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问我说：“你刚才说的是已经杀了你的房东呢，还是正打算杀他?”我斩钉截铁地说：“我已经把他杀啦。”警官说：“那么，好，你得用另外一种表格。”他给了我一张印就的长纸条，上头留着填写的空白一一杀房东者的年龄、职业、杀害的理由(如有即填，否则听便)等等。
“理由这一项我填什么呢?”我问。
“我想顶好还是简单填上个‘无’字，”他说，“要不，你高兴的话，也可以填上‘一般’!”说完这话，他就朝我毕恭毕敬地躬了躬腰，示意叫我走出办公室去，同时向我表示，希望我还是把房东掩埋一下，不要丢开尸首不管。
我对这次会见很不满意。我充分了解做警官的只能严格按照法律办事。要是每个人杀完了房东都来向他们问询一番，他们自然就会感到很为难，而且也不胜其烦。
一般的枪杀房东都与涨房租有关，运用不着作什么解释。房东说：“从下个月起，我每个月再涨你十块钱房租。”房客说：“好吧，那么我就把你给毙啦。”有时候他把房东给毙了，有时候他也作兴会忘记。
我这件事可与众不同。由于全国房客联合会打算在下星期六颁发给我一枚金质奖章，事到如今，我不得不把经过说个明白。
讲起来那是约莫五年前的事了，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和我太太搬进这套房间时的情景。房东亲自领我们看了房。我还想指出：当时他的举止神情一点也没什么使我们觉得变态的地方一一就是有，也很不明显。
只有一件小事我牢记心头：他向我们道歉，说放碗橱的地方太窄啦。
“这套房间里的碗橱室不够宽绰。”他说。
听他这么一说，我倒有点不安了。我说：“可是瞧吧，这个贮藏间，地方多大呀，至少也有四英尺见方，又通风。”
他还是摇头，一再说放碗橱的地方太窄。他说：“我一定给你们再造个像样些的。”
两个月以后，新的碗橱室造好了，我发现他并没涨房租，就大吃一惊一一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我问他道：“新造了碗橱室，难道你还不该涨房租吗?”他回答说：“不涨，我一共才花了五十块钱。”我反驳他说：“可是那五十块钱每年的利息还不得六十块吗?”
这一层他倒是也承认了，不过他说，他还是不想涨房租。我思索了一下，从他这种举动可以断定他准是患了初期麻痹症，或是脑动脉硬化症。当时我还没想到要杀他，那是以后的事。
一直到转年春天，我不记得发生过什么重大的事。后来我的房东有一天出乎意外地露面了，直说“对不起，打搅了”(这么道歉法儿，本身就形迹可疑)，然后告诉我们说，他打算把房间重新裱糊起来，我怎么拦也拦不住。
我说：“墙纸才糊了不过十年。”他说：“是呀，可是这十年来，墙纸的价钱已经涨上一倍啦。”我坚决地说：“很好，为了裱糊，每月你一定得涨二十块钱房租。”他回答说：“我不涨。”这件事情使我们彼此之间显然疏远了好几个月。
底下一件事就更加突出了。大家都记得当时由于建筑费猛涨，于是，房租也跟着大涨特涨。我的房东可还是不肯加房租。
“建筑费至少涨了一倍啦。”我说。
“对，”他回答说，“可是我眼前并不盖房子呀。我一向从我这项房产的投资里得到百分之十的利润：我眼下得的仍然是百分之十。”
“你总该替你太太想想吧。”我说。
“我不。”他回答说。
“你有义务替她想想。”我接着说下去，“请让我告诉你，昨天我在报上看到一封房东的来信，我认为那是(出自房东笔下)最漂亮的一封信。信里头就谈到建筑费的上涨使他不得不想到他的妻小。信写得动人极了。”
“我不在乎，我没成亲。”他回答说。
P2-4
斯蒂芬·里柯克始终是不可企及的，除他以外，世上没有一人用如此少的文字就可以把一件事引向可笑境地。
一一伦敦《标准晚报》
幽默是英国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从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到莎士比亚的喜剧，从十八世纪的菲尔丁和斯威夫特到本世纪的萧伯纳作品，都深深打着这个印记。然而像里柯克这样以幽默为“专业”的，为数却并不多。英国历代诗歌中不乏诙谐感，上世纪末的爱德华．黑尔就是一位专门写诙谐诗的诗人．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里柯克这位“专业”幽默讽刺家其实是位道地的“业余”作家，他的本职是加拿大最高学府麦吉尔大学的政治经济系主任。
还是让他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一八六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出生于英国汉茨①的斯旺摩尔。不知道当时星辰有过什么特殊征兆，不过我认为很可能发生过。一八七六年我父母移居加拿大，我决定跟他们一道走。我父亲在安大略省”的锡姆科湖②畔接手一座农场，那时正逢加拿大农业的困难时期，他靠勤劳勉强支付了雇工的工资，年景丰收才能打足转年用的种子，省得花钱去买。有了这一经历，我和弟兄们被迫离开土地，当上了教授、商人或工程师，却未成长为农场工人。然而我对农活很熟悉，所以在做政治演讲的时候，我还可以大谈诚实的体力劳动、早起以及熟睡的快乐对身心的好处。
