正面。在第十二回里，脂砚斋更是反复强调，不厌其烦。风月鉴一出现，脂砚斋便双行夹批道：“凡看书人从此细心体贴，方许你看，否则此书哭矣。”（庚辰本）脂砚斋强调，镜子即是此书。在说此镜“两面皆可照人”句后，脂砚斋又双行夹批道：“此书表里皆有喻也。”镜子有正反两面，此书有表里两层。脂砚斋要求读者：“观者记之，不要看这书正面，方是会看。”

《红楼梦》要反着读(代前言)

第一部分 重新认识《红楼梦》产生的背景

《红楼梦》与清初政治无关

《红楼梦》产生的时代

《红楼梦》里没有秘史

曹雪芹既不反满也不反皇帝

第二部分 贾宝玉是作者树立的反面典型

贾宝玉不是叛逆者

贾宝玉也是同性恋

贾宝玉该不该挨打？

抄检大观园根在贾宝玉

第三部分 贾宝玉“意淫”的女孩儿

贾宝玉“意淫”的女孩儿

第四部分 黛玉不可爱宝钗本无情

黛玉：莫怨东风当自嗟

宝钗：山中高士晶莹雪

探春是映照谁的镜子？

史湘云：林黛玉的批判者

王熙风：脂粉队里的枭雄

第五部分 黛玉投湖了吗焦大骂的是谁

也谈“冷月葬花魂”

秦可卿是怎么死的？

焦大骂的女人是谁？

茗烟：非明阉而似明阉

第六部分 《红楼梦》为何那么多舛误

红楼不是曹家事宝玉亦非曹雪芹

曹雪芹的舛误及其原因

是谁改变了香菱的结局？

《红楼梦》贯穿全书的套路

不是结束的结束语

《红楼梦》与清初政治无关

判定《红楼梦》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判断该小说创作的主旨是什么，不能不首先考察小说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小说作者的身世背景。毫无疑问，这两大背景与小说的思想性关系至为密切。

存在决定意识。任何一部文学作品，总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作者的思想，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总要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红楼梦》当然也不能例外。只有弄清楚《红楼梦》成书的背景，把小说中的故事放在当时的背景之下去分析考察，才能明白小说的主题以及作者的真实用意。

《红楼梦》的产生，脱离不开清初的社会大背景。然而决定一个家族命运的，只能是社会大背景下、纷繁世界中的一部分因素。过去许多研究者在论述《红楼梦》的成书背景时，总要联系到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和激烈的阶级斗争，联系到清朝统治者残酷镇压汉民族的反抗，联系到宫廷内部为争夺皇位而展开的勾心斗角、骨肉相残的争斗，还有为消除汉族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而兴起的惨烈的文字狱。一些学者想当然地把这些背景和《红楼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于是便得出了一种结论：《红楼梦》是一部反对清朝统治、反对封建皇权的政治小说。

遗憾的是，这些被认为与《红楼梦》成书有着密切关联的所谓“背景”，并不能从书中找到与之相对应的证据。专家学者们凭借主观思辨与牵强的推理，以及与小说无关的一些考证和联想，将自己也将读者引入误读的歧路。毋庸讳言，这些专家学者们在分析《红楼梦》思想的时候，有着自己的思维定式；他们阅读《红楼梦》时，不自觉地戴上了先人为主的有色眼镜。而他们的思维定式，包括他们的有色眼镜，不能不是来自于他们的经历以及他们所处生活的环境。于是，革命家从《红楼梦》里看到了排满，政治家从《红楼梦》里看到了阶级斗争。那么，产生《红楼梦》的真正背景究竟是什么？

曹家败落与政治无关

笔者不认为江宁织造的曹家就是小说里的贾家。既然大多数人认为《红楼梦》中贾家的原型就是清初江宁织造的曹家，那么就是说：是曹家的败落，催生了《红楼梦》。曹雪芹，一个破落贵族的子弟，在凄苦与郁闷中，写作了这本《红楼梦》。因此，曹家衰亡的背景，当然也就是小说中贾家衰亡的背景。如果一定要说作者的家族背景和生活经历对小说产生有着重要意义，那么，研究一下江宁织造曹家衰败的真实过程及原因，对于认识《红楼梦》小说产生的背景自然很有意义，至少，我们可以分析推断一下曹雪芹的政治立场。

