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4年，贝多芬的艺术才华赢得了一次意义深远的蒸馏和提升，他真的走向了生命的成熟——34岁，正是享用成熟所带来的诸般恩惠的最佳年月。

一道神秘的灵光，照亮了“乐圣”当下与未来的创造天地，《英雄交响曲》在它的照耀下，打开了一个新纪元。

“暴风雨的一天”还没有走完，但无论如何，1804年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纪念的年份。

就让我们随着贝多芬的脚步，从这里开始上路吧。

1804年，人类音乐文化史上一个值得关注和纪念的年份。对今人而言，那一年前后所发生的一系列政局动荡、社会剧变以及回响于马蹄硝烟之中的种种事件，都不过是远岁隔世的尘埃，离得太远。

然而就在这一年，一位身患残疾的伟人在经历了无尽的沮丧、悲苦甚至绝望之后，却毅然地昂起了头颅，圆睁着双眼，用紧握在手的“如椽巨笔”在五线谱纸上纵横驰骋、疾速书画，随着成串音符的跃然纸端，一首叩击着世人心扉，通篇洋溢着生命激情和象征着全新音乐理念由此奠基的旷世杰作——《英雄交响曲》，似平地一声惊雷般地诞生了。

引言 一道神秘的灵光

第一章 波恩岁月

 1．阁楼之子

 2．才华初显

 3．凭高远眺

 4．布罗伊宁一家

 5．“踩点”维也纳

 6．“十足的贝多芬气质”

 7．独自上路

第二章 乐都奠基

 1．沿途所历

 2．全场为之动容

 3．重要当口

 4．自我坚持

5．告别海顿

 6．三十而立

第三章 英雄生涯

 1．光明与阴影

 2．创伤和转机

 3．琴声戛然而止

 4．从绝望到重生

 5．“英雄”石破天惊

第四章 熔铸生命

 1．无法轻松

 2．“精纯的花”

 3．“更大的回声”

 4．坐标的建立

 5．“王者”风范

第五章 问鼎伟大

 1．酒神之舞与音乐玩笑

 2．“人啊，你须自助”

 3．转折的先声

 4．来自心灵，抵达心灵

 5．雄风尚在

 6．欢乐颂歌

 7．永不返回的终点

 8．大师谢幕

尾声 并不遥远的名字

1．阁楼之子

波恩，莱茵河流域中的一座古老都市。

都市不算小，拥有人口近万，而著名的波恩集市广场经常是摊贩林立、人群熙攘，是个热闹所在。当你踩着密匝匝的鹅卵石沿着广场往北一拐，进入一条名曰“波恩加斯街”的僻静巷子时，就能见到距街口不远处立着的一幢普通的三层民居，门牌上写着“波恩加斯街20号”——1770年12月15日，路德维希·凡·贝多芬就出生在这幢民居的三层阁楼中。

阁楼低矮、狭窄，房梁粗厚倾斜，老木地板质硬而宽大，甫一踩踏便嘎吱作响；一位日后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的巨人，并被尊为一代“乐圣”的音乐大师，居然降生于这般狭小、逼仄的斗室，让人有些难以置信。不知这种反差是上苍的刻意安排，还是一种偶然的巧合？

当然，无论对于旷世伟人抑或一介平民来说，其降生之地似乎并不重要，也并不关乎他们未来的高低尊卑、升沉荣辱，关键得看他是在怎样一种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怎样一种特定氛围中被教化、熏陶及塑造出来的，还有就是天赋、气质、性格乃至遗传方面的差异，外加机遇的垂青与否等等。这些组合在一起，才构成了各人各自不同的命运走向，演绎出判若天壤的悲喜人生。

但无论如何，这种反差首先印证的一项事实，即贝多芬出生时，其家境虽不同于一般平民，却也相当普通。尽管他生于音乐世家，然而当时整条波恩加斯街上几乎都住着选帝侯宫廷里的音乐家。他们从事着大同小异的行当，境遇彼此彼此。可唯独这幢20号民居中的那间小小阁楼，却向人类贡献了一位伟大的音乐巨人，这不能不让人在好奇、诧异之余，对它投上陡生敬意的一瞥。

