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之变——
一张出奇制胜牌
究竟是什么原因最终导致了奕□被立为皇太子，而后顺利继位的呢?
据徐珂记载，道光帝本来是加了千分的小心，万分的谨慎的。无论是否亲近，他是在将所有的太监全部赶出宫殿之外以后，才书写立奕□为皇太子朱谕的。但清宫内外很快即有传言——奕诉已被立为皇太子。这样绝对机密的大事是怎样泄露出去的呢?
据传，被赶出殿外的太监们，深知道光帝将有隐秘大事需要处理，故而远远地通过窗户窥伺道光帝的一举一动。他们发现道光帝书写朱谕时，最后一笔特别长，猜想其书写的必是奕诉，这件事就传了出去。秘密立储本是皇家绝密大事，岂能事先泄露?道光帝很不高兴，就改立了奕□。
其实，这一传说纯系无稽之谈。
道光帝的立储朱谕应为“皇某子奕某立为皇太子”，即使道光帝的确曾书写立奕诉为皇太子的朱谕，太监在较远处也无法区分道光帝运笔的长短，奕诉的“□”字亦不是朱谕的最后一字。然而这一传言却说明当时道光帝在立储问题上，的确是颇费踌躇，左右为难：奕□如被立为皇太子，继承皇位，也完全是人们所能理解和接受的。
传言归传言，道光帝在立储问题上，还是有自己的主见与考虑的。
亲兄弟间的明争暗斗
就奕□与奕诉个人情况而言，以当时的品行标准来衡量，可以说各有优长，难分伯仲。
其一，奕伫性情稳重内敛，给人以忠厚仁德、谦恭温良、诚朴宽谨之感，实则遇事优柔寡断，少有魄力。“受田朝夕教诲，必以正道”，即是说奕□在师傅杜受田的教导之下，学习的仍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典、诗文习作之类。这些所谓的“正道”，内容陈旧，不但根本无法应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就连错综复杂的国内问题也几无招架之功。而奕_沂聪颖敏达，恃才傲物，锋芒外露，且较易于接受新事务、新思想，略具趋新应时之锐气。
其二，奕□在南苑围猎之时，不慎坠马，摔伤大腿，后经上驷院绰班(正骨)处御医的精心治疗，虽无大碍，但多少留下些残疾．行动不大方便；而奕诉则身体康健，文武皆能。
仅就个人的情感而言，道光帝无疑更偏爱奕诉，并愿意立其为皇太子。但有两个因素是道光帝必须考虑的。
第一，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皇帝的立储原则_般是父死子继。有嫡立嫡，同嫡立长。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皇子间的皇位争夺。维持封建社会中上下尊卑，长幼有序的传统政治伦理道德。但这又会带来一些负面消极的作用，即立储时只强调或只注重立嫡、立长．而有可能妨碍立德、立贤、立能，结果是平庸无能者做了皇帝，而真正的贤能智慧者却为其所制，不能有所作为，于国于民，皆大有关碍。
最初，清王朝并未遵循这一原则，而是采用选贤举能的原则(当然，何者为贤，何者为能，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位皇帝的个人好恶)，以适应征战立国的需要。但是入关以后，清王朝深受以汉族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在立储问题上又不能无所顾忌。皇后佟佳氏死后，奕□之母被封为贵妃，统摄六宫之事．后又被封为皇后，与奕□的生母静妃相比，显然有嫡庶之分；况且奕□长奕诉一岁多，无论是立嫡，还是立长，道光帝都应立奕□为皇太子。正因如此，以上所引史料中虽记载道光帝欲立奕□为皇太子，但最后又多有道光帝“以文宗长且贤，欲付大业，犹未决”“以文……
P16-17
初版后记
慈禧太后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因为，慈禧太后自祺祥政变(又称辛酉政变、北京政变)后，统治中国长达47年之久，统治时间仅比清代的康熙帝、乾隆帝，西汉的武帝，辽道宗、辽圣宗，梁武帝略短，与明神宗相同。
我们不是英雄创造历史论者，但我们却不能不承认，在某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某些英雄人物的确深深影响，甚至决定着历史的发展方向或进程。慈禧太后未必是英雄人物，但却是极其重要的历史人物。
清王朝覆没后，有一个传说不胫而走。即清太祖努尔哈赤在平灭叶赫部落时，叶赫首领曾发誓说，即使叶赫氏只存一女子，也要复仇雪恨。后来，大清帝国在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统治时期。国势日败，风雨飘摇。慈禧太后死后仅及三年，其亲侄女叶赫那拉氏隆裕太后，在养心殿接受了退位条件，颁布了清帝退位诏书，终于完成了叶赫家族向爱新觉罗家族复仇的遗愿。
