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萐父编著的《王夫之评传(上下)》以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方法论原则为指针，首先阐述了明清之际的时代特征，由社会变迁到文化转轨，时代呼唤着思想巨人。而王夫之一生的社会经历和学术耕耘，正使之成为“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思想巨人之一。以此为背景，对王夫之的学术成就，大体分哲学杨想、史学思想、道德伦理思想、政治经济思想、宗教思想、文艺美学思想等六方面，分章阐述，着重揭示其超越前人的理论上的创新和贡献，揭示其对中国近现代思想运动的影响和促进作用，从而恰当地论定其历史地位。《王夫之评传(上下)》尽力融会国内外已有之研究成果，是一部自为经纬、别具独见之作。

王夫之是中国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的哲学代表。他的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体系，既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批判总结，又从多方面启发了中国主流思潮的推陈出新。萧萐父编著的《王夫之评传(上下)》以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方法论原则为指针，首选阐述了明清之际的时代特征，由社会变迁到文化转轨，时代呼唤着思想巨人。而王夫之一生的社会经历和学术耕耘，正使之成为“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思想巨人之一。以此为背景，对王夫之的学术成就，大体分哲学思想、史学思想、道德伦理思想、政治经济思想、宗教思想、文艺美学思想等六方面，分章阐述，着重揭示其超越前人的理论上的创新和贡献，揭示其对中国近现代思想运动的影响和促进作用，从而恰当地论定其历史地位。萧萐父编著的《王夫之评传(上下)》尽力融会国内外已有之研究成果，是一部自为经纬、别具独见之作。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弁言

第一章 一个产生思想巨人的时代

 一、“明清之际”的历史界定

 二、“明清之际”的历史变化

第二章 王夫之“出入于险阴”的一生

 一、绝笔之作，“顽石”自喻

 二、一生行迹，约分五期

第三章 哲学思想

 一、太虚一实，体用俱有

 二、“太虚本动”，变化日新

 三、“行可兼知”、竭天成能

第四章 史学思想

 一、依人建极，今胜于古

 二、古今殊异，道随器变

 三、理势相成 延天祐人

 四、天人相继，即民见天

 五、“参万岁而一成纯”，变通可久

第五章 道德伦理思想

 一、“人以载道，道因人生”

 ——王夫之论道德的起源及其历史进化

 二、理欲合性，日生日成

 三、理欲皆善，以理导欲

 四、义利并重，珍生务义

第六章 政治经济思想

 一、“哀其所败，原其所剧”

 ——对君主专制体制的批判

 二、集权与分权

 ——政治体制的改革方案

 三、人治与法治

 四、关于“正统”与“道统”及其他

 五、经济思想

第七章 宗教思想

 一、天命观

 二、鬼神观

 三、佛道观

第八章 文艺美学思想

 一、美论

 二、诗美创作论

 三、诗美鉴赏论

 四、余论——王夫之文艺美学思想的近代因素

第九章 王夫之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历史命运

 一、王夫之思想的历史地位

 二、王夫之思想的历史命运

附录

索引

跋语

关于“周秦之际”，即春秋战国时期，前后近五百年，是领主制向小农制、分封制向郡县制、世卿世禄制向“选举”制过渡的时期，古典的人文精神逐渐战胜原始的宗教思想，初步的理性觉醒发现了人的价值。在社会大变革、生产大发展、文化大繁荣中，出现了学术下移，处士横议，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诞生了一大批经天纬地的思想巨人，如老聃、孔丘、墨翟、宋研、田骈、庄周、公孙龙、惠施、尸佼、许行、孟轲、荀况、邹衍、韩非等，形成了思想文化史上所谓“轴心时代”的东方奇观。古今论者乐道之。王夫之也曾富有历史感地称之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

关于“明清之际”，尽管身处其中的思想家似已经敏感到这是“天崩地解”(黄宗羲语)、“海徙山移”(王夫之语)的时代，是“考古所以决今”(方以智语)、“已居于不得不变之势”(顾炎武语)的时代，但以清代明的政治变局，使各种矛盾复杂交错，历史在洄流中一波三折，故此段历史的特质似乎难以确切论定。

“明清之际”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其历史内涵和跨度，尚多歧解。一般地说，至少有广、狭两种不同的理解。

狭义的理解，似说明清之际即明清之交，仅指明末到清初数十年，大体以南明(1645—1661)到康熙(1662—1722)、或以努尔哈赤告天启兵(万历十一年，1．583年)到康熙统一台湾(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为跨度，着眼于当时的政治风云，历史潮流的主题被局限于以清代明的王朝更替，因而对于这时期的思想主流，或依晚清排满革命派的观点而定为坚持华夷之辨的民族爱国主义，或按清初部分学者的观点而定为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

另一种广义的理解，把上下限扩展到从明嘉靖初(16世纪30年代)至清道光二十年(17世纪30年代，鸦片战争之前)，时跨三百年。通观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层变动，着眼于传统社会母体内新经济的萌芽、产生、发展、挫折及复苏的全过程，就会发现，这一时期与经济相伴随的学术思想的主流，正是发轫于16世纪，几经曲折，一再崛起的启蒙思潮。这一启蒙思潮，蹶而复起，野火春风，绵亘三百多年。

