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尔施塔姆是俄罗斯白银时代最卓越的天才诗人。著有诗集《石头》、《悲伤》和散文集《时代的喧嚣》、《亚美尼亚旅行记》、《第四散文》等。另有大量写于流放地沃罗涅什的诗歌在他死后多年出版。1933年他因写诗讽刺斯大林，次年即遭逮捕和流放。最后悲惨地死在远东的转运营。《时代的喧嚣》收录的就是他的作品，体裁包括自传、书信和文论三种，内容涉及作者童年时的感受和初涉文坛时的交往等。

《时代的喧嚣》主要收录了曼德尔施塔姆的自传、书信和文论等，内容涉及作者童年时的感受和初涉文坛时的交往等。通过本书我们可以了解诗人个性的形成，彼得堡的帝国风格，以及当时的社会和文化氛围。作者的叙述虽然零碎、朦胧，却以其真切、生动和诗意而让读者易于接受。

自传

 时代的喧嚣

 孩童的帝国主义

 暴动和法国姑娘们

 书柜

 芬兰

 犹太式的混乱

 霍夫曼和库别里克的音乐会

 捷尼舍夫学校

 谢尔盖·伊万内奇

 尤里·马特维伊奇

 爱尔福特纲领

 西纳尼一家

 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

 “穿着一件不合身的老爷皮袄……”

 第四篇散文

 诗人自述

文论

 阿克梅主义的早晨

 词与文化

 论交谈者

 论词的天性

 人道主义与当代

书信

 致吉比乌斯

 致索洛古勃

 致妻子

 致父亲

 致俄共（布）中央出版局

 致妻子

 致阿赫玛托娃

 致《莫斯科晚报》编辑部

 致《文学报》编辑部

 致妻子

 致特尼扬诺夫

 致楚科夫斯基

 致斯塔夫斯基

 致父亲

 致波波娃

 致库津

 致斯塔夫斯基

 致库津

 致父亲

 致家人

附录

 文明的儿子

 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1899—1980）

我第一次见她是在一九六二年冬天的普斯科夫，当时，我和几位朋友一同去普斯科夫看那里的教堂（应该说，那些教堂是整个帝国最漂亮的教堂）。听说我们要去普斯科夫，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马托娃建议我们去见一见当时在该地师范学院教英语的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并让我们把几本书转交给她。我当时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我之前不知道她还活着。

她住在一套两居室的公共住宅里。其中一个房间里住着一位住户女代表，其姓氏就像是命运的嘲弄，叫“非茨维塔耶娃”，另一个房间则属于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曼德尔施塔姆。这个房间与普通美国家庭的浴室差不多大，只有八平方米。房间的大部分面积为一张大铁床所占据，另外还有两把维也纳式椅子，一张带有小镜子的五斗橱，还有一个床头柜，这床头柜也当桌子用，上面摆着几只剩有残羹的盘子，旁边是一本简装英文书，以赛亚·伯林的《刺猬和狐狸》。这本红皮书籍会出现在这间斗室，有人敲门时它也未被藏到枕头下面，这个事实本身恰好也表明，喘息时期业已开始。

后来得知，这本书也是阿赫马托娃送来的，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阿赫马托娃始终是曼德尔施塔姆夫妇最亲近的朋友，起初是他们夫妇两人的朋友，之后则仅为娜杰日达一人的朋友了。阿赫马托娃自己也两度守寡：她的第一任丈夫、诗人古米廖夫被契卡、亦即克格勃的前身所枪毙；第二任丈夫、艺术学家尼古拉·普宁死于同一机构设置的集中营。阿赫马托娃竭尽所能地帮助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曼德尔施塔姆，在战争时期可以说是救了后者的命，她将后者偷偷带到塔什干，作家协会的部分成员当时被疏散到那里，在塔什干，阿赫马托娃与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分享自己的那份定量口粮。阿赫马托娃的两任丈夫均为国家所灭，她的儿子在集中营里受苦（总共被关了十六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尽管如此，阿赫马托娃的处境还是要比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好一些，即便仅仅因为，官方虽然很不情愿，但还是承认她是一位作家，还允许她住在彼得格勒或莫斯科。而对于人民公敌的妻子而言，大城市的门则是紧闭的。

