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一真,一位经历坎坷而颇具传奇色彩的中共高层领导人。他早年参加红军,从医多年,资历深厚。抗战时长期在白求恩身边工作,白求恩对他十分赞佩,两人结下了真挚情谊。建国后他弃医从政,历任福建副省长、省长,长期主政福建。特别是他在“大跃进”、“反右倾”中遭受错误打击,成为罕有的在运动中落马的中共高层。“文革”结束后,他任卫生部部长、河北省委副书记等职,在拨乱反正中历经挫折和斗争。纵观其一生,跌宕起伏,铁汉硬骨,坚持真理。本书力求真实反映江一真的这些特点,不回避,不粉饰,遍访传主身边知情人物,披露大量档案材料,特别对传主在福建遭受错误打击以及在河北挺身于拨乱反正巨浪和暗流之中的历史过程,有详尽记述,具有个案剖析的价值。
本书作者是资深党史专家,同时又是中国作协会员。本书将历史的真实客观与文学的生动可读融为一体,是近年难得一见的当代人物传记作品。
江一真同志是闽西客家人。从一位优秀卫生工作者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他一生虽然四次遭受错误打击,但他坚定理想信念,在各个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本书详细讲述了江一真同志的人生传奇。本书作者是资深党史专家,同时又是中国作协会员。本书将历史的真实客观与文学的生动可读融为一体,是近年难得一见的当代人物传记作品。
江一真重视教学实习。教学实习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措施。基础课教学,虽然因条件所限,难以充分满足教学要求,但只要能做到的都尽力做到。战时最需要技术熟练的外科医生,为培养好的外科医生,基础课实习,学校最重视解剖学习,尽量给学员多做多看尸体解剖,使他们充分熟悉人体的组织构造和解剖部位,有条件时还辅之以动物解剖。
为搞好临床实习,建校初期学校就建立起分科的附属医院,为教学实习创造了条件。为使学员在临床实习中广览实习病例,附属医院对边区农民和地方干部实行开放门诊。因为白校有许多技术精湛的医学专家,在边区党政军民中威望极高,四面八方的疑难病人,都慕名前来求诊。为了便于学员观察病程的发展变化,使患者的疾病得到彻底治疗,学校还批准农民病人住院治疗,而且不收医药费。
江一真特别注重培养学员们的实际动手能力。在临床实习中,尽量安排学员多参加各种实际操作,以培养多面手医生。当时处于战争环境,医务人员缺乏,学员毕业后,到土作岗位上往往必须独当一面,作为战时医生,只会诊断开处方、拿刀子做手术还不够,他还应当学会注射、换药、导尿、灌肠等各种护理操作,才能适应战时的实际需要。在临床实习中,江一真提倡医生成为多面手,既能当医生动手术,又能做护理等工作,要求学员不仅要向医生学,而且要向护士学习。
只要有机会,江一真就要学校组织学员到前方参加战地医疗救护工作,以使学员们得到实战锻炼。农村传染病流行、疫情严重时,还组织学员到疫区去抢救治疗,解除群众的疾苦。
白求恩卫生学校在抗日烽火中诞生,在战斗环境下成长。学校从创建的那一天起,就处在频繁激烈的行军作战中。面对日军“纵横扫荡”、“分进合击”、“铁壁合围”、“三光政策”等惨无人道的进攻和摧残,学校提出“一面战斗,一面学习”的口号,在同敌人进行英勇顽强的反“扫荡”中,仍坚持了紧张的教学工作。
学校驻地周围的各个县城和大的村镇都驻扎着日伪军,因此学校的一切活动经常处于战备状态。平时敌人不出来“扫荡”,学员们就住在百姓家里,找一个稍大一点的民房当教室。侦察到敌人有活动的迹象,就要抢时间做好战斗中教学的准备工作。行军途中,学员根据教员事先布置的学习内容,把神经传导、病理变化、鉴别诊断、治疗方法、拉丁文药名和用量等写在纸上,行军时贴在前面同学的背包上,边走边学习。走在前边设营组的同志用粉笔在路旁写上医学技术或政治时事题,向行军队伍中的同学点将提问,请其回答,队伍中每位同志看到后,自然都要动脑子想一想,并和前后同志研究、讨论。这样能调动大家动脑筋,想答案,可谓一举几得,后来名之为“行军教学法”。走在后边的收容队再把这些字迹彻底抹掉,以免敌人发现行踪。
到宿营地后,只要有半天的待命时间,学员们就抓紧上课。先派两名学员到山头的制高点放哨,监视敌人的动向,其余学员做好一切行军和战斗准备。找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大树下或山洞等),坐在背包上,教员以门板当黑板便开始上课。放哨的学员如发现敌人向上课方向移动时,就把伪装的小树放倒或挥动毛巾,向师生们发出信号,师生们立刻转移。这种办法名日“武装上课”。
