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炎生编著的《林语堂评传》介绍了，林语堂，又名玉堂，福建龙溪人，著名语言学家、学者、文学家。林语堂在文化学术领域涉足范围很广，正如他以“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而自诩。但他在多种文化事业中，毕竟最主要的成就和影响是在文学领域。本书从初版到再版，都主要论述文学家的林语堂，其他文化成果仅简略提及，这自然同我所从事的专业有关。本书在论述林语堂生活和创作历程中，对其作品作了较多评论。并将林语堂人物成长史与其文学创造历程并驾论述。为文学爱好者奉上前所未有的宝贵资料。

《国学大师丛书》，你绕不开的一座高峰，国学巨匠，百年经典，新眼指路！大师们以他们独特的艺术风格，为中国文化增添了瑰丽的色彩。刘炎生编著的《林语堂评传》以林语堂一生的主要经历为经，以他的国学研究活动为中心内容，将他的社会批评活动和文学活动穿插其中，全面评述了他在语言学、文艺学、文化学、哲学、历史学等方面的观点和著述，阐述了他向西方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贡献。

总序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序

英文提要

前言

第1章 早年的文化薰陶

 1.1 “山地的孩子”

 1.2 在寻源书院

 1.3 在圣约翰大学

第2章 出国游学前后的文化汲纳

 2.1 在清华学校

 2.2 在哈佛大学

 2.3 在乐魅索、耶那和莱比锡大学

第3章 重返北京初年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及其它

 3.1 执教北京大学

 3.2 提倡用科学方法研究国学

 3.3 研究语言学

 3.4 首倡幽默

 3.5 批语泰戈尔的说教

第4章 《语丝》时期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致力于社会批评

 4.1 参加《语丝》

 4.2 主张彻底改造“国民性”

 4.3 斥责绅士名流的“高调”

 4.4 抨击“勿谈政治”

 4.5 支持“女师大”学生的正义斗争

 4.6 “首都革命”中的勇士

 4.7 “费扼泼赖”——由赞同到摈弃

 4.8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的悲愤

 4.9 “打狗运动”的急先锋

 4.10 对执政府和“叭儿狗”的总攻击

 4.11 被迫逃亡

第5章 在厦门大学和武汉革命政府期间的文化活动

 5.1 出任厦门大学文科主任兼国学院总秘书

 5.2 继续从事语言学研究

 5.3 反对扼杀国学研究

 5.4 “没有尽到地主之谊”

 5.5 终于离开厦门大学

 5.6 “投身加入武汉的国民政府服务”

 5.7 抨击“东方文明”

 5.8 “对那些革命家也感到腻烦”

第6章 到上海后的国学研究和对东西文明的态度

 6.1 重逢鲁迅与在中央研究院任职

 6.2 不满黑暗现实

 6.3 《子见南子》事件

 6.4 语言学研究取得新的成果

 6.5 在东吴大学任教和编写英语教材

 6.6 论东西文明

 6.7 论白璧德的古典主义与克罗齐的表现主义

第7章 《论语》前期的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

 7.1 创办《论语》

 7.2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宣传主任”

 7.3 欢迎萧伯纳

 7.4 讥评时政

 7.5 进一步提倡幽默

 7.6 提倡性灵

 7.7 提倡语录体

 7.8 提倡俗字(简体字)

第8章 创办《人间世》、《宇宙风》和写作《吾国与吾民》

 8.1 创办《人间世》

 8.2 畅谈小品文的特性

 8.3 西方小品文艺术和中国小品文传统

 8.4 “到底是前进的”

 8.5 创办《宇宙风》

 8.6 反对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

 8.7 重视古代文化遗产

 8.8 “尽了它们的使命”

 8.9 《语言学论丛》和《大荒集》《我的话》出版

 8.10 《吾国与吾民》的写作由来

 8.11 《吾国与吾民》的不同反响

 8.12 《吾国与吾民》是一部怎样的书?