波恩，是贝多芬接受早期教育、磨砺童年岁月和人生奠基的起点。然而，成年后的贝多芬却并不喜欢波恩。自打他22岁只身再赴维也纳求学，直至客逝他乡，三十余年中，他都未曾动过有朝一日重返故园的念头，且平日亦难得提及自己的童年经历和家族音乐背景之间的关联，即便谈起，言语间也总是带有强烈的怨恨之情。比如，有一回他告诉自己的弟子卡尔·车尔尼，他小时候不太受重视，接受的音乐教育糟糕透顶，但紧接着又说：“我有音乐方面的天才。”

那么，这位偶然降生于这幢普通三层民居的“音乐天才”，自幼接受的是怎样“糟糕透顶”的音乐教育？是什么因素促使他成年后断然离去？而他的人生起点与日后在音乐上的伟大成就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必然联系呢？

这，恐怕还得从贝多芬所处的家庭环境和特殊背景说起。

虽说贝多芬出生于德国莱茵河畔的城市波恩，可他并不是地道的德国人。

贝多芬祖籍荷兰，是佛兰德斯人的后裔。他与其祖父同名，都叫做路德维希·凡·贝多芬。贝多芬的祖父出生于现今比利时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之间的小城穆赫伦(又译作梅彻伦)，曾经是一名出色的男低音歌手，成年后在穆赫伦、劳温和列日等地担任音乐职务。1733年，老路德维希应科隆选帝侯克莱门斯·奥古斯特之聘来到波恩定居。

据记载，数百年来的各代选帝侯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对艺术——尤其对音乐持有一种由衷的关注与喜爱。他们建造极为豪华的宫廷，招聘各路音乐演奏、演唱的好手，组成规模不等的宫廷乐队，频颂举行音乐会、歌剧、戏剧、化装舞会以及相关的艺术活动……遇到私人聚会场合，常常把音乐家请进自己的府邸进行表演(有点类似于中国早年盛行的“唱堂会”)，有时还在宴请宾客时用音乐来调谐气氛，故有“饭桌上的音乐会”一说。

岂止是饭桌——当一座城市中的音乐不再仅限于教堂祈祷仪式，不再以营造虔诚肃穆氛围为唯一功能，而成为人人随时可耳闻目睹的琴瑟风尚时，那么这座城市也在陡然间平添了许多生活乐趣。尽管这种风尚起因于贵族阶层，却由于宫廷内长年累月的不断延续、扩展，其风尚最终溢出高墙，辐射到普通市民阶层，影响到周边城市，吸引来不少包括能够摆弄几下琴技与歌喉的“草根”在内的音乐从业者的歆羡目光，且希图能跻身于宫廷之中为贵族亲王献艺，成为职业音乐家。有资料说，到了贝多芬出生的年代，生活在波恩的人们所从事的职业，大都与当时的选帝侯马克西米连·弗雷德里希及其继任者马克西米连·弗兰茨的爱好有关，足见那时的音乐风气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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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4年，人类音乐文化史上一个值得关注和纪念的年份。对今人而言，那一年前后所发生的一系列政局动荡、社会剧变以及回响于马蹄硝烟之中的种种事件，都不过是远岁隔世的尘埃，离得太远。

然而就在这一年，一位身患残疾的伟人在经历了无尽的沮丧、悲苦甚至绝望之后，却毅然地昂起了头颅，圆睁着双眼，用紧握在手的“如椽巨笔”在五线谱纸上纵横驰骋、疾速书画，随着成串音符的跃然纸端，一首叩击着世人心扉，通篇洋溢着生命激情和象征着全新音乐理念由此奠基的旷世杰作——《英雄交响曲》，似平地一声惊雷般地诞生了。

他的名字从此与“英雄”的称谓须臾难分：路德维希·凡·贝多芬，一位借着“英雄”的豪迈旋律，将博大与深邃的精神伟力遍洒人世的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