这一传说，不是历史的科学分析，但却反映出部分民众对于慈禧太后掌权与清廷覆亡关系的认识和理解。深悉清末宫廷内幕的恽宝惠在分析清王朝覆亡原因时曾说：正是因为咸丰帝死于热河，才导致了赞襄政务八大臣肃顺等人与慈禧太后的矛盾冲突，继而发生了祺祥政变，开太后垂帘听政之恶例。后来光绪初年与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的再次、三次垂帘，“何尝不由是而来”?祺祥政变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实是“造成清室迅速覆亡之远因”。
由此可见，祺祥政变与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不但深深影响着清王朝的政局、朝局及其生死存亡的命运，而且深刻影响着中国的-社会发展方向与速度。人们希望了解祺祥政变，渴望了解慈禧太后。
然而，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祺祥政变的始末因由未必十分清楚，而对于慈禧太后的了解，主要来自于稗官野史的传说演义，更多的则是某些“戏说”之类电视剧的介绍，甚至是随意的编造渲染内容。这些可以说“趣味又休闲”矣，但却远离真实的历史，真实的慈禧太后。
笔记野史中的诸多传说趣闻，固然是人们所感兴趣的，也是本书所要分析和澄清的，但我们更感兴趣和要予以揭示的如下。
其一，当时年仅27岁的慈禧太后，为什么能够推倒具有合法辅政地位的赞襄政务八大臣，成功地与恭亲王奕诉策划了宫廷政变?
其二，牝鸡司晨，不祥；女主当权，国危。这是封建社会中的一种偏见，但却又是一种普遍的认识。那么，慈禧太后作为一个女人，是怎样一步步地走上历史前台的?为什么能够把持清廷最高权力，统治中国长达47年之久，使得清廷的满汉王公大臣，及中国的四亿之众拜倒在其脚下?
其三，清王朝的最后覆灭与慈禧太后的长期掌权，是否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因果关系?
其四，慈禧太后陵隆恩殿前丹陛上巨大石雕及汉白玉栏板、望柱上，雕刻的凤在上、龙在下的“凤压龙”图案，隐寓着慈禧太后怎样的心理意愿?
正是出于以上的种种考虑，中华书局大众读物编辑室宋主任志军、李君洪超，约我就慈禧太后是如何从后官的嫔妃，通过祺祥政变，走上大清朝最高权力宝座的历史过程予以说明和分析。他们提出的原则和要求是，本书不是“戏说”或“演义”式的休闲书籍，首先应该具有历史真实的科学性，但同时又必须避免内容与语言的程式化，使之具有较强的知识性、趣味性和可读性。
这话说起来容易，但真正做到却是十分不易。当时我即感到这将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有意推却。但是，承宋、李二君的盛情相邀与鼓励，另外个人于这一段历史又确有兴趣，于是便不知深浅地应允下来。 一旦动手开始撰写，愈加切身体味到其间困难重重。其困难并不在于相关史实的了解与把握，而在于如何改变数十年来形成的史学工作者的传统思维模式与语言表述程式。
要想写好这本小书，首先要避免个人情感偏好或价值取向的干扰，不能将史学界已有定论的肃顺、慈禧、奕诉等人脸谱化、模式化，而应尽可能客观地再现当时的历史，保持历史人物的具体鲜活。其次，要把握好宏观叙述与细节描写的关系。宏观叙述不是枯燥干瘪的唠叨，细节描写也不等同于琐屑小事的堆砌，而是为了使读者能于宏观中去总体把握这一历史，于细节中去感悟理解相关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如通过对慈禧亲自书写的“上谕”中的语言语气、文字书写的优劣、文字的错字别字等的介绍，使读者对慈禧太后的文化水平做出自己认为正确的判断。另外，还要特别注意正史资料与稗闻野史的关系。既要坚持正史史料的核心基础作用，又要重视其他笔记野史的记载。本书中利用了相当数量的野史，绝不仅仅是为了增加所谓趣味性，满足部分读者的猎奇心理，而是为了补充正史资料之不足，使所述内容更为具体、生动、鲜活。
“开弓没有回头箭”，经过数月的努力与磨难，终于可以交差了。至于是否达到了中华书局的要求，特别是能否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则完全由读者“上帝”们来卓裁评议了。
可以稍感欣慰的是，自己在历史学走出学院书斋，从学术专业化转向通俗大众化方面，又做了一次尝试。书中也对有关慈禧太后等的诸多传说及某些相关的历史问题，如道光帝是否曾立奕诉为皇太子、慈禧奕诉成功发动政变的原因等，结合史实从历史学的角度，做出了自己的分析与判断。
