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人公是16岁的中学生霍尔顿·考尔德是当代美国文学中最早出现的反英雄形象之一，霍尔顿出身中纽约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学校里的老师和自己的家长强迫他好好读书，为的是出人头地，以便将来买辆凯迪拉克，而在学校里一天到晚干的，就是谈女人，酒和性，他看不惯周围的一切，根本没心思用功读书，因而老是挨罚，到他第四次被开除时，他不敢回家。便只身在美国最繁华的纽约城游荡了一天两夜，住小客店，逛夜总会滥交女友他在电影院里百无聊赖地消磨时光，糊里糊涂地召了妓女，情不自禁的与虚荣的女友搂搂抱抱，与此同时，他的内心又十分苦闷，企图逃出虚伪的成人世界去寻批纯洁与真理的经历与感受。这种精神上无法调和的极度矛盾最终令他彻底崩溃，躺倒在精神病院里。

本书的主人公霍尔顿是个中学生，出身于富裕中产阶级的十六岁少年，在第四次被开除出学校之后，不敢贸然回家，只身在美国最繁华的纽约城游荡了一天两夜，住小客店，逛夜总会，滥交女友，酗酒……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丑恶，接触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其中大部分是“假模假式的”伪君子。

霍尔顿几乎看不惯周围发生的一切，他甚至想逃离这个现实世界，到穷乡僻壤去假装一个又聋又哑的人，但要真正这样做，又是不可能的，结果他只能生活在矛盾之中：他这一辈子最痛恨电影，但百无聊赖中又不得不在电影院里消磨时间；他厌恶没有爱情的性关系，却又糊里糊涂地叫来了妓女；他讨厌虚荣庸俗的女友萨丽，却又迷恋她的美色，情不自禁地与她搂搂抱抱。

因此，他尽管看不惯世道，却只好苦闷、彷惶，用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安慰自己，自欺欺人，最后仍不免对现实社会妥协，成不了真正的叛逆，这可以说是作者塞林格和他笔下人物霍尔顿的悲剧所在。

译者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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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是真想听我讲，你想要知道的第一件事可能是我在什么地方出生，我倒楣的童年是怎样度过，我父母在生我之前干些什么，以及诸如此类的大卫·科波菲尔①式废话，可我老实告诉你，我无意告诉你这一切。首先，这类事情叫我腻烦；其次，我要是细谈我父母的个人私事，他们俩准会大发脾气。对于这类事情，他们最容易生气，特别是我父亲。他们为人倒是挺不错——我并不想说他们的坏话——可他们的确很容易生气。再说，我也不是要告诉你他妈的我整个自传。我想告诉你的只是我在去年圣诞节前所过的那段荒唐生活，后来我的身体整个儿垮了，不得不离家到这儿来休养一阵。我是说这些事情都是我告诉D．B．的，他是我哥哥，在好莱坞。那地方离我目前可怜的住处不远，所以他常常来看我，几乎每个周末都来，我打算在下个月回家，他还要亲自开车送我回去。他刚买了辆美洲豹，那是种英国小轿车，一个小时可以驶两百英里左右，买这辆车花了他将近四千块钱。最近他十分有钱。过去他并不有钱。过去他在家里的时候，只是个普通作家，写过一本了不起的短篇小说集《秘密金鱼》，不知你听说过没有。这本书里最好的一篇就是《秘密金鱼》，讲的是一个小孩怎样不肯让人看他的金鱼，因为那鱼是他自己花钱买的。这故事动人极了，简直要了我的命。这会儿他进了好莱坞，当了婊子——这个D．B．。我最最讨厌电影。最好你连提也不要向我提起。

我打算从我离开潘西中学那天讲起。潘西这学校在宾夕法尼亚州埃杰斯镇。你也许听说过。也许你至少看见过广告。他们差不多在一千份杂志上登了广告，总是一个了不起的小伙子骑着马在跳篱笆。好像在潘西除了比赛马球就没有事可做似的。其实我在学校附近连一匹马的影儿也没见过。在这幅跑马图底下，总是这样写着：“自从一八八八年起，我们就把孩子栽培成优秀的、有脑子的年轻人。”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在潘西也像在别的学校一样，根本没栽培什么人材。而且在那里我也没见到任何优秀的、有脑子的人。也许有那么一两个。可他们很可能在进学校时候就是那样的人。