罗曼·罗兰曾将这位“英雄”的一生，比喻为“有如暴风雨的一天”。而1804年，正是他在度过人生中最暗无天日、危机四伏的“时辰”之后，迎来阴霾散尽、天地陡然一亮的光明“午时”。

曾几何时，他于“不幸的星光”之下降生，灰色的少年时代才情初显，及至结识海顿，他生命中出现了第一缕象征希望的曙光。这缕曙光引领着他远赴维也纳，历经坎坷，方始立稳脚跟。

天际虽已放晴，然阴云却在远处悄悄聚集。欧洲政局风雨飘摇，战火硝烟近在咫尺，时代召唤着它的救世英雄。这位英雄出现了，他骑着白马，挥动军刀，驱策着他的士卒扫荡欧洲的封建旧制，如虹的气势令世界为之一振，人们翘首仰望着这位马背上的英雄，齐声呼喊他的英名——拿破仑·波拿巴。

这个名字也曾使青年贝多芬心向往之，膜拜不已，为此他要谱写一首讴歌这位英雄的作品，以示敬仰之情。

然而不幸的磨难却借着现实的风暴向他袭来—一年届28岁的他，突然察觉自己的耳音有重听的病兆，而且症状越来越明显；过去一直引以为豪的敏锐听觉，一下变得迟钝了。一种夹带着激愤的恐慌心情，顿时沉甸甸地向他压来：他激愤于造物主的不公，命运的作弄，在他音乐生命处于最蓬勃、旺盛的“时辰”，竞给予他近乎致命的一击；他恐慌于灾难的降临，因为这一击足以使他背负的艺术使命、理想和希望顷刻化为泡影。每念及此，他都不寒而栗。

或许为了自尊，他将这份焦灼不安的心绪严守；或许他还存有一丝侥幸，希望这一切仅是偶然的疲劳所致；或许更为了那一刻刚见起色的恋情，他不能在心仪的佳人面前暴露生理可能残缺的实情。

在惴惴不安中他用加紧创作来排解烦躁，在封封情书中用文字来渴求安慰。他的内心隐忧只向一两位知心密友倾吐，但这些却无助于精神和心理压力的缓解。

1801年左右，他顶着双重压力完成了数首重要作品，包括《月光奏鸣曲》、《C大调弦乐五重奏》、《第三钢琴协奏曲》、《春天奏鸣曲》等等。他曾对得意弟子车尔尼说：“我对自己过去的作品很不满意，因此我将会选择一条全新的道路……”

可持续恶化的耳疾仍时刻搅扰着他，压抑着他，更要命的是，他与名门闺秀圭恰尔蒂之间快要成熟的恋情，突然宣告终止。这一打击非同小可，它预示着贝多芬除了音乐之外将一无所有。而音乐——在一步步逼近的耳聋面前，也已到了岌岌可危、前景堪忧的地步。

这样一种压力在1802年5月间终于爆发了出来。

在维也纳远郊的风景胜地海利根施塔特，贝多芬把自己关在木屋里，凄然地给亲人、至友写下两封诀别信——即著名的《海利根施塔特遗书》。

在信中，贝多芬将满腔激愤、悲苦、不甘的心声一股脑地倒了出来。可蹊跷的是，他写着写着，思绪上起了变化，精神深处的极度压抑忽然放慢了趋于崩溃的步伐，他触碰到了那里最坚固的一道闸门——音乐艺术的使命。于是痛楚宣泄变成了扪心自问，笔锋一转，他写道：

“……我濒于绝望，差一点我只能用自杀来结束生命——是艺术，她留住了我。呵！似乎不把内心所有的感情都释放出来，我是不可能离开这个世界的……多亏了美德和我的艺术，没有让我选择用自杀来结束生命。”

