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致力于在“哲学终结”论和全球生态危机的双重时代背景中拓荒，即从对象、视域、方法等方面担负起重建当代人类新哲学的任务。主张的生态理性哲学融合与贯通“不变中求变”之思辨智慧与“变中求不变”之悟性智慧，以人与世界生态一体存在为基点，以“已在一此在一彼在”相融流共生、互生为视角，以人一文化生态语义场和世界存在生态语义场之相向书写进程为视域，探询人与天宇、大地、生命万物之问相向言说的整体生态智慧。

“当代人类何以才能理性地生存发展”，这是作者二十多年始终不渝地探讨的基本问题。围绕这一问题，作者从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等方面展开了多层次的思考，初步构建起以生态语义场为本体论的生态理性哲学新思想，提炼出生态整体的哲学方法。对于这种长期以来的探索思路和思想方法的反思性的整体拓展与超越研究，即融铸成本书。  哲学是对人的世界性存在的境遇性生存困境之觉悟与追问，其基本方式是沉思——悟性之思与理性之思。前者开辟出诗意(悟性l智慧的中国传统；后者开创出以“经验理性一观念理性一科学理性”为历史道路的技艺(思辨)智慧之西方传统。  本书所主张的生态理性哲学融合与贯通“不变中求变”之思辨智慧与“变中求不变”之悟性智慧，以人与世界生态一体存在为基点，以“已在一此在一彼在”相融流共生、互生为视角，以人一文化生态语义场和世界存在生态语义场之相向书写进程为视域，探询人与天宇、大地、生命万物之问相向言说的整体生态智慧。生态理性哲学以更高远的存在境界和更广阔的生存视域，在生存论分有与解构中谋求存在论的融合与贯通，在配享融合与贯通智慧洗礼的进程中达向更高水平的分有与解构；并在新的分有与解构中开辟更为广阔无限的融合与贯通之路，以此而生生不息。质言之，本书致力于在“哲学终结”论和全球生态危机的双重时代背景中拓荒，即从对象、视域、方法等方面担负起重建当代人类新哲学的任务。

序汤一介(1)

理性生存的执著追问

——读唐代兴《生态理性哲学导论》高 楠(1)

前言：存在的当代之需与哲学的生态之路(1)

一哲学之源：天人相通的遐想与人神相融的敬畏(2)

二哲学家：边缘域中的心灵一精神和智慧一真理的拓荒者(4)

三形而上学：哲学道路开辟的必须方式(6)

四人类精神全景：哲学探询的自身领域蓝图(9)

五生态整体：生态理性哲学的方法论视域(15)

六从经验理性到科学理性：生态理性道路开辟的认知背景(18)

七共生与互生：生态理性哲学的基本精神(22)

八生态智慧：以生命为中心的整体动力学智慧(25)

九限度生存：生态理性哲学的实践方向(32)

第一章经验·观念·科学：理性的历史之思(1)

 一理性之思的精神本质(3)

 二经验理性：人类哲学的童年精神(11)

 三观念理性：人类哲学的成长方向(22)

 四科学理性：人类哲学的认识论荒原(44)

 五无限度观念的源流：观念理性向科学理性的泛滥(63)

 六强权主义：科学理性哲学的自我终结方向(77)

第二章人的世界性存在展布：生态理性之思的对象视域(92)

一哲学：人的世界性存在展布的生存困境之觉悟与追问(92)

二哲学激情和哲学对象：哲学消亡论的虚幻依据(97)

三生态反思：哲学对象的源头错位(107)

四人的世界性存在：重探人类哲学的当代对象(111)

五哲学：人的时代性存在的精神奠基(123)

六书写与被书写：原发存在与创生存在的本与源(143)

七生存：原发存在向创生存在敞开之路(147)

八生态场域：哲学探询的当代视域(154)

第三章 生态化综合：生态理性之思的哲学方法(158)

一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的哲学意韵与认知视野(159)

二生态化综合方法生成的人类精神背景(188)

三生态化综合生成的存在论境遇(205)

四生态化综合方法的思想源泉(213)

五生态化综合的认知方向(219)

六生态化综合的生存构架(224)

七生态化综合方法的哲学精神(228)

八生态化综合的美学境界(230)

九生态化综合的伦理品质(234)

十生态化综合的教育理想(237)

第四章生态理性之思的整体道路(243)

一语言·存在·世界之于人(244)

二生态语义场：世界本体论(255)

三书写：生命存在论(271)

四形式化：存在的生存论展开(285)

