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住宅——建在小岗上的屋有一种佳丽的眺望。小岗的下面是一地丛生着青草的牧场。牧场的东隅有一座很高的塔，太阳初升时，投射在草场上的塔影很长而呈深蓝色。塔的年代很古了，塔壁的色彩很苍老，大部分的外皮受了长期的风化作用，剥落得凹凸不平，塔壁的下部满贴着苍苔。塔的周围植着几株梅树，其间夹种着无数的桃树。梅花固然早谢落了，桃树也满装了浅青色的嫩叶。
朝暾暮雨和正午的炊烟替这寒村加添了不少的景色。村人的住宅都建在岗下，建在岗上的只有三两家。她站在门前石砌上，几乎可以俯瞰此村的全景。
村民都把他们的稻秧种下去了。岗下的几层段丘都是水田，满栽着绿茵茵的青秧。两岸段丘间是一条小河流，流水和两岸的青色相映衬，像一条银带蜿蜒的向南移动。对岸上层段丘上面也靠山的建立着一列农家。
村民的生活除耕种外就是采樵和牧畜了。农忙期内，男的和女的共同耕种和收获。过了农忙期后，男的出去看牛或牧羊，女的跑到山里去采樵。
她的母亲一早就出去了，带一把砍刀，一把手镰，一条两端削尖的竹杠和两条麻索出去了。她的丈夫也牵着一头黄牛过乡村去了。她没有生小孩子以前是要和她的母亲——其实是她的婆婆——一同到山里采樵去的。可怜她，还像小女儿般的她，前年冬——十六岁的那年冬，竞做了一个婴孩的母亲了。
“哑哑啊！我的宝贝睡哟！哑哑啊！我的乖乖睡哟！”她赤着足，露出一个乳房坐在门首的石砌上喂乳给她的孩子。
邻村的景伯姆，肩上担着一把锄头走过她的门首。
“段妹儿，你的乖乖还没断奶么？”她的生父姓段，村人都叫她做段妹子。
“早就想替他断奶。但夜间睡醒时哭得怪可怜的，所以终没有断成功。”
含着母亲的乳房，快要睡的小孩儿，听见他妈妈和人说话，忙睁开圆眼睛，翻转头来望景伯姆。可爱的小孩儿伸出他的白嫩的小手指着景伯姆，“唉，呀呀！唉，呀呀！”的呼着。景伯姆也跑了过来，用她的黑而粗的食指头轻轻的向小孩儿的红嫩的小颊上拍。
“乖乖！你这小乖乖！你看多会笑。乖乖几岁了？”景伯姆半向她，半向她的小孩儿问。
“对了岁又过三个月了，景伯婆。”村里称婴儿满了一周年为“对了岁”。她笑着说了后，若有所怅触，叹了一口气。“岁月真快过呀，景伯姆。我们不看小的这样快的长大，那里知道自己的老大。”
“这不是你们说的话，这是我们快人墓穴的人说的话！你们要享后福的，你要享这小乖乖的福的。”景伯姆一面说，一面担着锄头向古塔那方面去。
“景伯姆，看田水去么？我送你一程。”她抱着小孩子跟来了。小孩子更手舞足蹈的异常高兴。
“是的，昨晚下了一夜的大雨，我的稻秧不浸坏了么。我想把堤口锄开些，放水出去。”
“你太多钱了，买田买过隔村去。你们有钱人都是买苦吃的。”她且说且行，不觉的送景伯姆到塔后来了。她不敢再远送，望景伯姆向岗下去了。小孩子还伸着手指着景伯姆，“唉的，唉的”的叫着要跟去。
她翻转头来呆望着塔背的一株古梅出神，并不理小孩子在叫些什么了。她呆呆的望着那株梅树出了一回神，才半似自语，半似向小孩子的叹了一口气。
“怙儿——这还是你的爸爸取的名——怙儿，你去年春在这梅树下和你的爸爸诀别，你还记得么？你爸爸向你的小颊上吻了一吻就去了，你也记得么？”她说了后，觉着双目发热。她还是痴痴的望那株梅树。
对岸农家的鸡在高声的啼，惊破了大自然的沉静。远远的还听见在山顶采樵的年轻女人在唱山歌：
“蓬辣滩头水满堤，迷娘山下草萋萋，暂时分手何珍重，岂谓离鸾竞不归。”
“共住梅江一水间，下滩容易上滩难，东风若肯如郎意，一日来时一日还。”
她们的歌声异常的悲切，引起了她无限的追忆——刻骨的悲切的追忆。她望见岗下和隔河农家的炊烟，才懒懒的抱着小孩儿回去。
P3-5
张资平、郑伯奇、陶晶孙都是在日本留学时参加了创造社，都是创造社早期作家。
一
张资平(1893—1959)，广东梅县人，出生于破落的书香之家。他1912年负笈东瀛，虽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地质学，却因自小熟读中国古典小说，也就顺应潮流，对新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0年11月，张资平在《学艺杂志》第2卷第8号发表短篇小说《约檀河之水》，这是他的处女作。次年7月，张资平参与创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学社团之一——创造社，接着又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成为前期创造社与郁达夫齐名的著名小说家。
张资平1923年5月回国，曾到武昌师范大学执教，同时笔耕不辍，长、中、短篇小说并举，产量惊人。他的优秀的小说作品，如短篇《梅岭之春》、《约伯之泪》，长篇《飞絮》、《苔莉》等，都发表于这一时期。他开始形成了自己擅长爱情尤其是“三角恋爱”小说的特色，《苔莉》更被誉为张氏婚外恋故事模式小说的代表作。