 8.13 举家旅美

第9章 在海外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和宣传抗日救国

 9.1 旅美之初

 9.2 《生活的艺术》轰动美国

 9.3 《生活的艺术》的内涵

 9.4 宣传抗日救国

 9.5 编写《孔子的智慧》

 9.6 充满传统文化精神的民族正气歌——《京华烟云》

 9.7 传统文化成为抨击法西斯的武器

 9.8 回到重庆

 9.9 《中国与印度的智慧》和《啼笑皆非》

 9.10 再回重庆

第10章 继续在海外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和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

 10.1 以传记形式介绍中国文化——《苏东坡传》

 10.2 编写《老子的智慧》

 10.3 译介中国古代小说名作

 10.4 三次荣获荣誉博士学位

 10.5 严肃的历史传记——《武则天传》

 10.6 初次访台和反对制造“两个中国”

 10.7 到华盛顿讲演和遨游中南美六国

 10.8 乡愁益浓

 10.9 结束旅美生涯

第11章 在台湾从事文化活动的新绩

 11.1 定居台湾

 11.2 《无所不谈合集》

 11.3 《红楼梦》研究

 11.4 主张“回复孔孟面目”

 11.5 提倡整理汉字

 11.6 主编《当代汉英词典》

 11.7 饮誉国际文坛

 11.8 告别世界

附录一 林语堂学术行年简表

附录二 参考资料

后记

林语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几年间，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不仅广泛地接触了西方文化，而且“浸淫于中国文学及哲学的研究”，“埋头研读中国哲学和语言学”，因而思想“飘浮在中国觉醒的怒潮里”，思考过有关中国国民性的问题。他曾说：“我很久要找一个字来代表中国混沌思想的精神及混沌思想的人的心理特征，来包括一切要以道德观念压死思想的人使他们归成一类，而千思苦求不能得，终于没有法子想，只得暂收它搁在脑后。”这实际上就是指国民性问题。

1924年底，林语堂终于有了重要的发现和认识。一天傍晚，他因觉得疲倦，到街上闲步，又因天气好，凉风习习，越走越有兴味，走过东单牌楼，东交民巷东口，直至哈德门外，而这时他立刻产生了“退化一千年”之感。为什么呢？因为那里已没有了亮洁的街道、精致的楼房，有的是做煤球的人、卖大缸的人、挑剃头担的人，摆摊的什么都有，相命、占卦、卖曲本的，卖旧鞋、破烂古董、铁货、铁圈的，也有卖牛筋的，还有羊肉铺的羊肉味，烧饼的味，街中灰土所带之驴屎马屎之味。正在这时，忽然吹来了一阵风，“将一切卖牛筋，破鞋，古董，曲本及路上行人卷在一团灰土中，其土中所夹带驴屎马屎之气味布满空中，猛烈的袭人鼻孔”。

于是，他顿时产生了一种“觉悟”：“所谓老大帝国阴森沉晦之气，实不过此土气而已。我想无论是何国的博士回来卷在这土气中央决不会再做什么理想，尤其是我们一些坐白晃晃亮晶晶包车的中等阶级以上的人遇见这土气，决没有再想做什么革命事业的梦想。”这是他从自己的亲身感受中得到的一种带有哲理性的认识。他把这一认识，称为“无意间得关于本国思想界的重大发明，使我三数年来脑中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临时得一最正当完满的解决，如心上去了一个重负，其乐自非可言喻”。实际上，这对他来说确实是一个有意义的发现，甚至可以说他是带着这一发现步人中国思想界的活动的。

1925年3月12日，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一向敬佩孙中山的林语堂与数万北京人民一起瞻望孙中山的灵柩从协和医院移往中央公园，心情异常激动。于是，他于3月29日写了《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一文，以纪念孙中山先生。从这篇文章看来，他这时已开始思考着怎样改造国民性的问题。他肯定了鲁迅所强调的“思想革命”是对的，但认为“性之改造”是一个更难的途径。所谓“性之改造”，即去除中国人的“惰性慢性”，变为孙中山先生那样的救国救民的“急躁性”。他认为，中国人之所以具有“惰性慢性”，是因为深受传统的“中庸哲学”和“乐天知命”思想的影响。“中庸哲学即中国人惰性之结晶，中庸即无主义之别名，所谓乐天知命亦无异不愿奋斗之通称。”这可谓深刻揭示出这些传统思想的实质及其弊害。因而，他主张摆脱封建传统的精神桎梏，形成一个“精神复兴”运动，使“现代惰性充盈的中国人变成有点急性的中国人’。他的这些认识，无疑是有见地的。钱玄同曾在《中山先生是“国民之敌”》一文中，称赞他的看法启发了自己的思路。

同年4月7日，林语堂又写了《给玄同的信》。这是他读了刘复与钱玄同发表在《语丝》第20期上讨论国民性的文章，即《巴黎通信》和《写在半农给启明的信底后面》后写的。刘复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救国是靠“洋方子”还是靠“自己”。他赞赏周作人说过的一句话，即“我们已经打破了大同的迷信，应该觉悟只有自己可靠……所可惜者中国国民内太多外国人耳”，并说，“我在国外鬼混了五年，所得到的也只是这句话”，“我们虽然不敢说：凡是‘洋方子’都不是好东西，但是好东西也就太少。至少也可以说：凡是脚踏我们东方的，或者是眼睛瞧着我们东方这一片‘秽土’的，其目的决不止身人地狱，超度苦鬼”。他之所以说这番话，是有感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欺负，具有鲜明的反帝倾向。但也有明显的片面性，即认为当时中国人中看重西方文化的人太多，看重中国文化的人太少，显然多少存在着排外和维护旧传统的思想意识。

