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化圈
“中国文化圈”的提出
德国的格雷布内尔（1877—1934）和奥地利的施密特（1868—1954）创立了很有影响的文化传播学派，提出了“文化圈”理论。他们认为整个人类的文化是由少数几个中心地区产生，然后向外扩散，形成不同的文化圈而构成。尽管这种理论一直存在争论，但“文化圈”这一概念还是不断地被人们使用。
最早提出“汉文化圈”的是日本学者藤堂明保（1915—1985），他于1971年发表了《汉字及其文化圈》，提出“汉字文化圈”理论，并研究其形成过程。20世纪80年代法国学者汪德迈出版了《新汉文化圈》，他划定的“汉文化圈”包括中国及朝鲜、日本、越南、新加坡等地。
较早提出“中国文化圈”概念的是著名史学家朱云影。朱先生是江西浮梁人，早年留学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曾任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首任主任。朱先生认为，尽管东南亚许多国家，如缅甸、泰国、柬埔寨、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都曾受到过中国文化的影响，但与朝、日、越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深度与广度有很大不同。所以，朱先生认为，缅、泰等国不应列入“中国文化圈”，真正的“中国文化圈”应当是“中朝日越”。其《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即是在此理论支撑下研究“中国文化圈”的力作。
中国文化对朝、日、越的影响
据朱云影先生的研究，中国文化对朝、日、越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学术、思想、政治、产业、风俗、宗教等六个大的方面。这里摘要叙述如下。
1．中国学术对朝、日、越的影响
中国学术对朝、日、越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史学、经学、文学、科学等方面都有所反映。
史学。中国的史官制度给朝、日、越树立了先例，使它们都留下了丰富的历史记录；中国富有变化的史体，启发了朝、日、越史学的发展途径，纪传、编年、纪事本末以及政书、实录等史体都很完备；“春秋”褒贬劝诫、以垂训借鉴为历史第一义的书写原则，引导朝、日、越的历史学家对历史之“善”的追求超越了对历史之“真”的追求；“春秋”“别内外”的精神，唤醒了朝、日、越各国的民族意识，激发、促进了朝、日、越各国迎头赶上的内驱力。
经学。经学是中华文明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与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的形成、巩固、发展和延续有极其紧密的关系，对中国古代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的影响也极大。小到个人修养、家族共处的方法，大到国家天下长治久安的道理，以及各种社会规范，经学无所不包。当朝、日、越各国还处在原始的无组织状态时，中国经学恰好给他们提供了一套社会秩序，所以很容易在那里生根、发展，从而逐渐奠定了各国传统文化的基础。 文学。由于朝、日、越各国自制文字较晚，汉字成了朝、日、越古代自觉选取的通用文字，所以汉文一直是朝、日、越各国古代文人抒情写意的工具。可以说，朝、日、越各国的古代文学，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模仿；诗文派别的消长也和中国诗文派别的消长关系紧密。由于汉文学在很长时期内都是朝、日、越各国的主流文学，所以虽然后来各国都产生了自制文字的文学，但对汉文学的写作依然有很大的兴趣。
科学。天文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天文学家辈出，京房、虞喜、张衡、李淳风、郭守敬等，对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自古就有丰富的天象记录和完备的历法，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可企及。朝、日、越各国古代的天文知识，绝大部分都是从中国传播而来，他们一向采用中国历，如《宣明历》，日本用了八百余年，朝鲜用了五百年。中国古代的算经如《周髀》《九章》和算盘，先后传人了朝、日、越各国。在西医传人之前，朝、日、越各国基本上用中医治病。
2．中国思想对朝、日、越的影响
中国古代各种思想极其丰富，对朝、日、越各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一些政治思想，对各国影响尤巨。
敬天、修德、尊贤、正名等是中国古代最基本的政治思想。朝、日、越各国史书中有非常多的灾祥的记载。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有“天人感应”的观念，天心反映民心，灾祥是上天对统治者的示意，因此朝、日、越各国统治者常因灾荒而下“罪己诏”，刷新政治，或大赦改元，或开仓救济，或免除地方租税。如正名的思想，《尚书》中所说“任贤勿贰，去邪勿疑”，《论语》中所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常为朝、日、越各国史官文书引用，鼓励统治者用贤才、去奸邪，警告野心分子尊重大义名分，对朝、日、越各国吏治的澄清与政局的稳定产生了极大的作用。P24－26
以前我们对中华文化的域外传播可能没有怎么关注，一般只是对“四大发明”的传播略知一二。其实，中华文化的域外传播历史悠久，地域广泛，种类众多。说悠久，是因为中华文化很早就开始了传播之旅，约在公元前11世纪东传朝鲜，公元前5世纪西传古希腊；说广泛，是因为中华文化已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说众多，是因为中华文化的无数伟大创造，如物质产品、科学技术、典章制度、文学艺术、学术思想、宗教信仰、民风民俗等，皆被传播。
