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得永久的悔
季羡林
题目是韩小蕙小姐出的，所以名之曰“赋得”。但文章是我心甘情愿作的，所以不是八股。
我为什么心甘情愿作这样一篇文章呢？一言以蔽之，题目出得好，不但实获我心，而且先获我心：我早就想写这样一篇东西了。
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在过去的七八十年中，从乡下到城里，从国内到国外，从小学、中学、大学到洋研究院，从“志于学”到超过“从心所欲不逾矩”，曲曲折折，坎坎坷坷，既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既经过“山重水复疑无路”，又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喜悦与忧伤并驾，失望与希望齐飞，我的经历可谓多矣。要讲后悔之事，那是俯拾皆是。要选其中最深切、最真实、最难忘的悔，也就是永久的悔，那也是唾手可得，因为它片刻也没有离开过我的心。
我这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
我出生在鲁西北一个极端贫困的村庄里。我们家是贫中之贫，真可以说是贫无立锥之地。十年浩劫中，我自己跳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倒行逆施但又炙手可热的“老佛爷”，被她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她手下的小喽啰们曾两次窜到我的故乡，处心积虑把我“打”成地主，他们那种狗仗人势、穷凶极恶的教师爷架子，并没有能吓倒我的乡亲。我小时候的一位伙伴指着他们的鼻子，大声说：“如果让整个官庄来诉苦的话，季羡林家是第一家！”
这一句话并没有夸大，它说的是实情。我祖父母早亡，留下了我父亲等三个兄弟，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最小的一叔送了人。我父亲和九叔饿得没有办法，只好到别人家的枣林地里去捡落到地上的干枣充饥。这当然不是长久之计。最后兄弟俩被迫背井离乡，盲流到济南去谋生。此时他们俩也不过十几二十岁。在举目无亲的大城市里，必然是经过千辛万苦，九叔在济南落住了脚。于是我父亲就回到了故乡，说是农民，但又无田可耕。又必然是经过千辛万苦，九叔从济南有时寄点儿钱回家，让父亲赖以生活。不知怎么一来，竟然寻（读若xin）上了媳妇，她就是我的母亲。母亲的娘家姓赵，门当户对，她家穷得同我们家差不多，否则也决不会结亲。她家里饭都吃不上，哪里有钱、有闲上学。所以我母亲一个字也不识，活了一辈子，连个名字都没有。她家是在另一个庄上，离我们庄五里路，这个五里路就是我母亲毕生所走的最长的距离。
北京大学的那位“老佛爷”要“打”成“地主”的人，也就是我，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就有这样一位母亲。
后来我听说，我们家确实也“阔”过一阵。大概在清末民初，九叔在东三省用口袋里剩下的最后五角钱，买了十分之一的湖北水灾奖券，中了奖。兄弟俩商量，要“富贵而归故乡”，回家扬一下眉、吐一下气。于是把钱运回家，九叔仍然留在城里，乡里的事由父亲一手张罗。他用荒唐离奇的价钱，买了砖瓦，盖了房子。又用荒唐离奇的价钱，置了一块带一口水井的田地。一时兴会淋漓，真正扬眉吐气了。可惜好景不长，我父亲又用荒唐离奇的方式，仿佛宋江一样，豁达大度，招待四方朋友。一转瞬间，盖成的瓦房又拆了卖砖、卖瓦。有水井的田地也改变了主人。全家又回归到原来的情况。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降生到人间来的。
母亲当然亲身经历了这个巨大的变化。可惜，当我同母亲住在一起的时候，我只有几岁，告诉我，我也不懂。所以，我们家这一次陡然上升，又陡然下降，只像是昙花一现，我到现在也不完全明白。这个谜恐怕要成为永恒的谜了。