这正应了那句话：一个人要战胜的最大对手，莫过于他自己。对贝多芬来说，从危机的轰然降临，到命悬一线的绝境止步，正是音乐艺术，令他战胜了自己。这封著名的《遗书》最终未予寄出，尽管身心倍受挫折，但此刻，仿佛有一道神秘的灵光，刺破暴雨狂风肆虐的长空，直射向海利根施塔特，射向这位悲苦伟人年轻的灵魂，导引他守住了精神上的最后一道堤坝，并逐渐理清了思绪。于是，决心代替了绝望，新的创作主题瞬间形成，一首宛如石破天惊般的恢宏巨作已构思完成，代表其崭新生命的前奏已然呜响，那“绝不向命运屈服”的人格支柱摇晃着却无比坚毅地挺立了起来。

到1804年，贝多芬已是脱胎换骨，获得重生般地迎来了音乐创作的高峰期，而它的起点，正是在这一年的5月谱就的《英雄交响曲》。

这一年，在贝多芬整整57年的人生历程中，恰好处于中间靠后一点的部位，处于其“暴风雨的一天”中最富生命活力、最能感受灿烂阳光的时刻。走出精神危机和心理阴影的他，陡然发现还有更大的天地，等待他去驰骋、去创造。《英雄交响曲》既是他投身“更大天地”中的宣言，又实现了他开辟“全新创作道路”的诺言。

暴风雨虽暂时停歇，乌云仍笼罩着大地。1804年，正当贝多芬准备将这首格局雄伟、气概非凡的作品题献给他心目中的理想代言者拿破仑时，消息传来，这位法兰西第一执政官正式称帝了！于是就有了接下来那则经久流传的逸事：拿破仑的加冕称帝意味着封建专制的复辟，这令满心渴望共和的贝多芬大为失望与震怒，他断然去除了原先的题献，改为一个更为宽泛的标题一“为纪念一位伟大的人物而作的英雄交响曲”。

这一来，现实世界中的英雄被否定了，而一个音响世界的英雄却昂然地诞生了。

作为音响世界的“英雄”，它已经超越了具体时代、具体人物和具体事件。它缘起于贝多芬对法国大革命思潮的认同和对人生的悲壮体悟，却又腾身跃出，以俯瞰全景的视角，来讴歌人类精神世界的无限伟力，以史诗般壮阔的旋律和音符，来呼唤能真正引领时代、实现人类终极理想的“英雄”。

因此无论从具体的交响曲的历史，抑或从西方整体音乐艺术的发展着眼，《英雄交响曲》均堪称一部划时代的巨构。它的深刻内蕴和艺术表现改变了以往古典乐派的传统创作方向，产生了奇迹般的飞跃。从此，一条不仅在形式上突破传统，而且在内容上铺陈出崭新的戏剧效果和刻骨铭心的内在精神刻画的道路，在“英雄”诞生的号角声中，在那道神秘灵光的照耀之下，傲然而铿锵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贝多芬虽带着满身伤痕，却永远义无返顾，直至跃上象征着音乐艺术之自由化境的峰巅。而这一切都始于1804年生命征程中的新的起跑线。他深知这次出发时间的历史性意义。很多年后，当有人询问他——对自己谱写的哪部作品最满意时，他毫不迟疑地脱口答道：

“《英雄》。”

“哦？我还以为是c小调(指《命运交响曲》)那一部呢……”

“不，不！是《英雄》！”  是的，“英雄”！由此开始，贝多芬走上了这条充满荆棘却又洋溢着新生命活力的“英雄之路”，进入了被称为中期音乐创作的“英雄年代”。1804年，他的艺术才华赢得了一次意义深远的蒸馏和提升，他真的走向了生命的成熟——34岁，正是享用成熟所带来的诸般恩惠的最佳年月。未来的他，将继续面对命运的磨难与庄严的艺术使命，并以“英雄”的气概和奔腾的激情来展示自己的执著选择。

一道神秘的灵光，照亮了“乐圣”当下与未来的创造天地，《英雄交响曲》在它的照耀下，打开了一个新纪元。

“暴风雨的一天”还没有走完，但无论如何，1804年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纪念的年份。

就让我们随着贝多芬的脚步，从这里开始上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