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月29日离开了诺索尔特，乘坐的是阿诺德将军提供的“空中之王”一样的飞机。和我同机的，有我女儿萨拉、官方随行者、我个人的秘书马丁先生和罗恩先生，以及海军中校汤普森。在另外两架飞机上的，是我其他私人随行和各个部门的若干官员。1月31日，天还没亮，我们到了马耳他。我在那里才知道，在班泰雷列岛附近，其中一架飞机失事了。不过生命就是这样不可预测，飞机上的所有人，三位机组人员和两个乘客，全部生还。
我在路上突然发了高热。摩兰勋爵劝我，中午之前要一直在飞机里卧床休息，我照做了。之后，我到军舰“猎户座”上休息了一天。晚上，我感觉没那么难受了，和马耳他统帅，及哈里曼先生一起吃了顿晚饭。
总统和他的随行人员，在2月2日清晨，乘坐美国军舰“昆西”号进入瓦莱塔港。那天天气和暖，天空中一片云彩都没有。我站在“猎户座”的甲板上向前张望。在美国的巡洋舰从我们边上驶过，慢慢停在港口侧面的泊位时，我在船桥的位置看到了罗斯福总统坐在那里的身影，于是我们互相招手示意。那场景实在是壮丽：喷火式战斗机在天空中护航，礼炮声隆隆，码头船厂邀请的乐团演奏美国国歌。在我看来，我的病已经不那么严重了，能够上“昆西”号用餐。当晚6点，在总统的官用客舱中，我们举行首次正式会谈。我们在那儿看到了几分报告，有联合参谋长组委会的会议简报，也有马耳他三天前发生的军事磋商的报告。顾问们的工作完成得很好，艾森豪威尔的战斗方案：把队伍带到、带过莱茵河，是他们商讨的中心。关于这个问题存在的分歧，还是放在其他章节再说比较好。毫无疑问，翻检整个战斗经过是这个时机必须要做的事。比如，如何抗击德国的潜艇，以后会发生的东南亚之战、太平洋之战以及地中海的形势。他们要求我们在希腊调出两个师的兵力，我忍痛答应，只要时机合适，立即进行抽调，但我也说得很清楚，要我们这样做，只有希腊拥有了自己的军事力量才行。为了支援西欧、北欧，意大利也得抽调三个师出来。不过，我强调说，两栖力量不能撤出得过多。不管在意大利的德国人在哪里投降，对我们来说，可以及时跟进都是十分必要的。由于“除非有需要，否则我们不能让俄国人在西欧占据太多地方，”所以我们最好在奥地利多占领一些地方。我们在军事层面上基本没什么分歧，讨论的成果喜人，即：在和俄国竞争者见面之前，联合参谋长组委会确定了自己的位置。
当晚，在“昆西”号上，我们举行了会餐，并就艾登和斯退丁纽斯在几天前讨论的相关政治问题进行了非正式磋商。等到了雅尔塔，这些问题还会被提起。我们在那天晚上就出发了。总统原本计划只带三十五个随行人员，结果我们两人的随行人员都翻了十倍那么多。为了把英美代表团差不多七百人的成员，全部运到一千四百英里以外，位于克里米亚的萨齐机场，十分钟，运输飞机就要飞一次。为了进行技术准备工作，英国空军支队在两个月前就到那里驻扎了。
晚餐结束，我登上私人飞机就去歇息了。这次飞行，时间很长，也很冷，我们着陆的机场被厚厚地白雪包裹着。我又站着等了一会儿总统，因为他的飞机还没到。他是被人顺着“神牛”号的梯子搀下来的，脸色看着非常糟。我们观看了仪仗队，他坐在没有顶的汽车中，我跟在他的身边。之后，莫洛托夫和俄国一行带着我们的随行人员去了一个大帐篷吃甜点。
很快，我们又从萨齐出发去雅尔塔，坐车走了很长的路。和我坐在一起的，是摩兰勋爵和马丁先生。我们谨慎地带了面包，里面还夹着肉，可是我们才把面包吃下去，就到了一幢很大的建筑中。某个人告诉我们莫洛托夫正等我们来。他为我们准备了午餐，内容十分丰富，差不多够十个人食用。现场只有莫洛托夫和他的两个下属，显然，他们没发现总统他们。莫洛托夫很开心，宴席上都是俄国国宴上的美味佳肴。尽管我们已经吃过饭，没什么食欲了，但我们并不想被他们发现。
我们在路上花费的时间，大约是八个小时。沿路时常能看到列队的俄国士兵，还有些排成排的女人，站在村中的道路上。还有些人站在重要的桥上和山路上，还有些孤立的支队散落在别的据点。当我们翻过高山，走近黑海沿岸时，温暖而明亮的阳光、平和的天气忽然将我们笼罩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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