不管怎样，我们家又恢复到从前那种穷困的情况。后来听人说，我们家那时只有半亩多地。这半亩多地是怎么来的，我也不清楚。一家三口人就靠这半亩多地生活。城里的九叔当然还会给点儿接济，然而像中湖北水灾奖那样的事儿，一辈子有一次就不算少了，九叔也没有多少钱接济他的哥哥了。家里日子是怎样过的，我年龄太小，说不清楚。反正吃得极坏，这个我是懂得的。按照当时的标准，吃“白的”（指麦子面）最高，其次是吃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最次是吃红高粱饼子，颜色是红的，像猪肝一样。“白的”与我们家无缘。“黄的”（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颜色都是黄的）与我们缘分也不大。终日为伍者只有“红的”。这“红的”又苦又涩，真是难以下咽。但不吃又害饿，我真有点儿谈“红”色变了。
但是，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办法。我祖父的堂兄是一个举人，他的夫人我喊她奶奶。他们这一支是有钱有地的。虽然举人死了，但家境依然很好。我这一位大奶奶仍然健在。她的亲孙子早亡，所以把全部的钟爱都倾注到我身上来。她是整个官庄能够吃“白的”的仅有的几个人中之一。她不但自己吃，而且每天都给我留出半个或者四分之一个白面馍馍来。我每天早晨一睁眼，立即跳下炕来向村里跑（我们家住在村外）。我跑到大奶奶跟前，清脆甜美地喊上一声“奶奶！”她立即笑得合不上嘴，把手缩回到肥大的袖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块馍馍，递给我，这是我一天最幸福的时刻。
此外，我也偶尔能够吃一点“白的”，这是我自己用劳动换来的。一到夏天麦收季节，我们家根本没有什么麦子可收。对门住的宁家大婶子和大姑——她们家也穷得够呛——就带我到本村或外村富人的地里去“拾麦子”。所谓“拾麦子”就是别家的长工割过麦子，总还会剩下那么一点儿麦穗，这些都是不值得一捡的，我们这些穷人就来“拾”。因为剩下的绝不会多，我们拾上半天，也不过拾半篮子；然而对我们来说，这已经是如获至宝了。一定是大婶和大姑对我特别照顾，我一个四五岁、五六岁的孩子，一个夏天也能拾上十斤八斤麦粒。这些都是母亲亲手搓出来的。为了对我加以奖励，麦季过后，母亲便把麦子磨成面，蒸成馍馍，或贴成白面饼子，让我解馋。我于是就大快朵颐了。
记得有一年，我拾麦子的成绩也许是有点“超常”。到了中秋节——农民嘴里叫“八月十五”——母亲不知从哪里弄来点儿月饼，给我掰了一块，我就蹲在一块石头旁边，大吃起来。在当时，对我来说，月饼可真是神奇的好东西，龙肝凤髓也难以比得上，我难得吃上一次。我当时并没有注意，母亲是否也在吃。现在回想起来，她根本一口也没有吃。不但是月饼，连其他“白的”，母亲从来都没有尝过，都留给我吃了。她大概是毕生就与红色的高粱饼子为伍。到了歉年，连这个也吃不上，那就只有吃野菜了。
P3-5
哀哀父母 生我劬劳
——《我们伟大的母亲》后记
我与梁晓声兄以能编辑《我们伟大的母亲》一书而深感荣幸。我们向所有参与本书写作的作者表示感谢！我们为书中得以收入分处台湾、香港地区，以及菲律宾、新加坡、美国等地的华人作家张拓燕、叶维廉、黄河浪、慕翼、黄春安、刘培芳、邢济众、於梨华、董鼎山等先生的文章而不期然形成整个中华民族的儿女一道讴歌整个中华民族的母亲的一个象征而备感欣慰！
叶廷芳先生曾经洋洋洒洒论母亲和母爱，引经据典，文采斐然，情理兼得，令人赞叹，不妨视作本书之导言：
爱是人性间和动物性间最共通的情感。就人而论，它是维系人与人之间最坚韧的纽带，是人的一种最基本的情感体验。而在人类的各种类型的爱之中，一种最深沉、最恒久、最难以撼动的爱，莫过于母爱了！诚然，就强度而言，它固然不像异性间的情爱那样烈焰熊熊，但那种“爱得死去活来”的烈度毕竟难能持久，事实上多半均以破裂告终。而母爱则永远像泰山那样崇高而恒定。君不见多少志士仁人为真理披荆斩棘，冲锋陷阵，一旦与母爱相抵触，他不得不却步甚至退让。难怪伟大的反封建斗士如鲁迅，即使不承认母亲为他包办的婚姻，为了不伤害母亲的感情，宁愿默默吞下这个苦果，直至终身。另一位伟大的中国现代文化人如胡适，也是在母爱与情爱之间宁愿选择前者而放弃后者。这两位中国现代顶级的知识精英都因为母爱而让生命经历着双重的悖谬性生存：在反封建的社会行为中“大呼猛进”着，让生命发挥出巨大的能量，而在个人生活中却又残酷隐忍着，让封建的毒鞭抽打着自己的灵魂！（《母爱，天地间最圣洁的感情》）
