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汹涌下的乡村到底发生了什么?河清大婶死在老屋,一个星期后才被发现;种田好手刘武汉的尸体腐烂在稻田里,禾苗旺盛;好媳妇樊金花做了恶棍张良的姘头,后来成了村妓;……我,这个已经迁徙到城市生活的乡村后裔,却成了故乡的卧底。作者以摄像机般的笔触,有些黑色幽默式地记录了乡人、朋友和亲戚的一幕幕悲喜剧。
《田园将芜(后乡村时代纪事)》作者江子先生是乡村后裔,他凭借描绘江西赣江边一个叫下陇洲的村庄的地理经纬、历史记忆、身体疼痛和现实境遇,表达了他对五千年乡土中国的眺望和思考。当乡村被逼到坍塌边缘,中国精神昔日赖以维系的乡土已瓦解时,我们的家园是否有重建的可能?有着数千年文明历史的乡土中国,将会走向何方?
《田园将芜(后乡村时代纪事)》是一部保存了中国南方乡村民间文化记忆的散文读本,也是一部讲述城市化进程下的中国大陆乡村现实命运的纪事文集。
作者江子先生是乡村后裔,他凭借描绘江西赣江边一个叫下陇洲的村庄的地理经纬、历史记忆、身体疼痛和现实境遇,表达了他对五千年乡土中国的眺望和思考。
当乡村被逼到坍塌边缘,中国精神昔日赖以维系的乡土已瓦解时,我们的家园是否有重建的可能?有着数千年文明历史的乡土中国,将会走向何方?
《田园将芜(后乡村时代纪事)》不仅是一部优秀的散文集,同时也是一部具有社会学价值的乡村读本。
1
我的妹妹决定去广东。她说要去找她的丈夫。今年春节,她的丈夫因为工作忙没有回家。至今为止,她近一年时间没有见到他了。
我的妹妹不是上过什么大学、受过什么高等教育的女子。她不过是个农妇,一个识字不多的乡下女人。她的丈夫也不是拿国家薪水的公务员或者大公司的老板和白领,他只是一个进城的青年农民,一个城里的街头一抓一大把的打工仔。
自从妹妹和妹夫结婚开始,妹夫就长年在广东做工,一年顶多回一次家。我的妹夫是一个相当老实本分的人,没有多少文化,每次见到我,都不太敢和我说话。可是,他的村庄资源非常贫瘠,人均七分地,且十年九涝。出门打工,是没有办法的选择。
妹妹要去广东我想多少隐藏了她对丈夫的想念。可是她没有说。作为一个乡村妇女,她当然羞于表达这一点。她的理由是要带孩子去看爹。她担心孩子长期见不到爹不好。到底哪里不好,她说不上来。
我的妹妹有两个孩子。其中大的七岁,在更小的时候经常说一些“唐僧是树变的”、“关云长的大刀会流血”之类莫名其妙的话,曾经是死缠烂打的那一类,记得有一回我被缠得没法子只好关门躲避,他在门外把门踢得砰砰直响,最后索性大哭了起来。要知道,我老家的孩子,大多数见到我就像是老鼠见到猫。而现在他变得有些害羞,特别奇怪的是,他不吃荤食,只是偶尔在大人的逼迫下喝点肉汤,我笑他前世准是一名和尚,他把头低下去,嘿嘿嘿直笑,嘴里嘟囔着说,我是和尚你是方丈呢……小的只有三岁,他的妈妈和奶奶还经常抱他,他经常在大人的背上偷偷脱下鞋子,待发现后他笑得咯咯咯地响,深为自己的恶作剧感到骄傲……总之,是两个非常可爱的孩子。
妹妹带着孩子们在老家留守,妹夫在广东打工,这样一来,他的老娘——一个七十多岁的乡村老妪长年看不到儿子,妹妹长年见不着丈夫,我的两个外甥在长期缺乏父爱的环境中长大。对两个外甥来说,爸爸是一个不真切的存在,他不过是手机里没话找话说的一个声音,墙壁上的几张影像模糊的照片。每次我回老家去看他们,顺便问起他们是否想爸爸,七岁和三岁的两个孩子就好像都商量好了似的一起佝着头不说话,让我看着十分不忍。
