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本书第三版，十年来常销不衰。

由著名历史学家《潜规则》一书的作者吴思作序。

本书是继《万历十五年》《天朝的崩溃》之后又一部反思中国历史的力作。

胡风事件受害者、复旦大学著名教授、顽童贾植芳，2006年2月7日在网上发文说：“刘兴雨这样的文人应该说是当今中国文坛上的一颗明珠。”

贾凯2004年3月25日在网卜发布题为《此书不看，枉为读书人》的帖子，帖子中写道：“人都说《金瓶梅》是天下第一奇书。我这里也有一本奇书，我读完后觉得，此书不看，真是枉为读书人。书名《追问历史》，作者刘兴雨。看完这书，简直就是在云端之上俯瞰中国社会，一目了然。”

浙江沈国全先生在给一位高三老师的信中写道：“还可以鼓励学生自己读书。如泰戈尔的诗、周国平的随笔、刘兴雨的杂文等。”网名为斯普特斯特的网民在网上发文《吐血推荐<追问历史>》。文中说：“这不是本轻松的书，虽然只是100篇文章，300多页，但是，它好沉。”

80后作家孙睿说：“刘兴雨《追问历史》，它是作者历时五年写的一奉对我们自以为已熟知的历史发出不同声音的书，这是一本精彩的杂文。”

严肃的力量

重说历史

呐喊者的漂流

上编 得民心者得天下吗

得民心者得天下吗

《史记》就真实吗

割肉与栽树

官无信如何

百姓对子产何以先咒后颂

秦始皇致文人书

冲动的天子与刚直的大臣

司马迁你何苦

嵇康教子的困惑

疑与不疑

陶渊明之子怨父

审判隋炀帝

唐太宗真喜欢魏征吗

武则天情结

害虫与明主

假如派个机器人

冯道与杂草

寇准败于谁手

君子为何势不两立

苏轼缘何总遭贬

柏杨为何讥讽范仲淹

岳飞死因探微

文天祥的幸与不幸

悬牌与遗训

海瑞的悲哀

戚继光为何晚景凄凉

重读《金瓶梅》

万历为何消极怠工

主动作假与被迫作假

莫待翼满徒叹息

打天下用人与坐天下用人

乾隆致文人的一封信

夫妻在一起有罪

慈禧做的一件好事

珍妃死得冤吗

郭嵩焘的三大罪状

他们脑里少根弦

李鸿章的苦衷

秋风宝剑孤臣泪

中编 在巨人的光环里

统治者的闹心事-

办张报纸为一人

孙中山的致命弱点

蔡元培先生的遗憾

如果断了这根血脉

一字之易未可轻

胡适为何被围剿

如果胡适遇上姜太公

陈独秀为何被罢免

陈独秀为何不去延安

陈独秀与女工胡适与小脚女人

鲁迅、郭沫若的原配夫人

神圣的装饰

从延安走出的四位老人

假如我是唐僧

不批马老又如何

悲剧可以避免吗

牛虻与病梅

文化昆仑与文化长城

为察见渊鱼者言

《东方红》曾经被窜改

不该忘记的三个人

为小人辩护

圣人与妓女

英雄与异性

远去的将军

何必等到自毙

马向东胜出与张鸣岐落聘

想起孔繁森订《诗刊》

台湾的三大冤案

下编 狂欢的民众

华盛顿为何急流勇退

林肯死因别解

美国为何迟迟不卷入二战

克林顿绯闻之我见

从救星到灾星

拿破仑电压汽船

滑铁卢惨败之谜

希特勒为何不造原子弹

斯大林的微小缺点

三个斯大林

赫鲁晓夫的可爱之处

布哈林的奇怪感情

狂欢的民众

评奖与撰稿

诺贝尔你真不幸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信

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

高贵的下跪

附编 对《追问历史》的评论

后记

春秋时代出名的人物是春秋五霸，也就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宋襄公，也有人说，后两人应是吴王阖阊和越王勾践。但不管哪种说法，里面都没有子产的份儿。