勤劳勇敢是中华民族鲜明的性格特征。勤劳和仁慈是中华民族母亲的普遍优点。
古代歌颂母亲的诗，最有名的是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陈丹晨的《不能忘却》、刘锡诚的《芳草萋萋》可以看成这首伟大诗篇的现代散文诠释，或曰现代散文体“游子吟”。
刘锡诚穿着山东母亲手制的山东人的土布衣裳踏进北京大学校园，当初曾经为自己的一身土气感到难堪，但此刻已经只剩下怀念与骄傲了。他毕竟穿着它们茹苦含辛读完北大，而且最终成了著名评论家和著名文化学者。他和当年被讽刺的那些“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的农村学生完全不同，所以后来命运也不同。
丹晨则是在尖锐的讽刺语境的烘托下，极力渲染母亲亲手缝制的棉袄的“过分的奢侈”，以表达自己对于母亲刻骨铭心的感戴。 六十年代初，这个社会已经“革命”得很厉害了。三面红旗也已经举得很高很高了，但是，在男士的冬衣中，竟还能宽容穿中式对襟棉袄。母亲给我缝制了一件咖啡色绸面丝绵袄，穿在身上又轻又软又暖和。那个年代，全家收入又只有百十来块钱，六七口人，平时连一分钱都不敢乱花。所以，穿这样一件丝绵袄觉得是一种过分的奢侈，也就不大舍得常穿。母亲就又给我缝制了一件蓝布罩衫穿在外面，既保护了丝绵袄，又不致太显眼，但却把这件衣袄的美全消解了。这件丝绵袄陪着我度过五六个革命风云突变的年头，一直穿到褴褛破碎，絮棉尽露，也还不忍丢弃。
社会经济发展了，手工制衣要算是一种民族工艺了。无论城乡，已经没有母亲为远游的儿子缝制衣服，也没有远游的儿子愿穿母亲手工缝制的衣裳这样的情景了。有些生活的形式可以依据审美和方便的原则不断调整，原来融涵其中的至情至意，不能轻易抛弃。
丹晨与锡诚的散文，可能要算是关于游子吟颂母亲的慈爱的诗文中最后的绝唱了！
仅仅从形式上失去这样的象征物，我们会代之以另外的象征物，如果从内心深处，我们视母亲的关爱为无足轻重，而从心中就不存念想，那就是我们的悲哀了。丹晨、锡诚用新的、散文的“游子吟”接续古代孟郊的诗歌的“游子吟”，用以激发我们对母亲的思念、感恩之情，我们应该感激他们。如我，就忽然忆及我的母亲于1943年从山东昌乐离开我之后，与父亲漂泊东北多年，每年要在我的生日前夕，为我做一双新鞋，年年以新换旧。我于1950年从昌乐来京与他们团聚，母亲送我的“见面礼”就是一双崭新的山东的有千针百纳之底，有涂抹桐油的鞋帮鞋面，结实无比，可以踢死狗的“杠子头”布鞋。我写纪念母亲的散文时，这件事已忘诸脑后，此刻才引发联想，豁然想起，能不感谢二位仁兄！
刘庆邦的《勤劳的母亲》侧重描写母亲的勤劳。但不是一般的写操劳，是写劳动之于母亲乃天性般、本性般，自然的、自觉的、自得其乐的、须臾不可分离的生存需要。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的关系，在这里不是分离的、对立的、沉重的，而是一体的、和谐的、幸福的。劳动对象同时成了审美对象。这里显示出劳动的主人的某种自由状态。我想，这既是庆邦对母亲当时的生存状态的生动描写，也表现着庆邦对人类劳动的理想状态及其本质的某种深刻理解。我们在母亲身上看到的，正是马克思当年关于在未来社会，劳动将不再作为人的谋生手段而变成人的生活的第一需要的伟大预言之实现过程。
冯秋子的《1962：不一样的人和鼠》，描写的是困难时期的内蒙草原上人与鼠之间的争粮大战。描写饥饿与饥饿威胁下母亲拯救全家的非凡功绩。惨烈的人鼠争粮与是非颠倒的残酷社会斗争遥相呼应，可以看出秋子的艺术匠心。 ……
两姊妹同为巨才的母亲，生母称姨，亲姨称娘。两姊妹疼爱巨才之程度难分轩轾，并因此而生嫉妒之心，巨才的文章于是波澜迭起，使正剧之中不乏喜剧色彩。巨才独享双母之福，果然是福将！（王巨才《沉重的负债》）