数十年里，这位女性四处奔逃，藏身于伟大帝国的一个又一个偏僻小镇，她在一个新地方安顿下来，只是为了一旦感觉到危险讯号便立即再逃走。身份虚假的状态渐渐成了她的第二天性。她个子不高，身体瘦弱。她一年比一年更加干瘦，缩成一团，她似乎试图让自己变成一种没有重量的东西，以便能在逃跑的时候很快地抄起来，塞进衣服口袋。她自然没有任何财产，没有任何家具，没有任何艺术品，没有任何藏书。书籍，甚至连那些外文书，从来都不会在她那里放得太久。她读完之后，看了之后，就马上把它们退还给别人，她对书籍的处理方式也应该像对她自己一样。在她最遂顺的时期，即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在她位于莫斯科郊区的那套一居室住宅里，最贵重的物件就是厨房墙上那只能发出布谷鸟报时声的挂钟。窃贼到了这里会感到失望，顺便说一句，带着逮捕证赶到这里来的那些人也同样会感到失望。

在那些“遂顺的”年代，即她的两部回忆录在西方发表之后，这间厨房的确成为一块朝觐之地。几乎每天晚上，那些熬过艰难时世或是在后斯大林时期涌现出来的精英们都会围坐在一张长木桌边，这张桌子要比普斯科夫的那个床头柜大十倍。能感觉到，她在试图挽回她被摈弃的那几十年。但这只是我的怀疑，不知为何我记得更清楚的还是她在普斯科夫那间斗室里的模样，或是她坐在阿赫马托娃彼得格勒住所里的沙发角上的模样，她有时偷偷从普斯科夫跑到彼得格勒来，或是她现身于什克洛夫斯基夫妇莫斯科住处的走廊深处时的模样，在没有找到自己的住处时，她就住在什克洛夫斯基家里。我之所以对这些模样印象更为深刻，或许是因为她在那些时候更接近她的本质，即一位被抛弃的女子、女难民，或是像曼德尔施塔姆在一首诗中对她的称呼，即“穷女友”，这种身份她实际上一直保持到她生命的终点。  P179－180

一

曼德尔施塔姆，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无论是在他的祖国还是在我们这里，都是这样的。在他的祖国，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他和他的作品自30年代末起便长期被打人冷宫，几十年后才又被学者小心地发掘出来，为隔了一代的读者所惊讶地阅读；而在我国，对于曼德尔施塔姆，也一直由于其祖国对他的忽视而对其知之甚少，再加上其作品在翻译上的难度，曼德尔施塔姆的“陌生”便持续了下来。近来，曼德尔施塔姆的名字时时被提起，甚至还经常出现其诗其文的单篇译作或对其话语的引用，但我们一直没有一个比较全面地介绍曼德尔施塔姆的选本。在这种情况下，译者不揣冒昧，编译出这个文集，只求让曼德尔施塔姆离对他感兴趣的国人更近一些。

奥西普·埃米里耶维奇·曼德尔施塔姆于1891年1月3日生于华沙，父亲是一位犹太商人，母亲则出身于一个俄国知识分子家庭。曼德尔施塔姆的童年是在彼得堡度过的，这座俄罗斯帝国的都城，无论是在他的生活还是在他的创作中都留下了深深的痕迹。16岁时，曼德尔施塔姆遵家人之命赴柏林，进一所犹太宗教学校学习犹太经书。不久，又回彼得堡，在捷尼舍夫商业学校上学，在这里，受该校语文老师弗·吉比乌斯的影响，他产生了对文学的兴趣。1907年，曼德尔施塔姆去了法国，在巴黎大学学习法国文学。在这一时期写给老师吉比乌斯的一封信中，曼德尔施塔姆写道：“除了魏尔兰之外，我还写了关于罗登巴赫和索洛古勃的文章，我还准备写一写汉姆生。然后，再写一些散文和诗歌。夏天，我打算去意大利，回来后就进大学，系统地研习文学和哲学。”这表明，曼德尔施塔姆在那时已开始了他的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1910年，曼德尔施塔姆转至德国的海德堡大学，但专业仍是法国文学。1911年，曼德尔施塔姆回国，进入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系罗曼语一日耳曼语专业学习，但他最终未能毕业，据说是希腊语考试考砸了，联系到曼德尔施塔姆对古希腊罗马文学始终不渝的强烈兴趣，他的这次“失手”似乎是令人难解的。

