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桦、李敬泽、欧阳江河、王家新、西川、谢有顺、于坚、张清华联袂推荐。

一部论述中国诗人生活史和创作史的诗学随笔，一幅中国新时期波澜壮阔的诗坛画卷。通过对著名诗人韩东、王家新、张枣黄灿然等生活经历与诗作的梳理与互证，展现了一代诗坛精英的成长史和心灵史、一个古典时代的光荣与梦想。

《一个人的诗歌史(第2部)》是刘春的“诗歌史”系列著作的第二部。沿袭第一部的整体风格，从论述柏桦、韩东、王家新、张枣、黄灿然等著名诗人的生活史和创作史入手，揭秘新时期三十年风云激荡的诗歌江湖，展现一代诗坛精英的光荣与梦想。全书文风鲜活，见解新颖，具有极强的可读性、现场性和资料性。

序言 向《一个人的诗歌史》致敬

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

把灵魂朝向这一切吧，诗人

飞蛾已经出生，巨著总会完成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

从黑暗中来，到白云中去

后记 每个人都有一部自己的诗歌史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停课。突如其来的“自由”让柏桦兴奋异常：“那一年春天非常短暂。哗啦啦，徐疾有力的风一下就吹开了夏天的第一天，吹过了最后一页我并不留恋的书页。真的放学了，真的无涯的自由来了。小孩子们收拾起书包，大孩子们在勾画长征的道路，我卸下‘枷锁’走出课堂、随便奔跑，老师能拿我们怎样。”(《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下同)

紧接着，柏桦详细地描述了10岁的他莫名其妙地成为红小兵而融进“生活”之中的过程。

一个黄昏，我在我家附近的上清寺(位于重庆市中区)玩耍，突然，街上出现了我从未见过的情景：急增的人群脚步匆匆，每一个人好像都在只争这个黄昏。

洪流，人群的洪流，我也随着这洪流莫名地兴奋起来。虽然我还不太明白这些人在做什么，但10岁的我已隐约感到这宛如盛大节日的欢乐里有一种极端兴奋的气氛。

我被这个城市，这些人群所传染的兴奋搅得心猿意马。这不属于我的，与我真实的心无关的兴奋在黄昏的晚风中激荡，我不由自主地飞跑起来。

突然有人带头高吼：“冲市委啊！打倒某某！揪出某某！”人群开始向市委冲锋。

“这么多的敌人，暗藏的、现在的、历史的‘反革命’，但最大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本主义，还有反革命……”我正苦于连不起这黄昏的“新鲜”话语．一阵风过，我抬起头来，看见一位女红卫兵站在我的面前。她最多只有16岁，但我却觉得她比我大很多。她微笑着把一枚毛主席像章轻快而准确地别在我幼小的左胸上。

在那一瞬间，10岁的小男孩柏桦突然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大人，仿佛国家的兴亡与自己密切相关。这种戴上了加速器的成长方式，牢牢铭刻在柏桦的记忆之碑上，令他难以忘怀，以至于33年后的1989年12月26日，他以诗歌的形式回顾了那个夏天自己的心理状况和社会景观：

成长啊，随风成长

仅仅三天，三天！

一颗心红了

祖国正临街吹响

吹啊，吹，早来的青春

吹绿爱情，也吹绿大地的思想

瞧，政治多么美

夏天穿上了军装

生活啊！欢乐啊！

那最后一枚像章

那自由与怀乡之歌

哦，不！那十岁的无瑕的天堂

——《1966年夏天》

“抢军帽”开始流行了，大批判开始了，人性变得更为疯狂。“在一群孩子的掩护下，我公然地在厕所抢走了一位正在大便的中年男人的绿色军帽，他欢乐的顶峰眼睁睁地被我夺走，而我却在欢乐的恍惚里戴着这顶空空如也的大军帽一连几天提心吊胆、神情慌张，那是我唯一的一次最胆大妄为的革命行动。行动之后，我陶醉于一个接一个的批判场面。我记住了红色和黑色，分清了坏人和好人，美与丑、左与右甚至香花与毒草。每一个孩子，当然也包括我，都在日以继夜地细查各种图案，其中一个惊呼：‘快看，这文具盒上的图案藏有反动口号。’而我却什么也没看出，非常失落，看来那时我还真的缺乏某种超现实的眼光。在另一个快乐的早晨，我看到一位长得白胖、没有胡子的邮局分件科科长被一群婀娜多姿的女郎用细细的竹条‘可爱地’抽打。一个皮肤雪白，痛哭流涕的美人用她急躁而温暖的手指去戳他多肉细嫩的前额，科长一边流泪一边承认自己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对不起革命群众……”