五语言权力：存在意义和生存价值的形式化指向(292)

六历史化的此在文化生态语义场：在场表演与

不在场表演之场(299)

七生态修辞：生存表演的技艺智慧与存在表达的

诗意智慧(311)

后记(330)

毕达戈拉斯最早提出“哲学”概念，他把“哲学”定位为是生活的旁观者的沉思。但毕达戈拉斯把哲学理解成是旁观者的沉思，只是从哲学家的态度和其思维一认知方式角度来定位哲学，并不标明哲学何以为哲学的来源。在我看来，哲学来源于哲学家对神秘悠悠的天宇和浩瀚无垠的自然的无边想象与幻想(我想这也是科学、宗教、艺术以及人类一切精神想望与探求的最终根源)：康德终身都没有走出生养他的故土可尼斯堡，却开创了先验主义哲学思想体系；海德格尔的哲学人生始终与他的林间小路融为一体，而无边的想象与幻想却成就了他的大道大言。哲学始终是哲学家在时代境遇中对人的世界性存在的心灵化探询，心灵与天宇、大地、生命万物的相交相融，与天籁之音、地籁之音、物籁之音、人籁之音相合乐成章，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具有天启般的无限想象与幻想；二是能获得独特体验与领悟向天、地、神、人会际的现实生活甬道：对康德来讲，其生活甬道是那条密植着菩提树的乡间小径；而对海德格尔来讲，则是使其终身以许的“田野道路”；三是一颗平常又平常的心：康德和海德格尔都生于平常之家，前者诞生于一个小手工业家庭，后者的家族世代是普通农民和手艺人。当一个人拥有一颗平常的心，并找到一种终身以许的方式去无限地想象和幻想神秘悠悠的天宇和浩瀚无垠的自然，去关怀人的世界性存在命运的时候，哲学就构成了他的生存方式和生命进程。

我之所以敏感和好奇人的世界性存在境遇，之所以与当代人类生存困境以及对其生存困境的追问结下不解之缘，主要不是哲学家们的哲学智慧的开启，也不是学校教育的结果，而是为早年的生活经验和坎坷的人生经历所激励。

我出生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少年失学，与放牛割草为伴，可以引以为美好回忆的外在东西并不多。生养我的故乡，是位于四川东北地区的广安县杨坪乡，这是一个浅丘陵地带，既没有大江大河也没有高山深壑，举目一望，塞满眼底的只有光秃秃的连绵不断的小山包，冬天北风呼啸，夏天干旱绵绵，灾荒不断。这就是我的故乡，一个把人的生存完全暴露在贫困挣扎线上的地方。但正是这样一个贫乏的地方，却使我童年的心灵孕育出自然与人、大地与生命相共生的原始关联性的断裂意识，并潜滋暗长地扎根在我无知的生命中。

童年的生活是贫困和单调的，然而童年的幻想与神秘却是无穷的，这种无穷的幻想与神秘几乎构成了我时时为饥饿所困扰的生命的全部神圣之源：我家住在一个拥有十几户人家的三合院里，院前是一座小山丘，脚下一片沟田顺势由西而东向远方铺开，离家向东大约三百米之外的狭窄处，有一座小石桥，架通南北通往县城的石铺大道。这座没有水的田沟小桥，却有一个非常令人遐想不已的好名字：仙鱼桥。听父辈们讲，相传很久以前这里是一条流水清澈的大河，有一天一位神仙由北而来，从这里经过，疲乏了，就在石桥(桥的北头是一块大石坝)旁边坐下来在河水里洗脚。清澈的河水加上头顶的暖阳把神仙催进了梦乡，当他醒来的时候，身边鼓鼓囊囊的包袱和酒葫芦不见了，神仙一跺脚，不幸踹入河中，化成一条鱼游走了。神仙走了，从此，清澈的河水干枯了，昔日的河流变成了干枯的沟田。沿着小石桥再往下约200米处，是一条乱石散漫的大沟，被人们称作“石牛沟”。乱石沟中有一条身首分离的青石牛，身首异处的牛头怒目圆睁，望着分离的牛身，给人以阴森恐怖的感觉。儿时伙伴们三五成群，总喜欢在牛背、牛头上玩耍，但若是一个人时，只能远而望之，恐怖至极。相传很久以前不知从哪里跑来一头大青牛，到处乱吃庄稼，无人敢近，无人能治，四周的庄稼人叫苦不迭，长此以往，震怒天庭，一天大青牛正在沟边一块地里疯吃庄稼，突然天空中一声炸雷，把大青牛炸得身首异处，变成了青石牛，从此，这里的一乡农人重新获得了安宁。代代人相传的传说故事，给予我蒙昧的心灵注入悠悠的遐想与敬畏：天人相通、人神相融；天人相通则生，人神相逆则死。P2-3

