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由著名教育家、中国思想史专家、原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教授生前发起并主编，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组织编撰，总计200部、6000余万言的大型学术丛书。由俞为民编著的这部《李渔评传（上下）》就是该系列丛书之一。全书共分八章，内容包括李渔生平考述；李渔的戏曲创作与戏曲理论；李渔的小说创作与小说理论；李渔的诗文创作与诗文理论；李渔的史学著作与史学理论；李渔的园林实践与园林美学；李渔的养生理论；李渔的饮食理论。

　　李渔是明末清初一位多才多艺的文学家，这部《李渔评传（上下）》根据传主的这一特点，在对传主的生平经历加以考述的同时，分别对他在戏曲、小说、诗文、史学、园林、养生、饮食等方面的著述与成就作了较全面而深入的考察与阐述，在对前人研究较多的戏曲、小说方面，既借鉴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时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全书考论清晰，资辑翔实。为方便阅读，书后还附有《李渔年谱》、《人名索引》、《文献索引》、《词语索引》。

《李渔评传（上下）》由俞为民编著。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李渔生平考述

　一、生于雉皋

　二、仕途失利

　三、经受战乱

　四、归农学圃

　五、移居杭州

　六、寓居金陵

　七、终老西湖

　八、交游考录

　九、一生著述

第二章 李渔的戏曲创作与戏曲理论

　一、李渔的戏曲创作

　二、李渔的戏曲理论

第三章 李渔的小说创作与小说理论

　一、李渔的小说创作

　二、李渔的小说理论

第四章 李渔的诗文创作与诗文理论

　一、李渔的诗文创作

　二、李渔的诗文理论

　三、《窥词管见》与词学理论

第五章 李渔的史学著作与史学理论

第六章 李渔的园林实践与园林美学

　一、李渔的园林实践

　二、李渔的园林美学

第七章 李渔的养生理论

　一、行乐以养生

　二、止忧以养生

　三、调饮馔以养生

　四、节色欲以养生

　五、却病疗病以养生

　六、李渔养生理论的美学特征

第八章 李渔的饮食理论

　一、论饮食结构

　二、论食物烹调

　重评李渔（代结语）

附录 李渔年谱

索引 人名索引

　文献索引

　词语索引

后记

对于李渔剧作中这一方面的内容，前人往往只注意到其庸俗的一面，从而多加否定。诚然，李渔的《慎鸾交》、《怜香伴》都写了妻子主动替丈夫纳妾的事，《凰求凤》写了三个女子同争一个男子的事。这些情节以今天的道德标准来衡量，虽有其庸俗消极的一面（如对“一夫多妻”制的肯定和赞美），但联系当时的社会条件和道德标准来考察，这些女子的行为显然是有违于封建传统道德的。在当时的社会里，男女之间的婚姻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当事人根本无权作主，若女子主动向男子求婚，便被指斥为“淫”。因此，青年男女对幸福爱情的向往之情受到封建礼教的严酷压制。李渔敢于打破世俗的偏见，让女子不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主动去追求男子，“从今自主婚姻籍，月老无烦浪主持”，把世代相传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改成“窈窕君子，淑女好逑”。这就真实地将女子向往幸福爱情的心情表达出来了。这样的行为，显然打破了传统的道德规范，故尽管有其庸俗的一面，还是应该肯定的。

其次，对某些腐败的社会风气和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的揭露和抨击，也是李渔剧作中所表现的一个重要内容。李渔在理论上虽然提出“戒讽刺”的主张，并立下一则《曲部誓词》，表明自己只是“砚田糊口，原非发愤而著书”，若剧中“稍有一毫所指，甘为三世之喑”。其实，李渔在自己的戏曲创作中，并没有履行这一主张，他所立下的那则《曲部誓词》，也只是一篇逃避清朝统治者文字狱的遁词。浴血生谓李渔“殆亦愤世者也，观其书中借题发挥处，层见迭出”，“使持之示众，今之披翎挂珠，蹬靴带顶者，定如当头棒击，脑眩欲崩”。因此，虽然从总体上来看，李渔在剧作中没有触及当时社会的重大事件，但也透露出某些社会现象，而且剧中那些“借题发挥处”，确实具有针砭时弊、警醒人心的作用。如他在《风筝误》中描写的掀天大王聚众起义，就是当时社会黑暗，官逼民反的结果，“朝中群小肆奸，各处贪官布虐，人民嗟怨，国势倾危”。这是对明代末年吏治腐败的真实写照。在《蜃中楼》中，李渔还塑造了一个贪官污吏的形象，即宰相李义府。他一上场，就让他用自己的话为自己勾画了一幅丑像：“下官左仆射兼摄吏部尚书李义府是也。威权震主，势焰熏人。笑处藏刀，毒性有如蜂虿；柔能害物，别名呼作猫儿。正是牛马一听人呼，富贵终还我享。下官由吏部尚书人相，已经数载。我想宰相倒是个虚名，不如吏部反有些实际。我如今用个名实兼收之法，虽为仆射，仍掌铨衡，那海内的钱财，不怕不尽归于我。今岁乃大比之年，是我教朝廷破格，将二甲前十名除授御史，这分明是个半送半卖之法。”他企图通过授官来索贿受贿，不料那些新御史得到官职后，没有向他行贿，他便大怒道：“怎奈这些新进小子，不达世务，一些礼物也不来馈送。今日该点他们出巡，难道又不来料理不成？”索贿不成，他便对新御史们“刁顿”作难，“如今将头上一名，把个没账的差打发他出去，其余只说没有缺出，待下次点，刁顿他刁顿便了。”文官贪赃枉法，搜刮钱财，武将则贪生怕死，如剧中的蟹将军自称：“列位不要见笑，出征的时节，缩进头去，报功的时节，伸出头来，是我们做将官的常事，不足为奇。”虾元帅也谓：“列位岂不知道，我外面是个空壳，里面没有一根骨头，若不鞠躬尽礼，怎么挣得这口气来？”李渔在剧中描写的这些贪官污吏的形象以及对他们的揭露和抨击，不仅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中的黑暗现实，而且也表达了人民群众对这些贪官污吏的憎恨之情。