郑荣来对生母与继母一视同仁，继母待荣来如亲子，荣来焉能不视继母如生母！山坡上，一上一下，规制相同的两座坟茔，安息着两个伟大的母亲。荣来上坟，同样的祭品，同样的礼仪，一片高坡，一望绿荫，其情也重，其景也美，令人感叹。（郑荣来《母亲安卧在高坡上》）
用血统决定一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血统论已经过时。“母亲”的内涵和外延已大不同于过去。将天性和责任感结合起来的母亲观，不仅仅是为了使我们做子女的可以蒙受更多的母亲之爱，也不仅仅是为继母们鸣不平，而是为了使我们的理论更趋向于与我们的历史实践相统一，相一致。不论天性，无从解释母爱的普遍性和永恒性，不论责任感，无从解释母爱的差别性和变异性，也无从解释伟大继母之存在这一到处可见的事实。
《我们伟大的母亲》作为一本以歌咏母亲和母爱为主题的散文集，试图表达我们时代的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又特别是其中的中国作家，又特别是三。后、四。后、五。后三个时代的中国作家对母亲及其所处时代的认识。就已经表现出的内容的深刻性和艺术描写的成熟性而言，可以称为迄今关于母亲的散文之集大成者。就它所涉及的历史背景，可以一直追溯到辛亥革命时期。迄今所有中国经历的重大历史事变，如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抗美援朝，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建设，知识分子改造，“肃反”，三年困难时期，“四清”，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外文化交流与碰撞……历史风云，现实生活，林林总总，多有涉及。人物生活背景，足够深远，足够广阔，所历矛盾冲突，经验教训，也足够丰富，足够尖锐，足够复杂。在此背景下加以认识与描写的我们的母亲形象，几乎涉及有关母亲的所有类型；在母亲与子女的关系的描写上，涉及方方面面，所有重要的情感状态，几乎无一遗漏；有些母亲形象，性格命运及情感表达，具有鲜明的、重要的社会思想、美学思想的意义。
由对逾百之数的母亲的不同人生、不同性格、不同经验的探究，为深入研究中国母亲文化开辟了一块博大、深厚的土壤，为继承和发扬以中国母亲为重要载体的民族传统文化，提供了极为丰富、极为生动的教材。它为当前散文创作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我们可以借此思考：要有更为开阔的视野。要展开足够宽广，足够自由的舞台背景，舍此，不能摆脱单薄、肤浅、平庸的文学小家子气。要在直面人生、直面现实的文学立场上实现作品的真实性和深刻性。文学，尤其是以真实为生命的散文，万不能在生活之外寻求出路。要善于对人物作灵魂解剖式的刻画，并敢于将这种刻画与影响社会及历史进程的重大社会矛盾的揭示联系在一起，努力创造人与历史交相辉映的艺术境界。舍此，不能创造超越前人的人物形象。要充分利用散文无定则的自由结构优势，只要有利于而不是有损于作品的主题和思想，完全可一以自由地将叙述、刻画、描写、议论——包括哲理式、评论式、杂文式的议论，统统纳进作品当中，舍此，不能使散文在艺术性上达到成熟。散文的评论化，如同评论的散文化，都不妨大胆一试。要重视形成风格的主要因素的语言的锤炼。先秦散文，两汉散文，唐宋散文，甚至五四散文，语言何其生动、丰富、辉煌！它们丰富的句式、词汇、风格、手法，都该学习。舍此，不能开辟我们散文文学语言的新境界。超越古代散文可能属于妄想，但我们至少要有接近它们的雄心！
这是一部站在民族文化复兴立场呈现中华民族母亲伟大形象的集合性散文经典。它是一次汇集海内外一百三十位华人作家集体向中华民族全体母亲表示感恩的最为隆重的文化仪式。它是中华儿女对中华母亲哭吐精诚的一次幸福的情感宣泄。它是中华民族为实现中国梦而进行的伟大文化进军的一个壮丽的象征。它是我们的作家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关于中华民族母亲给出的崇高的文化定位。它是爱的大纛，憎的丰碑。
