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4年2月26日，亚历山大·仲马将军的父亲——亚历山大一安托万·戴维·佩勒特里出生于法国诺曼，该省地处法国西北海岸。在高高的白垩质峭壁之上有大片绵延的奶牛场。据一张书写潦草的小纸片记载，他当年受洗时“没有仪式，由于身子太弱。只能在家从简完成”，可见当时他病得很厉害，根本不能抱去当地教堂受洗。他是家族的长子，尽管这个古老家族拥有一座城堡，现金却少得可怜，家族成员也大多闲散放纵，不过在这方面，安托万后来超过了家族里所有人。
小安托万活了下来。第二年，时人尊称“太阳王”、在位执政72年之久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辞世。临终前，路易十四对他五岁的重孙路易十五说道：“我酷爱战争，不要学我这一点。也不要学我挥霍的毛病。”五岁的路易十五应该很认真地点了头。但是。他的统治却因无度的挥霍和穷兵黩武组成的怪圈著称。不仅让他本人面上无光，也给法国君主制度抹了黑。
不过君主挥霍好战的陋习并未让法国停滞不前。事实上，这个“伟大的国家”即将迎来一个哲学家的时代。启蒙运动以及其他的一切纷至沓来。法国即将因进入现代而撼动世界。但在这之前，法国人需要钱，一大笔钱。
诺曼不可能找到大钱，佩勒特里城堡更不可能。佩勒特里家族的盾形徽章背景为天蓝色，其上三只金雕簇拥着一只金戒指，看起来高贵威严，却没有多大意义。佩勒特里家族虽说是省里的贵族，却空享旧时荣耀而无金钱实力。如不工作，家族的财产不足以维系他们的浮华生活，甚至一代人都难。
不过，贵族头衔仍要代代相传。作为长子，安托万继承了“侯爵”的头衔以及贝勒维拉的家族地产。其他继承人依次是他的两个弟弟——1716年出生的查尔斯·安妮·爱德华和1718年出生的路易·弗朗索瓦·特雷泽。
面对诺曼有限的前景，三兄弟决定参军寻求出路，当时法国的贵族子弟12岁起就可以应召入伍。安托万加入了皇家炮兵部队，一支很有前途的部队，16岁已被擢升为少尉。两个弟弟紧随其后，成为了下级军官。1734年，法国参加了波兰王位继承战争，18世纪欧洲各王朝间经常由于利益冲突而爆发战争。这场王位继承战争背后，是欧洲大陆上争夺统治权的两大传统势力——统治法国的波旁王朝与统治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英国不久后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公海和新大陆。)
加入皇家炮兵部队后，安托万在前线担任国王那位潇洒又极其富有的表哥康帝亲王的近卫，参加了1734年的菲利普斯堡战役。这场战役被卡尔·克劳塞维茨记入了军事年鉴，在《战争论》一书中评价它是“构筑要塞的完美反面教材，好似一个用鼻子抵墙而立的傻子。”①当时，伏尔泰为躲避皇室追捕，也逃到了菲利普斯堡，靠做战区劳军服务维持生计，停火歇战时为军人们端上白兰地，献上颂歌。
最值得一提的是，安托万在菲利普斯堡服役期间曾作为里克森亲王与黎塞留公爵决斗的见证人。这起有名的决斗发生在康帝亲王的生日聚会后，里克森亲王嘲笑黎塞留家族为暴发户，这让黎塞留公爵极为恼怒。公爵的曾叔父曾是红衣主教(后来大仲马在《三个火枪手》中塑造了他翘八字胡的不朽大反派形象)，路易十三时代的法国首相，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他对内恢复和强化专制王权，对外谋求法国的霸主地位。但即使有这样的成就，黎塞留家族仍不入里克森亲王的法眼，而自家表妹嫁给了黎塞留公爵更让他觉得面上无光。