1940年,军医第一期在临床实习之际,为了增强前线救护力量,也为了理论联系实际,江一真和学校领导班子研究决定,由教员带领学员们奔赴战火纷飞的前线,参加战地医疗救护和转运、治疗伤病员的工作。广大学员在白求恩精神鼓舞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以饱满的战斗热情,一面战斗,一面学习,真正把“战场就是课堂”、“教学为革命战争服务”落到实处。
碰上敌人集中重兵进行残酷的较长时间的“大扫荡”,学校不能集中教学活动,便化整为零,把教员和学员编成若干小组,分散隐蔽在几个山村的老百姓家里,一面配合民兵战斗,帮助老乡干农活,给老乡看病,一面进行教学活动。教员抓紧战斗空隙,走村串户指导学习。敌人来了,就随老乡一块转移隐蔽。敌人退了,就仍回村坚持学习。师生们吃在老乡家,住在老乡家,和老乡们一起生活,共同战斗,一切都依靠人民群众,在从实践中,大家真正体会到军民间不可或离的鱼水深情。
1940年8月,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开始后,根据军区指示,白求恩卫生学校抽调部分学生,组成了医疗队、手术队,分赴各战区前线救治伤员。在抢救中由简单的包扎止血,发展到火线施行手术,对骨折及时进行夹板固定等,野战外科技术有了明显提高。
这年冬,日军对根据地发动了一次最为残酷的“扫荡”。全校到阜平、行唐一带打游击。每次行军转移时,学校都要抽调几个人提前出发,到宿营地打前站,以使队伍到后有饭吃有水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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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一真同志逝世有13年了,我至今还很怀念他。
江一真同志是福建闽西人,参加红军后立志学医,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抢救过不少红军伤病员。抗战期间他先后担任过军委总卫生部保健科科长兼手术组组长、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卫生学校第一任校长、军区卫生部长,曾与白求恩、柯棣华等外国友人都曾一起工作过。他精湛的医技获得各方赞誉,是红军和八路军公认的“一把刀”。解放战争期间,他跟随张鼎丞、邓子恢同志到达苏北,转行做地方工作,在基层工作中得到了较好的锻炼和提高。后来也是张鼎丞同志要他回到福建工作的。在福建解放初期,他担任省农委主任、农学院院长、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等职。他发挥在苏北曾经领导过土改、熟悉基层工作的优势,协助张鼎丞同志大力抓好福建农村土改和农业生产的恢复等工作,工作做得很好,受到好评。后来我在省委秘书长的任上奉调华东局工作,他接替我的职务,以后还担任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福建省省长等职务。
江一真同志幼失怙恃,家里非常贫穷,但他人穷志不短,小名就叫“松树仔”,他特别喜爱青松那不怕雪压霜欺、坚韧不拔的风格,经常以此自勉,从而养成了正直无私、刚正不阿的高尚品格。我虽然较早离开了福建,但对他的情况还是了解的。“大跃进”期间,他在福建因为坚持实事求是、反映民众的疾苦而招祸,被打成“反党集团”的代表人物,撤销了职务,下放到三明钢铁厂当副厂长,但他坚决不承认自己犯了“反党”的错误。“文化大革命”中,他在北京又遭受打击,饱尝铁窗之苦。后来在河北工作期间,他坚决执行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因认识不一致再次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虽然历经磨难和坎坷,但江一真同志从未丧失信心,更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利用一切机会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表现了一位正直的共产党员的气节。青松傲雪品自高,我认为这是江一真同志为人和做事的写照。