嗯，那天正好是星期六，要跟萨克逊·霍尔中学赛橄榄球。跟萨克逊·霍尔的这场比赛被看作是潘西附近的一件大事。这是年内最后一场球赛，要是潘西输了，看样子大家非自杀不可。我记得那天下午三点左右，我爬到高高的汤姆孙山顶上看赛球，就站在那尊曾在独立战争中使用过的混帐大炮旁边。从这里可以望见整个球场，看得见两队人马到处冲杀。看台里的情况虽然看不很清楚，可你听得见他们的吆喝声，一片震天价喊声为潘西叫好，因为除了我，差不多全校的人都在球场上，不过给萨克逊·霍尔那边叫好的声音却是稀稀拉拉的，因为到客地来比赛的球队，带来的人总是不多的。

在每次橄榄球比赛中总很少见到女孩子。只有高班的学生才可以带女孩子来看球。这确实是个阴森可怕的学校，不管你从哪个角度看它。我总希望自己所在的地方至少偶尔可以看见几个姑娘，哪怕只看见她们在搔胳膊、擤鼻子，甚至在吃吃地傻笑。赛尔玛·绥摩——她是校长的女儿——倒是常常出来看球，可像她这样的女人，实在引不起你多大兴趣。其实她为人倒挺不错。有一次我跟她一起从埃杰斯镇坐公共汽车出去，她就坐在我旁边，我们俩随便聊起天来。我挺喜欢她。她的鼻子很大，指甲都已剥落，像在流血似的，胸前还装着两只假奶，往四面八方直挺，可你见了，只觉得她可怜。我喜欢她的地方，是她从来不瞎吹她父亲有多伟大。也许她知道他是个假模假式的饭桶。

我之所以站在汤姆孙山顶，没下去看球，是因为我刚跟击剑队一道从纽约回来。我还是这个击剑队的倒楣领队。真了不起。我们一早出发到纽约去跟麦克彭尼中学比赛击剑。只是这次比赛没有比成。我们把比赛用的剑、装备和一些别的东西一古脑儿落在他妈的地铁上了。这事也不能完全怪我。我得不住地站起来看地图，好知道在哪儿下车。结果，我们没到吃晚饭时间，在下午两点三十分就已回到了潘西。乘火车回来的时候全队的人一路上谁也不理我。说起来，倒也挺好玩哩。

我没下去看球的另一原因，是我要去向我的历史老师老斯宾塞告别。他患着流行性感冒，我揣摩在圣诞假期开始之前再也见不到他了。他写了张条子给我，说是希望在我回家之前见我一次。他知道我这次离开潘西后再也不回来了。

我忘了告诉你这件事。他们把我踢出了学校，过了圣诞假后不再要我回来，原因是我有四门功课不及格，又不肯好好用功。他们常常警告我，要我好好用功——特别是学期过了一半，我父母来校跟老绥摩谈过话以后——可我总是当耳边风。于是我就给开除了。他们在潘西常常开除学生。潘西在教育界声誉挺高。这倒是事实。P1-3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今天的当代美国文学中，有两部小说经过三十多年时间的考验，已被认为是“现代经典”：一部是黑人作家拉尔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1914—)的《无形人》(The Invisible Man，1952)，一部就是本书。本书篇幅不大，只十几万字。作者除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外，迄今只写过这一部长篇小说，却在美国社会和文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小说一出版，就受到国内青少年的热烈欢迎，认为它道出了自己的心声，一时大、中学校的校园里到处都模仿小说主人公霍尔顿——他们在大冬天身穿风衣，倒戴着红色鸭舌帽，学着霍尔顿的言语动作。甚至在六十年代初期，外国学者只要跟美国学生一谈到文学，他们就马上提出了《麦田里的守望者》。不同的青年、不同的家长和不同的评论家，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对此书作出不同的评价。有过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颂扬此书，把它说得天花乱坠，认为成人通过本书可以增加对青少年的理解，青年人在阅读本书后则能增加对生活的认识，使自己对丑恶的现实提高警惕，并促使自己去选择一条自爱的道路；另一种意见严厉批评本书，把它看作洪水猛兽，说主人公满嘴粗话，张口“他妈的”，闭口“混帐”，读书不用功，还抽烟、酗酒、搞女人，从而认为本书内容“猥亵”、“渎神”，有些家长甚至要求学校禁止学生阅读这类书籍，某些图书馆(如加利福尼亚州桑胡斯城的中学图书馆)曾一度将本书列为禁书；但经过时间的考验后，大多数中学和高等学校已把本书列为必读的课外读物，许多公共学校还以它为教材，美国的社会学家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在哈佛大学开设的社会学课程《美国的社会结构和性质》中，指定本书为必修读物。这部小说出版后，至今影响不衰，总销售量已超过千万册，有好几种不同版本，例如平装的班登(Bantam)版已印至第五十三版。它在当代美国文学中的地位也日益巩固，越来越受到文学评论界的重视。