这一切，尚未成年的柏桦自然是看不懂的，正如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抢别人的军帽，但作为一个少年，他和所有同龄人一样，对于热闹场面有一种天然的好奇。‘然而这种惬意又茫然的日子并不太长，“自由”了一段时间之后，孩子们又被召回学校上课。说是上课，事实上是和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中国人一样，每天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毛主席的“老三篇”、毛主席语录和诗词。柏桦的文学才能自那个时候开始露出冰山一角，一个晚上，他竟然对写在墙上的毛主席语录提出语法上的疑问——当他看到重庆工人文化宫的，一面墙上写着“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一切都好办了”时，既为这段话的简洁而折服，又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大准确，于是颇有些炫耀地大声说：粮食和钢铁怎么能说“一个”呢？只能说一个人或一个苹果嘛。

话音刚落，一个男人从黑暗中冲了出来，吓得柏桦没命地飞逃。P9-11

于我而言，要为一个你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人写文字，是困难的。

要为一本你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书加些边边角角，同样是不容易的。

更何况是一个你更习惯站在各种褒奖的背后冷静观察与挑刺的人与书。

刘春与他的《一个人的诗歌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与一本书。

前天，在回家的路上，我告诉他：你知道你这个星座的_人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吗？是工作狂。

他非常认同：原来如此。难怪。

可以听得出，他的认同中有自我赞赏的成分。而我这番话的本意，却是表达我的怨气：为了工作与写作，他对家人忽略太多了。

《一个人的诗歌史》最初的创作是在2002年。正是那年，我怀孕。2003年2月份，我生下了女儿暖暖。这期间，可以说，我很少得到一个孕妇和产妇所应得的照顾。而女儿出生后的几个月，正好是他创作激情特别高涨的时期。每天下班回到家，他第一件事是开电脑。吃完饭第一件事，同样是开电脑，直至深夜。

他几乎忘记了家里还有一个正在坐月子的产妇和一个并不好带的婴儿。

也许，作为一个伟大的女人，对于这样的工作狂，必须有足够容忍与奉献的能力。

可我不伟大。也不觉得伟大是一种值得享受的光亮。所以我总是心生怨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充当着祥林嫂的角色——喋喋不休地重复着这句话：连我怀孕和坐月子你都没有照顾到！

而也许，作为一个单纯的朋友，会非常欣赏甚至是崇拜他如此的创作激情。

于是很多时候，我更愿意把他当成一位好朋友，而尽可能地忽略掉他的另一重身份。如此以平息自己内心的种种抱怨。

工作狂不仅自己全力以赴，很多时候还要把我也拽上——他每写完一部分，都会拿过来，软硬兼施地逼我“看一下”。每一次，我都只能愤愤地接过来——如果我有一百种拒绝方式，那么他就会有一百零一种奉上的方式。他这种急于与人分享他的创作成果的习惯，我早已领教——1997年，我还在广西师大读书。某个宿舍就要关灯关门的夜晚，他打来电话。那时宿舍里还没有电话，要跑到楼下舍监那里接。我记得舍监阿姨一直在催促我：长话短说长话短说，马上关灯了。