又如对假冒欺诈的社会风气，李渔在剧作中也作了揭露和鞭挞。他的《风筝误》一剧，其立意就是要嘲讽这种以假乱真的丑恶现象，“好事从来由错误”，而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就是假冒欺骗。詹爱娟冒充詹淑娟，以丑冒美，以假乱真，妨碍了韩世勋和詹淑娟的“好事”。故朴斋主人序云：“读是篇，而知媸冒妍者，徒工刻画，妍混媸者，必表清扬。”

另外，在《奈何天》一剧中，李渔还对当时是非颠倒的现象也加以揭露和抨击。如剧中的男主角阙里侯，虽丑陋无比，蠢笨至极，但因富贵至极，却可以连娶三个美貌女子。第一次娶邹氏时，邹氏嫌其丑陋，拒绝与他同居，阙里侯便对邹氏说：“不是我夸嘴说，只怕没有银子，若有大块银子，莫说你这样妇人，就是瑶池仙子，月里嫦娥，也买得她下来。我对你拍个手掌，你若不肯出来，我就去另娶，若不娶个绝世佳人，比你更强几倍的，我就不姓阙！”后来他果然又连娶两个美貌女子。而且，因为他有钱，皇帝也给他封官，玉帝遣变形使者替他脱胎换骨，重造形貌。相反，剧中的邹氏、何氏、吴氏虽才貌双全，却得不到美满的婚姻，先后嫁给了丑陋至极的阙里侯，如吴氏叹息道：“我们三位佳人，一同受此奇厄，天意真不可解，总是无可奈何之事。”并把居室命名为“奈何天”。李渔正是通过对剧中人物不同遭遇的描写，对当时这种贫富颠倒、美丑不分、是非混淆的社会现实加以揭露和抨击的。

不过，李渔的揭露和抨击比较巧妙，多是冷嘲热讽式的，即寓庄于谐，寓愤于笑。如在《意中缘》中，以揶揄诙谐的笔调对阉党加以嘲讽，谓替是空和尚骗娶杨云友的无赖黄天监：“当初原是富家子弟，只因嫖兴太高，惹了一身棉花疮，刚刚在那话上面，结了一个肿毒，齐根烂得精光，人说他是不消阉割的太监。”“若投到北京皇帝家里去，倒有一名好太监做，莫说不愁吃不愁穿，还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你不看当朝的魏太监么？他代皇家总理臣民，还要废朝廷自掌山河。”显然，这样的嘲讽比咒骂更为强烈尖刻。又如在《风筝误》中，李渔把征蛮军中的四员大将称作“钱有用”、“武不消”、“闻风怕”、“俞（遇）敌跑”，并讥嘲日：“只知钱有用，都言武不消，今日闻风怕，明朝俞（遇）敌跑。”让观众在嬉笑怒骂声中，对这些贪官污吏加以嘲笑与否定。

P56-59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干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孑L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旋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经过近一年时间的拼搏，终于完成了《李渔评传》的初稿。在此之前，我对李渔已作了一些研究工作，有关李渔的史料及其著述大多已看过了，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关于李渔还有许多课题值得研究。因此，当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同志来征询我是否能承接《李渔评传》的撰写工作时，我便欣然接受了，欲借此机会，把对李渔的研究再提高一个层次。