在那个时代没进入五霸行列，多少有些遗憾，但没进入五霸不等于不应该留在历史上。子产无论如何是个人物，即使放到今天也不失为一个英明的领导者。

子产是郑国人，在他当政之前，郑国乱了好一阵子。他当政后，从经济、法治、民本几个方面整治社会。就好像找了三服药，治疗元气大伤又伤痕累累的国家。他一心为了国家，可一开始老百姓并不买账。不买账的标志就是老百姓作歌谣咒他。歌里唱道：“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这里面，老百姓列出的罪状有两条，那就是把老百姓的衣服拿来做口袋，把老百姓的田地当成战场。衣服做成口袋老百姓就没穿的，土地用来打仗就不能种粮，不能种粮就没吃的。所以老百姓说，谁要杀他我就参加。这和夏末老百姓的“时日何丧，予及汝偕亡”有一拼了。可见老百姓的怨气之大。

老百姓对国君的态度，就像人体对外界刺激的反应，非常敏感。尤其他们已经习惯的生活如果你来改变，他们就觉得不得劲，哪怕是对他们有好处的事，如果来得过急，一时不适应，也不愿意接受。何况有些事还不能立刻见到好处，那就更不能指望老百姓一开始就欣然接受了。

那时，老百姓愿意在乡校聚集，乡校你可以理解为乡间的学校，也可以理解为民间一种公共场所。就像我们现在的街头，动不动就聚集一些人，在那里说三道四一样。估计上面那个民谣就是从乡校传播出来的。有人劝子产毁掉乡校，理由大概是任由百姓这样容易毁掉老百姓对政府的信心，或者是不利于统一思想，或者是不利于舆论一律，反正是对统治不利。要是碰到小心眼儿的国君保准笑呵呵地接受这个建议，可子产没有。他说，那是老百姓一个休息和说话的地方，他们如有议论正好供我参考。他们说我好，可以鼓励我；他们说我不好，可以使我改过。他们都是我的老师，我们为什么要毁掉这个表现民意的地方呢？我只听说当政者做好事可以减少百姓怨望，没听说用威力来压制人民的反感。譬如防川，防得不好，堤决水泛，伤人必多，不可挽救，不如给老百姓一个宣泄的机会。

也许就是由于这种念头，他没有接受那些表面上看是维护他实际上是害他的馊主意，这事不要说在两干多年前，就是现在也依然难能可贵。

由于他理解老百姓，不逆老百姓的意愿，不靠威力堵老百姓的口，再加上他积极发展生产，老百姓生活好起来。没过几年，老百姓不再恨他，而是发自内心地爱戴他。老百姓能作歌骂他，也能作歌颂他。老百姓在新歌里唱道：“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没有谁来逼迫，一下子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由原来盼他快死，到担忧他死没有人来接替。看来，老百姓还是公平的，你好他就说你好，你不好就说你不好，甚至骂你、盼你快死。看来，老百姓真是不可得罪。

当然，老百姓能先骂后颂，也会先颂后骂，这主要看统治者如何对待老百姓。你般掉了他们头上的大山，让他们舒心，他自然歌颂你。可你给他们压迫，让他们不开心，让他们整天为生计发愁，他们只能骂你。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子产虽然以民为本，但他也主张法治。有人对此表示反对，他说，我是为了救世。在临死之前的一年，他对儿子说：“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用猛(严法)。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习之，则多死焉。”  子产当政20多年，在列强环视中复兴起来。当时有人批评子产不仁。孔子说：“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子产的事迹印证了林肯的一个论断：“心系大众，万事成功，置之不理，一事无成。因此，怀众于心则行而远，发号施令则行而近。”

从子产的事例中我们感到，一个国家要想兴盛，单靠经济发展是不够的，必须有政治上的成熟作为保障，否则就像一挂车有一大一小两个轮子，行走起来总是别别扭扭。就像德国人韦伯说的：“一个长期积弱的落后民族，在经济上突然崛起必然隐含一个致命的内在危险，即它将加速暴露民族特有的政治不成熟。这种经济快速发展与政治难以成熟之间的强烈反差，不但最终使民族振兴的愿望付诸流水，甚至会造成灾难性结局即民族本身的解体。”这话尽管不是单对我们说的，但它仿佛箴言，会给人启示，甚至会使人幡然猛醒。

