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极了一场痛苦的离婚持久战，我真正放手的，是对于故土和童年记忆的渴望和搜寻。遗忘母语是一种奇特的经历。出国以前，有人对我说：别再回来，忘了这地方。那是八十年代初，没谁听说过“南巡”和“海归”。

一场全球主流的价值观比较、反思与批判的冷静盛宴。

《与故土一拍两散》是一个中国文化世家学者王昭阳对自身身份之困的追问，对爱的执著追寻，对所谓美好西方世界的追讨背后究竟藏匿了一张什么样的秘密底牌？

《与故土一拍两散》由王昭阳编著。

我决意当永远的流浪者和漂泊者——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硬起心肠，一直朝前走去。哪怕大地下沉，天空变黑；哪怕家乡最后的痕迹，从地球上永远抹去。

《与故土一拍两散》中的这些文字，描述身份的困惑、对爱的追寻，也“唱衰”美国和整个西方。也许我的表述过于个人化：也许可以更加冷静、宽阔。除此之外，我藏匿、隐瞒了一张秘密的底牌。

序／何怀宏／V

亚裔男之忿／001

居者有其屋／009

与汝偕亡／017

恐怖时代的孩子／025

“爱自己”真经／033

男不搭女，女不理男／041

消失了的纽约客／053

普世价值／059

精英阶层的瘫痪／071

身份／093

英特纳雄耐尔／101

转型／109

噩兆／117

与故土一拍两散／127

郊区之渴／135

新三桶／143

制度与心／155

后记／177

和尤莉亚头一回见面，在第二年的4月初，莫斯科卢比扬卡广场地铁站外边。傍晚5点，天空已经乌黑。她从我身后钻出，戴一顶灰绒红军帽。我对她的第一个恐怖印象，是一起横穿马路。她在无指示灯的区域挺胸而行，全然不理会呼啸而来的车辆，还指责我畏缩胆怯，挠着我冒汗的手心哈哈大笑，像个有今天没明天的亡命之徒。

尤莉亚给我看孩童时代的照片。父亲，母亲，和她。但这个家庭早已是过去时态。1992年，尤莉亚8岁。父亲对母亲说：臭娘们儿，你滚吧。母亲是中学老师，现在回到老家边远小城，无业，酗酒，领微薄的低保救济。父亲从事数种生意，均告失败。尤莉亚是独女，跟父亲过。从13岁开始，她便频繁离家出走。自然是交了坏朋友，喝酒吸毒，还有男人。

我请她吃饭，因为那天是她的生日。那个餐馆，藏在卢比扬卡附近好几层幽深黑暗的墙院后面。里边宽敞，老旧，明亮，所有的服务员看着都像有60岁以上。那天晚上，只有我和尤莉亚两个客人。我看着高大的窗框，褪色的窗帘，想象15年前，成群结队的克格勃低级职员，还有叽叽喳喳的女秘书们，或许就坐在这间空旷而肃穆的大屋子里用餐。他们轻声低语的回音，还有刀又触碰杯盘发出清脆的声响。

两年前，尤莉亚认识了一群美国基督徒。从此，她被邀请参加聚会、合唱，还有英语补习，后来便有了去美国学习的机会。不是正规大学，只是中西部小教会办的一所寄宿学校。住在里面的孩子，从日常生活到社交往来，都受到严格的限制，两性绝对隔离。每天数次祈祷，诵读《圣经》。我第一次听说，在现今的美国还有那样的地方。

为何不继续学习，或者想其他办法留在美国呢？我问她这个最简单、最实际的问题。尤莉亚给不出清晰的答案。她感到迷茫，犹豫不决。显然，她对美国倒了胃口。是因为那所寄宿学校，还是小镇上的基督徒，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她说不清楚。其实我的状况比她好不到哪儿去。原因何在？抛开学究气的废话，实在地讲，我也很难说清。无论如何，在我和这个身世坎坷、岁数小了许多的问题女孩之间，有各种微妙而难以言表的隐秘共识。或许，在一个过分奖赏快乐并且蔑视不快乐的大时代，我们都背负着难以克服的个人残缺。