《麦田里的守望者》之所以受到重视，不仅是由于作者创造了一种新颖的艺术风格，通过第一人称以青少年的说话口吻叙述全书，更重要的是因为作者用现实主义的笔触，生动而细致地描绘了一个中产阶级子弟苦闷、彷徨的精神世界，真实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精神文明的实质。人活着除了物质生活外，还要有精神生活，而且在一个比较富裕的社会里，精神生活往往比物质生活更为重要。美国在战争中发了横财，战后物质生产发展得很快，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中产阶级的人数也激增。但广大人民的精神生活却越来越贫乏、空虚。五十年代初美国政府奉行杜鲁门主义和麦卡锡主义，遏制共产主义，国际上加剧冷战，国内镇压进步力量，核战争的恐怖笼罩着每个人的心灵，有些人粉饰太平，过着浑浑噩噩的日子；另有些人看不惯庸俗、虚伪的世道，想要反抗，却又缺乏光辉的理想，找不到一条光明的出路。因此美国有的当代史家把美国的五十年代称为“静寂的五十年代”或“怯懦的五十年代”。有些青年人以消极的方式(主要通过酗酒、吸毒、群居等颓废的方式)对现实进行反抗，史家称他们为“垮掉的一代”或“垮掉分子”。本书作者塞林格和他笔下的人物如本书主人公霍尔顿·考尔菲德，实际上也是垮掉分子的代表，但垮得还不到吸毒、群居的地步，如霍尔顿尚想探索和追求理想(包括爱情理想)，因此他向往东方哲学，提出长大成人后想当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一除了我。我呢，就站在那混帐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①

这种理想当然幼稚可笑，但说明作者有点像鲁迅在《狂人日记》里提出来的那样，尚有“救救孩子”的想法。霍尔顿是当代美国文学中最早出现的反英雄形象之一，他的性格较为复杂，有受资本主义社会耳濡目染的丑恶一面，但也有反抗现实、追求理想的纯洁一面。他为什么不肯用功读书，被四次开除出学校?那是因为学校里的老师和他的家长强迫他读书只是为了“出人头地，以便将来可以买辆混帐凯迪拉克”!而在学校里“一天到晚干的，就是谈女人、酒和性；再说人人还在搞下流的小集团……”这就是霍尔顿所生活的世界。他不愿同流合污，自然也就无法好好念书，因此他的不用功实质上是对资产阶级现行教育制度的一种反抗。另一方面，在他那样的生活环境里，他又能找到什么可贵的精神寄托或崇高理想呢?学校里的老师大部分都是势利的伪君子，连他所唯一敬佩的一位老师后来发现也可能是个搞同性恋的，而这位老师谆谆教导他的，也只是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信条：“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

这样，霍尔顿这个出身于富裕中产阶级的十六岁少年，在第四次被开除出学校之后，不敢贸然回家，只身在美国最繁华的纽约城游荡了一天两夜，住小客店，逛夜总会，滥交女友，酗酒……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丑恶，接触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其中大部分是“假模假式的”伪君子。霍尔顿几乎看不惯周围发生的一切，他甚至想逃离这个现实世界，到穷乡僻壤去假装一个又聋又哑的人，但要真正这样做，又是不可能的，结果他只能生活在矛盾之中：他这一辈子最痛恨电影，但百无聊赖中又不得不在电影院里消磨时间；他厌恶没有爱情的性关系，却又糊里糊涂地叫来了妓女；他讨厌虚荣庸俗的女友萨丽，却又迷恋她的美色，情不自禁地与她搂搂抱抱。因此，他尽管看不惯资本主义的世道，却只好苦闷、彷徨，用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安慰自己，自欺欺人，最后仍不免对现实社会妥协，成不了真正的叛逆，这可以说是作者塞林格和他笔下人物霍尔顿的悲剧所在。