我的妹妹一家上路了。她背着两个或多个蛇皮袋,蛇皮袋里放着他们一家老小的换洗衣服、洗刷用具,孩子的书包和玩具,还有路上吃的食物。她的两个孩子,大的那个可以由她家婆牵着,三岁的肯定是她抱在怀里。她的家婆年纪大了,脊背弯曲,瘦骨嶙峋,肯定没有力气抱。我的妹妹就这样摇摇晃晃、顾头不顾腚地上了火车。她出远门不多,还缺乏旅途生活的经验,带着老人孩子登上火车肯定会有一定程度的紧张。这样一支背着蛇皮袋、由老弱妇孺组成的寻亲团,更像是一支逃亡的队伍。而两个孩子,因为从来没有坐过火车,肯定会有一些兴奋,当然更多的会是陷身陌生人群的恐惧。他们或紧紧攥着大人的手,或用双臂紧紧缠着大人的颈,唯恐一松手就把自己弄丢了。当他们在座位上小心坐下,我似乎看到,车厢的玻璃窗后面,那几张被旅途挤压得变形的、惶然无助的脸。
2
我的侄子离开老家的时候是在农历五月。他出生于那一年农历二月,五月时他其实刚满百天。那一年端午刚过,我的弟媳不顾我父母的一再规劝、哀求,决定第二天离开我的乡下老家回广东东莞。她说到“东莞”这两个音节时流露出的甜蜜、亲切和向往之意,以及脸上不加掩饰的迫不及待的神色,让人以为是一个游子说起故乡。而事实上,东莞不过是她和我弟弟打工的城市,在那里,除了一间小小的租赁的房子,他们依然一无所有。现在,弟弟依然在东莞,弟媳此去,他因请不到假并不能回来接送。可是弟媳已经义无反顾,她的情绪已经坏到了极点,几个月的乡村生活,让原本温顺乖巧知情达理的她,变成了一个疯子。P3-5
“暖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陶渊明《归园田居》)“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这是中国数千年来传统乡村生活的写照,也是我的故乡——江西吉水县一个叫下陇洲的村庄曾经的风土天色。我的故乡,和中国无数个村庄一样,拥有属于自己的地理经纬、民俗禁忌、方言俚语、骨血经脉和历史记忆。记录下依然保留在村里人口碑中的往昔,书写故乡的自然、文化与情感,为故乡立传,便成为我这个从乡村出发的写作者的重要使命。
由此我总是找机会和理由从城市折回乡村,尽量和每一个乡民攀谈,用心体会我生活过二十多年的村庄的生命律动。我对隐藏在故乡皮肤皱褶里的往事几近痴迷,却又对她的现状和未来忧心忡忡。是的,随着城市化进程的纵深推进,那个历经劫难却总是保持着野蛮生命力的故乡已经面目全非。
城市化的整体推进已经不可逆转。乡村的颓败已经成了必然。那个滋养了中国诗意、培养了中国人与自然亲密关系的,安详、诗意的乡村已经不再,横亘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让人茫然失措的后乡村时代:农民纷纷离乡去了城市,大量村庄像是一个个被掏空的鸟巢,教育和医疗等设施日益衰败,乡村生产生活方式遭到遗弃,传统乡土秩序基本瓦解,乡土文明逐渐丧失了世袭的价值,眼看就将消逝殆尽。一方面进城的农民因户籍等问题无法真正进入城市,一方面资本正徘徊在乡村门外随时准备甚至已经侵人乡村;一方面中国每一天都有数十个乡村消失,一方面因征地补偿等问题造成的乡村群体性问题日渐增多……真正的乡村日益凋敝,而在城里,以富有乡村特色的名称命名或模拟乡村风景建成的小区比比皆是,乡村元素正成为城市房地产商售楼的噱头,郊游农家乐与农家菜大行其道,水碓、水磨、斗笠等农具等被移植到各种景区,成为景区意味深长的雕塑……