然而将任务承接下来后，心里又不免有些紧张，这是因为我所要撰写的《李渔评传》，是《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的一种，主编即是匡老，而且匡老担任主编不仅仅是挂个名字而已，每一部书稿都须经其终审，匡老就像一位主考官，我们作者是考生，最终都要接受他的考察与评判，而匡老又是一位十分严格的主考官。对于匡老严谨认真和快节奏的工作作风，我早就领教过了。那是在1978年，匡老刚恢复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的职务不久，我也从中文系调到党委办公室担任秘书，有幸来到匡老身边工作。虽然在一年之后因考上中文系的研究生，在党办虽只有一年的时间，但匡老的工作作风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处理事情有两个特点：一是节奏快，二是严谨认真。当时党委常委会及校长办公会议是由我作记录的，往往会议刚结束，匡老就要将会议所形成的决定立即拟成书面文件，有时会议结束已过了下班时间，他还要我立即拟出来，交给他审阅。同时，他对文字上的要求也十分严格，我虽是学中文的，自认为文字表达能力尚可，尤其是起草文件、工作报告、领导讲话稿等应用文还是得心应手的，但总要被匡老挑出一些毛病来。为了帮助我改进工作作风和提高业务水平，匡老还送给我由他撰写的《论列宁的风格》一书。因此，当撰写《李渔评传》的任务承接下来后，心里就想到了当年在匡老身边工作的情景，由此也就产生了一种紧张感：能否按时限、高质量地完成书稿，通过匡老的验收？当然这种紧张感也是一种动力，鞭策我及时高质量地完成任务，接受匡老以及广大读者的检验和评判。

为了能按时限完成书稿，接下任务后，除了教学工作，我便全力以赴投入这项工作。后来按照匡老的要求，为争取在1998年前出版第二个五十部评传，“中心”要求我的《李渔评传》提前交稿。好在一开始就为应付匡老的快节奏有了准备，因此，能够提前完成书稿。同样，在书稿的内容上，按照匡老提出的每一部评传都应是精品的高要求，我也作了努力，力图在原有的基础上，对李渔作更全面、更深人、更准确的研究。关于李渔，尽管我已经作了一些研究，发表了多篇论文，还出版了专著，但以前的研究有很大的局限性，即只是从某一个方面研究李渔，虽然有了一定的深度，然而对李渔其人及其在各方面的成就和著述还没有一个较完整的认识。今天，从《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角度来写李渔，就必须对李渔有更全面、更准确的认识。为了把握新的研究角度，我在通读《李渔全集》及有关史料的同时，还反复仔细地阅读了匡老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所作的《总序》，以《总序》的精神来指导自己的研究与写作。

从李渔一生的经历与著述来看，他只是一位文学家、戏曲家，而不是一位哲学家，然而按照匡老《总序》中所指出的，被列入《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思想家，是指那些“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以这一标准来衡量，李渔正属于这一类人，他不仅在一个领域内，而且在多个领域内，如戏曲、小说、诗文、史学、园林、养生、饮食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并且在这些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根据李渔的这一特点与《总序》的精神，我在撰写时，既考虑到一般人物评传的体例与要求，即首先对李渔的生平作了较详尽的考述，然后将重点放在对李渔在戏曲、小说、诗文、史学、园林、养生、饮食等方面的成就及其理论的总结与阐述，试图从思想的角度对传主作出评述。同时，在具体撰写过程中，根据《总序》提出的“评价思想与业绩，两者不可偏废”的要求，在总结李渔在某一领域提出的理论的同时，也指出他在该领域所作出的业绩，力求通过理论与业绩两者的结合，显示其思想的深度和活力。

另外，根据匡老在《总序》中提出的要坚持实事求是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屏弃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我在最后的结语中，对李渔的为人重新作了评价。长期以来，学术界都称李渔为“帮闲文人”，只肯定其才能，而否定其为人。在以前我虽已感到这种评价有失偏颇，为什么同样是卧花眠柳，对“花中消遣，酒内忘忧”、自称是“盖世界浪子班头”、“锦阵花营都帅头”的关汉卿大加歌颂，而对李渔的娶妻纳妾、组织家班演戏却斥之为人品低下；又如今天我们对文人“下海”，一边经商，一边写书，以商养文，还大加提倡，而对于三百多年前一边经营书铺与家班，一边写戏、写小说的李渔却因其重利轻义而不以为然。以前曾几次想动笔，对此发表自己的见解，然而由于当时对李渔还没有一个较全面的考察与认识，因此，要推翻传统的偏见，尚缺乏足够的理由。这次通过对李渔的生平与著述作了较全面的考察，不仅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见解，而且觉得有了充分的理由，于是在全书的结语中，对李渔的为人作了新的评价，阐明了自己的见解。

回顾本书的整个撰写过程，可以说都受到了匡老严谨认真、快节奏的工作作风的鞭策和影响。然而不幸的是，正当我怀着诚惶诚恐的心情等待着“主考官”的终审时，匡老却因操劳过度，突然去世。当我听到这一噩耗时，在悲痛之中，也蕴含着深深的遗憾。匡老虽然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那种严谨认真、快节奏的工作作风却永远保留在我的记忆中，它还会对我今后的工作产生影响，鞭策我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俞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