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刚写完了一个小说，很漂亮。他要我马上赶回去看。

他激动的情绪不容置疑。

于是那个凉风飕飕的深夜，我骑着破旧的自行车，从师大出发，经过龙隐路。经过解放桥。经过如今已面目全非的十字街。赶到了他当时位于“小香港”的住处，看稿子。

不仅如此，每次把稿子送到我手中，他都会得寸进尺地说：顺便帮校对一下嘛。

于是我就不仅仅是看，而且是非常认真地看。我手中得有笔手边得有相关的书籍。

我对行文是有洁癖的。所以对他文章中的某些反复阐释总是觉得过于拖沓。往往，我一边删改一边讥讽：你到底会不会写文章？你怎么那么哕嗦？怎么总害怕别人看不懂？

即使是最细微的标点符号，我也不放过——越是你看重的文章，你会越挑剔。

我记得女儿暖暖才5个多月，就能非常专注非常津津有味地坐在床上翻书“看”了。我至今坚信，暖暖的专注与津津有味，来自我靠在床上校阅她爸爸文稿时的潜移默化。

至此，以上的铺陈只是一种顾左右而言他的手段。我是一个非常挑剔的人，对于文字尤其如此。如果不是极为值得一看的文章，我不会甘愿献出如此多的时间。

——刘春的文字，我是愿意为之奉献时间的。这也是消弭生活中他的种种欠缺的一种有效途径。

从2002年到2010年，《一个人的诗歌史》经历了8年的时间跨度。

有人花5年10年的时间来写一个长篇．、拍一部巨片，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花8年来创作十几篇与诗歌有关的随笔，却是罕见的。这不仅体现作者对此书所投入的精力，更足以说明作者对此书的偏爱、尽责。

有一段时间，我们生活中所有的话题几乎都是为《一个人的诗歌史》而展开——上下班路上、饭桌间……以至于我一度曾对这些话题产生了严重的疲劳感，求饶说：你就放过我吧，我们谈点别的……

实际上，对刘春的著作稍为了解的朋友便能知道，无论是在他的随笔集《让时间说话》还是在《朦胧诗以后》，都能看到这本书的一些雏形。从原来每篇两三千字到七八千字最终到如今的两三万字，是他几年来反复修改、添补的结果，是精益求精的见证。这期间，他翻阅了多少资料，对资料进行了怎样的甄别筛选，与所论述的诗人(或已故诗人的亲友)进行了多少次的交流沟通，对整本书结构布局的多次调试甚至是全部打乱再重来……若非亲眼所见，是难以相信的。

而与8年前相比，经过了反复打磨的文字，也越来越让人爱不释手——无论是对一首诗的解读，还是对一个历史事件的陈述；无论是客观评价还是真诚缅怀，其中的精致、深刻、风趣、飘逸、诗意和悲伤，都有着最为恰当的表达。

——这些表达，既宽阔又亲切。既平静又辽远。

2009年秋天，第三届广西青年诗会期间的某个晚上，我与刘频等一帮诗人在咖啡馆闲聊时说到了因故无法参加诗会的刘春。

刘频说：刘春是我至今结识到的最为真挚、纯粹的诗人，是最为难得的朋友。

《南方文坛》的何述强说：刘春不仅诗歌写得好，诗歌评论也独具一格。

我说：可以说，刘春写诗歌评论，不仅是诗人的福分，更是很多诗评家的福分——他们将从中学会如何写诗歌评论。

我并不觉得自己这番说辞有失妥帖。

刘春曾说过：与那些受过专业训练的评论家相比，我理论上的。水平肯定是不及人家的。不过我对诗歌的体悟并不逊于他们，对诗歌事件、动态等资料的掌握也很充分，所以我要扬己之长避己所短地写一种“刘春体”的诗歌随笔。

当时我听了内心很是感慨。

撇开《一个人的诗歌史》系列的诗人，这些年来，刘春还为不少诗人写过评论。我从来不认为他比专业的评论家逊色。我甚至觉得，正是因为他没有那些理论框架的依赖与束缚，所有思悟都源自内心敏锐过人的理解，所以便不会陷入凌空蹈虚的干巴晦涩，更具有真诚可感的品质。他的那些介于随笔和评论之间的文字被大量刊物发表、转载，并且在《花城》、《名作欣赏》、《读库》等开设了专栏。《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一部出版两个月后，便有了加印的机会，据说出版社已决定再过几个月就推出修订本和第二部。对于一个业余诗评者而言，这样的优势其实已经非常值得“骄傲自满”了，他却仍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并保持着谦卑，实为难能可贵。