钱玄同的看法却与刘复有所不同。他表示赞同若英国人和俄国人“踢我一脚，我便还他一口”的态度，但认为刘复说的“只有自己可靠”的“自己”，应是“指各人独有的‘我自己’”，而不是“指中国人共有的‘我们中国’”“中国国民内固然太多外国人，却也太多中国人”，“应打破国家底迷信”，不应借“爱国”之名来反对“洋方子”，复活“国故”，“对于帝国主义底压迫绝对应抗拒的，但同时更绝对应该‘要针砭民族（咱们底）卑怯的瘫痪，要清除民族淫猥的淋毒，要切开民族昏聩的痈疽，要阉割民族自大的疯狂’（这是启明的话）”。应该爱“欧化的中国”，不是遗老遗少“要‘歌诵’要‘夸’的那个中国”。这一番话的旨意，归根结底是反对排外和复古，主张借鉴西方的先进思想文化来改造落后的国民性，使中国成为“欧化的中国”，即具有现代文明的中国。P28－30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蓟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关。”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静安虽以遗老自居，但治学方法却完全是近代的科学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陈寅恪先生博通多国的语言文字，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多所创获。陈氏对于思想史更有深切的睿见，他在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论儒佛思想云：“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实在是精辟之论，发人深思。陈氏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但是他的学术成就确实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此外，如胡适之在文化问题上倾向于“全盘西化论”，而在整理国故方面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冯友兰先生既对于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又于40年代所著《贞元六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融会中西的哲学体系，晚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表现了热爱真理的哲人风度。

胡适之欣赏龚定庵的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熊十力先生则以师道自居。熊氏戛戛独造，自成一家之言，赞扬辩证法，但不肯接受唯物论。冯友兰早年拟接续程朱之说，晚岁归依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些大师都表现了各自的特点。这正是学术繁荣，思想活跃的表现。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鉴于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辈出，群星灿烂，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代，决定编印《国学大师丛书》，以表现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以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凡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风气之先者皆可入选。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编辑部同志建议我写一篇总序，于是略述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特点，提供读者参考。

1992年元月，序于北京大学

经过一段紧张的写作后，全书终于依期脱稿了。这总算完成了一件事，心里不免有如释重负之感。

写这么一本书，对我来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林语堂本身就是“一团矛盾”，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文化现象，而且自30年代以来，国内评论界一直对他持有较多的非议，因而不容易对他作出中肯的评述。不过，我认为他毕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文化现象，不管怎样“矛盾”和复杂，经过花一番力气之后是可以得到切实的了解，并作出恰当的评价的。为此，我在写作过程中，尽量多看一些原始材料，力求以较充分的史实来说明真实情况。同时尽力做到全面地考察和审视问题，以减少以偏概全和主观臆断的片面性。此外，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分析问题，“当好说好，当坏说坏”，不隐瞒自己的看法。可以说，我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写了自己至今所能达到的认识了。不过，限于这书主要是评述林语堂作为国学家的活动的，因而对他的小说创作谈得较少，对他晚年社会态度也未去涉及。这是必须加以说明的。而且，所作的评述，肯定会有不当之处。恳请专家和读者指正。

这书之所以能够较为顺利地写成，是有多方面原因的。一是得到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特别是此书的责任编辑钱宏先生对此书写作提出了宝贵的指导意见。二是海内外许多研究林语堂的学者提供了丰硕的成果，使我省去了不少重复摸索的力气，并有可能在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基础上多少有所进展。三是有好些友人不吝赐教和帮助解决资料难题。如金岱、吴定宇二位先生曾与我共同商讨林语堂文化活动的特点等问题；李铭标先生和范静梅、李秀卿女士分别在台湾和香港为我购买了大量的林语堂著作，吴定宇先生也给我借阅了不少的珍贵资料。在这里，让我对所有给过我助益的同志和朋友，谨致由衷的感谢！

最后，诸孝正教授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并冒着酷暑，为拙著撰写序言，给了我莫大的激励。他这种大力支持学术研究的高尚精神，是很令我感佩的。在此，让我表示诚挚的谢意！

刘炎生

1993年7月30日于华南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