江宁织造曹家的衰败，是在清朝雍正年间。在许多人的印象里，雍正皇帝是靠阴谋手段夺取到皇位的；他当上皇帝以后，除掉了他的一些政敌。于是有些学者认为，《红楼梦》作者正是生活在雍正到乾隆初年这一历史时期，作者的祖上又和清朝上层有着许多联系，那么，作者及其家族便一定会卷入清朝上层的权力争斗之中；作者及其家族的命运，一定与宫廷里的斗争有着密切联系。还有文字狱。既然清朝初年“文网酷烈”，知识分子为躲避统治者的迫害，行文写字分外小心，而《红楼梦》就产生在那个年代，作者必然要用“曲笔”以躲避“文网”；因此，小说的故事背后，必定隐藏着许多历史的秘密，隐藏着作者许多真实的思想。这样一来，《红楼梦》就不单单是一部文学作品了，还同时是一部政治档案、宫廷秘史了。顺着这样一个思路，学者们不是在小说本身之中，而是从小说以外浩如烟海的历史材料中，找到许多“证据”，然后生硬地把这些“证据”跟小说联系起来。这就好比先肯定一个人有罪，然后再去寻找证据，便找到了许多“确凿”证据。

历史材料并非不能使用，关键是要合理，要恰如其分，要能服人。  好吧，我们也从史料人手，看看当时的背景究竟是怎样的。

据考证，曹雪芹的祖上，是清朝贵族的包衣奴才。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因为母亲孙氏当过康熙皇帝的乳母而受到康熙皇帝的宠信，出任江宁织造多年。而到曹雪芹的父亲这一辈，曹家就被雍正皇帝撤职查办了，家产被抄没，由此一败涂地。

那么，导致曹家被抄的原因是雍正皇帝的政治迫害吗？

1974年，《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一书出版，大量的历史记载证明：雍正皇帝并没有把曹家视为政敌加以迫害。曹家的败落，是由于经济的原因，大半是由于曹頫的渎职和无能。

康熙末年，由于皇帝“政尚宽仁”，吏治失之弛纵，导致各级财政出现了许多亏空。这一点在有关清朝初年的历史文献中有许多记载。雍正上台后，一面“综核名实，罢一切不急之务”，一面传谕院部衙门和各省督抚，凡有亏空者，限三年之内如数补足，否则从严治罪。亏空官员们无不为之震骇。曹頫掌管的江宁织造也有大量亏欠。他上疏雍正皇帝承诺三年补足。雍正皇帝批准了，并在曹频的谢准奏折上批道：

“只要心口相应。若果能如此，大造化人了。”(引自《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后面的材料出处相同，不再重复说明)

这个时间是雍正二年正月初七。从这几句朱批上看，雍正对曹頫的诚信度表示怀疑。

雍正元年七月，曹颓向朝廷上交在南方出售人参的银两，因为价格低于往年而引起雍正皇帝的猜疑和不满。雍正二年闰四月，他问内务府：“人参在南省售卖，价钱为何如此贱？早年售价如何？”内务府报告说，三织造售参之价比康熙五十三、五十四、六十一年均少。雍正传旨：“人参在京时人皆争购，南省价贵，……理应比此地多得价银。看来反而比此地少者，显有隐瞒情形。”

至于曹频为什么把人参的价格卖低了，我们今天很难知道真相。但是不可否认，雍正皇帝的猜疑是有道理的，而且产生这种猜疑并不需要掺杂任何政治因素。即使换个别的什么人，也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件事还连带内务府受到皇帝的申斥：“此等事尔等理应先行查出参奏”，而不是等朕问到你们才汇报，是不是你们怕得罪人呐？“此后如仍如此，遇事不查出参奏，只等朕降旨，断不容也！”他严令内务府，把人参价格的事情查明上奏。在这件事上，曹頫给雍正皇帝留下的印象肯定是不好的。P2-4

我读《红楼梦》后，一直不敢写心得，因为知道其问玄机太深，朦胧的地方多，难以下笔深谈。宗春启兄日前把他的大作拿来，让我看看，一下子就被其文字吸引过去，觉得颇为好玩。我和春启是报社时代的朋友，知道他在新闻学上颇有造诣。未料关于“红学”亦多奇音，下笔滔滔，字透卓识。对我这个“红学”的外行而言，好像上了一堂新课。