“一部论述中国诗人生活史和创作史的诗学随笔，一幅中国新时期的诗坛画卷。通过对著名诗人顾城、海子、于坚、欧阳江河、，西川、黄灿然生活经历与诗作的梳理、互证，展现了一代诗坛精英的成长史和心灵史、一个古典时代的光荣与梦想。”

这是《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一部第一版的内容简介。

而我觉得，这本书，不仅是展现一个时代的光荣与梦想，同时也是作者长年来萦绕于心的光荣与梦想——刘春一直有为中国当代诗歌“划版图”的野心——全面客观地梳理一批优秀诗人的人生与创作，通过融入他们生存的时代背景、直接经历或间接经历的历史事件及诗歌事件，让一个已经过去或正慢慢地被淡忘的诗歌版图再次清晰而完整地凸现。

如果这些梦想实现，那么便是他生命的光荣。

可以说，经过8年的不懈努力，《一个人的诗歌史》一点点地接近了刘春的梦想。是的，仅仅是接近——他的“诗歌史”系列将会陆续推出，除了第一部所写的海子、西川、于坚等人，王家新、柏桦、韩东等重要诗人均“无一幸免”。实际上，《一个人的诗歌史》出版后短短一个月，有出版社就已经在和他协商出版“诗歌史二”。只是刘春没有马上答应，他的理由无非是把文稿打磨得更好，少留一些遗憾。已经出版了的这一本，他目前也还在不停地修改中，有的篇什甚至增补了2万字，可谓更臻完美。而他为此的付出是巨大的，就在我写这些文字的前一天，他因为劳累过度而触发旧疾，当着女儿的面晕倒在房间里……

《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一部第一版的封腰上有这样一行字：“向《人·岁月·生活》致敬。”而最初打出的是“中国的《人·岁月·生活》”，刘春看了马上说：不能这样写，怎么能和爱伦堡相比，太不靠谱了。两个月后，《一个人的诗歌史》再版，刘春干脆把“向《人·岁月·生活》致敬”这句话也删掉，由此可见其面对大师时的谦逊程度。而从某个角度说，《一个人的诗歌史》就是一本谦逊的书，他对他所写的人与诗，都持着一种客观、平视的立场，不居高临下，也不妄自菲薄。

在我看来，刘春的《一个人的诗歌史》系列图书虽然还无法与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相比。但在内心里，他却有着与爱伦堡等同的执著、担当与真诚。

所以在这些文字的最后，我愿意再说一句：向《一个人的诗歌史》致敬。

2010年2月23日作，6月3日改定

这是《一个人的诗歌史》系列作品的第二部。与此前出版的第一部一样，本书的五篇文章，所谈论的仍然是20世纪80年代成名的诗人及与这一代诗人相关的诗坛往事。虽然90年代以后新人辈出，但这一批80年代成名的诗人，已经凭着他们出色的才华在当代诗歌史上获得了稳固的位置；目前，他们仍然创造力旺盛，时有佳作。推介他们的作品，梳理他们的创作历程，并以此为基础展现整个当代诗坛的状况，既是本人多年来的夙愿，也是为了证明：尽管没有任何一首诗能够阻挡一辆坦克，但优秀艺术品的存在，却能够让人对这个灵魂日渐倾斜的时代有了信心。

五篇文章，都是半新半旧之作。所谓“半新半旧”，意思是初稿曾经发表过，后来进行了很大幅度的增补和改动，成为与原来完全不同的“新作”，就没再拿出来示人了。承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厚爱，我在《诗歌史》第一部出版的半年后，就有机会将“诗歌史”系列的最新成果结集成书，内心实在是感动莫名。

除了写黄灿然的一篇发表于《汉诗》，其余四篇均来自于我在《花城》上开设的“诗人肖像”专栏。这个专栏每刊出一篇，我都会收到多个外地朋友的反馈。无非是指出这项工作很重要，文章很有价值。其实，我很清楚，朋友给予鼓励并不在于我的文字好坏、思想深浅，而是觉得像我这样的“闲人”，能够静下心来做一些只有象牙塔里的专业人员才愿意干的事情，让他们有些诧异而已。因此，我要感谢《花域》杂志给了我这个宝贵的“改变形象”的机会。