本书的可读性、趣味性或有不足，但其知识性、科学性，则大致不会有重大问题，至少不会将读者引入歧途，使之与真实的历史愈走愈远。
本书的撰写，参考了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限于体例原因不能一一注出，特此致谢、致歉。中华书局大众读物编辑室诸君为本书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李君洪超更是出力尤多，在此一并致谢。
王开玺
2006年7月16日于北京师范大学丽泽斗室
在中国历史上，本来就有“文史不分家”，或是“文史哲，不分家”的说法。大凡历史学家，同时亦兼为文学家和哲学思想家。故此，司马迁所著《史记》，即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除了司马迁个人的特殊天赋外，主要是因为在古代社会中，并无有如现在这样明确精细的门类分科，所有的学问原本即是一体的。至多只有《易》、《书》、《诗》、《礼》、《乐》、《春秋》的六经之分，或是经、史、子、集四部之别。对于个人而言，所要求的亦不过为“五礼”、“六乐”、“五射”、“五驭”、“六书”、“九数”的六艺修与行。
人们回看中国古代的历史书籍，并无现今史学著作或论文中这样多的学术规范和要求，至少在形式上并无文献征引出处的注释。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持的国家清史纂修工程，自2003年正式启动以来，已历经足足十个年头，现已达最终完成阶段。但前不久仍未就这一新清史是依据此前的二十四史之例，不加添文中注释，还是仿照现今史学著作的惯例，加添文中注释，达成共识。
现今人们公认的最早的史学巨著，即是司马迁所著作的《史记》。其条理清晰，词气纵横，语言精练而又极富表现力：塑造人物，形象生动，特性鲜明，栩栩如生，如同亲见其人，亲闻其声：描写战场，五彩斑斓，雄浑而大气，使人如同亲临其境。因此，其既给人以历史的启迪与智慧，“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鉴古而知今，又是具有高度文学成就的鸿篇巨制，给人以文学的体味与美感。
但是，不知从何时开始，历史学有了历史学的著作和论文的规范程式。即不但所著、所论，必当“言必有本，论必有据”，且必须明确注出所据史料的原始出处。否则，即算不上“正儿八经的”、名副其实的学术著作或论文。
大人物，就是大人物。大人物，即自然是令人高山仰止，无人，也无资本对其不恭、不敬。小人物，毕竞就是小人物。小人物，即可以遭人鄙视与蔑视，至少可以不予重视。
没有哪一位在学术科研单位，或在某一高校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者，能不肯遵从已经形成的学术规范，而仿效《史记》那样体例与文字风格来写史、著史、论史(姑不论其是否具有司马迁大师那样的文字功底和深邃思想，“成一家之言”的能力)。就写作形式而言，如其仿效司马迁写《廉颇蔺相如列传》、《陈涉世家》，特别是《项羽本纪》中“鸿门宴”部分的文笔手法，即必须甘冒不为学术界所认同的巨大风险。
大圣人孔老夫子说过的，人至“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本人刚毕业时，尚未达“三十而立”之年，自然只能是诚惶诚恐，循规蹈矩地不敢“逾矩”，更无“从心所欲”地“逾矩”的知识积累与思维凝练能力。故此，于完成大量繁杂的教学任务之余，开始亦步亦趋、循规蹈矩，甚至是东施效颦般地习写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
其间，不断有出版社的编辑或朋友们与我商谈，能否尝试着摆脱近百年来形成的学术著述形式，改变近年形成的文字表述规范，让史学从书斋或象牙塔中解放出来，回归社会，回归广大的民众。也就是说，能否改用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和语言文字，通俗地讲述历史，普及历史知识。于此，我虽说远谈不上什么畏之如虎，避之唯恐不及，但亦始终不敢应允，轻于一试。究其原因，不外有三。
其一，学术上的社会风险。一个刚刚步入史学习学阶段的无名之辈，如无视学界的规范要求，其所撰写的内容，即使皆为历史的真实，至多亦只能被认同为“史话”一类的东西，与学术论文或学术著作，尚有很大的距离，甚至是有本质的差异。也就是说，自己若以如此形式写作，即必须甘冒所写文字既不为学术界，亦不为本人所供职的学校、学院所认同，徒做无用之功，甚至可能遭到学术界口诛笔伐的风险。本人自幼即属“抗风险能力”很差的那种人，更何况还是很“世俗”的人呢?如不得不考虑职称的晋级等。