冯立三
二〇一四年十月八日
致冯立三
——《我们伟大的母亲》代序
立三兄：
辛苦啦！
与兄合编此集，特温暖事。
如许多人热忱配合，纷纷赐稿，你我共同荣幸也！
你在文章中必会感激再三，不复赘示。
我一向认为，一个民族这样，肯定也与一个民族的母亲们怎样有关。
于是我想到了老舍先生回忆母亲的文章，他在文中写道——在他记忆中，母亲生前没穿过一件好衣服，没吃过一顿好饭……
想到了萧乾先生回忆母亲的文章，他在文中写道——他领到第一份工资时，转身就去买了一听罐头，匆匆往家赶，因为母亲一直在病着。待他用勺将一颗罐头樱桃送到母亲唇边，母亲已咽不下那颗樱桃了……
想到了季羡林先生回忆母亲的文章，他在文中写道——自己接到母亲病危的家信回到家中时，母亲已入棺木。而他“恨不得一头撞死于棺旁，也随母亲去了……”
他觉得，为了求学而竟没与母亲见上最后一面，是自己“永远的悔”。
想到了朱德那一篇著名的《我的母亲》……
如果有人作一项统计，那么事实肯定是——几千年以来促进人类在各个方面进步的数不胜数的儿女，他（她）们的母亲绝大多数是平平凡凡的母亲。他（她）们身上的可敬品质，也往往与他（她）们的母亲对他（她）们的日常影响有关。
这一事情体现在中国，尤其令人起敬意。因为在西方抚养儿女已不再是含辛茹苦之事时，中国的许多女性却是在饥寒交迫甚至贫病交加而且忍辱负重的情况之下，坚毅地做着母亲。
人回忆、缅怀父母的文章，我看重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情感意义，这是普世的。二是折射过去时代特征的意义，这是认知价值。二者相结合，是好的回忆文章的饱满元素。
立三兄，仅就呈现母爱的情感意义而言，若放眼世界来看，令读者唏嘘不止的好文章，比我们收在此集中的篇数多得多。若放眼全国来看，也还是要多出几倍。
你我其实是在做一件从大海中掬一捧水般的事情。
但通过此集中的一些文章，进一步唤起中国人对于中国母亲们的敬意；使对从前年代缺乏了解的当下青年，增加一点儿认知，怎么说都是必要的。
除了含辛茹苦的中国母亲们，另一些中国母亲，也有特殊的可敬处——她们身为知识女性，注重对儿女们自幼的家庭文化启蒙和人文情怀的培养。他们是中国母亲中缪斯型的母亲，并且我祈祷中国以后含辛茹苦的母亲少一些，不但本身是知识女性，也特别注重以新思想为我们的国家培养“新国民”的母亲多起来！
立三兄，归根结底，我认为我们是编了一部感恩集——我们的每一位作者，通过回忆文章，表达了他（她）们对自己母亲的感恩；而他们所有人，通过这样一部集子，部分呈现了中国人对中国母亲们的感恩；而一部分中国人对中国母亲的感恩，多少也总能带出人类对母亲们的感恩情愫。同时，如我前边所说，我们也是编了一部回眸集——向以往的年代，怀着人们对母亲们的敬意深情望去；于是一些以往年代的特征，必会或多或少呈现在字里行间。
而能达到以上两个初衷，你我作为编者，也就值得感到欣然了。
向中国的母亲们致敬！
向全人类的好母亲们致敬！
梁晓声
二○一三年十二月四日敬呈
冯立三、梁晓声主编的《我们伟大的母亲（上下）》是一部站在民族文化复兴立场，呈现中华民族母亲伟大形象的散文经典。
一次海内外一百三十多位华人作家集体向中华民族全体母亲表示感恩的最为隆重的文化仪式。
她是中华儿女对中华母亲哭吐精诚的一次幸福的情感宣泄。
她是中华民族为实现中国梦而进行伟大文化进军的一个壮丽象征。
她是我们的作家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关于中华民族母亲给出的最崇高文化定位。
冯立三、梁晓声主编的《我们伟大的母亲（上下）》是一篇重量级的祭文，从一定意义上说，亦是有穿透性的檄文，也是一部站在民族文化复兴立场，呈现中华民族母亲伟大形象的散文经典。
《我们伟大的母亲（上下）》汇集了海内外一百三十多位华人作家的作品，这是他们集体向中华民族全体母亲表示感恩，这是最为隆重的文化仪式。
《我们伟大的母亲（上下）》成就了中华儿女对中华母亲哭吐精诚的一次幸福的情感宣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