午夜时分，这对著名的姻亲来到了用餐帐篷和战壕之间的决斗场。借着随从们手中提灯的微光，他们斗在了一处。起初，里克森亲王略占上风，刺伤了黎塞留公爵的大腿。两人毫不相让，寒光闪烁，战壕上下斗个不休，随从们将手中提灯换成了火把。亲王再施奇招，刺伤了公爵的肩部。正在这时，敌军的流弹照亮了决斗场，一名随从中弹身亡。
黎塞留公爵趁机奋起反击，将佩剑刺入了亲王的胸膛。当时人们认为亲王之死是因果循环、命该如此。不久前在同样由言语不和而招致的另外一起决斗中，里克森亲王杀死了自己夫人的叔叔里格内维尔侯爵。在18世纪的决斗场上，这种误伤致死的案例并不少见。
1738年，波兰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安托万选择退役，并离开欧洲。安托万在菲利普斯堡服役期间，弟弟查尔斯调入了殖民军团，前往西印度群岛伊斯帕尼奥拉岛上的法属圣多明克殖民地。这是一个美差。
糖料种植在18世纪大受追捧，圣多明克是法兰西王国西部荒原殖民地的边境地带，穷困的贵族家庭子弟可以在这里发家致富。查尔斯被派驻到此地时年仅16岁，22岁时他遇到了挚爱玛丽-安妮·都菲。都菲家族在富庶的殖民地东北海岸拥有一大片糖料种植园。安托万决定前往圣多明克。P21-23
汤姆·雷斯从几乎被世人遗忘的仲马将军的独特人生中提炼出了大量传奇经历。此外，《黑伯爵》一书不仅讲述了一个关于人类力量和勇气的典型故事，而且也对故事所发生的那个变幻莫测的年代进行了探究。
——《时代》
此书堪称一份出色的报告，调查缜密而详尽……作者耗费十年时间和精力完成此书，可见一斑。”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迷人……绝对是一本充满丰富想象力的传记。
——《纽约时报·书评》
雷斯详述了亚力克斯·仲马被错误遗忘的一生……本书堪称他的不朽之作。
——《华盛顿邮报》
令人印象深刻……雷斯以一种有趣的方式构建了整个故事……很有吸引力。
——《华尔街日报》
获奖作家所著的侦探作品……出色的研究。
——英国《每日邮报》
胜利了……雷斯笔下成功展现了仲马将军的非凡一生：憔悴的骑兵、浮华的功绩，以及一位父亲的舐犊之爱。
——英国《先驱报》
曾经因为种族原因，亚力克斯·仲马的非凡人生被湮没在了历史长河中，如今在本书的动人故事中得以重现……借助笔下人物自身的夸张性格以及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背景，雷斯成功创造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
——《出版人周刊》
通忑的雕塑
亚力克斯·仲马将军的第一篇生平传记出版于1797年法国在意大利北部大获全胜之后。①此时正值十年法国大革命的高潮之一．而当时亚力克斯·仲马将军被拿破仑称赞为击退野蛮人的罗马英雄。这篇文章对仲马将军英勇事迹尽情渲染，与两年后仲马将军的命运一对比，顿时令人唏嘘不已。但是这篇文章中另外一点让我震惊：它公正地记录了仲马的种族问题。
亚历山大·仲马将军
有色人种
共和国五年芽月4日