在短暂的投身“北伐革命”之后，张资平于1928年3月定居上海。他先参与后期创造社的工作，但很快就脱离创造社，另立门户，创办了乐群书店，集写作、编辑和出版于一身。他这时致力于通俗的“革命+恋爱”小说的创作，试图靠拢风行一时的“革命文学”，长篇《爱之涡流》、《长途》、《明珠与黑炭》等都是他在这方面的尝试，虽然并不成功。
自三十年代初开始，由于粗制滥造和日趋浅薄，张资平的小说创作开始走下坡路。长篇小说《时代与爱的歧路》1932年至1933年间在《申报·自由谈》连载时因不受读者欢迎而被“腰斩”即是一个标志。抗日战争期间，张资平又曾出任伪职，虽然创作了在艺术上有新的探索的长篇《新红A字》，毕竟只是“回光返照”，不久就完全从文坛淡出了。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资平是写作长篇小说最多的作家之一，也是产生过很大影响的畅销书作家之一。《苔莉》、《飞絮》等长篇当时“几乎成为青年们的枕畔珍宝，人手一编，行销钜万”(引自史蟑《记创造社》)。从反抗封建礼教到“三角恋爱”至上，这是张资平长篇爱情小说的发展轨迹。鲁迅在《张资平氏的“小说学”》中把张资平小说的“精华”提炼成一个“△”字，真是再简明确切不过了。
二
陶晶孙(1897—1952)，本名陶炽，江苏无锡人。他1906年随父母东渡，青少年时代在日本度过，毕业于九州帝国大学医学系。大概由于都是学医的缘故，他与留日的郭沫若关系密切，并成为创造社最初的成员之一。陶晶孙的文学处女作是用日文写的小说《木犀》，在郭沫若鼓励下译成中文，发表于1922年11月《创造季刊》第1卷第3期。从此他的小说经常出现在《创造季刊》、《洪水》、《创造月刊》等创造社刊物上。
1929年1月，陶晶孙应聘任上海东南医学院教授，结束长达23年之久的日本生活，回到上海定居。在上海时，他接替郁达夫主编《大众文艺》，列名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起人，积极参与左翼戏剧运动，并常在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文学月刊》发表作品。后致力于医学研究工作。在此期间，他出版了小说戏剧集《音乐会小曲》。
抗战爆发后，陶晶孙留在上海，坚持抗日地下斗争，还出版了散文集《牛骨集》。抗战胜利后，他先后参加南京日本陆军医院和台北帝国大学的接收工作。1950年迁居日本，两年后病逝。他逝世后出版了《给日本的遗书》(日文本)。
陶晶孙不是一个多产作家，但他的作品无论小说还是散文，都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他的小说大多描写青年男女的情爱，充满浪漫和奇幻的色彩。他多才多艺，懂得音乐和绘画，常把音乐和绘画元素溶入小说创作中，再加他善于吸收日本“新感觉派”的创作手法，从而使他的小说别具一番风韵。陶晶孙其实是中国“新感觉派”的先驱，对新文学初期短篇小说的形式作了有益的探索，在创造社作家中独树一帜。
三
郑伯奇(1895—1979)，笔名郑君平，陕西长安人。1917年赴日留学，在京都帝国大学就读。1920年3月在上海《少年中国》第1卷第9期发表处女作新诗《别后》。他是创造社的首批成员之一，曾协助郭沫若、郁达夫编辑《创造季刊》，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小说《最初之课》。1926年回国后，又与创造社其他主要成员一起到大革命策源地广州，从事革命文艺活动。
大革命失败后，郑伯奇到上海定居，积极参与后期创造社的活动。1928年发表了颇具影响的爱国独幕剧《抗争》。又曾任上海艺术大学教授和艺术剧社社长。1930年春参与筹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与鲁迅、沈端先(夏衍)、田汉、冯乃超、钱杏邮、洪灵菲一起被选为常务委员。
整个三十年代，郑伯奇一直在上海从事文学创作和活动，曾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编委。后长期担任良友图书公司编辑，主编《新小说》杂志，还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撰写了颇有份量的《导言》。抗战爆发后，郑伯奇回到西安从事抗日救亡的文艺活动，从此再未踏上上海的土地。
郑伯奇在文学创作上是多面手，出版有剧本和短篇小说集《抗争》、短篇小说集《打火机》、散文集《参差集》等。他在小说、话剧、散文、新诗、文学和影剧评论等方面都努力作过尝试，无论哪种体裁的作品，都显示了他的忠于写实、素朴无华的艺术特色，一如他的为人。
陈子善