我和本书作者并不认识。一个多月前，一个朋友把这本《生态理性哲学导论》的清样送给我，希望我写一个序。由于我对“生态”问题也有点兴趣，就答应下来。在我读了这本书之后，对作者和他的为学之道有了初步了解。唐代兴同志是一位农家子弟，早年失学，从一个乡村小学教师到卓有成就的大学教授，其间29年如一日买书自学、思考、研究、写作不辍，这种非凡的意志本身，就是对博大精深的中国哲学精神“生生不息”的生活实践。读他的这本著作，认识到他是一位勤于读书、善于思考、关注人类命运的中青年学者，他以一种对人类社会使命的精神来写作，是值得赞赏的。这本书给我总的印象是视野开阔，论述清晰，分析深刻，见解新颖，有较好的哲学功底，是一本颇有学术水平的书，可以说开创了“生态”问题和理性问题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是一个很有创见性的研究。而一种新的研究方向，开始时总会有各种不同意见。一般说来，对任何一本有创见的书会有不同的意见，这应视为正常。对唐代兴的这本书也许会有不同看法，我想这也是很正常的，经过自由地互相讨论，才会使我们的学术进步。我是研究中国哲学的，而且也考虑过“生态问题”。我想，就这个方面谈谈我的一些看法，作为这本书的序吧!

我们生活的地球，为什么会发生“生态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太阳黑子对地球的影响，其他星球(小星体)对地球的撞击以及地球自身的变化等等，都会影响我们生活的地球的生态问题。这些方面大体上说是人力无法起作用的。但是，人类对地球的破坏也许是造成当前生态问题的主要原因。2002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上，提到生态问题已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对自然界的过度开发，资源的浪费，臭氧层变薄，海洋毒化，人口激增，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已严重地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条件。所有这些问题都和人对自然无情的掠夺有关。因此，当前许多学者都开始对“生态环境”给以关注。解决人类面I临的种种问题，必须由多方面配合，是多种学科共同研究的问题，科学、技术、政治、经济等等方面都和“生态问题”的解决有关。但是，如何看待“人和自然”的关系的思维模式应该是我们十分注意的一个方面。儒家思想作为一种哲学也许可以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一种有益的思考路径。

1997年，全球1575名科学家发表了一份《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中说：“人类和自然正在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造成这种情况不能不说与西方哲学“天人二分”的思想有关系。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笛卡儿的哲学……完成了或者说接近完成了由柏拉图开端而主要因为宗教上的理由经基督教发展起来的精神、物质二元论……笛卡儿体系提出精神界和物质界两个平行而彼此独立的世界，研究其中之一能够不牵涉另外一个。”…这就是说，西方哲学曾长期把精神和物质看成是各自独立的，互不相干，因此其哲学是以“心”、“物”的外在关系立论，或者说其思维模式是以“心”、“物”为独立二元的。然而中国哲学的思维模式与西方哲学根本不同，中国的儒家认为研究“天”(天道，自然的规律)不能不牵涉“人”(人道，人类社会的规律)；研究人也不能不牵涉到“天”。那么，最早最明确提出“天道”和“人道”有着内在的统一关系，应该说是见于《郭店楚简·语丛一》。在《语丛一》中对“六经”讲的是什么，都一一作了说明，其中说到《易经》：“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这就是说，《易经》是一部讲会通天道和人道的所以然的道理的书。为什么说《易经》是一部会通“天道”和“人道”的书呢?这是因为《易经》本来就是一部卜筮的书，它是人们占卜用来问吉凶祸福的。而向谁问?是向“天”问。“人”向“天”问吉凶祸福，所以说《易经》是一部“会天道、人道”的书。对此，我们可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

