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西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历任山西永济县于乡初中教师，永济县文化馆馆长、县文化局局长、县文联主席，运城地区文联主席，专业作家，文学创作一级。著有长篇小说《送葬》，短篇小说集《耧铃叮当的季节》，小说散文集《无悔选择》，文学评论集《文学的觉醒与归真》，长篇文化散文《大唐蒲东》等。

王西兰著的《送葬》以一个孩子的视角来描写，他的妈妈秀外慧中，对人热心，但回到丈夫的大家后却备受折磨。他的父亲从生意能人到回家后不善农活，郁闷、犯病、至死。但邻居却是古道热肠。自己的亲祖母和邻居三奶跃然纸上，亲祖母的冷漠、冷血；邻居三奶的细心照顾，如玉姨的仗义帮助等等，让读者感慨万千。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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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普车驶出县城约三十里，离开了平坦坦的柏油大路，往北一拐，上了通向清水庄的砂石土路。这路当然比记忆中的宽展，两边的白杨已长得粗壮而挺拔，阔大的叶片微微地飘动着，仿佛是两行列队迎候的队伍，却又为该不该鼓掌欢迎而迟疑未决的模样。两旁庄稼依旧，村落依旧。虽然庄稼茁壮得多了，村庄也气派得多了，但它们的位置不会改变，依旧是暌违已久又似曾相识的样子。路面上当然已没有了那永远也填不平的坑坑洼洼，更没有那

铁轱辘大车年长月久碾过的深深车沟，但那昔日的泥泞仍仿佛从砂石路面上浮现出来，坐在车子里也似乎能感觉到那种跋涉般的艰难。车身微微颠簸起来，车顶上拴着的花圈哗哗地抖。锡铂纸做成的花儿叶儿发出了金属般的声响，好像在提醒我要去哪里，现在是走在怎样一条路上。我说：“慢些，当心花圈。”“知道。”司机认真地回答。其实不用叮咛。我让他去街上买花圈，给了他一百元钱。他说三十块就够了。我说不行，你得去满街上找，挑最好的、最贵的。他就买回了这个七十多块钱的花圈。他能够看出这次送葬不同往常，能够掂量出这个花圈在我心中的分量。花圈代表我的心，寄托着我的哀思和深情。车子开得慢了些，显得更平稳了。车窗外，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一片一片绿毡样的麦田，湖水涟漪般地微微荡漾。一片一片金黄炫目的菜子花，阵阵香气连同蜂儿蝶儿的嗡嗡声飘进车窗。平整好的棉田，地堰刮得似棱似线，阳光下显得那样宽阔敞亮。路边的蒲公英、狼尾巴草、打碗花儿和那些十分熟悉却又叫不出名儿的野花花，忽地扑来，又忽地遁去，偶尔还能看得见花草旁边箭一般跑去的蜥蜴。远处，不时有“吱！吱！”的尖厉叫声，赶紧扭头去看，可以看见一只禾鼠用两条后腿立站在田埂上，前爪在胸前垂着，像是对路上匆匆而过的行人亲切致意。再远些，淡蓝色的中条山依旧绵延在辽阔的平原上，如同一位年事已高的老人，长久不变姿势地蹲坐在那里，山腰间缕缕白云淡淡地飘散着，仿佛是他呼出的白烟缭绕在胸前，模样是那般慈祥又威严。这情景好像一幅年代久远的图画，显得那么熟稔和亲切，又有几分久违了的怅惘和悠然。春天似乎仍然是过去的春天，田野似乎仍然是过去的田野。不管什么时候，春天的田野总会给人愉悦和旷怡。然而我的心却总也不能平静下来。一种急于倾诉又难于言说的思绪乱麻般地堵在我的心里，沉重得让人透不过气。天还不热，抓在车座手把上的双手却微微出汗。衣服也正合季节，但我的身子却受凉似的不住轻轻抖动。我打开车窗，让迎面的春风吹进来，拂去一些我少有的应考般的紧张带来的燥热。

看着眼前早已陌生而还有些熟悉的田间道路，我还是情不自禁地在心里问自己：这真是去清水庄的路么？我真是要去那并不遥远但却二十多年没有去过的清水庄么？在房顶漏雨、脚地潮湿的屋里那盘土炕上，母亲和我躺在一个被窝里，看着窗户外的夜空——为了节省，我们早早就吹灭了那只有黄豆粒般火焰的油灯，开始了例行的家庭启蒙教育。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那黛蓝黛蓝的夜空，夜空中的星星正在眨眼一样地闪动，似乎也想陪我一道学习这些虽然浅显却题旨深奥的课程。“心娃，你说人最要紧的是什么？”我心里默习着刚学会的“人、口、刀、手、牛、羊”，随口回答：“争气。”