“田园将芜,胡不归?”这是田园诗人陶渊明发出的召唤。一千多年前,陶渊明厌倦了官场,回到了乡村,采菊东篱下,开荒南野际,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他的华丽转身,成为中国诗歌史最为动人、标志性的文化事件之一。时至今日,他的召唤依然有效。田园将芜的命运,让每一个乡村后裔,每一个自认为与乡村存在文化上的母子关系的人都感到揪心。
如此三千年未有之乡村剧变必须有人记录。中国散文传统的一脉,是史官带有使命意识的庄重书写。那就让我做我的故乡的史官。——同时也是做当下乡村中国的史官。
必须有人记录下这一切,以唤起更多的人回望故乡,回望乡村,唤起更多的人对乡村精神失落的深度关注。早年爱诗写诗至今依然嗜诗如命的我,一直恪守诗人的道德和使命。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我以对乡村的真情书写走在返乡的道路上。
正是基于如此的美好愿望和故乡情结,这些年来,我努力去探索现代文明渐次推进中乡村心灵的奥秘,竭力捕捉人们视若不见的乡村常态中的惊心部分,以我的老家为支点妄图接近我们所处的时代中乡村的真相。我写乡村疾病、死亡,凛然的生存和依然存留的诗意及暖意,追问被迫亡命天涯的人的去向。我渴望用我的笔建立一份后乡村时代的故乡档案,可我越来越发现我所面对的乡村过于广阔繁复沉重,我的笔尖却是那么的纤细柔弱,我常常会感到自己是多么的力不从心。
我非常清楚我的书写并不能阻止乡村的日益陷落,明白乡村城市化在全球意义上都是一种不可逆的趋势。可即使这样,我依然偏执地恪守着我的乡村记忆。我愿意承认那由乡村承载的中国哲学、诗歌的文明传统依然灯火不灭。我愿意相信,乡村永远是我们内心无比温柔的、带着几乎所有中国人童年体温的、我们称为“精神家园”的那部分,也许她会散落四方,但她永不消逝。由此,我们也许永不能抵达,但我们愿意日日走在返乡的道路上。
从外表看,我已经与一名城里人无异。
我也算得上是衣冠楚楚。我的皮肤也还白皙。我的普通话还算流利。我保持着城市的许多生活习惯:出门头发梳得整齐,喜欢喝点好茶和咖啡。我走起路来和城里人一样快慢有致。我还喜欢看碟,听音乐,对足球也说得上爱好,床头上堆着一些与精神有关的书。必要的时候,我还能说上几句这座城市的方言,短时间内一般不会露出漏洞,对我不熟悉的人,完全可能把我当作土生土长的本市人。
可我是农民的后裔,是一个生活在城里的乡下人。在许多表格关于籍贯的一栏里,我写的是与我所在的城市不一样的一个地址“吉水”——距离我居住的城市二百公里之遥的南方小县。而若干年前,我在吉水工作时,写的是“枫江镇下陇洲村”。
那是吉水赣江之滨的一个村子。除了求学,我的童年和少年都在那里度过。那里至今住着我的父辈和兄弟。从这个村庄出发,我的亲友遍布故乡的山山水水。得益于国家早年没有来得及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祖辈强大的生殖力衍生了故乡庞大的亲系。
他们是卑微的、底层的一群,是大地上匍匐的一群。他们多么渴望在天空中飞翔——城市就是他们常常窥视、仰望的天空。从农村包围城市,是我的故乡世世代代不死的心。城市拥有任何时代都是最好的物质和精神资源:高层的行政机关,先进的医疗、教育、物流、文化体系。因为求学、患病、购物或者厄运,他们暂时离开了乡村,坐火车或汽车,沿着血脉的通道,秘密潜入城市,与我会合。乡音或者他们口中的我在乡村粗鄙难听的乳名,就是接头的暗语。
他们是我的另一个组织,掌握了我的血脉、出身甚至更多的秘密档案。我其实是他们安排在这座城市的卧底,是潜伏在城市内部的、为故乡工作的地下工作者。我的衣冠楚楚人模狗样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不过是为了便于开展工作的一种化妆术。一名潜入城市的卧底,就是我在故乡的组织掌握的档案上的真实身份。