(1)我们知道《系辞》是对《易经》做哲学解释的“传”，在其中深刻地阐明“天道”和“人道”相会通之理。《系辞》中说：“易之为书，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两之。”王夫之《周易外传》卷六谓：“三才之道，大全统乎一端，而一端领乎大全也。非达天人之际者，无以喻其深矣。”“道”是贯通“天道”、“地道”、“人道”的，“道一成而三才备”；“大全”者“道”也，由“道”则可以统一三才的任何一个，而且三才之一也可以领会(统领三才的)“大全”。不懂“天人关系”是无法理解《易》的深奥道理的(“易之为书，广大悉备”，王夫之《周易外传》谓：“悉备者，大全统乎一端，而一端领乎大全也。”)。《易经》这部书，无所不包，它既包含着“天地”(天)的道理，也包含着“人”的道理。另一解释《易经》的《说卦传》中说：“昔圣人之作《易》，将以顺性命之情，是以立天伦，日阴与阳；立地之道，日刚与柔；立人之道，日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古代的圣人作《易》是为了顺乎性命的道理，所以用阴和阳来说明“天道”，用刚和柔来说明地道，用仁和义来说明人道，把天、地、人统一起来看都表现为乾坤。所以宋儒张载注说：“三才两之，莫不有乾坤之道也。易一物而合三才，天(地)人一，阴阳其气，刚柔其形，仁义其性。”天、地、人三才都有是说的乾(一)、坤(一)两两相对相即的道理。《易》是把天、地、人统一起来看的，所以天人是一体的。在这里，张载用的是“天人一”，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天”可以包含“地”，所以《易经》讲的“三才”实际上是认为“人”和与人相对应的“天地”是统一的一体。这种“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到宋朝的理学家就更加明确了，例如程颐说：“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岂人道自是一道，天道自是一道?”照儒家看，不能把“天”、“人”分成两截，更不能把“天”、“人”看成是一种外在的对立关系，不能研究其中一个而不牵涉另外一个。朱熹说：“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天离不开人，人也离不开天。人之初产生虽然是得之于天；但是既生此“人”，则“天”全由人来彰现。如无人则如何体现“天”的活泼泼的气象，如何为“天地立心”。“为天地立心”就是“为生民立命”，不得分割为二。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只有人才可以使“天道”发扬光大，如果人不去实践“天道”，“天道”如何能使人完美高尚呢?孔子说：“知天命。”“知天命”即是了解“天”的运行发展的趋势。因此，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天”是有机的，连续性的，有生意的，生生不息的，与人为一体的。王夫之的《正蒙注·乾称上》中说：“抑考君子之道，自汉以后，皆涉猎故迹，而不知圣学为人道之本。然濂溪周子首为太极图说，以究天人合一之源，所以明人之生也，皆天命流行之实，而以其神化之精粹为性，乃为日用事物当然之理，无非阴阳变化之秩序，而不可违。”王夫之这段话，可以说是对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也是对《易经》的“所以会天道、人道也”的很好解释。“人道”本于“天道”(因为“人”是“天”的一部分)，讨论“人道”不能离开“天道”；同样，讨论“天道”也必须考虑到“人道”，这是因为“天人合一”的道理既是“人道”的“日用事物当然之理”，也是“天道”的“阴阳变化之秩序”。张载对《易经》的解释说：“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至明，故天人合一，致学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易》所谓不遗，不流，不过者也。”王夫之注说：“诚者，天之实理；明者，性之良能。性之良能出于天之实理，故交相致，而诚明合一。”所谓“不遗”是据《系辞》“与天地相似，故不遗”，意思是说《易》这部书包括了天地万物的道理而无遗漏；所谓“不流”是据《系辞》“旁行而不流”，意思是说，天地万物在变化中而有秩序；所谓“不过”是据《系辞》“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意思是说，对万物普遍地施与而没有差错。王夫之对张载关于《易经》的解释，应该说能抓住要旨，他把儒家的“诚明合一”解释为“天人合一”应该说很高明，因为“诚”是“天之实理”(自然界的实实在在的道理、规律)，“明”是人性中最智慧的能力，“明”则可以成圣，而“圣学”为“人道”之本，故《易》“得天下而未始遗人”，《易》讲“天道”，同时也是讲“人道”的。这说明《易》确乎是阐明“天人合一”的道理的经典。我们讨论“天人合一”这样一种思维模式，是要说明“人”和“自然”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关系，我们必须把“人”和“自然”的关系统一起来考虑，不能只考虑一个方面，不考虑另外一个方面。“天人合一”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对今天解决“人”和“自然”的关系应该说有着正面的积极意义。