共和国历史只会向子孙后代纪念伟大行为。地位或军衔对于个人来说毫无差别。在记录伟大人物的生平年鉴时．其信实的笔触应该描写这个英雄．描写他的高尚道德及不朽荣誉．而不应考虑他是否出生在欧洲或在非洲炎热的大地上．抑或他的肤色是古铜色还是更接近黑檀色。黑人用勇气铸就的功绩与那些出生在旧世界的人的丰功伟绩一样值得尊敬。事实上，谁能够比这个经历了所有奴隶制的苦难之后依旧为自由而战的有色人更有权力获得公众的尊敬?他只要记住所经历过的所有苦难．就可以和最有名的战士平起平坐了。
这就是亚历山大．仲马——1762年出生在圣多明克的混血有色人种——自大革命以来的行事方式。这个年轻人来到法国与祖国的保卫者们并肩战斗……展现了无畏的勇气和超人的智慧，很快就闻名军中，甚至包括意大利军队，并升迁为第二骑兵师的指挥官。将军身高1．8米。将是你见过的最潇洒帅气的人之一；他不仅外貌出众，而且举止优雅亲切。他的卷发好似希腊和罗马人的卷发。
带着攻占意大利时所获的荣誉．亚历山大．仲马跟随不朽的波拿巴转战提洛尔。共和国五年芽月4日(1797年3月24日)。他奉命率领约20名骑兵前去侦察敌军动向。仲马命令一位准将占据山谷后的位置，掩护他的侧翼。奥地利人见前方法军人数很少，便气势昂扬地冲了过来：敌军人数众多，仲马所率的骑兵们渐渐不敌。到了布里克森小镇前面的克劳森尔桥前(原文如此)，(法军)还未来得及摆开迎敌阵势：就被紧紧地困在一条狭窄的过道里。眼见情势危急，仲马将军独自拍马前往桥头，抵抗敌军骑兵小队的进攻长达数分钟，最终迫使他们撤退。他被20个奥地利人围住，但他杀死3名，并重伤了8名；他身上却只受了三处轻微刀伤。敌军被他的英勇气势吓倒，掉头四处逃窜。为了增加气势，他大喊一声：“投降吧!法国大军就在我身后!共和国的将军永远都不会落后于他的士兵。，，
我找到的另一篇小传出版在11年后的1808年。当时仲马已然辞世，拿破仑继承了皇权。这篇简短的传记摘自一本名为《军队轶事》的书籍(由一位叫皮埃尔·努加雷的巴黎出版商编写)。在阅读时，奇怪的是，我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开头也是“亚历山大·仲马，1762年出生于圣多明克，来到法国与祖国的保卫者们并肩战斗”。
他在法国意大利军团中表现突出。升迁至第二骑兵师的指挥官。他跟随不朽的总统帅(波拿巴)转战提洛尔：共和国五年芽月4日(1797年3月25日，原文如此，应为24日)，他奉命率领约20名骑兵前去侦察敌军动向。仲马命令一位准将占据山谷后的位置，掩护他的侧翼。奥地利人见前方法军人数很少，便气势昂扬地冲了过来：敌军人数众多，仲马所率的骑兵们渐渐不敌。到了布里克森小镇前面的克劳森尔桥前(原文如此)， (法军)还未来得及摆开迎敌阵势，就被紧紧地困在一条狭窄的过道里。眼见情势危急，仲马将军独自拍马前往桥头，抵抗敌军骑兵小队的进攻长达数分钟，最终迫使他们撤退。他被20个奥地利人围住，但他杀死3名，并重伤了8名：他身上却只受了三处轻微刀伤。敌军被他的英勇气势吓倒，掉头四处逃窜。为了增加气势，他大喊一声：“投降吧!法国大军就在我身后!共和国的将军永远都不会落后于他的士兵。”
这篇小短文我读了很多遍，终于知道为何如此熟悉：这就是1797年的传记!只是没有描写种族、奴隶制，共和国的价值观也被抹去了。仲马将军的功绩以及克劳森桥保卫战与之前的版本一模一样，用词和句序也都没变。但是赞许仲马“经历了所有奴隶制的苦难后依旧为自由而战的有色人”却被删掉了。