我们对中华文化的域外传播了解不多，主要原因是近代以来中国在与帝国主义列强的抗争中，对自己文化的认知偏向于落后一面。我们的文化确实有落后的一面，但受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何谓西方中心主义？简单地说，就是认为人类的历史围绕西方文化展开，因为西方文化优于、高于非西方文化，西方文化的价值、理想追求代表非西方文化的发展方向。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扩张，是“西方中心主义”形成的肥沃土壤。西方中心主义本质上是西方的观点或立场，是以西方文化价值衡量非西方文化价值的方式。中国文化由于在近代以来与西方文化的比拼中“败下阵来”，很自然就被西方中心主义视为落后文化。因此，在长达一百多年的这种“歧视视角”中，我们自己也就逐步接受了这种“被歧视”，以至于无法真正认识自己的文化。
西方对中华文化的认识过程可大致分为四个时期：13世纪前西方对中国的认识非常模糊，只有片段式的想象；13—18世纪中国形象在西方逐步高大起来，至18世纪西方形成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中国热”，像伏尔泰、莱布尼茨等启蒙主义领袖都从中华文化中借力；19世纪之后，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方中心主义的逐步形成，中华文化落后的部分被放大、定格，以至于中国被西方视为落后的象征，中国人成为西方人嘲笑的对象；20世纪后期至今，随着中国的逐步崛起，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也正在发生变化。总的来说，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一直在变化。尤其要说明的是，即使在我们的文化最受西方歧视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也有相当一批有识之士发现了中华文化的伟大之处，以至于终身热爱，如雨果，如托尔斯泰，如黑塞。
本书分为“绪篇”“东方编”“西方编”，以系统介绍中华文化在域外的传播。“绪篇”是从总体上介绍。由于篇幅所限，也由于我们对中华文化在东方传播的认知相比较在西方传播的认知要丰富一些，所以本书侧重介绍中华文化在西方的传播情况；而介绍在东方的传播时则只选取“中华文化圈”内的朝鲜、日本、越南，其他东方国家则不涉及，这与本书以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的传播作为介绍的主要内容相关，因朝鲜、日本、越南的古代文明基本上可以说就是儒家文明，而东方其他国家则不能一概而论。 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笔者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就是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的世界意义在逐步显现，在未来一定会有更突出的表现。这里引述托尔斯泰、黑塞和李约瑟的话，以略作参照。
伟大的托尔斯泰曾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没有孔子和老子，《福音书》是不完整的，而没有《福音书》，于孔子则无损。”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黑塞在给好友茨威格的信中说：“中国人的文化理想与我们现代西方的文化理想是如此相反，以至我们应该为地球另一面拥有如此坚定和值得崇敬的一种对极而感到高兴。企望整个世界欧洲化或中国化都是愚蠢的，我们应该尊重这种陌生的精神，否则，人们就什么也学不到，也不能互相接受；我们应该期待远东至少成为我们的老师，就像长期以来我们对西亚所做的一样（只要想想歌德）。”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说：“今天保留下来的和各个时代的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社会的精神气质和中国人的人事事务，在许多方面将对日后指引入类世界做出十分重要的贡献。”
人贵有自知之明。“自知”既要知己之短，也要知己之长，这样才会真正有“可贵”的“聪明”。长期以来，受种种蒙蔽，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似乎只知其短，不晓其长，以至以长为短，这对我们变成“聪明”人十分不利。因此，有必要通过认识别人对我们文化的认知与接受，来更好地认识自己，使自己真正“聪明”起来。我们期待，这本小书，对我们认识自己的文化有一点点帮助。倘能如此，编写的目的就实现了。
黄荣华、李听编著的《域外传播》分为“绪篇”“东方编”“西方编”，以系统介绍中华文化在域外的传播。“绪篇”是从总体上介绍。由于篇幅所限，也由于我们对中华文化在东方传播的认知相比较在西方传播的认知要丰富一些，所以本书侧重介绍中华文化在西方的传播情况；而介绍在东方的传播时则只选取“中华文化圈”内的朝鲜、日本、越南，其他东方国家则不涉及，这与本书以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的传播作为介绍的主要内容相关，因朝鲜、日本、越南的古代文明基本上可以说就是儒家文明，而东方其他国家则不能一概而论。
人贵有自知之明。“自知”既要知己之短，也要知己之长，这样才会真正有“可贵”的“聪明”。长期以来，受种种蒙蔽，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似乎只知其短，不晓其长，以至以长为短，这对我们变成“聪明”人十分不利。因此，有必要通过认识别人对我们文化的认知与接受，来更好地认识自己，使自己真正“聪明”起来。我们期待，黄荣华、李听编著的《域外传播》，对我们认识自己的文化有一点点帮助。倘能如此，编写的目的就实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