(2)《郭店楚简》有一篇《性自命出》，中说：“性自命出，命由天降。”这里的“命”是指“天命”之所“命”，“性”是出自于“天”之所“命”，“命”是由“天”赋予的；“性”是由“天”决定的，非人力所及，因此“天命”是一种超越的力量，“人”应对“天”有所敬畏，“畏天命”，应“知命”。但“天”关非死寂的，而是活泼的，是无方所的。故《系辞》上谓：“神无方而易无体”。“天”虽是超越的，又是内在的，内在于“人”。孟子日：“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歼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养性”，即是“事天”；“修身”，即是“立命”，故“天”又在于“人”。合而言之，“天”之于“人”是一种内在超越的关系。所以《语丛一》中又说：“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然后知道，知道然后知命。”知道“天”的道理(运行规律)，又知道“人”的道理(为人的道理)，即“社会”运行的规律，合两者谓之“知道”，“知道”然后知“天”之所以是推动“人”的内在力量(天命)之故。这是由于“人”是内在于“天”得来的“天性”。故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知天命”即是依据“天”的要求而充分实现由“天”而人的“天性”。《朱子集》第六十七卷谓：仁者，“在天则盎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贯四端者也。”“天道”生生不息，以仁为心，“天”有使万物良好的生长发育的要求，故“人”也应效法天，要爱护一切。这是因为“天人一体”，“人”得“天”之精髓而为“人”，故人生当在实现“天”之“盎然生物之心”，而有“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天心人心实为一心。人生之意义就在于体证“天道”，人生之价值就在于成就“天命”，故“天”“人”之关系实为一内在关系。“内在关系”与“外在关系”不同，“外在关系”是说在二者(或多者)之间是各自独立的，不相干的，而“内在关系”是说在二者(或多者)之间是不相离而相即的。“天人合一”这一《易》所阐发的命题，是中国儒家思想的重要基石。儒家哲学认为在“天”和“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即的“内在关系”，研究其中之一不能不牵涉另一个。

由《易》开出的“天人合一”思想(即“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的思想)对解决当前“生态问题”，作为一种思维模式，或可能对我们有几点启发：(1)我们不能把“人”和“天”看成是对立的，这是出于“人之始生，得之于天”。作为“天”的部分的“人”，保护“天”应该是“人”的责任。破坏“天”就是对“人”自身的破坏，“人”就要受到惩罚。因此，“人”不仅应“知天”(知道自然界的规律)，而且应该“畏天”(对自然界应有所敬畏)。现在人们强调“知天”(所谓掌握自然规律)，只是一味用“知识”来利用自然，以至于无序地破坏自然，把“天”看做是征服的对象，而不知对“天”有所敬畏，这无疑是“科学主义”极端发展的表现。“科学主义”否定“天”的神圣性，从而也否定了“天”的超越性，这样就使人们在精神信仰上失去了依托。中国人的“天人合一”学说认为，“知天”和“畏天”是统一的，“知天”而不“畏天”，就会把“天”看成是一死物，而不了解“天”乃是有机的、生生不息的、刚健的大流行。“畏天”而不“知天”，就会把“天”看成外在于“人”的神秘力量，而“人”则不能体现“天”的活泼泼的气象。“知天”和“畏天”的统一，正是说明“天人合一”的一个重要方面，从而表征着“人”对“天”的一种内在的责任。(2)我们不能把“天”和“人”的关系看成是一种外在关系，这是因为“天即人，人即天”，“天”和“人”是相即不离的。“人”离不开“天”，离开“天”则“人”无法生存；“天”也离不开“人”，离开“人”则“天”的活泼泼的气象无以彰显。这种存在于“天”和“人”之间的内在关系正是中国哲学的特点。如果“人”与“天”是一种外在关系(即它们是相离而不相干的)，那么“人”就可以向“天”无限制地索取，而把“天”看成敌对的力量，最终人将自取灭亡。“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正是要说明“天道”和“人道”之所以统一的道理，不能在“天道”之外去找“人道”，同样也不可以在“人道”之外找“天道”，宋明理学对这点看得很明白。程朱的“性即理”和陆王的“心即理”虽然对“天”、“人”关系人手处不同，程朱的“性即理”是由“天理”的超越性而推向“人心”的内在性，“天理”不仅是超越的而且是内在的，同样“人性”不仅是内在的，而且是超越的。陆王的“心即理”是由“人心”的内在性而推向“天理”的超越性，“人心”不仅是内在的，而且是超越的；“天理”不仅是超越的，而且也是内在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哲学是以“内在超越”立论的。既然中国哲学是从其“内在超越性”方面讨论“天人关系”的哲学，也就是说“天”和“人”不仅不是对立的，而且存在着内在的相即不离的关系。不了解一方，就不能了解另一方，不把握一方，就不能把握另一方。所以说，“为天地立心”就是“为生民立命”，不可分两截。(3)“天”和“人”之所以有着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皆因为“天”和“人”皆以“仁”为性。“天”有生长养育万物的功能，这是“天”的“仁”的表现。“人”既为“天”所生，又与“天”有着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那么“人”之本性就不能不“仁”，故有“爱人利物之心”。如果“天”无生长养育万物的功能，“人”如何生存，又如何发展?如果“人”无“爱人利物之心”，无情地破坏着“天”的“生物之心”，同样“人”又如何生存?从“天”的方面说，正因为其有“生物之心”，它才是生生不息、活泼泼的、有目的的有机体。从“人”的方面说，正因为其有“爱人利物之心”，人才与天、地并列为三才。因此，中国哲学认为，不能把“天”和“人”看成是不相干的两截，不能“研究其中之一个能够不牵涉另一个”。