“我是在多伦多的加拿大公学受的教育，一八八七年我成为该校成绩最优秀的学生。从那里我升入多伦多大学，并毕业于一八九一年。大学期间，我把全部时间都用于语言文字的研究上，不管是活的，死的，还是半死的。我对外界一概不了解，每天勤奋地研究语言文字约达十六个小时。毕业后不久，我就把学会的语言统统忘光了，我发现自己在智力上破了产。换句话说，我成为一名所谓杰出的毕业生。凭这个资格，我只能干起教书这个既不需要经验也不需要智力的行当。一八九一至一八九九年，我任加拿大公学教职，这段经历使我对许多才华横溢的人却迫不得已而终身从事这种最枯燥乏味、最不讨好、待遇又最低微的职业，施以深切的同情。我发现自己教的学生当中那些似乎最懒、最不用功的，如今都在律师界、工商界以及社会上赫赫有名；而真正有出息、并曾获得全部奖状的学生，如今却在暑期旅馆当账房先生或在运河船上当个水手，靠艰辛劳动挣着工资。
“一八九九年，我愤而辞去教职，借了够维持几个月的钱，到芝加哥大学去攻读经济和政治学。不久，我当上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生。借此，加上我为麦吉尔大学干的一些临时工作，我终于在一九。三年获得哲学博士。这个学位就意味着我参加了一辈子最后的一次考试并得了满分。从此，就再也不能接受新的概念了。
“这期间我结了婚，成为麦吉尔大学的教职员。先是政治系的讲师，后来成为政治经济系主任。这个职位是我干此行所获得的奖赏之一，我自认十分幸运。报酬是如此之丰厚，使我显得高出左近的警察、邮递员、电车售票员以及其他公务员。同时，我可以同市内穷些的生意人平起平坐地交往了。论余暇，我一年四季所享受的，比生意人一辈子所能享受的还要多，于是，我拥有生意人所无法拥有的乐趣一一思考；尤为可贵的是，可以在几个月里什么也不想。
“我写过一些与大学生活有关的东西一一一本政治学著作，在许多杂志上发表过文章。我是美国政治学学会的评价。一位批评家曾经很谨慎地指出：在加拿大作家中间，里柯克是最接近伟大的。他算不上最伟大的作家，然而他可以跟那些最伟大的作家同桌而坐。我觉得在一定意义上，这个评价是公正的。
里柯克虽然也写过几部中篇和一部《狄更斯评传》，但比较成功的还是他那些短小精悍的幽默小品，也就是说，相当于作曲上的“轻音乐”。像中国杂文家一样，里柯克通过各种独创形式，用笑骂的笔锋跟他生活的那个社会里的不合理现象短兵相接。他虽然终生都是业余作家，然而他一直把文学当作一支武器抓在手里，每篇东西都言之有物，而他又永远不甘于平淡无奇，想遍了法儿把话说得新鲜，把武器磨得锋利。这是他最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地方。
他接近伟大，因为他坚持做一个严肃的幽默家。他有意识地追求严肃的内容，而且以此自豪。
他在论文里不断提起他最向往的一种境界：崇高的幽默。这里，作者所写的那些荒谬绝伦的情节，那些不可调和的矛盾，根据的不是别的，而正是生活本身。幽默的内容应该是对人生的思考和诠释，幽默家的笑里应该含着泪水，因为幽默家不是逗人发笑的小丑，而是洞察人生的智者；他的幽默不是出于幸灾乐祸，而是对人间疾苦怀有恻隐之心。
我还特别赞赏他晚年对生命终结的看法。七十岁上他喉部开过一次刀。当有人问他对死亡的态度时，他回答说：“我怀疑死亡终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把手杖交给我，我要去面对它。”
里柯克以七十五岁高龄溘然长逝。两年后，里柯克学会为了纪念这位幽默大师，决定设立银质奖章，颁给加拿大每年最优秀的幽默作品。这一奖章在加拿大文坛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这个集子里的三十篇小品，分别译自以下十一本书：《小镇艳阳录》(1912)、《前前后后》(19]3)、《来自大愚的月光》(1915)、《愚话续集》(1916)、《狂乱的小说》(1918)、《脚灯之上》(1923)、《短路》(1928)、《文学上的失误》(1930年补充版)、《模范自述及其他特写，由庄到谐》(1938)、《我的一位了不起的叔父》(1942)、《里柯克佳作选》(1946)。其中的二十五篇系萧乾所译，另外五篇的译者是文洁若女士。
萧 乾
像斯蒂芬·里柯克这样以幽默为“专业”的作家并不多。他不是逗人发笑的小丑，而是洞察人生的智者，他的幽默不是出于幸灾乐祸，而是对人间疾苦怀有惻隐之心。一位批评家曾经很谨慎地指出：在加拿大作家里，里柯克是最接近伟大的。他算不上最伟大的作家，然而他可以跟那些最伟大的作家同桌而坐。他通过各种独创形式，用笑骂的笔锋同他生活的那个社会里的不合理现象短兵相接；他着眼于日常生活，以随笔式的短文思考和诠释着人生。斯蒂芬·里柯克著萧乾、文洁若译的《在理发师的剃刀下》这个集子收录了他最具代表性的三十篇小品文。
斯蒂芬·里柯克著萧乾、文洁若译的《在理发师的剃刀下》是斯蒂芬·里柯克的散文随笔集，13万字，收录了作者最具代表性的30篇小品文，如《照相师的润色》《我为什么杀我的房东》《怎样发大财》《萨隆尼奥》《我何以不参加国际冠军赛》等。其作品通过幽默与讽刺艺术地表现了人生的种种尴尬、痛苦与悲哀，怀着悲天悯人之情嘲讽了人性的弱点，如自私、自负、贪婪、虚伪等，在针砭社会的不平等、不公正的同时，也向人类的同情心、仁爱精神和献身精神发出了笑的请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