那个人站在那里,手足无措。那个人无论头发脸庞和衣着,都与那座很欧化的拱形的大门外观和来来往往的高档车辆极不相称。那个人头发蓬乱,皮肤粗糙黝黑,面色愁苦,胡子拉碴,皱巴巴的衬衫有一块明显的印记——显然那是不习惯出远门晕车呕吐的痕迹。那个人的手里提着一个脏兮兮的蛇皮袋,背上背着一床被子,被面的花色是崭新而艳俗的那种。那个人的样子就像一个难民。他的旁边,是他的儿子,两手卒空,却因为和他的难民父亲站在一起感到尴尬万分。
他是我的姨父。站在他身边的是我的表弟。姨父看见我,脸上露出了没有被人察觉的笑意。他的神情看起来有些激动。但是他并没有像在故乡的路上遇见时那样大叫大嚷,而是竭力保持着克制。待我走近,他显得训练有素地慢慢伸出了手,轻轻地用乡音唤了我一声——就像电影里组织派来的人与地下党员在敌占区秘密接头一个样。
姨父生了两个儿子。他靠着种几亩地和做点小生意供两个儿子上学。大儿子今年高考落榜,可他还想上学。前些日子,姨父从家乡打电话给我,问我有没有什么办法,让表弟在省城上一所民办大学。我说干脆让他出去打工算啦,去民办大学上学能读到什么东西?再说那该要老大一笔钱呢,您现在负担那么重。可姨父说儿子想读,做父母的,就成全他么。从电话里听得出,姨父有一种为了儿子豁出去的悲壮意味。
我知道这是我的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我必须充分利用我的城里人身份来完成它。接到姨父的电话以后,我费劲了心机搞到了这座城市几乎所有民校的情报,内容从建校历史、学校规模、师资力量、专业结构、收费就业情况等无所不包。最后,我把目标锁定了市郊一所据说就业率98%以上的大学。其实所有的民办高校只要给钱就能上,但我不能让姨父把辛辛苦苦积攒的钱往水里扔。
在单位隔壁的饭馆里,我叫了两瓶啤酒,姨父说路上车晕得厉害,什么也吃不下。他几乎没动什么筷子,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倒是表弟一个人自斟自饮把两瓶啤酒干了。我想,即使不晕车,这档儿他也不会有什么胃口——这座于他缺乏把握能力的城市危机四伏,对表弟前途命运的担心显而易见。再说了,每年上万块钱的学费,对他也不会是一个小数目。
我领着父子俩打车来到了那所大学报名处。正是报名的高峰时期,校园人山人海。姨父躲到偏僻处,费力地从缝合在裤子上的口袋里掏出一叠皱巴巴的钱来。办完手续,手中的钱变成了几张轻飘飘的收据。我看见姨父的脸虚弱苍白,手还有些抖。正是炎热的九月天气,他不停地用衣服的下摆擦着汗。很多衣着光鲜的人从他面前走过,露出了鄙夷和警惕的表情,仿佛他是一个被缴了械的俘虏。姨父告诉我,学费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借来的,要三分的利息。我说那该还到猴年马月?他咬咬牙说,什么时候还得清先不管,儿子读书要紧。
报完名,姨父就要回去,农活不能耽误,好几丘田等着灌水呢。他反复嘱咐儿子,哕里哕唆,表弟都有点烦了。~—我盯着表弟不耐烦的脸色,心想,如果这家伙做了一名城里人.早晚会成为故乡的叛徒。
姨父当天来当天回。他坐上回家的班车的时候,天已经今黑了。