当然，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不可能直接解决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生态”问题。但是，“天人合一”作为一种思维模式，认为不能把“天”、“人”分成两截，而应把“天”、“人”看成是相即不离的一体，“天”和“人”存在着内在的具体问题，就这方面说，它可以被视为“无用之学”。但它思考问题的路子却可启迪人们的智慧，提高人生的境界，故又可被视为“大用之学”。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就是要从中发掘出其无用之大用，以贡献于人类社会。

我的以上看法，只是就中国传统哲学可能为解决“生态”问题提供某些思想资源，只是一种哲学史的研究。而唐代兴同志的这本书是以当今哲学的视野考察“生态”问题，因此其现实意义就更大了。我之所以要这样说，有两个方面的理由：(1)这本书中虽然没有关于中国哲学思想资源的具体论述，但却体现了中国哲学思想中的天人相即、天人相通的视野、方法和内在精神。比如，他提出“自然为人立法，人为自然护法”的生存法则，认为这一法则是以万物有灵论为思想基础，以生生不息为内在精神的主张，其实是对中国哲学的内在精神，尤其是对儒家学说内在精神的弘扬。这恰恰表明了中国儒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是超越时空的“大用之学”。(2)这本书对当代哲学发展方向和整体蓝图，进行了深入的形而上学思考，但最终落脚点是现实人类生存。他认为要从根本上消除当今的生存危机，重建天人相即、天人相通的和谐，人类应该学会以生态整体的生存视野和自我限度的能力，限度地生存。所以，他提出重建人类价值秩序和行动原则，主张人类要有限度地生存，应该建立起人与环境相协调的原则，平等的善待(包括平等地善待所有生命，平等地善待一切人、平等地善待自我)原则，持续发展的再生原则和以代内生存公正与代际生存公正为基本内容的公正原则。《生态理性哲学导论》所体现出来的这种大胸襟的“天”“人”关怀视野和现世关怀精神，或许是我们今天所最需要的。所以，我希望因这本书的出版，能引起更多的学者从各个方面来探讨关系到人类前途命运的生态问题。

汤一介

2004年12月10日

面对这篇即将付梓的习作，没有超常的喜悦，没有如释重负的解脱，只有平静，并在平静中默默地感恩，在默默的感恩中敬畏。

一个人的成长，需要两种必不可少的力量的推动：第一种力量就是敬畏；第二种力量是感恩。

敬畏浩瀚茫茫的天宇、神秘悠悠的自然和深广无垠的大地，敬畏川流不息的生命和诗意盎然的人，敬畏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高贵还是卑贱的人生，敬畏无论是惊天动地、还是平常无奇的每一份属于自己的人生经历与阅历，敬畏前人的智慧、天道人律的法则，敬畏天籁之音、地籁之音、物籁之音、人籁之音的美妙与神奇，敬畏大地的言说、魔术般的人类语言和哲人的天启……这既是人生的快乐，更是生活的幸福。

敬畏能够敞开人心，将肉体凡胎融进世界之中，重续被文化、观念、利欲所剪断了的人与苍天大地、神性天宇以及存在世界之间的原始关联性，使人成为世界性存在的诗意创造者，获得诗意地栖居的权利资格和担当诗意地栖居的义务责任。