P12-14

一

大约从1998年夏天起，我开始有意识地进行《追问历史》的写作。到现在整整写了100篇。

说起原因也很简单，我在读钱理群先生的《心灵的探寻》时，有一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那就是，鲁迅总爱探究娜拉走后怎样。就像进到一个漆黑的房间，突然有人拉开了电灯，眼前一片通明。正在这时，一个叫王福建的编辑让我给他编的版写稿，我就依照钱先生的指点，对古今中外的历史进行探究。我的朋友老姜(姜宝才)看了几篇后，说你这是在对历史进行一种追问，于是，我决定将这些文章总称为《追问历史》。

我给自己立下了这样的标准：选取历史上大家熟知而又有误解的人物和事件，结合现实，进行文化与人性的探讨。可以说三点连一线，缺一不可。我们过去所学的历史，很多史实并不清楚，有的解释也不能让人信服，甚至让人产生误解。所以，我想做一点澄清的工作。以期还原历史，并给一个尽量合理的但又与人不同的解释。我不是历史学家，无法进行更深入的考证，只能点到为止。我的用心还在现实。史书史书，弄得不好就成了死书。也许真像人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现实是历史的延续，现实的一切似乎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答案。可如果只是将现实与历史做一个简单的比附，那也是没出息的做法。只有进行文化与人性的挖掘，也许才能找到根源。

历史本来复杂，不是一两句话就说得清的。为了哗众取宠而做翻案文章，也不会被人认可。我所能做的，不过是在历史的门缝中静静地观察，尽量看清真相，进行一些反思。

二

许多读过我文章的朋友都隐隐为我担忧，怕我的文章惹事。用《雪白血红》的作者张正隆的话说，就是，看你的文章替你捏把汗。也难怪他们这样想，我文章在报上发表时，就有人打电话给我们的领导，认为我的文章有问题。我的领导出于好心，让我不要在自己的报上再发表这类文章。于是，我就遵旨把文章投给《随笔》、《杂文月刊》、《文汇报》、《杂文报》、《同舟共进》、《鸭绿江》、《辽宁日报》、《沈阳日报》、《济南时报》、《贵港日报》、《北海日报》、《长春日报》、《贵阳日报》等报刊，承蒙那里的编辑不弃，陆续给发了一些。又承《中华文学选刊》、《杂文选刊》、《读者》、《领导文萃》、《读书文摘》、《散文选刊》、《畅销书摘》、《东西南北》、《青年文摘》、《意林》、《特别关注))的编辑厚爱，陆续给以转发。再后来，赵阳先生、杜渐坤先生、朱大路先生、向继东先生、刘成信先生、李君女士、王芳女士、贺雄飞先生、朱铁志先生、鄢烈山先生、白太明先生、阎长龄先生、赵敏先生，苏中杰先生、王乾荣先生，又把我的文章选进《难忘的100篇经典杂文》、《震撼大学生的101篇杂文》、《感动你一生的杂文全集》、《世纪末杂文200篇》、《阿Q再生记—21世纪报刊杂文选粹》、《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作品精华本》、《读者人文读本》以及历年的年度杂文及随笔精选、一连三年的《中华文史精华年选》。《杂文选刊》的主编刘成信先生还把我列在1999年全国13位新秀的行列。尽管我知道，自己算不上什么新秀，但这让我知道，吾道不孤。胡风案件受害者复旦大学贾植芳教授说，“刘兴雨这样的文人应该说是中国文坛上的一颗明珠”；一个叫孙睿的青年作家把我与铁凝、王小波、王朔、余华、孔庆东等人并列向全国读者推荐；一个叫谢景芳的教授把我的书与可敬的柏杨、余秋雨、林语堂、周国平等列在一起向大学生推荐，这些都让我非常惭愧也非常自豪。