《红楼梦》的复杂，创造了汉语文本的奇迹。老子五千言，至今难以达诂。而曹雪芹更有甚之，笔下的大观园，亦神兮渺兮，汪洋般一望无涯，比老子要晦明不已。怎么看它，不仅是个美学的问题，也是对慧能的考验。谈《红楼梦》涉及的范围真的太广，也不乏借此讲人间世的秘密。胡适把它作为自己学问的试验场，王蒙大大发挥了小说家者流的惺惺之惜。宗春启是报人，深味书写与流布间的关系，故其读《红楼梦》提出要反着看的观点，真是悟道之言。封建环境下的文人，文字不得畅达表露，只能隐曲为之。从字的背后揣摩世道人心，不妨说是一个策略。曹雪芹往矣，我们还有诸多不明的空间。从那里找无词的言语，真的像迷宫探秘，总有些许的快慰的。

历来讲“红学”的人，折射的差不多是自己的知识结构特点，喜欢按照自己的人生经验与其对照，在互为参照里发现人间的妙言。王国维读曹雪芹的文字，自然也和他的气质有关，沿着文本的套路，和叔本华的哲学吻合了。俞平伯谈大观园的是是非非，就有其曾祖父俞曲园的特点，背后是文史的学问，其明畅流利，乃如昆曲般清秀。舒芜也写过一册红学的书，和邓云乡的名物考辨多有相似处，真的有趣得很。和上述的学人不同，宗春启的研究更像是人生哲学的演绎，在文本里考释历史的原委，又从这个原委里阐释世间万象，恍然悟道，且情思无限。作者喜欢在现象界的背后找本原的存在，并不被作家的幻象所囿。他对书中的人物理解，有的和我自己的一贯印象就很不同，给人新奇的感觉，但又言之成理，绝不强求于人。新闻界的人深味真俗之谛，知道在东方世界表述思想，往往隐曲不已，多为隐语。也了解封建王朝的游戏规则，不像书斋中人，以文本为文本，被牵着鼻子走。本书有许多判断都出人意外，比如说《红楼梦》不是秘史，乃日常生活的写真。曹家的败落不关政治，系经济管理不善所致，我以为写得都好。我们对清代的理解，有时受到晚清排满意识的影响，可能把一些日常的问题政治化，就不免对一些现象有过分阐释之嫌。春启兄厌恶这种思路的琐碎化，用逆向思维的角度推演文本里的故事，从中找出自己的结论，就没有一点学术腔与文人腔，显得好玩了。

自然，不一定所有的读者都同意他的观点。也许他的视野也遗漏了什么也未可知。不过他说贾宝玉不是叛逆者，还是有作者自己的道理，书中提供的理由也足以支持其观点。他从清代的相关文献里，探寻历史的环境变迁，以及人际关系，都很有说明性。印象最深的是论者知人论世的气魄，谈吐直来直去，毫不温吞，也不以权威的是非为是非。好似也从中读到了作者自己的性格。或者不妨说，春启兄以曹雪芹的文本为对象，谈他的人生经验与认知模式。他这一代人的史学观与人生观，在对象世界里也对象化了。

自从有了“红学”，就有了象牙塔里的声音与民间的声音。士大夫者流的阅读经验和市井里的平民经验总不一样。而专业学者与非专业的思考者亦有差异。春启兄属于后者，所以为文不求正襟危坐，谈吐亦天马行空，不为陈习所累。我喜欢他的性格。在报社时，就不随风转动，常常说出别人不说的话。重要的是，他兴趣广泛，小说、戏剧、乡邦文献、野史、民俗，驳杂而多致。有了这些基础，再来读《红楼梦》，就有了野性的因素。文学研究日益专业化的时候，我们偶读这样的书，就如感受到田野里的风，有种清爽的感觉，好似在草丛间闲步，轻松极了。也许红学界会视而不见，但读者多样，总会有自己的知音吧。写作的人，乃精神的独白，至于江湖冷热，何必顾及？

我和春启兄分手多年，这些年彼此都有变中的不变，和不变中的变。时间悄悄地流逝着，我们也渐渐走向老年。老而习书，远离喧嚣，独自梳理自我，和历史默默地对话，才有一种超功利的静观。我们这一代，在是是非非里浸泡的太久，转身一摇，超然对己对人的时候不多。现在，逍遥地静思默想，把一部心史端出来，总算是对过去与未来的一种交待。读罢全书，掩目思之，叹息良久。他的心血，总不会自流的。

2009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