敬畏激励人成就人的伟大和神圣，敬畏更让人倍感生命的渺小，而小却狂傲与无知，促人在顺境中自制，在逆境中自强，在成就面前谦逊，在失意面前振作。

敬畏使人始终充溢生命活力，烛亮人心那无限的想像之光，开启人永远年轻的诗意浪漫和灵性灌注的理想激情。

敬畏生命、敬畏人生的人，没有因一时之得的傲慢之气，没有因劳作之后的疲惫之苦。

敬畏天宇、敬畏大地的人，方能领悟博大与宽广、深厚与磅礴，不会因一孔之见而得意忘形，更不因顺势进而忘乎所以。敬畏孕育大道，敬畏生发大言，大道大言寓于平静而立、平淡以待的日常生活进程之中；敬畏孕育伟岸，酿造雄奇，伟岸雄奇蕴含于春风拂来，波澜不惊的沉思之中。

真正懂得敬畏的人才会感恩，而惟有真诚地感恩，才真正知人爱人；惟有实实在在地知人爱人，才有真正的知己和爱己。

感恩我早逝的父母：他们虽然没有上过学，却终身不屈于命运摆布而倔强地生存图振家庭，不仅把我们八个兄弟姐妹拉扯大，还把叔父和姑姑抚养成人。父母不善言谈，一生只用双肩担当人生责任，哪怕累死累活也心存守望、笑迎生存艰难、承纳所有苦难而铮铮向前地开创生活之路，其弱小而顽强的内在生命强力，给予我最好的人生砥砺。

感恩上苍给予我特别的厚爱，赋予我特别的人生经历：几近“知天命”的我，时时在想，如果不是生于贫寒之家，如果从童年到青年没有经历那绵绵不断的饥饿之苦，没有失学之痛，没有一门心思为跳出“农门”而含辛茹苦地特别劳动和无私贡献，没有29年如一日地节衣缩食买书自学，没有在生活的道路上忍受无以计数的艰难困苦和人世间的种种不公正，没有在生活的大学中学会自我教育……我不会一路爬来，倔强如初，其志不改。

我始终相信，人是有潜在命运的。人的潜在命运始终是上苍的安排。面对上苍给予你安排的潜在命运，如果你拒绝、你痛苦，它就变成你人生苦难与堕落之源；如果你顺应、你笑纳，它则成为你终身不竭的人生财富。当你将此财富变为生存的动力，你就获得将上苍安排的潜在命运变成现实的自我命运谱写的动人力量、智慧和才能。

皇天无亲，天道酬勤。这是上苍给予我们每个人的生存智慧；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但人生却有救世主，这个救世主只能是我们每个人自己。自救者天救，自救者人救；自助者人助，自助者天助。这是上苍给予我们每个人的平等权利，也是上苍颁发给我们每个人达向幸福人生之路的通行证。这是我时时感恩上苍对自己特别眷顾与恩宠的不竭之源。

感恩我的家庭，我的妻子，家庭之于我，是平常而宁静生活的港湾。我始终固执地认为，没有家，就没有人生；没有家庭的和睦与幸福，就难以持久终身、一路向前的事业。在浮躁坚挺的唯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现实生活中，家庭幸福标准的确定、家庭生活质量方向的定位，从根本上取决于妻子。一个善良贤慧的妻子必然培养出一个道德生活的丈夫；一个对社会、未来充满理想的守望，对人生、生活充满希望之光的妻子，必然激励丈夫的优秀；一个具有博大爱心和责任心的妻子，必然引领她的丈夫成为有责任感和使命精神的男子汉。我之所以感恩我的妻子，不仅在于她具有如上品质，而且更在于她为我和孩子的成长默默承受着清贫和劳苦，无怨无悔，乐而不知其返。

我只上了三年小学，初中最大的收获就是把作为语文课本的《毛主席语录》背得滚瓜烂熟；没有读过高中，更没有上过正规的大学，当然谈不上学位什么的。但上苍却对我厚爱有加，安排一批杰出的师长来引领我的生活，激励我继续爬行不辍，点化我努力向前。

湖北大学的洪威雷老师，十几年来一直如长兄呵护小弟那样给予我亲情般的激励，使我获得不屈于命运的勇敢。辽宁大学的高楠老师，自1990年相识以来，成为我最敬爱的良师益友，我的每一点思维进展，每一步匍匐前行，都融进了他博大之爱的浸润和独特智慧之光的烛照；并且，我对许多领域的涉猎、对许多问题的正视和关注，都来自于高老师对我的鼓动和点化、批评与引正。湖南师大的陈果安老师，16年来，为我能摆脱生存困境、顺利成长，健康发展，而付出了超常的心力、爱心，一路走来，其每一步，都融进了他对我最实在的扶持和雄健鼓动，都留下了他那盈盈的佛心和潇洒人生。