按照左视眼的眼光，我的文章也许让他们看不顺眼。但今日中国，这样的文章越来越多。看不顺眼也就只好将就。中国这么一个有十几亿人口五千多年历史的国家，总得有几个人说出一些真正经过头脑思考的真话。就像一位文人所说：“做文人要带点丈夫气，带点胆量。说自己胸中的话，独抒己见，不随波逐流，这就是文人的身份。”何况，我们的目的不是翻天而是补天，何怕之有？我写文章的目的是使国家变得更好，而不是更坏。不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也许奇怪，中国的文人怎么不讲点自己的看法呢？这容易让老外们对今天的中国产生误解，以为我们现在还像“文革”时一样钳制言论。后代子孙也会责怪我们：你们那时都干什么了，怎么总是人云亦云？

帕斯卡尔说：“人的全部尊严都在于思想。”是啊，“文化大革命”中如果没有顾准，那十年中我们的思想史就将一片空白。中国所有从那个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都应感谢他，有了他，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脸面就没有丢尽。就是现在，如果没有李慎之、李锐(老的)、李国文、钱理群、黎鸣、朱学勤、严秀、邵燕祥、毛志成、陈四益、朱健国、焦国标、张心阳、吴思、鄢烈山、狄马、刘洪波、瓜田、朱铁志、阮直、苏中杰、余杰、摩罗一些人，知识分子的脸上也不会有多少光彩。

我羡慕斗士，但我不是斗士。我不想和谁比胆大，我胆子也不大。而且从来没有大过。胆大可能会痛快一时，但不会欢乐长久。我一向推崇放胆文章拼命酒，但总觉文章光靠胆大是不够的。没有独到的见解、深邃的思考，没有平实中见深刻的功夫，很难让时下的读者首肯。我不过是一个读书人，读的多了，有时不免有些想法，而且愿意把它记录下来，而且信奉王小波的一句话：“知识分子的最大罪恶就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如此而已。

三

从2001年开始，我有了出书的念头。为了我出书，我大学教古文学的王树森教授到处给我联系，这里除了我们的师生情谊而外，也有这位老人对我许多想法的认可。报告文学作家张正隆更是让我感动。许多出版商找他要书稿，他总是不遗余力地向人家推荐我的稿子。这里面除了我们深厚的情意外，也包含了对我文章的理解。他不是那种为一堆文字垃圾而求人的人。

其实，依我的本心，最好是由贺雄飞来出这本书。他所出的草原部落“黑马文丛”，“知识分子文存”、“名报名刊精品书系”、“文化热点争鸣书系”都曾在中国读书界产生强大的冲击波，人们至今仍然津津乐道。他所出书中所体现出的博大人文关怀、深刻思想，当今中国几乎无出其右者。我所深深服膺的钱理群、朱学勤、朱健国、余杰、摩罗、徐无鬼等人差不多都是由他那里知道的。他无疑是当今中国一流的出版家。他一个人在几年中所出的书，有些出版社几十年也出不来。

在我写书的过程中，经常得到一个叫王重旭的行家的批评与指点，他又认真地为本书撰写评论，让我铭记于心。此外，《不与水合作》的作者朱健国、《将军不能这样做》的作者军旅诗人叶文福、诗人张捷、孙承，作家老姜、阿明，朋友张春凯、方朔、李磊、毕志等人都一直热心关怀本书的写作，王长江、周晓刚及我大哥刘兴涛对全书进行了认真校对，使书避免了许多错误，这些让我难以忘怀。

我不知道这本书会给我带来什么命运。也许一鸣惊人，也许如石沉大海。尽管我希望它20年不过时，但也许只像我的名字一样，在夜空中倏忽间壮观地滑落。但自然界的流星雨来临的时候，有人静静地等待观望，人世间的刘兴雨的书，会有人等待、有人观望吗？或许，它给别人带来的是兴奋、愉悦，而给自己带来的却是麻烦、不快。但不管怎样，我都会平静地对待。好像泰戈尔说过这样意思的话：天空尽管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鸟儿毕竟飞过了。

何况，一个忧国忧民的人用整整5年时间写的书，怎么也不至于不如鸟儿的一双翅膀。

刘兴雨

2005年3月24日

2009年3月24日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