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学术随笔写四组人物，马礼逊和柏格理、苏曼殊和李叔同、托尔斯泰和马克斯。韦伯、梁济和王国维，不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或理论，而是因为他们的人生。他们是些亲切而又高贵的人，来到这个世界经历生死，在信仰中努力，在绝望中爱，在希望中死去，带着精神的闪光。这闪光不仅让我们看见他们，并在他们身上看到自我；也让他们彼此看见对方，在灵性上相互照应，从世俗通往神圣。

马礼逊和柏格理/苏曼殊和李叔同/托尔斯泰和马克斯·韦伯/梁济和王国维仿佛生动在场，他们是些亲切而又高贵的人，曾经的生活充满灵性，耐人寻味也令人敬畏。他们来到这个世界经历生死，在信仰中努力，在绝望中爱，在希望中死去，即使忧伤也是幸福的，即使孤寂也是热烈的，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变成实验品，留给我们体悟人生的道理。

我、他人和书

严重的时刻——马礼逊与柏格理

 一 彼将进入异族的国土

马礼逊去中国传教——眷恋尘世的家园——天朝既熟悉又陌生——令人向往也令人恐惧

 二 在万事中经历祸福

初到广州举步维艰——英国人的冷漠与美国人的热情——三项任务：学汉语、编字典、译《圣经》——为谁服务：上帝、国王、财神——贸易、征服、传教三位一体的扩张

 三 尘世的苦难与荣耀

传教士的成就与无奈——茶叶与鸦片污染福音之路——尘世的荣耀不过如此——在极度的痛苦中解脱

 四 被污染与被陷害的福音

马礼逊回避的问题，传教的历史无法回避——上帝的意志、鸦片商贩与帝国远征军的手、传教士的阴谋——注定日后失败的困局

 五 圣恩无声地降临

柏格理到中国——福音事业令人绝望——为苦难、弱者、慈爱而来——不忍美好的事物断送在愚昧与专横中

 六 通往天堂的石门坎

大山深处的希望与温暖——爱一切他人并爱他人的一切——爱与正义的关系——寂静寻常中完成的奇迹——那是尘世中离天堂最近的地方

 七 有谁在世间某处哭

虔信者相信积极的人生——关于传教士的困惑：个人品格与历史罪恶——启蒙哲学与基督教伦理的冲突——“我们人类的爱和理解的能力是微不足道的”——在历史绝望的尽头悲剧超越

人间草木太匆匆——苏曼殊与李叔同

 一 漂泊在别处

衰败破碎，但又自由浪漫的时代——往来于远东水域各大城市——焦虑不安的心，不论出家还是在家，到死都没有放下

 二 伤心人别有怀抱

虚构尘世出身、虚构沙门出身、虚构情感经历——有情无情，亦真亦幻——真正的不幸是不知道自己为何不幸

 三 人生幻美如斯

自我诗化——审美境界的三重体验：“失重”、“放纵”、“落空”

 四 大丈夫决绝生死

自觉从容又断然决绝地舍弃——在彻底的绝望中获得灵魂的安宁——无所依恋也无所畏惧——不可与人的浪漫与残酷

 五 信仰者“虽存犹殁”

了悟生死莫若活着经历死亡—持戒苦行把生命变成苦难——苦难中的幸福

 六 做得十分像人的人

宗教人生的三重体验：“决绝”、“持戒”、“圆觉”——让我们的灵魂感到温暖与震撼的殉道者——活出“人”的样子

天堂的风暴——列夫·托尔斯泰与马克斯·韦伯

 一 枯萎地进入真理

“灵魂转向”——幸福中的痛苦——面对死亡自我忏悔与自我启悟——无法信仰，因为太理性：无法信仰他人，因为太自我

 二 以奴仆的形象走遍至爱大地

无法受难的痛苦——“皇帝没穿衣服”或“衣服里没有皇帝”——走不出人世，便成不了圣徒

 三 老俄狄浦斯的自我放逐

自我放逐是唯一的选择——把灵魂留在高处——老俄狄浦斯的最后时刻

 四 没有先知的时代

拒绝“先知的诱惑”——“知识的诚实”与“道德的诚实”——托尔斯泰与韦伯，两种不同的人、不同的人生境界

 五 守望无尽的黑夜

内心深处莫名的紧张——精神危机造就“训练有素的冷静头脑”——头脑越清醒，心灵就越沉重——勇于“承担自己全部的希望的破灭”

 六 这就是我的立场

“行动的生命”与“沉思的生命”——阴沉的苦行者看到现代人“令人战栗的命运”——“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驯化的灵魂面对死亡——死亡没有意义

剩水残山供一死——梁济与王国维

 一 而今俱不可得矣

沉重的死——自杀是人生的浪漫——道德寄托——精心准备好的死亡成为艺术

 二 必将死义救末俗

作别人生，先辞职、再辞世——老实厚道的勇敢——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任心——政治负疚感