顺着莫斯科河，踩着开始融化的积雪，我们遛到半夜。分手时，尤莉亚郑重邀请我参加十天后的一个聚会。去看热闹，尤莉亚满睑坏笑：看美国佬出洋相呗！

那次聚会的地点，在价位中档的乌克兰酒店会展大厅。严格地说，我们不是受邀请的客人，更没有权利参与聚会所涉及的任何正式社交，名副其实是混进去看热闹的。

主办者是一家国际婚介公司，主题直截了当：美国男人结识俄罗斯女人。据说，为了参加为时两周的国际寻偶之行，每人需缴纳不低于1万美元的基本费用，包括食宿、机票、几次大的集体社交会面，等等。也有额外的服务，比如，客人单独与某位女郎约会，倘若语言不通，可配备翻译全程协助。在三人约会的特殊情况下，费用则有适当追加。

大厅装点得喜气洋洋，喇叭里播放着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纽约老歌。一大群美国男性已先行就座，或者聚集在酒吧边上闲谈。我瞥了他们两眼，中老年居多，秃头和发福的居多，绝大多数是白人。但我不敢多看，已经感到尖利的目光朝我刺来，毫不掩饰的敌意使我耳根发凉。更多的眼光赤裸裸地跟随着我身边的尤莉亚。大约10分钟后，大门敞开，姑娘们鱼贯而入，紧张气氛顿时弥散。

屋子越来越满。可以感觉出来，女性的数量超过男性不止一倍。我原先隐隐约约听说过这个产业，没想到如此集约化、规模化、流水化作业。参加聚会的俄罗斯女人大体显得文静，有些教养。相比之下，假如一个美国男人不是华尔街交易员，或迪士尼公司的专聘律师，不如花这一两万美元，没准儿能找到如花似玉而且听话的俄罗斯姑娘——至少在她取得绿卡之前。

我第一次踏入美国，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唱得最熟的美国歌，是鲍勃·迪伦、西蒙和加方克的。屋里这些过分迫切的老男人，该是那些美妙歌曲的同代人？在一张张臃肿拘束的面孔上，丝毫看不出浪漫时代留下的痕迹，与好莱坞电影刻画的标准美国男性更是相去甚远。在那个奇怪的夜晚，我意识到，我的青春，已留在了那曾经热爱过的彼岸。

晚会结束。尤莉亚差我买酒。出来时，因为地板打了厚厚的蜡，我滑倒在电梯前面，闹了个仰八叉。三瓶红酒碎了两瓶。我衬衫上沾了红色的液体，裤子湿透。摇摇摆摆走出来的美国男人，一致为我欢呼鼓掌。尤莉亚把我扶起来，我们相互偎依着，把剩下的那瓶酒，一口口喝完。

P27-30

为何失望，以及可以抱有何种期望？

何怀宏

我最早读到王昭阳的文字，记得是本书中的第一篇《亚裔男之忿》，当时就欣赏其文字的生动和洗练，也认真思索其中提出的问题。后来陆续在《新世纪》杂志的专栏上读到他的系列文章，几乎篇篇都有亮眼之处。其间我们在我家见过一面，虽不敢谬托知己，但我在认真拜读此书之后写成这篇序言，希望作者和读者将其视为一种也是释出我自己内心一些长久疑问的讨论和对话。