巴黎曾经有一座仲马将军的雕塑，出自19世纪晚期雕塑名家阿尔佛雷德，蒙赛尔之手。雕塑坐落在马尔塞布广场，这个广场后来也被称为三仲马广场，因为有仲马将军、小说家大仲马和剧作家小仲马的雕像。这一设想在19世纪90年代提出，当时整个法国掀起了怀念一个世纪前大革命的浪潮。建造仲马将军雕像的经费不是来自政府或任何军事组织，而是由一小群大仲马小说的爱好者通过捐赠筹集的款项——大仲马也曾试图为父亲树一尊雕像，终未能如愿。筹款活动由法国当时最有名的两位名人牵头：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和女演员莎拉·伯恩哈特。波恩哈特为此举行了专场表演。雕刻这尊雕塑花了整整十年，1912年秋天正式将雕塑立于马尔塞布广场的右侧，后官方手续的繁琐拖沓又让这座雕像遮盖了大半年。
经过两年的搜寻，我找到了这座雕像现存唯一的一组照片，是由市政雕塑摄像师于1913年拍摄的。仲马身穿双排扣的简式大衣。露出胸部，以一个坚定爱国者的姿态凝视远方，握着来复枪的方式就像提着一根拐杖。除了五张从不同角度拍摄的照片之外，还有一张照片仲马将军的铜像覆盖着破烂白布，只露出了手臂和来复枪；背景是一位留着翘八字胡的马夫驾着一匹马拉的货车。看着这些珍贵的照片，我的感觉是雕像确实不错：它抓住了仲马直白而敢为的神韵。但是让我迷惑的是蒙在白布里的那尊雕塑。1913年5月28日《晨报》的一张剪报提供了些许线索，标题是《遗忘的雕塑》：
可怜的将军!看来他们把他抛弃在这里。他手握步枪，躺在草地中央，就像被永远抛弃一样。另外两位仲马——大仲马和小仲马的铜像已经立于此很久了。但是他，这位老兵，他们的父亲、祖父……却被遗忘了。我们必须还他以正义，因为广场空间开阔，我们也从不缺少雕塑，我们应该把老将军的铜像竖起来……但是竖起雕塑是一回事，为其举行落成典礼又是另一回事。
据这份报纸报道，上一年雕像就搬到了这里，不过一直蒙着白布，由于各个官僚机构之间通信缓慢——市长、市议会、内政部、分管艺术的副国务卿、分管艺术的行政委员会、艺术和博物馆局、建筑与景观规划局，最后是雕塑家。从他抱怨落成仪式推迟的投诉信的潦草字迹可见他异常烦闷。官方的落成仪式似乎无限期延迟。5月27日，著名漫画家波布带着一群诙谐幽默的人举行了一次模拟落成仪式，他们拉下了“作为其面纱的肮脏的摩尔斗篷”。波布女士引用了一首诗并说道：“为了纪念将军，由一个小女孩表达了所有法国年轻人的敬意。不必说，一大批参与的民众在惊讶中见证了这次可笑的落成仪式。”
第二天，编辑收到了一封匿名信，补充了这一故事：
数月以来，马尔塞布广场都有一个稻草人：就是穿着僧人长袍的仲马将军……请给出一个理由，为什么没有部长主持落成仪式?星期二，一群欢乐的喜剧家决定自行行动……今天早上，仲马将军再一次打扮得像圣方济会托钵僧。
1913年初夏，共和国总统签署命令批准竖立这一雕像。但是没有记录显示举行了落成仪式。7月，一位负责景观规划的官员抱怨说，蒙在老将军身上的破烂白布已碎成一片一片的。书面记录到此为止。
我耗费了很大精力去寻找雕塑的踪迹，因为1941—1942年纳粹毁掉了雕像。德国占领者熔化了数百尊法国雕塑，他们更关注的是雕像的主题而非雕像的大小：对于他们来说熔化那些为了自由、平等、友爱而战斗的混血战士的雕像是很容易做的决定。
2008年，我坐在三仲马联合会创建者安高特先生的小居室里同他一起观看录像片。他的居室在奥尔良公爵以前宫殿的对面，那里曾上演过《亚当与夏娃之夜》，现在是一家养老院。这是一部纪录片，记录了一位高大威武、肤色较浅的黑人，穿着18世纪的军服，正骑着马穿过维莱科特雷：从背景里的小型汽车和DVD店面来看，这显然不是18世纪的场景。这位骑士穿过现代小镇来到坟地，系上马，走到仲马将军的坟前，表达了自己的敬意。他是来自瓜德罗普岛的法国作家兼政治活动家克洛德·利布。他邀请了影片摄制组帮他拍下自己骑马穿过小镇的画面。安高特看过影片的一部分。摄影机关掉后，利布大哭起来，他说这是为了证明他对仲马将军的热爱。