 三 所欲有甚于生者

我自行我当行之事——绝望中的希望与希望中的绝望——殉死节以救末世，有痴迂处，但也令人敬爱

 四 这个世界会好吗

信念与责任——与道德高尚的人相比，自杀者是懦夫——与卑鄙无耻的人相比，自杀者是英雄

 五 所惧有大于死者

轻盈的死——世界的宁静美好总是那么脆弱、虚幻，不堪一击——难以克服的恐惧与厌倦——生的恐惧终于超过死的恐惧

 六 何以“痛不欲生”

南人作北人之旅——理智强大意志脆弱——人格的分裂与传统的断裂——文化宿命

 七 有隐痛深于内心

“义无再辱”或“寿多则辱”——死亡的种子在思想中生长——政治是学术的寄托，学术是感情的寄托——“尽弃前学”到“尽弃人生”

 八 谁的去处更好

谁的去处更好——人最珍贵的就是人——内心深处保守“静谧的激情”——从苦难中拯救生命的意义

始终的话

最终获得天福的人，满是伤痕。如今，马礼逊牧师静静地躺在澳门的基督徒永久墓园里，身边是异乡的泥土，头顶是四季的青草，天空已经变成回忆。尘世中孤独的努力结束了，至高无上的爱终将超越苫难，马礼逊面对天父慈爱的面容，将如何回顾自己的一生以及与他相关的这段历史？

当年伦敦传教会派马礼逊往中国开教，马礼逊个人的热情多于伦敦传教会的信心。不论是英国教会还是世俗社会，似乎都对往中国传教不抱什么希望也不想投入什么精力。25年过去了，马礼逊在写给传教会的《中国开教25周年报告》中曾历数中国差会的成就：翻译《圣经》、编纂字典、写劝世文、设立书院与印刷所、办报刊，美国教会派来了传教士裨治文、卫三畏，中国教徒梁发也被按立为传道人……但是，非常遗憾，25年间，中国差会施洗的入教者，却只有10人，平均将近3年才发展1人入教，而10人中只有3位中国人！记得离开美国时到港口送行的美国记者问他，“马礼逊先生，你真的期望能使伟大的中华帝国改变崇拜偶像的观念吗？”马礼逊坚定地回答：“先生，我不能够。但我认定上帝能够。”可是，上帝怎么才能够呢？世俗历史的问题依旧是，在这个有众多的人口、悠久的历史、多元的信仰、浓厚的世俗精神、只知道听命于官吏与皇帝的中华帝国，上帝又能做什么？

如何纪念这个人，如何反思与他相关的这段历史？个人可能付出巨大的努力，却没有仟何收效，因为巨大的恩典已经在努力的过程中了。神圣的信仰关乎道德上的坚定与勇敢，却不论成败。马礼逊在传教事业上的收效微乎其微。他寄希望于上帝的奇迹出现，到那时，中国的大门将向基督教洞开，让进神的光明。作为一位基督徒，他的努力与牺牲在人格上是令人感动的，但作为传教士的圣工，却远未完成，而且，注定日后失败的困局已经出现。传教士不借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扩张大潮，不可能东来，而乘这种扩张大潮，又将自己葬送在世俗权力的冲突中，最终像历史潮汐激荡起的浪花，化为无力的泡沫。

上帝将借助谁的手，实现他的意志呢？鸦片战争爆发，传教士们曾窃望军舰与大炮将为上帝打开天朝的大门，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热心为英军奔走，从广州到南京；美国传教士雅裨理随英军一同进入厦门，发现自己如此自由地出入中国的土地，获得这么多便利，实在是“上帝的恩赐”。战争结束，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万分激动，他看到了从未有过的机会：“中国政府的态度和整个举止，改变多么大啊！中国与其余世界的关系，又改变多么大啊！在华外国人的处境和状况，改变又有多么大啊！显而易见，一场伟大的革命已经开始……上帝的旨意将获得推行，而不再受到阻挠。”

传教士未免大喜过望。中国的改变一时还不像裨治文热切期望的那么大。政客与商人们总是最后想到上帝的利益。《南京条约》规定开放“五口”贸易，西方人享有“领事裁判权”，但不论《南京条约》还是续签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都没有涉及传教问题。两年后中美签订《望厦条约》，条约第十七款准许洋人在五口议定的界址内租赁民房或土地建立医馆、礼拜堂或坟墓，基督教在华传教似乎被模糊地默许，但并没有得到保护。传教士依旧还得偷偷摸摸潜入内地传教，而且各地教案不断。裨治文曾促使美国驻华特使提出修约，增补中国朝廷允许基督教在中国境内自由传教的条款，结果未能如愿。当年协助美国特使顾盛订立中美《望厦条约》的美国传教士伯驾，由于个人的努力与作为美国国务卿的侄女婿的特殊身份，如今已经进入政界，成为美国驻华外交代表，力主“采取强硬手段”修约，并建议华盛顿，如果北京不配合，法国可以占领高丽，英国占领舟山，美国占领台湾！奇妙的是，上帝的福音使者竟然表现得比世俗政客更暴虐凶险。美国政府没有听从传教士的建议。