其二，学术上的个人风险。平时常听人说，一个人无论进入哪个行业，哪个领域，必须自其开始，即能寻得高师，走上正途正轨，否则一旦上路不正，再想回归正路，可就难上加难了，、本人如于历史学的习学之始，即走“通俗化”、“大众化”之路，即使算不上什么“左道旁门”，至少是有些“不务正业”。不但社会上的许多人这样认为，自己当时也有这种认识或顾虑。
其三，个人的能力风险。本人刚刚步入历史学的习学阶段，即使胆大包天，妄生有捅破史学研究与表述“天界”的“贼心’’与“贼胆”，但也决无“捅破天”，另辟新境界的“本领”。
风险多多，严重且现实，故此，一直循守着传统的史学要求与规范。
后来，出版社的编辑或朋友们，或是缘于开拓市场的现实考虑，或是出于普及历史的社会责任感，不断相约、相邀，或是鼓励。或是“鼓惑”，希望自己能加入到他们策划的历史通俗系列丛书中来。既然是朋友，又是好意的盛情相邀，不便屡屡相拒，于是开始“大着胆子”，试探着上了“贼船”，不守本务地撰写了数种普及性、通俗性的历史读物。
当其时，主观上虽然已是大胆地解放思想，发挥个人的最大能量，力图摆脱传统学术著作撰写形式与语言表达方式的束缚，尽可能地追求叙事、说史的可读性与趣味性，尽可能地使其通俗化、大众化。但现今回首来看，却仍有两点需要说明。
其一，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一旦形成某种思维定势，即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经过历史学数年的学习与规范性训练，平日习物，因而必然要受到其撰写体例与体裁、内容与文字风格等的限制，不可能每一具体问题的表述，皆有其可靠的史料依据，更不可能按照学术专著的规范要求，将所据相关史料的著者、文献名称、出版社名称、出版时间及页码等一一注出。
因此在撰写过程中，参阅、借鉴了前人的学术成果，也不能在书中一一注出，谨在此致谢、致歉。
此次本人的三种普及性读物的出版，基本保持其初版原貌，只对其中的标点错误、错别字及脱漏字等予以了订正修改。此外，个别地方略有增删；书中的小标题，略有增添调整；书中的图片，也相应做了部分调整。
2014年初春，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东方出版社)的许剑秋总编辑、黎松副总编辑和邹绍荣编辑等，缘于对中国历史的热爱，传播历史文化知识，凝聚社会文化正能量的历史责任感，惠准将我已版和未刊的历史书籍，分类编为三个系列丛书出版。现在展现在尊敬的读者面前的《慈禧垂帘：祺祥政变始末》、《两世溥仪：末代皇帝传奇》、《晚清南国：边疆千年危机》三种普及性读物，即是其系列之一。
值此本人的三种普及性读物的再版之际，特就本丛书的初写缘起，以及丛书结集出版的来龙去脉，个中原委，予以说明，并以此代作总序。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季我努学社的范国平先生，为本丛书的出版事宜，颇费心力，特此致谢。
王开玺
2014年3月10日
祺祥政变开启了慈禧垂帘。
年仅27岁的慈禧如何能够取得祺祥政变的胜利，从而开始了长达47年的垂帘听政生涯？是天时、地利，还是人和？似乎都是。
王开玺专著的《慈禧垂帘--祺祥政变始末》以“灭建州者叶赫”的谶语作引，勾勒出晚清道光皇帝立储隐忧的朝局和烽烟四起、内忧外患的政局变幻图景，全面接受了祺祥政变的历史背景；描述了随着祺祥政变的风起云涌，慈禧步步为营、游刃内外，最终彻底摆脱了以肃顺为首的赞襄政务八大臣的掣肘，登上最高权力宝座的跌宕起伏的过程，概括了黄色垂帘之后的慈禧，点了三位小皇帝的将，决定了晚清47年的朝局走向，进而影响了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历史脉络。
在叙述的过程中，《慈禧垂帘--祺祥政变始末》也一一解读了：慈禧为什么要发动祺祥政变？是为了自保，还是为了政治野心？在政变中，她是如何整合自身以及周边的各种势力，并逐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作为胜利者，为什么她执政时间是历史上492位皇帝中的“第七帝”，是唐朝女皇武则天执政时间（21年）的两倍多……
据传，清太祖努尔哈赤命人兴建祭神宫殿时，建筑工匠在地下挖出了一块石碑，上面刻有“灭建州者叶赫”六个大字。后来，大清帝国在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统治时期，国势日败，风雨飘摇。
王开玺专著的《慈禧垂帘--祺祥政变始末》以慈禧如何从一个后妃，通过祺祥政变，走上清风廷最高权力宝座为线索，对祺祥政变进行了全面的解读，并对慈禧与奕成功发动政变的原因及其统治进行了历史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