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传统社会母体内孕育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经历了萌芽、挫折和复苏的曲折过程，一方面是新的关系要突破旧的关系的束缚，另一方面，旧的社会势力又竭力阻止新生事物的发展。这种客观历史进程中的矛盾表现在思想领域则是新旧杂陈，方生未死，新观念往往借助旧范式曲折地表达自己的理想，或以复归原典的方式来表达新的时代诉求。由历史变迁来界定思想变化的性质，明清之际可以定为传统的皇权官僚专制主义社会开始了自我批判但又尚未走向全面崩溃的时代。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历史“很少而且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进行自我批判”，而这种历史自我批判的阶段，“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如果处于那样的历史时期，革命会代替批判，或者说批判已不再是解剖刀而是消灭敌人的武器)④。因而这一时期的新思想又明显地不同于中世纪的异端。这些新思想企图突破旧有的框框而建立一种带有近代人文主义特质的理想社会。

二、明清之际的历史变化

“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①。思想总是依存于它的时代，只能在一定的现实基础已经具备时才能被产生出来；而思想所具有的超前性，乃在于它对时代矛盾的解决，它能从时代的矛盾中预见社会发展的趋势，并提出合乎这种趋势的解决矛盾的方式。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的产生和发展，正是当时社会的经济变动、社会矛盾、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反映。

(一)经济变动

明清之际的中国是否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这是一个在中外学术界引发重大争议的问题，至今也没有完全解决。

持肯定观点的学者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生产关系，引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劳动力转化为商品和雇佣劳动关系的论述，依据晚明大量破产农民流人城市、“延颈待雇”、形成“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雇佣关系，以及商品交换的扩大、城市经济的繁荣等史实，肯定当时的中国社会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

持否定观点的学者则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法权体系，认为中国自古就不缺乏作为自由劳动力的游民阶层，自古就有发达的手工业，自古就有商业繁荣的城市，以至于陶希圣乃……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孑L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

承担这本《王夫之评传》的写作，原是十年前应匡亚明老同志之面嘱。由于主客观各种原因，长时期拖延未能交稿，其中主要是我的疏慵与病扰。辛未以来，喘疾时发，白翳为祟，华盖相随，嵇灶难眠，行吟易北，曳尾琼州，直至戊寅之春，正拟刮目锦江，挥毫北海，又值厄尔尼诺之灾，突然大量便血，医判为“结肠癌”，被推上手术台，剜肠数尺，默吟自遣：“龙门史笔何崔巍，蚕室悲歌日九迥。写到人间断肠事，屈吟贾哭慨同归。”手术后踉跄出院，体力正康复中，似已缘消旧业，自当砺志新图。正当此时，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的蒋广学先生再次溯江来访，同情的理解，信任的宽容，使我感愧莫名；谈及匡老去世后“中心”如何继续推进丛书的编辑出版，矢志为完满实现匡老遗愿而奋斗不息……语挚情真，令人感奋。同时，为具体促成《王夫之评传》一书早能脱稿，蒋先生留汉期间还亲为约请许苏民君与我合作，期于一年内成书。此后，慰勉鞭策，时来好音。在如此高谊隆情的鼓舞下，我也不顾衰吒，奋力拟出了全书总体设计和分章纲目，许君欣然同意，从容一诺，昼夜孜孜，通读岳麓新校《船山全书》及有关资料，涵泳有得，偶遇疑难，时相切磋，经过一年多的通力合作，终于写成这本近50万字的《王夫之评传》书稿，匆匆以快邮寄去上海与南京，数日后，电话嘤鸣，幸得到审稿人——复旦大学潘富恩教授和“中心”主编——南京大学蒋广学教授的粲然印可。遗憾的是，尊敬的匡老俯然长逝、离开我们已经四年多了，此书本是匡老生前的当面嘱咐，而现在已得不到他的终审和教诲了。挂剑空垅，曷胜怅惘!

这本评传是我和许君苏民合写的第二部学术著作。我们相识在那荒诞的70年代。1976年春武大哲学系下放到襄阳隆中。我被派到襄樊市委党校开门办学点哲学史讲习班，许苏民君是襄樊棉织厂选送的工人学员，初次接谈，即知他勤勉好学，一个初中毕业的下乡知青，年仅23岁，在襄阳军垦农场驾驶拖拉机五年劳动中，他已读过《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等经典及其他哲史著作，且有所领悟。以后，他常来武大襄阳分校问学。不久，武大哲学系迁返珞珈，许君苏民也考上了华中工学院的哲学研究所师资班，提前毕业留校任助教，更经常到武大系统听课，向唐明邦、李德永、王荫庭诸位老师殷勤问学，德业大进，与我则在许多学术问题上嘤鸣互应，闻风相悦，颇得濠上之乐。这时，他已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1984．年，许君调湖北省社科院，以科研成绩优异，被破格超提为研究员，在学术界实已卓然有成。如90年代连续推出有关历史哲学、文化哲学诸论著，获得普遍好评，尤其是2000年出版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