吉林大学的高清海先生，是我最敬重的哲学前辈，13年前经另一位哲学前辈的介绍而获得忘年之谊，虽至今未曾有缘拜识。高先生明知我是一个门外汉，却并不以身份、地位论人，而是以书信的方式给予孤独的我以最大的鼓励，对我的思考予以循循善诱的教诲，使我这些年始终不敢丝毫懈怠。尤其是高先生那平等待人的学术品格和虚怀若谷的学术襟怀，在普遍以外在的东西(比如毕业何处、师门如何、供职学校名气、学位等等)为评价和取舍标准的今日学术界，尤为难能可贵。另一位哲学前辈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雷永生先生，14年来，先生总是以质朴深厚的慈善和仁爱，给予我无言的道德力量和爱的智慧。每当与先生在一起，哪怕有时时间很短，也能够从他平易的谈话中获得心灵的洗礼，感受到哲学的高贵和神圣。雷先生的平常、宁静的生活态度、刚直而宽容的德性，虔诚的学术真诚和对学术良知的艰难守护而不易其志的平淡而刚健的风骨，令我崇敬不已。

北大始终是我终身神往的精神家园，幼年的我，以平生能到北大上学为最高理想。一身生生不息的虔诚，感动上苍赐予我机会。三年前，我有幸在北大呆了一年。虽然今日的北大并不如我梦想中的那般神圣和纯洁，但在北大校园里，在北大图书馆，在北大讲坛上，在我的导师赵敦华先生、张世英先生、张祥龙先生、王海明先生、胡军先生、朱良志先生、易杰雄先生、陈占安先生、吴国盛先生、王炜先生、尚新建先生、何怀宏先生等等我所敬仰的老师身上，真正感受到了北大的博大、深厚，真正领略到了大写的人的光彩，真正体会出艰难振兴中的民族学术思想发展和繁荣的希望。

感恩所有给予过我以帮助、扶持和激励的人，是我平常人生的幸福之泉。人大的杨焕章前辈，虽然只有一面之缘，但他那圆融通达的人生境界和平淡如水的哲学智慧，却让我受益匪浅；人大的宋希仁前辈我至今未曾拜识，但他发自内心深处对后学慈爱的殷殷期望之情，却通过电话让我永生难忘。而四川省伦理学学会会长谢洪恩先生的教导、鼓励和至情期待，则让我始终不敢懒惰。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王东成先生、北师大的桂青山先生、中央财经大学的王强先生、西南交大应用伦理研究中心的肖平女士、中央民族大学的孙英女士，西南师大的张显成先生和屈艺女士，还有我的忘年交朋友赵宇航先生和侯泽俊女士，以及那些我无法一一致谢的老师和朋友们，这些年来所给予我的真诚友谊和智慧，为我的浅薄思考增添了几许厚重。尤其是西南民族大学的刘俊哲先生和王珏先生，这些年来，他们的哲学智慧和对人、存在、世界的多元思考，化为生性愚钝的我思维的活力之源。

李继兴兄小我一岁，平衡论实践哲学的创立人，在今年暑期从北京到西安的火车上相遇、相识、相交，一下就成为思想的朋友。这或许是天意：我围绕“当代人类何以才能理性地生存发展”苦苦求索29年，从形而上学、美学、伦理学、语言哲学、政治哲学和教育哲学以及哲学方法论等方面小有思维进展，初步开辟出生态理性哲学的宏观道路和整体蓝图；但继兴兄却从应用领域同样锲而不舍地探索这一时代主题，初步创建起平衡论应用哲学蓝图与实践方法。西安之行，几天会议期间，我们形影不离、通宵达旦、相切相磋，好一场难得的精神盛餐，好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智大慧大觉大悟，这难道不是上苍对我的特别垂爱和眷顾!

最值得我终身感恩的是文学院老院长万光治先生和已故的学校党委副书记李成良先生。因为，没有万光治先生顶着许多流言蜚语，我不会进入高校而获得潜心钻研的平台。这些年来，如果没有李成良先生和万光治先生对我悉心教育、引导、培养和持续不断地鼓励，我不会有今天的进步。不仅如此，这些年来，我的每一步成长过程，每一点进步，都融进了我所在单位的老领导刘永康先生、现任院领导李诚先生、邓英树先生、唐小林先生、李凯先生以及许多学术前辈和同事的殷切扶持和帮助。

我的年轻朋友、四川理工学院中文系杨兴玉先生，为本书的修改提出了珍贵的批评性意见，并三次校稿，付出了太多的劳动，在此谨致以万分的感谢。

2004年12月30日书于狮山之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