我在巴黎找到了克洛德·利布。他正在游说萨科齐政府给仲马将军颁布一个荣誉军团勋章并在城市中央树立新的雕像。其实，利布领导了一个小型的法国政治社团。这个社团正在就法国政府有关加勒比地区奴隶遗产的问题进行游说。社团成员非常少，但是利布常在媒体上陈述自己的’观点，并发表长篇辩论文章。在他的网站上，他自称为“多样化的历史学家”。他异常活跃。他向我展示了写给法国总统和巴黎市长的成摞信件，还有自己出版过的书籍和文章。
“为什么仲马将军没有得到荣誉军团勋章?”他表示很疑惑。
“大革命时代每位将军都有一个!为什么纳粹把他的雕像毁坏之后，就再没有重塑一尊?巴黎的每个街区都有雕像。种族主义、种族主义，完全是种族主义。”
利布坚持不懈的活动显然产生了作用。我第二次见到他时，他正与巴黎市长在一起，市长同意了他竖立雕像的提议。又过了一段时间，在一个法国电视剪辑中我看到他与市长站在一起，两人分别掀起一面小三色旗帜，其下分别是一个戴着镣铐的壮观的奴隶铜像，两尊都有4．5米高。在21世纪种族政治盛行的法国，仲马将军带着巨大镣铐的雕像已经成为纪念法国殖民奴隶制所有受害者的纪念碑，一支军乐队为亚力克斯·仲马奏响了《马赛曲》，市长和这位活动家都发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讲，然后大家各自回家。
法国依旧没有一尊真正纪念亚力克斯·仲马将军的雕像。
1806年2月26日午夜，亚历山大·仲马睡在了叔叔家。这位日后的《基督山伯爵》和《三个火枪手》作者虽时年尚不满四岁，但由于家中父亲病重，母亲认为送他寄居在叔叔家是最佳选择。午夜钟声将小亚历山大从梦中惊醒。借着床边案上的昏暗灯光，他看到堂姐已从床上坐起，面色惊恐。小亚历山大起身下了床。40多年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堂姐叫道：“你去哪里?”
“噢，去给爸爸开门，他跟我们告别来啦。”我平静地答道。
可怜的姑娘从床上跳了起来，一把抓住了我伸向门把手的手，狠命地将我拽回床上。
我使出浑身力气想要挣脱，却只能大喊：“再见，爸爸!再见，爸爸!”
第二天清晨，大人唤醒了孩子们，小亚历山大得知父亲已在前晚去世。
“爸爸死了，”我问道，“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再也见不到他了。”
“你为什么说我再也见不到爸爸了?……为什么会见不到?”
“因为上帝带他回去了。”
“永远吗?”
“永远。”
“你说我再也见不到他了?……一次也不行吗?”
“一次也见不到。”
“上帝住在哪里?”
“上帝住在天堂。”
我苦思了一会儿。尽管当年只是个懵懂孩童，我还是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无法挽回的事。趁着大人们不注意，我从叔叔家溜了出去，跑回了自己家。
家里的每扇门都敞开着，所有人都面露惧色：弥漫着死亡的气息。
没有人发现我的到来。我找到了家里存放武器的房间，扛起了那杆枪，那杆父亲答应等我长大后就赠予我的枪。
我扛着枪爬上了楼梯。
在二楼楼梯口，我碰到了母亲。 她刚从父亲房间出来，脸上挂满泪水。
“你去哪儿?”母亲见到我，十分吃惊，以为我还在叔叔家。
“我要去天堂!”我答道。
“什么，你要去天堂?”