现在所知的曼德尔施塔姆的最初诗作，作于1908年。在巴黎留学时，曼德尔施塔姆受到了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他最初的诗作有着鲜明的象征主义色彩。回国后，他又参加了伊万诺夫的“象牙塔”的活动，与当时以象征派为主体的俄国诗界有较为紧密的联系。然而，他最终却是以一位阿克梅派诗人的身份崛起于诗坛的。早在巴黎，他已与后来成为阿克梅诗派领袖的古米廖夫相识，回国后不久，他就与古米廖夫、戈罗杰茨基、阿赫马托娃等人共同组成了“诗人行会”，创办了《吉别尔保雷》杂志和几家出版社，正式展开了阿克梅诗派的活动，曼德尔施塔姆还写有纲领性的《阿克梅主义的早晨》一文。1913年，曼德尔施塔姆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石头集》，该诗集后多次再版，奠定了他的诗人地位。十月革命后，诗人曾在教育人民委员会工作过一段时间，后离开都市，在克里米亚和高加索地区生活了数年，20世纪20年代初才回到莫斯科。1922年，他出版了第二部诗集《忧伤集》，之后不久，曼德尔施塔姆突然转向了散文写作。1928年，曼德尔施塔姆迎来了其创作上的一个丰收期，这年，他同时出版了一部诗作合集（包括前两部诗集在内）、一部散文集（包括《时代的喧嚣》在内）、一部文论集《论诗歌》和一些译作。但在此后，由于一些突发事件的影响，曼德尔施塔姆的创作一时沉寂了下来，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沃罗涅日流放时期才出现又一个创作高峰。

曼德尔施塔姆的一生是不幸的：在内战时期的高加索等地，他先后被红、白两方的队伍所关押；在20世纪30年代，他文两次被捕，长期遭流放；他一直很贫穷，长期居无定所，带着妻子一起流浪；他神经过于敏感，性格既胆怯又冲动，使他常常与别人产生冲突；在强烈的刺激下，他曾不止一次地试图自杀……在曼德尔施塔姆多灾多难的一生中，有过这样几件影响到其命运的事：

首先是发生在1918年的所谓的“勃柳姆金事件”，俄国诗人伊万诺夫在他的回忆录《彼得堡之冬》中记述了这一事件。在一次聚会上，曼德尔施塔姆遇到一个叫勃柳姆金的人，此人是契卡的侦查员，他当时喝醉了酒，正用铅笔在一份名单上随意地勾出他准备逮捕、枪毙的人，他的做法使曼德尔施塔姆感到吃惊和愤怒，他冲过去撕碎了勃柳姆金的名单，然后逃开了。当夜，应曼德尔施塔姆的请求，加米涅夫的夫人给捷尔任斯基打了电话，捷尔任斯基接见了曼德尔施塔姆，在听了曼德尔施塔姆的汇报后当即决定逮捕并枪毙勃柳姆金。然而，几天之后，勃柳姆金却被放了出来，他满城到处寻找曼德尔施塔姆，为躲避勃柳姆金的“复仇”，曼德尔施塔姆离开莫斯科去了高加索。伊万诺夫的记述是否确切，是有疑问的。因为伊万诺夫本人并不是这次事件的见证者，他在回忆录中对曼德尔施塔姆的描写也往往是带有讽刺意味的。阿赫马托娃就曾对伊万诺夫关于曼德尔施塔姆的描述表示过反感。但是，曼德尔施塔姆在这之后不久便离开了莫斯科，并在高加索和克里米亚地区生活达数年之久，却是事实；曼德尔施塔姆后来长期受到有关方面的监视，他对勃柳姆金或勃柳姆金之类的人一直怀有恐惧，这或许也是真的。

……

再请看一看一些著名的俄国诗人在不同时期对曼德尔施塔姆的评价：

勃洛克谈的是曼德尔施塔姆的早期创作：“他的诗来自梦境——一些非常独特的、只会存在于艺术领域之中的梦境。古米廖夫将他的途径定义为：从非理性向理性（与我的途径相反）。”