上帝的意志是通过鸦片商贩与帝国远征军的手实现的。和平条件下修约无法进行，最后还是战争解决问题。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裨治文就在《中国丛报》上明确表示过他相信只有用大炮才能对付这个“高傲、半开化、专横的政府”。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中美天津条约》中美方拟定第二十九款为“宗教容忍条款”，中方坚持不允，美方特使也曾打算放弃，但传教士们坚持，他们相信黄金与大炮的威力，这是一个机会。卫三畏与丁韪良商议将该条款改为：“耶稣圣教，又名天主教，原为劝人行善，凡欲人施诸己者，亦如是施于人。嗣后所有安分传教习教之人，当一体矜恤保护，不可欺侮凌虐；凡有遵照教规安分传习者，他人毋得骚扰。”这样行文，清廷接受了，《中美天津条约》中终于出现了传教保护条款。裨治文迫不及待地写信给自己母校神学生：“你们来吧，快点来吧，愈快愈好。你们到教堂去，到牧师家里去，到海外传教团体那里去，对他们说：‘请派遣我们’，‘请派遣我们到中国去。’”

数钞票与扣动扳机的手，实现了上帝的意志，此外，还有传教士的阴谋。《中英天津条约》照搬《中美天津条约》中相应条款(第八款)，《中法天津条约》则更进一步，其中第九款明确规定：“凡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奉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此后，法国又强迫清朝签订《中法续约》(《中法北京条约》)，其中第六款写“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于是西方各国又依照“最惠国待遇”原则自动享有上述权利。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条款订立的过程中，清朝官员与法国特使都上了传教士的当。该条约的法文本中并没有这句话，完全是负责将法文本翻译成中文本的法国传教士狄拉玛擅自加上的。

教会的传教事业不得不依靠世俗经济与国家力量才能生存发展。美国同孚行老板奥立芬有“对华传教之父”的美称，从裨治文、雅裨理开始，20年间搭乘他的商船前往中国的传教士有50人次之多。商业资本资助传教，传教士也为商人服务。起初只是传教士们在一定限度内为在华商业机构服务，这从马礼逊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后来发展到传教士本人成为商人。美国传教士晏玛太在上海经营地产，成为十里洋场的阔佬，自己到欧洲日本度假，在烟台避暑，挥金如土，同时也捐款给教会，只是捐款者的身份令人生疑。教会的传教事业为世俗贸易服务，也为扩张政治服务，条约时代中西世俗关系中处处都有传教士们活跃的身影，他们充当翻译、秘书、顾问甚至间谍，他们可能一时兼顾政务，也可能像伯驾、林乐知、李提摩太那样，最终落为政客。教会的传教事业也不得不依靠国家力量才能生存发展，条约保护传教士在华传教的利益，但这种保护礼往出不了朝廷与官府。教案频起的年代里，还要靠政府的特使与军队的炮舰保护传教士的利益。

基督教传教事业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扩张密不可分，为此“尘缘”所兴，也为此“尘缘”所累。鸦片战争前中华帝国禁教的主要是朝廷，鸦片战争后中华帝国排教的主要是民间。民问排教，有政教方面的原冈，也有经济方面的原因。首先，基督教传教冲击了中国传统的礼教秩序，儒家伦理以孝为本，而基督教只敬上帝，不孝父母，所谓“数典忘宗”、“弃伦灭理”；其次，基督教传教冲击了现实政治秩序，洋教士享有“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他们扶植愚民、干涉词讼、蔑视朝廷；最后，基督教传教冲击了既定的民间经济秩序，教会购买七地，收拢教民，造成新的财富与权力阶层，与民间宗法地卞对抗，民间积怨渐深。晚清民教冲突大小不断、接二连三，半个世纪间教案达400多起，最终酿成“义和团事件”。P21-25

马礼逊和柏格理/苏曼殊和李叔同/托尔斯泰和马克斯·韦伯/梁济和王国维仿佛生动在场，他们是些亲切而又高贵的人，曾经的生活充满灵性，耐人寻味也令人敬畏。他们来到这个世界经历生死，在信仰中努力，在绝望中爱，在希望中死去，即使忧伤也是幸福的，即使孤寂也是热烈的，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变成实验品，留给我们体悟人生的道理。

——周宁

“它来自心灵，也将抵达心灵。”

——贝多芬

人生某个阶段，开始“关怀自身”。反思性的自我意识突然萌醒，生活也变得真实严肃起来。通常学术在客观与公共的知识世界里，学者个人内在生活体验的内容，是不足为论的。我则想在这段时间这本书里，偏离所谓“学术”的轨道，触碰个人心灵的内容。学术有为人生的学术，为人心的学术，为人生的学术通过历史诊断现实；为人心的学术，如果也算是学术，通过他人诊断自己。为人生的学术，旨在建构独创性的思想体系，为人心的学术，旨在构建风格化的个人经验，刻画心灵的形式。

——周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