江一真同志阅历丰富,从事过多种工作,在许多不同的岗位上担任过领导职务,能够做到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他工作踏实,倾听群众的意见,一切以群众的利益为重;他作风深入,注重调查研究,足迹遍及全国大部分省市。退居二线担任中顾委委员后,他仍然不辞辛劳地做调研,为国计民生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江一真同志生前立下遗嘱,要求将自己的遗体献给医用,而且不搞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但我和许多老同志都自发前去八宝山送行,以表达对他的敬重之情。
为江一真同志立传,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受老同志委托,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两位熟悉党史的年轻传记作家钟兆云、王盛泽同志,数年间收集了丰富的资料,访问了众多知情者,本着资政育人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准则,数易其稿,写出了这部洋洋50万言的传记,这是值得肯定的。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一代来做这种发掘宝贵的精神财富、教育后来者见贤思齐的工作。
江一真同志是闽西客家人。从一位优秀卫生工作者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他一生虽然四次遭受错误打击,但他坚定理想信念,在各个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作为党史工作者,又是闽西客家人,对江一真同志的事迹和品格早有耳闻,且深为敬佩,所以许集美、张明俊等老同志提出请我们为这位先贤立传时,我们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江一真同志经历丰富,工作、生活过的地方和部门很多,收集资料的难度很大,特别是江一真同志在建国前的历史资料比较少。我们在福建、北京、河北、山西、江苏等地工作过程中,得到各地档案馆、党史部门等的大力支持,特别是福建省档案馆、河北省档案馆提供了很大帮助。在采访中,彭冲、钱信忠、于光远、伍洪祥、庄炎林、肖鹏、涂通今、谭云鹤、韩培信、王禹、鲁坚、许集美、石山、张连、张维兹、汪志馨、杨涛、谢毕真、林以行、牛力达、郭芄、邢竹林、林间、张业胜、李亚荣、李玉芝、陈阳和、殷子烈、刘军、齐中林、王黎、钱富江、侯雨亭、朱士良、祝斌、陈兆铭、陈永芳、苏菲、中村京子、曾宪儒、李朝山、马林树、胡冀燕、林仁芳、钟立昌、沈锟英、江斯水、江开燮、罗土卿、江开志、江瑞琼等知情者,热情地为我们提供和讲述了传主许多鲜为人知的资料。传主前后几任秘书张明俊、张治家、范五禾、朱杰、梅连山、董恩和,以及传主子女亲属江上舟、吴启迪、江效松等人,给予我们大力帮助,而且多次召开座谈会或接受我们的采访。福建省委、龙岩市委领导和我们所在单位的领导也大力支持我们的工作。初稿出炉后,张明俊等同志还一字一句地审读。中共党史出版社总编辑李向前和本书责任编辑吴江,在编辑、出版过程中给予了有力指导。可以说没有这些支持和帮助,要早日完成这项工作是难乎其难的,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根据分工,王盛泽撰写传主解放前、农垦部至“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段经历,即一至六章、十至十一章,约计17万字;钟兆云撰写传主南下福建、卫生部、河北工作至逝世这部分历史,即七至九章、十二至十五章,约计51万字。最后由钟兆云负责全书的统稿和润色。
我们本着实事求是、不饰美、不讳过的写作原则,努力来做好这部传记,但囿于水平和多种原因,书中肯定还存在不如人意之处,恳请得到知情者和社会各界的批评指正。
钟兆云 王盛泽
2008年10月1日晚于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