古米廖夫则在倡导其阿克梅主义诗学观念时欣然地观察到了曼德尔施塔姆的“建筑感”：“这种对有活力的、坚固的一切之挚爱，使曼德尔施塔姆走向了建筑。他之爱建筑物，一如其他诗人之爱山爱海。他详细地描绘建筑物，在它们和自身之间寻找相似，在它们的基础上构建世界的理论。我认为，这是对目前时髦的都市主义理论的一个最成功的态度。”

茨维塔耶娃发现了曼德尔施塔姆对词的珍重，她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写道：“词的选择，首先就是情感的选择和净化，但是，不是所有的情感都适用，哦，请您相信，这里同样需要工作。对于词的工作，这就是对于自身的工作。”

阿赫马托娃则说：“曼德尔施塔姆没有师承。这是值得人们思考的。我不知道世界诗坛上还有类似的事实。我们知道普希金和勃洛克的诗歌源头，可是谁能指出这新的神奇的和谐，是从何处传到我们耳际的？这种和谐就是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诗！”

布罗茨基在为一本英文版的曼德尔施塔姆诗集作序时，写下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孩子》的文章，在文中，布罗茨基对曼德尔施塔姆与文化和文明的关系作了考察：首先，曼德尔施塔姆对世界文化怀抱着深刻的眷念。在流放沃罗涅日期间，曼德尔施塔姆曾被请去出席一次集会，会上有人向他提问，什么是阿克梅主义，曼德尔施塔姆回答道：“就是对世界文化的眷念。”曼德尔施塔姆关于阿克梅主义所下的这个定义，同时也是他关于诗的定义，甚至是关于他本人的定义。因此，他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文明人”，“他更是一个献身文明和属于文明的诗人”；其次，曼德尔施塔姆的诗的源头是世界文明，反过来，“他又对赐予他灵感的东西作出了贡献”，他源于文明，是文明的受惠者，同时，他又是文明的创造者，因此，“在本世纪，他或许比任何人都更有资格被称为属于文明的诗人”；最后，曼德尔施塔姆的悲剧性遭遇，似乎也是世界文化之当代命运的一种象征，诗与政治、文学与现代社会、文明与所谓“现代文明”的冲突，在曼德尔施塔姆的身上得到了典型的体现，作为文明的牺牲，他的悲剧也许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说，“他的生和他的死，均是这一文明的结果”。

这些大诗人的评价，所处的时代不同，所取的角度也不同，但它们却都注意到了曼德尔施塔姆对“词”与“文化”的关注。也许，正是其创作中所充盈着的文化韵味，正是其作品所体现出的纯粹艺术精神，才使他的文学遗产像漂流瓶中的书信一样给后代读者带来了意外的惊喜？我们也希望藉此，曾被人称为“面向不多的人的诗人”、“面向诗人的诗人”的曼德尔施塔姆，能在今天赢得越来越多的知音。

1996年5月31日于北京

我想做的不是谈论自己，而是跟踪世纪，跟踪时代的喧嚣和生长。我的记忆是与所有个人的东西相敌对的。如果有什么事与我想干，我也只会做个鬼脸，想一想过去。……我和许多同时代人都背负着天生口齿不清的重负。我们学会的不是张口说话，而是呐喊低语，因此，仅仅是在倾听了越来越高的世纪的喧嚣，在被世纪浪峰的泡沫染白了之后，我们才获得了语言。

——曼德尔施塔姆

只有两位诗人，即曼德尔施塔姆和茨维塔耶娃，以其本质上全新的内容而独树一帜，他们的命运也以可怕的方式体现了他们的精神自治的程度。

——布罗茨基

巴甫洛夫斯克的音乐，彼得堡的帝国风格，家庭中的犹太教气息，芬兰的异国情调，家中的书柜，捷尼舍夫学校的文学课，与社会民主党人的接近，等等，正是这一切，构成了诗人早年所处的社会和文化氛围，它们在诗人的个性乃至艺术风格的形成中无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说实话，在阅读《时代的喧嚣》时，最使我们感兴趣的，也恰恰是这些章节和片段。

——刘文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