2009年夏于海上梅川书舍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加自觉地发挥和弘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软实力”，自然便成为国家和民族新的文化发展战略的着眼点。缘于此，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编纂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也自当要从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文化工程着眼，充分发挥历史的文化积淀和展现深厚的学术渊源，广采博辑，探幽烛微，以期起到应有的咨询鉴赏和导向传承的作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早在上个世纪初，上海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都会，对全国文化人才逐步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势，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谓“海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近百年来全国四面八方文学人才云集上海、共同参与的结果。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籍贯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非皆上海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352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我们在编选这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主要不以作者的出生地域为界，而是视其是否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上海文学事业的共建共荣，并获得重要的文学成就为取舍。
上海作为我国开埠早并兼有海洋性文化特征的世界大都会，在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流派的交流和渗透下，在文化、文学方面自然也得了风气之先，使得上海的传统文化和保守思潮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洗礼，而各种新锐的学术思想、文化新潮和创作流派，则纷至沓来，一发而不可收，从而奠定了上海文化和文学开放性、现代性的基础。时至今日，文化艺术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要求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当前不可逆转的世界文化的大整合、大跨越的历史潮流面前，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的文化心态与创新精神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人类的美好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在编选过程中除了直接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编委和有关人员的通力合作，还得到人选作者的家属和海内外文化界人士的热情关注和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信息和资料，特此铭记，以表谢忱。
2010年3月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
本卷为其中之一，收录了创造社早期作家张资平、陶晶孙和郑伯奇的代表作品。
本书是《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中的其中一本，收录了创造社早期作家张资平、陶晶孙和郑伯奇的代表作品。其中，包括张资平的短篇《梅岭之春》、《约伯之泪》，长篇《飞絮》、《苔莉》；陶晶孙的小说戏剧集《音乐会小曲》，文学处女作《木犀》等12篇；郑伯奇的剧本和短篇小说集《抗争》、短篇小说《最初之课》等9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