我不认识眼前的这个人,虽然他有着和我的故乡契合的表情和装束,不同之处是他手里拿着一张x光片。这张X光片此次变成了我和故乡在城里接头的暗号。他是我舅舅的“特派员”。这个在牛皮纸信封里半露半藏的胶片上记录了舅舅的腰椎。舅舅是个泥瓦匠,在县城的某个工地上打工。春节去给他拜年时得知他在县城干得不错,比在家种几亩地时强很多。可就在前几天,他不小心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腰椎断了。眼前的这个人是他工地上的工友。舅舅让他带话给我,要我去问省城的医生能否不做手术,因为做手术会花光他全家仅有的存款,两个孩子在县城读书就会成为问题。
我从纸袋里取出这张片子,在阳光下观望。我看不懂这片子的受伤情况,但我知道,那里藏着我的舅舅——妈妈的弟弟的腰椎骨胳,它记录了一个底层人的、靠手艺生活的庄稼汉的、很可能使他永远失去劳动能力的一次事故。它是来自故乡关乎命运的一张秘密图案。
我带着舅舅的工友来到单位附近的一所大医院。已是下午四点,专家门诊空无一人,我只好冲进了住院部,找到一名正在值班的骨科专家。我要让我在不暴露身份的情况下从他的嘴中撬出有用的情报。我去买了一盒价格不菲的香烟——某种程度上它可以是一张城市通行证,也是一张名片,用来证明我城市人的身份。我客气地给他点了烟,并开始运用与城里人交谈的一套话语系统,来表明我和他是同类的人。我尽量让自己显得镇静和有涵养,语言上既显得谦恭又不失尊严。我脸上的表情也十分到位,没有露出一点破绽。我费尽周折终于取得了他的信任、尊重和诊断。我成功了。
我听到的结论是肯定要动手术,不然这辈子就废了。当我不动声色地提着装了舅舅腰椎的牛皮纸袋走出医院的时候,我的腰椎忽然传出了一阵剧痛。
并不是每一次组织都会派人来跟我接头,也有用电话、手机的时候。只要有来自故乡区号的电话响起,我就心领神会这些只有我才能破解的密码,我知道,那是故乡正在给我发出新的指令。
有一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里是个中年妇女的声音,带着哭腔。她问我是否记得她,曾经住在离我家隔几栋房子的地方。她说我小时候叫她姑,她还经常抱我,小时候的我长得可胖呢。可后来她嫁到了我村隔壁的村子里。她说是从我在老家的爸爸那里要到我的手机号码的。
说实话我对她并没有什么印象,只觉得声音有点熟悉。再加上手机信号不太好,她的声音带着哭腔有些失真,我完全不知道她是谁。离开故乡多年,故乡的人和事,已有许多退出了记忆。但她的乡音让我对她的真实身份没有产生一丝怀疑。
我知道,她是自己人。
电话里开始絮絮叨叨地说事儿。她说她的儿子开长途汽车跑货运,前几天在广州被别人的车撞了。她的儿子还住在医院里,伤得很重,肇事司机被当场抓着了,可不知什么原因,不久就放了出来。这场车祸从此找不着事主了。儿子的伤得治,可眼看着快没有钱了。她在电话里哭起来,说这都是因为咱们是乡下人啦,咱们在广州人生地不熟的,石头掷天也没用啊。听说只要有人给广州打个电话那边就会认真办理。你是咱村里的能人,听说在省城当大官呢,你就给我打个电话过去吧,那边也是省城,你这里也是省城,省城还有不听省城的?求求你了大侄子救救命呀,事情办成后我打几斤麻油专门到省城感谢你呀……
我没有办法帮这个忙。她想得太天真了。在广州,除了家乡的一些打工仔,我并不认识谁,更没有打个电话就能把事儿给办了的能力。广州是我鞭长莫及的城市。我和那边的城里人没有任何交情。我知道她正面临的困境,可我一点办法也没有。我根本不是什么官儿,我在城里的身份只是一个靠写字儿谋生的小文人。而此刻,我成了她落水时想抱着的一根虚弱的稻草。我艰难地回绝了她。她显得多么失望!在电话的最后,她嘟嘟囔囔,语气中充满了对我见死不救的埋怨。