正像我们从书中最后一篇《制度与心》中富有感情的追忆看到的，昭阳的祖父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知识分子、合译马克思巨著《资本论》的学者王亚南。他的父母也都是当代有名望的高级知识分子。而他不仅是文化世家的子弟，本人也可以说“得天独厚”，在1982年20岁的时候就去美国留了学。他也很早就在让许多人艳羡的华尔街的投资公司干过，在浪漫的旧金山待过，经历过前些年美国经济发展最快的一段时间。然而，在美国求学和生活多年，他却对“美国梦”或者说“美国信仰”本身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和失望。后来他多次往返于中美两地，中国有些方面“趋美”或者说向现代化“趋同”的社会生活的变迁大概也是让他失望的。他曾经决定放弃绿卡，彻底回到中国，但过了几个月就觉得不行，终于只能将自己定位为昔日家国的过客。倒是他后来在苏联和旧欧洲等地的流浪和情感经历，使他精神上似乎重新有了一种苏醒和希望。

……

作者的爱其实也已不再局限于性爱，他发现自己还“爱上了森林、落叶、极光、黄昏中的悬崖、小姑娘的脚踏车、德国车站卖的红色香肠、山坡上的木教堂、伦敦小巷深处的快餐店、哈瓦那西郊树林子里的艺术学院、肮脏的堤岸、灰色的大浪，当然，还有绿皮火车”。他说他可以直视传媒大亨默多克先生和善然而讥讽的眼睛，但决意在他缔造和统治的世界当永远的流浪者和漂泊者。“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这一种坚持是让人感佩的，个人也要为之付出某些代价。或许在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最后还是可以像维特根斯坦一样，说“我度过了幸福的一生”。

作者在美国生活20多年，又流浪世界多年，不仅保留了一种汉语写作的能力，而且显示出一种相当精致、干净的文字之美，这是令人欣慰甚至吃惊的。他的感觉也是很真实的，虽然窃以为其中有不少只是属于少数人的感觉，但无论如何，这些文字对这个世界，尤其是对作为我们家园的故国是富有意义的，至少有助于提醒人们，美国并不是天堂，制度也并非万能。它们还可以告诉那些努力奋斗、争取平等自由和法治民主的人们，必须要有一些心理准备，即要准备这一过程将相当艰巨，而且费尽千辛万苦获得的结果，可能在某些方面又让人失望。作者写道：“时至今日，前东欧异议者群体在人格上的坚韧、丰满与虔诚，仍然让我震惊并肃然起敬。历史从日后演变中接二连三甩到他们墓碑上一记又一记沉闷耳光，也真是足够酸楚、残忍、黑色幽默的。”但如果有心理准备，我想也就不会那样“酸楚”了。我认为他们当中一些人还是预见到了日后的“沉闷”和冷遇的。历史并没有那样嘲讽。无论如何，这一目标还是值得努力奋斗去争取的，不仅是为了少数，也是为了多数；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社会。

最后，我希望作者能坚持不懈地贡献给读者那更广阔的爱恋的思想文字。总之，这是一些稀有的文字，由稀有的“异类”写成，它们有助于我们看到这个功利的世界中不那么功利的、动情的一面。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民族固有的美

迄今没去过日本，我引为巨大的遗憾。好几次到了门口，终归阴差阳错，失去了机会。我半生漂泊，但是留恋汉字。临近五十岁了，开始操练荒疏多年的母语，未曾想到还能表达一些意思。我以为汉字的美感，和传统日本的审美，有着深刻的联系。

20年前，初次拜读川端康成1968年的诺奖演说词“我在美丽的日本”，心里有绵延不绝的感动与震撼。川端的文体，玲珑晶莹，有如冰雪、草木和四季；悲凉纤细，洞穿生死，却浸润着与天地万物大自然同在的飘忽挚爱。

在另一篇简短的散文里，川端先生转述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访日演说。据说，年事已高、不久于人世的老人，对日本听众们这样说：“每个民族，都有义务将自身最上乘、最美的声音表达出来，奉献给世界；那就是它的伟大胸怀和高贵的灵魂。假如什么都不表达，则不可原谅；比死亡还要坏。人类历史对之不会宽恕。”

川端先生还说：“国家命运兴衰无常。最后能够留存下来的，就是一个民族固有的美。”