我国的青少年生长在社会主义祖国，受到党、团和少先队组织的亲切关怀，既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又有丰富多彩、朝气蓬勃的精神生活，因此看了像《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样的书，拿自己幸福的生活环境与资本主义的丑恶环境作对比，确能开阔视野，增加知识。当然，如果有个别青少年分不清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的界限，不珍惜祖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竟也去盲目崇拜或模仿霍尔顿的思想、举止和言行，那自然是十分错误的了。对此我们也应该有所警惕。

本书在艺术上颇具特色，心理描写细致入微，可以说开当代美国文学中心理现实主义的先河。从表面上看，霍尔顿不求上进，抽烟、喝酒、乱谈恋爱甚至找妓女，简直是个糟糕透顶的“坏孩子”，如果光看这些外表上的不良倾向，当然无法真正理解像霍尔顿这样的孩子，而我们多少成年人却往往用简单、粗暴、主观的方法去对待青少年(包括自己的子女)，从而造成或加深两代人的隔阂(也即西方所谓的“代沟”)。本书作者以犀利的洞察力解剖青少年的复杂心理，透过现象观察精神实质，栩栩如生地描绘了霍尔顿的精神世界的各个方面，既揭示了他受环境影响颓废、没落的一面，也写出了他纯朴、敏感、善良的一面，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反映了青春变化期青少年的特点，无怪乎在西方社会里引起了广大青少年的巨大反响，而且不少成年人也把它看作启发自己理解年轻一代的钥匙。

在语言的运用上，本书也独创一格，这种风格后来被不少西方作家所模仿。全书用青少年的口吻平铺直叙，使用了大量的俚语和口语，在翻译中要完全传达出来确有很大困难。译者只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不足之处只好引咎自责。

作者塞林格全名杰罗姆·大卫·塞林格，一九一九年生于美国纽约城，父亲是做干酪和火腿进口生意的犹太商人，家境相当富裕。塞林格十五岁的时候，被父母送到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军事学校里住读，据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关于寄宿学校的描写，很大部分是以那所学校为背景的①。一九三六年，塞林格在军事学校毕业，取得了他毕生唯一的一张文凭。一九三七年他随父去维也纳，旋即又被他父亲送往波兰的比得哥煦去学做火腿，但他宰了两个月猪以后，又回到美国继续读书，先后进了三个学院，都没有毕业。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六年从军，经过一年多的反间谍训练后，在一九四四年赴欧洲大陆做反间谍工作。一九四六年复员回到纽约，专门从事写作。

早在军事学校念书时，塞林格已练习写短篇小说，嗣后好些年，无论在大学读书或从军期间，他都孜孜不倦地写作。从一九四○年在《小说》杂志上发表他的头一个短篇小说起，到一九五一年出版他的长篇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止，在十余年中他共发表了二十多个短篇，有些短篇还在《老爷》、《纽约人》等著名刊物上发表，从而使他在文学界有了一点点名气。据说塞林格写作十分努力，在军事学校练笔时常常写到深夜，因校里纪律很严，熄灯后有专人值班巡查，塞林格就“用毯子蒙住全身，照着手电偷偷写作”。在从军时期，他随身带着打字机，有空就写。成名后他隐居到乡下，特地为自己造了一个只有一扇天窗的水泥斗室作书房，每天早晨八点半就带了饭盒入内写作，直到下午五点半才出来，家里任何人都不准进去打扰他；如有要事，只能用电话联系。他写作的过程据说还十分艰苦，从《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后，他写作的进度越来越慢，十年只出版三个中篇和一个短篇，后来甚至不再发表作品。偶尔有幸见过他的人透露说，他脸上已“显出衰老的痕迹”。他业已完成的作品据说数量也很可观，只是他不肯拿出来发表。不少出版家都在打他的主意，甚至在计划如何等他死后去取得他全部著作的出版权，但至今除本书外，作者只出版过一个短篇集《九故事》(1953)和两个中篇集《弗兰尼与卓埃》(1961)及《木匠们，把屋梁升高；西摩：一个介绍》(1963)。

塞林格在从军期间曾与欧洲大陆的一个女医生结婚，但他们在性情、脾气等各方面都不契合，结婚不久就离异了。不过塞林格后来坚持说，他们两人的精神能“互相感应”，虽然身在两地，心灵常常息息相通，彼此“以心传心”。他复员回到纽约后，有个时期经常出没在夜总会和舞场，跟一些女人厮混，据他自己说是“体验生活，收集语汇”，同时在私下里学习和研究佛教的禅宗。一九五三年他在一次宴会上与年轻的女学生克莱相识，两人一度过从甚密。据克莱告诉她父母说，塞林格当时“跟他母亲、他妹妹、十五个佛教和尚以及一个说话怪僻的瑜珈教徒住在一起”。但不久克莱突然与一个哈佛大学读商科的纨绔子弟结了婚，婚后几个月又突然离婚，回到塞林格所居住的小镇上，在一九五五年正式与塞林格结婚。