我知道我让我的组织失望了。我想我的故乡肯定会有一段时间对我的忠诚产生怀疑。,他们会以为我背叛了他们。“哼,人家是城里人了,哪里会看得起咱们乡下人”,故乡的人在议论我时肯定会这么说。我将因此暂时蒙受冤屈。但作为一名卧底,蒙受冤屈是常有的事。对此,我已逆来顺受。
我的亲友们纷至沓来。可为了做好一名卧底,我必须承受更多。我必须让自己越来越像一名城里人。我必须讨好领导,团结同事,善待他人,以取得这座城市更多的信任,从而让自己在这座城市扎稳脚跟。我甚至对单位的守门人都不敢得罪,亲友们给我带来了红薯辣椒我都要分给他一些,生怕他把故乡来的人凶神恶煞地堵在门外。我必须更广泛地熟悉城市,与更多的城里人交朋友,以获得更多的信息,窃取更多故乡需要的情报。我必须拥有更多的资源:包括人脉资源和信息资源。我必须夜以继日地工作。我的组织并不发给我所需要的资金,奖励基本靠口碑,而我必须挣下所有的活动经费(包括接待故乡亲友的食宿费、交通费和其他开支)。在这个城市生活,我常常为资金的紧缺一筹莫展。我表面像城里人一样乐呵,可我内心的困窘,有谁知晓?一个卧底内心深埋的悲凉,又有谁分担?我经常孤单地行走在这座城市的街头,脚步迟疑,一方面对故乡的命运忧心忡忡,一方面又为是否接听显示为故乡号码的座机、一直响个不停的手机而犹豫不决。
今夜故乡又有人入城,说是半夜会来。从电话里的声音我知道那是我的一个远亲。他压低着嗓音说他正在来城里的夜班车上,可能要十二点左右才能到达。问他到底有什么事,他欲言又止,显然他说话不太方便。他的声音在夜晚的班车上含混不清,呼呼的风声和车轮在地面行驶的尖锐声音隐约可闻,很让我有一些风声鹤唳的感觉。他干脆说电话里说不清。等到见面时一切就知道了。
接电话的前夕,我刚刚送走了一批来城里的亲友。家里的餐桌上杯盘狼藉,我还来不及把一切清理干净。我在城里用微薄的积蓄和一幢用对我来说是巨额的贷款买下的房子建成了故乡在城里的秘密交通站。我坐在亲友们沉重的身体坐得凹陷了的沙发上,一动也不想动。故乡亲人们的蜂拥而来已经让我疲惫不堪。我超负荷地在为我的组织工作。老实说,我受够了。但我想起我的故乡依然在苦难中挣扎,我的亲友依然蝼蚁般活在苍茫大地上,而我对他们的热情款待和为他们的事情奔忙多少可以给他们带来一星半点的希望和安慰,就一点脾气也没有了。是的,就像一名卧底不敢背叛他的组织,我怎么会忍心改变对故乡亲友的忠诚,成为我贫弱不堪的故乡千夫所指的叛徒?!
今夜,我依然静静地坐在家里的灯光下,心平气和地等着入城的亲友,将我家的门,笃笃叩响。
林贤治著名作家
这个时期出现了一批专注于乡土散文写作的作者,如刘亮程、野夫、周同宾、江子、傅菲、杨献平、吴佳骏、郑小琼、塞壬等,或者重现乡村的苦难记忆,或者展示乡村为城市化所拖曳的现实图景,或者在传统的阴影下作形而上的思考,或者穿行于城乡之间,在文化冲突中撕裂,或者仅仅迷醉于乡村之美,以反现代的姿态,抒写乡愁。
祝勇作家、学者
江子的散文关注的是一个常被我们“健康的”散文所忽略,却带有普遍性的方面,是取代大历史叙事的日常小叙事,是对日常生活进行的意识形态批判。
司敬雪 评论家
《爹娘入城记》令我感动……感动来自作者感恩情怀的袒露和心灵救赎的演绎。……多年的都市经验,让他对乡村价值有一种更深入的体认,因而也形成了自己作为乡村子民的自信。
《西部》‘月评’栏目
作者满怀深情,以悲悯、精准的笔触将自己形象地比喻为一名“卧底”,他是他在乡下的卑微的、底层的、如蝼蚁般活着的亲友们向城里人求助的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