《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一部出版后，反响还算不错，大大小小近百家媒体发表了相关文章。当然，好评居多，但也有少数读者，包括我的几个好友提出了一些意见。按理说，作品出版了，读者如何评价是他们的自由，作者没必要在意，但考虑到这是一个系列随笔集，而且大部分提意见者是非常真诚的，我觉得有必要认真对待，告诉读者我的一些想法，使他们更清楚我的创作立场和思考角度。

在各种意见中，比较集中的一点是：个别地方“稍显枝蔓”，甚至有“注水”嫌疑。我想，这可能是这些读者对我的创作思路比较陌生的缘故。其实，目前这种风格既与这一系列文章的写作过程有关，也与我的文学追求有关。《一个人的诗歌史》写了很多年，初稿只有三五千字，随着掌握的材料的增加，篇幅也慢慢增大，一篇文章，从最初的三五千到七八千，到一两万，直到现在的三五万，不可能一气呵成，也不是三天五天能完成的，所收集的材料，也不是用一种方式就能够完全处理的。所以，有些时候，会给那些希望简单直接的读者一种“蔓延”的印象。实际上，如果从整本书的高度看，“蔓延”的部分，是与“诗歌史”密切相关的。与此同时，“稍显枝蔓”的写法也是我有意为之，或者说是属于我希望达到的个人风格，因为我不希望作为一个旁观者去单纯地叙述某个具体诗人的经历，而是要求有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以及思考贯穿其中。如同《诗歌史》第一部的后记所言，我操作的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文体，总体而言，它是一部随笔集，但它又兼容了文学评论、人物传记甚至新闻报道的特征。这也是我的文章与一般作家的文章不大相同的地方。

……

本书五篇文章，除了一篇没有联系上所写的诗人，其他四篇都经过相关诗人核实(关于张枣的那篇由张枣的好友柏桦审阅)。由于我有不停地修改文章的习惯，因此本书以及《诗歌史》第一部增补的部分，没有再发给诗人们。如果这一部分出现错漏，责任自然应该由我承担。

与《诗歌史》第一部不同，这一部没有请名家作序，而是选用了黄芳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原本是《诗歌史》第一部出版后，媒体的朋友约她写的，后来被几个网站转载。我无意中从诗生活网读到，既感动又惭愧。经出版社编辑同意，现请她稍作改动，作为《诗歌史》第二部的序言收录入书中，算是对我的写作的鼓励与鞭策吧。

《一个人的诗歌史》是我花费时间和精力最多的作品。如今，第一部的修订本和第二部即将同时面世，也算了却我的一桩心事。很多朋友希望我按照这条路子一直写下去，我感谢他们的关注，却也很清醒地知道，这条路将越走越艰难。如果时间和精力允许，我当然会继续《诗歌史》第三部、第四部的写作，现在，我只想静下心来，好好地思考一下自己的生活。

2010年8月23日

刘春在讲述“诗歌史”时，他是在召唤诗歌精神的总体性和无限性。这种召唤，具有迷人的招魂性质，超乎时代精神这个括弧之外，直取文明的幽暗内心。这部《一个人的诗歌史》，具有和曼德斯塔姆的文明时间观一致的内驱力：历史是作为单一共时行为被感知的。换句话说，在诗歌深处，历史就是把时间和人心收集在一处，是对总体性和无限性的招魂。

——欧阳江河（著名诗人）

1978年以来重新复活的中国自由派新诗已经成为传统，深刻地影响了当代汉语。刘春的思考非常重要，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诚实、谦虚和追求真理的独立精神；另一方面，他自己也属于正在对这个传统进行反思和超越的年轻一代诗人。

——于坚（著名诗人）

在中国当代诗歌的诸般成就被彻底认识之前，描述出诗人们的精神状态、生存状态和工作状态，使之不再处于被层层遮蔽的境遇之中，是一项基本的、迫切的和重要的工作。在这一方面，刘春的“诗歌史”系列文章意义非凡。

——西川（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著名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