自从《麦田里的守望者》畅销以后，塞林格的声誉与日俱增，他本人的生活却越来越故作神秘，他的行径也越来越怪僻。他退隐到新罕布什尔州乡间，在河边小山附近买下九十多英亩土地，但只在山顶上筑一所小屋，周围种上许多树木，外面栏上六英尺半高的铁丝网，网上还装有警报器。想做一个又聋又哑的人遁迹世外原是小说主人公霍尔顿的理想，塞林格本人也依样葫芦，平时深居简出，如有人登门造访，都得先递送信件或便条；如果来访者是位生客，他就拒之门外，甚至连答复都不给一个。他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偶尔乘吉普车到镇上去购买书刊杂物，也极少跟人说话，万一有人在大街上招呼他，他马上就拔脚逃跑。据说他自从成名后，只回答过一个采访记者的问题。那是个十六岁的女学生，为校刊写稿特地去找他的。他只有一部早期作品，即短篇小说《在康涅狄格州的叔叔威吉利》(1949)，被好莱坞摄制成电影，此后他一直拒绝将他任何作品的拍摄权出售给电影制片商。他的相片只在《麦田里的守望者》头三版的封面上刊登过，后来由于他本人坚决反对，出版商只好把相片撤去，此后要弄到他的一张近照就十分困难，因此还闹出了一个笑话：某家法国报纸在介绍本书作者时，竟错把与作者同姓的白宫新闻秘书塞林格的相片登上去了。

关于塞林格的生活和写作近况，不仅他本人讳莫如深．就是与他比较接近的一些亲友，也都守口如瓶，有关他的情况只字不吐。有的评论家如美国的哈维·史威多斯(Harvey swados)一言道破：“塞林格的声誉，有一部分是基于他故弄玄虚，不让人们接近。”但也有许多评论者和读者却疑神疑鬼，纷纷猜测，终日打听关于塞林格的“秘密”，有些人甚至用他小说里人物的名字给自己的孩子命名，也有些新闻记者和学位论文作者根据一些极渺茫的线索到处寻找他小说主人公的“原型”，妄想靠此一举成名。由于塞林格本人难以接近，关于他的言行又无从打听，他本人的思想更是无法窥测，因此一些所谓的“塞林格迷”只好满足于从他的作品里去猜测作者的思想意图，这也就说明为什么塞林格的新作——哪怕是一个短篇或中篇——一经发表，都能引起轰动。他的中篇集《弗兰尼与卓埃》尽管在《纽约人》杂志上分别发表过，但当利特尔·布朗出版公司在一九六一年首次以单行本印行时，它“不仅在美国文学界被认为是一件大事，而且在无数塞林格迷的眼里，简直是神的出现”(1961年9月15日《时代》杂志)。书尚未出版，那些塞林格迷都在纷纷打听它的出版日期，到售书那天，他们一早便去书店排队，很快把书抢购一空。

塞林格后来出版的四个中篇小说主要描写格拉斯一家的生活片断，刻画了格拉斯年轻一代(主要是西摩、弗兰尼、卓埃、布迪)的形象。所谓格拉斯家是作者虚构出来的一个富裕的上层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爱尔兰人，生有子女七人，西摩是长子，弗兰尼是最小的女儿，卓埃和布迪是弗兰尼的哥哥。西摩是一系列作品中的理想人物，是个头脑清醒、意志坚强的圣人，他的思想和言行仿佛十全十美。他教诲他的六个弟妹“不仅要爱这个世界，宽恕这个世界，而且要在这个世界上努力尽自己的责任”。但他有一天在海滨与一个天真的小姑娘谈话回来，忽然开枪自杀，自杀的原因，后来根据他弟弟布迪的解释，仿佛是他在大彻大悟后用自杀以求解脱。总的说来，塞林格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以后出版的十一个描写格拉斯一家生活的故事已越来越向往东方哲学和佛教的禅宗，其社会意义和艺术魅力都不及《麦田里的守望者》。

施成荣

1982年12月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