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7月6日，在法国阿尔萨斯，一头疯狗撞倒了一个九岁的小男孩，并对他连咬十四口。狂犬病在当时是不治之症，因为医学界对狂犬病毒尚没有正确的认识。但这个名叫迈斯特的小男孩是幸运的，他被立刻送到巴斯德医生家中，巴斯德连续向迈斯特注射了十三次逐渐增强的稀释病毒，实际上就是他自己秘密研制出来的狂犬疫苗，以此方法神奇地救活了小男孩。
巴斯德是最早认识并提取到狂犬病毒的微生物学家，为了证明研制疫苗的有效性，他甚至打算让一条疯狗先咬伤自己；但他也是幸运的，正当他要找疯狗来咬自己时，遇到了送上门来的迈斯特。他的治疗方式在当时尚属违法，一旦失败，后果难以想象。但巴斯德成功了，这一成功直接奠定了免疫学的诞生，是人类在治疗传染病方面的一次迅猛飞跃。
故事并没有结束，十年后，巴斯德死于急发症；又五十五年后，纳粹占领法国，当年的小男孩迈斯特已经是巴斯德研究所看门人。当德国士兵牵引着恶犬，病毒般占领巴斯德研究所并试图进入巴斯德墓地时，迈斯特在家中开枪自杀。
再后来，二十世纪后半叶，出生于捷克的赫鲁伯医生，一位在免疫学界和诗歌界都享有世界声誉的双料牛人，写下一首诗纪念这件事情，并感叹：“只有病毒经得起磨难。”
作为免疫学家，赫鲁伯无疑是最了解病毒的人；作为诗人，他无疑又最了解人性。一个这样的人说：“只有病毒经得起磨难”，是什么意思呢，我有点费解。但是，如果人有一天变成病毒本身，我就觉得好理解多了。
禽流感不是又来了吗？人们好像都很担心，不过我看并没有人真的在乎，谁也阻挡不住中国人骨子里的满不在乎爱谁谁。天气一好，公园里照例挤满了幸福和谐的人民，微博上到处是赞美空气、阳光和风景的照片，尽管这艳阳照得人空虚，春风吹得人伧俗，但没有人想过是否配得上这偶然的好天气。
其实，中国人早就“百毒不侵”，什么SARS，什么禽流感，什么水污染，什么毒牛奶、毒奶粉，什么滥用抗生素，不过浮云耳——中国人可能是人类历史近代以来最耐毒的一个种族。
我们几乎成了病毒本身，尽管我们不乐于承认。我们早就比病毒经得起磨难，只是当面对磨难或者病毒时，我们是不是已经忘记作为一个人原本应该有的正常反应？
病毒可以杀死一个敏感的人，却对麻木的人无能为力。
你愿意做一个敏感的人，时有病痛时有伤怀时有愤怒时有不平，还是愿意做一个麻木的人，因为失去痛感神经可以经受任何磨难而不自觉，无欢亦无忧，不冷也不热地过活？
黄金时代在哪里 现在的作家谈起马尔克斯，会说他是一个让人高山仰止的人物，然而在马尔克斯心目中，海明威才是大师，而在海明威那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才是真正的神。
在伍迪·艾伦的影片《午夜巴黎》里面，一个年轻好莱坞编剧向往着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巴黎，认为那才是一个作家所应该生活的“黄金时代”。于是他在夜晚穿越到过去，如愿以偿地遇到海明威、菲茨杰拉德、斯泰因和毕加索，他希望自己能在这个年代的巴黎写作，做一名真正的小说家。他爱上了毕加索的情妇，但对毕加索的情妇来说，她心目中的“黄金时代”还要往前再推二三十年。于是他们就穿越过去，遇到了高更，但是高更同样对所身处的时代感到失望，他渴望的是能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们一起生活。
自从陈丹青首倡“民国范儿”以来，当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似乎一下子找到了自己的“黄金时代”。无论是在北洋政府，还是在国民政府治下，知识分子们个个具有忧思难忘的家国情怀不假，与此同时亦不缺少旖旎烂漫的生活方式。早上在报馆写文章痛骂政府，下午便可以去“太太的客厅”喝茶聊天；白天谈革命，晚上吃花酒，几篇文章的稿费可以换来粉丝如潮，亦可以在如今北京二环内置四合院一座，都不用交按揭；更重要的是，那时的知识分子，个个有一张“没有受过欺负的脸”。
我想，对于当下的知识分子而言，是真的很想尝尝“没有受过欺负”的滋味的，也正因如此，他们有理由怀念那个时代。但那时的人同样对身处的时代不满乃至憎恨，只是那时的人跟巴黎不同，他们没有过去可以追怀，他们厌弃老旧的中国，而所向往的“黄金时代”还在未来——碰巧的话，也许恰恰就是今天。
每个人都有一个心目中的PARADISE，但每个人又必须生活在所身处的当下。这就是人们普遍纠结的原因。 虽然纠结会让人痛苦、凌乱，但总的来说，纠结还算个好东西。心中有不满足，才会创造一种东西让自己满足。从这个意义上说，纠结是人生的源动力，激发着你去选择。在没有迷失的前提下，要么聪明地顺遂于当下，要么义无反顾地走向你心中的PARADISE,，两种都是好的，因为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和为什么要这么做。
糟糕的是，有的人既不满于当下，又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那就比较麻烦了。你以为他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殊不知他到了汉营又心在曹。那他就只好为“纠结”而“纠结”，最后不免会成为“纠结”本身。
聪明的人，会选择《午夜巴黎》中那个主人公的选择：就是现在，就是那个雨中遇到的巴黎女孩。P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