“让我过去。”
“孩子，你去天堂做什么?”
“我要去杀了上帝，他杀了爸爸。”
母亲一把将我搂进怀里。紧得让我透不过气来。
亚历山大·仲马45岁时写下了上述文字，他认为是时候该回顾此生了。他没有采用编年体例记录自己31岁前的点滴，而31岁时他还远没有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家，但是他却用了200多页叙述父亲仲马将军如小说般跌宕起伏的一生——仲马将军出生于法国殖民地，在法国大革命中九死一生，以过人的勇武与胆识，成为了拿破仑麾下一名统帅五万精兵的将军。这是传记文学史上的一次大胆尝试，其中关于他父亲的素材来自于母亲和父亲朋友们的回忆，以及从母亲及法国军务部收集的信件和官方文件，虽然存在很多空白省略以及情节和对话的再创作，却实乃诚恳之作。直至叙述完了父亲去世时的画面，大仲马才开始在自传中回顾了自己的一生。
一名幼童如何能忆起如此多的细节，也许有人会对此产生怀疑，大仲马在《基督山伯爵》中塑造的白人奴隶海蒂这一角色恰好可以替他解答。在海蒂四岁时，她的父亲遭小说中的主要反派人物之一陷害谋杀，在对伯爵谈起自己父亲时，她说：“虽然当时我年仅四岁，但当年的事对我万分重要，一丝一毫都不曾忘记。”
在大仲马的小说中，记住一个人是最重要的事，而忘记是最恶劣的罪行。《基督山伯爵》的反派人物没有将主人公爱德蒙，堂泰斯杀害，而是将他关入了地牢，让世人将其遗忘。大仲马笔下的主人公不会忘记任何事或任何人，例如堂泰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记忆超群，对所遇之人过目不忘。当他一一报复三个仇家时，却发现他们早已忘记了他，更别提当年所犯下的罪行。 之所以为亚历山大·仲马将军这位被遗忘的英雄写传，是因为儿时拜读过大仲马传记中关于其父亲的回忆录，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汤姆·雷斯(Tom Reiss)，国际畅销书《东方学家》一书作者。他经常为《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纽约客》等撰写有关政治和文化类的文章。在《黑伯爵》一书中，雷斯重现了一位被遗忘已久的历史英雄。此人曾一度家喻户晓，但今天几乎无人知晓。他跌宕起伏的历险出现在《三个火枪手》中；他的光荣和最后的悲剧命运激发了《基督山伯爵》的创作灵感。他是著名小说家大仲马的父亲——亚力克斯·仲马。老亚力克斯通过儿子的著作，树立了富有魅力的现代主人公原型：蒙冤受屈的人寻找正义。
亚力克斯的母亲是黑奴，父亲是流亡圣多明克(今海地)的法国贵族。亚力克斯一度沦为奴隶：但他却设法到达巴黎，成为法国佩剑贵族的一员。
他32岁时已经获得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胜利：论功行赏，他统率五万大军。然后，他突袭阿尔卑斯山冰封的绝顶，为法国军队打开道路，立下了绝世战功。他随后指挥拿破仑的骑兵团，战绩辉煌；被俘后陷身地牢……
《黑伯爵》也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历险故事，绘声绘影地重现了18世纪的法兰西风情，更是一扇让我们窥见多种族社会的窗口，同时见证了大仲马与父亲之间深刻紧密的爱。
《黑伯爵》引用了迄今鲜为人知的文件、书信、战场报告、亚力克斯的狱中日记，堪称非小说叙事的开创性杰作。
《黑伯爵》这是一本获得2013年普利策奖的传记类作品。作者（汤姆·雷斯）在本书中重现了一位被遗忘已久的18世纪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历史人物——亚历山大·仲马（1762～1806）。此人一度家喻户晓，但今天几乎无人知晓。他的历险出现在《三个火枪手》中；他的胜利和最后的悲剧命运激发了《基督山伯爵》的灵感。他是法国著名小说家大仲马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