那是1993年秋天，我人生旅途的一个低谷。川端先生的文字，加重了我的悲哀。那一段时间的我，跋涉爬行于困顿、颓丧的深渊，而且似乎身患绝症。可是病痛和绝望给了我不同的目光，让我平静、坦然。游历四海的念头，就在那时产生。

那时候的美国，尚未如同现今，让我找不出多少温暖、美好的词汇去形容它。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听自己热爱的乡村老歌，比如约翰·丹佛《献给安妮的歌》（你注满我的心魂，像森林里的阳光），还有卡朋特（Just Sing，Sing a Song）。直至今天，我仍然愿意相信，这才是真正的美国。如同电影《阿甘正传》开始时那一片款款落下的羽毛。她的灵魂未死，不是只剩下灰黄的空壳。

耶稣在《马太福音》中对他的使徒说：你们是山上的灯火、大地上的盐。一旦灯光黯灭、成味消失，你们就是砂石泥土，无声无味，被人踩在脚下。耶稣讲的，是心的依托、灵魂里的真挚。美即是爱，爱即是光。哀莫大干心死。

丧失美的民族，是最悲哀的民族。一个什么样的民族，会自我毁容，践踏大地、森林、河流，谋杀自身固有的美。最终我还是无法解释，为何美从一片土地上消失，也从当地居民的脸孔上消失。中国总有人念叨过去或现在的贫穷。而65年前的日本，是一片有毒的废墟。大战结束时，川端46岁；他对朋友说，要“沉没到日本自古的悲哀中去”。瘦小、纤弱、来自战败的岛国，可是，在他的文字、人格里，没有一丝一毫的猥琐或者虚矫。

我这些拙劣的散文，描述身份的困惑、对爱的追寻、也“唱衰”美国和整个西方。关于最后这部分，我的表述过于个人化；也许可以更加冷静、宽阔。表达能力有限，这是主要问题。除此之外，我藏匿、隐瞒了一张秘密的底牌。

曾经有那么一个阶段，我发现自己很容易与各式各样的美国人攀谈，乃至于“自来熟”。在境外遇见，还会有隐隐约约的亲近感。要说老乡见老乡，可能肉麻一些，但有那么一点儿意思吧。不过，从2005年到2007年间，那个感觉消失了。从那时到现在，我没结交哪怕一位新的美国朋友。

20世纪整个八九十年代，在我身上慢慢积累起一种融入感，似乎或多或少，在情绪和思维方式上，我和不少美国孩子心有灵犀。可是忽然之间，那份默契烟消云散。2002年，我和第一位俄国女友分手，辗转到了捷克。问题从那儿开始。头两三年，主要在布拉格，后来又去了柏林和维也纳。我很快意识到：在那两三座城市，尤其是2005年后的柏林，聚集了数量可观的美国人，主要是青年和中年。一般而言，他们装扮入时、行为邋遢、故作风雅、无所事事，并且态度骄横。到后来，我一看见这些人，就本能地远远走开。

……

我想，经国先生到晚年，应该意识到，在他的有生岁月，不会再见到长江、黄河，亦不会再有“青海的草原，永远看不完”之感喟。而他致力推动的政治转变，或许意味着一套符号、一种盼望和一个文化身份的永远消逝。以后这面旗子，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但是曲终人散，戏唱完了，就拉下铁门，撤下牌子，不再死死强迫大家坐在一个空空的戏台下面。让大伙各自去生活吧。经国先生留下的，是华夏民族固有的美，也就是古人所说的“仁”吧。

王昭阳

2013年2月25日

作者在美国生活甘多载，又流浪世界多年，不仅保留了—种汉语写作的能力，而且文字相当精致、干净，这是令人欣慰甚至吃惊的。他的感觉与经验，虽然可能过于个人化，但无论如何，这些文字至少有助于提醒人们，美国并不是天堂，制度也并非万能。

——伺怀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