母亲就高兴起来，又开始讲寇天官幼贫穷官居宰相、吕蒙正住寒窑衣锦还乡……都是些少小贫寒后来终于功成名就的戏文。免不了还要说他们的母亲起初怎样怎样地千辛万苦，后来又如何如何地风光享福。我不耐烦：“知道知道，还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打败了吴王。”这种节雷同的故事我已听了十遍八遍，早已倒背如流了。母亲叹口气：“你知道个啥哟。”我不服气地嚷：“我啥都知道！还不是好好念书，考上大学，坐着车，领着媳妇，回到清水庄转一圈儿，给妈争一口气！”这话我也是温习过十遍八遍的了。P1－3

守灵的日子

母亲，去了。

尽管近几年来时刻都有这样的危险和准备，但我们不能相信她就这样去了。那天晚上吃过饭，母亲围炉坐着，忽然头一歪，喉咙呼呼作响，口吐白沫，不省人事。急急忙忙送到医院，吸氧输液，抢救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一早，她停止了呼吸。

脑溢血，脑血管硬化最常见的结局。

她就这样去了，去得这样简单。

这一向母亲身体很好。几天前，我与母亲说笑——虽然她已口齿不清，但依然需要说笑。母亲说：小时候给你算卦，说你能当官，但只能活到四十岁。我说我虽没有当官，可今年也够四十岁了，那卦要准，今年就活不成了。母亲笑笑，说：你怎么能死。要死，我给他们说说，让我去替你。我心头一颤，不觉戚然，为之动容，说：要是真能替，应该我替你。母亲还是笑笑。就在那天接到一位远亲给母亲寄来的六十块钱。母亲当即给孙女儿二十，另外四十块让寄给远在外地读书的孙子，不好意思地说：亲孙子命根子，我就是有些重男轻女。我说给你留点，她笑笑：“我还要钱做什么？”过两天后，村里一位亲戚来看她，报来个喜讯，他儿子近日要结婚。母亲就命我去买一块绸被面做礼物。那亲戚邀她到时候去吃喜酒。母亲说：我不能去了，这里一家人都不能去了。你好好给娃过事。这话说过不几天母亲就出了事。母亲出葬那天，正是人家娃结婚的日子。当然我们全家不能去吃喜酒，那人家里大喜日子还得派一个代表来给母亲送葬。

她就这样去了，去得又这样神秘。

母亲做事，总是这么神神秘秘，神经兮兮。吃食堂饭的时候，村人见她干净，推举她进食堂做饭。事务长是个远房亲戚，平日来往甚好，忽一日吵了架，惊动了全队来吃饭的几百口人。大家说保准是事务长办差了事，那女人绵善性子，几时见发这么大火来？弄清了原因，都不禁哑然失笑：原来是事务长早上看见面瓮里钻进一只老鼠，猛地就用蒲篮扣住，活捉了，就便在油缸里蘸了，放在火盆里点着，把那老鼠烧得团团转。母亲见了，拼命去灭那火，随即就破口大骂，当下吵得昏天黑地。于是大家都说是她不对。母亲不忿：“咋能不吵？你不知道我儿属鼠？”

——我是一九四八年生，属鼠，母亲在家里就定了一条王法：不准打老鼠。可这里是公共食堂，怎能不打老鼠？母亲仍要强词夺理：“老鼠是灵物，长得也有灵性，要不咋就排了十二相的头一位？你看那猪，又脏又丑，怎不排到后头去？”大家笑她迷信。过几天是清明，父亲要我清早就去扫墓。那时候地里露水正大，我脚上两天前擦破了点皮，母亲不愿让我沾了水，坚持要等晌午了再去。父亲说，哪有晌午才扫墓？祖先神灵早等得不耐烦了，要责怪的。母亲一脸严肃：“啥？新社会毛主席不让迷信，你还说什么神灵鬼怪！”父亲只好苦笑：你这人，不该迷信的你迷信，该迷信的你又不迷信了。

迷信不迷信，母亲的需要不在神灵，而在她的儿子，我。

自我上了学，一到放学时候，她就在门口等着。如果我要是不在放学队伍里，她就急着问：“我儿子咋了？”同学们回答一声：“老师留下了。”她才放心回去备饭，脸上是极自得的模样：我学习成绩极好，不会因为功课做不出留我，每次留下都是协助老师辅导功课落后的同学。我上高小后，食宿在校。高小在王村，王村在我们村子西边，相距二里路。每逢星期六下午，她就在村西路口等着。等我上了初中，又到了于乡镇。后来又上高中，仍在于乡车站下车，她就又在村南路口等着。一连六年下来，把村南头的地亩、场院、人家都熟悉得跟自己家一样。哪块地种啥庄稼，哪片场里有一处低洼存了水，谁家儿婚女嫁老人患病，她都清清楚楚。村里人没有星期概念，一见母亲停立在村南路口，就知道：今天星期六了，明天礼拜天了。到如今村里人问：“哪一天星期？”就有人回答：“又没有西兰妈了，谁知道哪一天星期？”村里一位复员军人，笑话母亲，说她是转移阵地：“等你儿上了大学，你又该转移到村北头了？”北京不管多远，总在我们村北，人们认为我一准会考上北京的大学。母亲就笑，毫不否认：“那是当然。”一九六六年冬，逢上串联，我去了北京、上海，一连两个月在外头经风雨见世面，点燃革命烽火。母亲着了急，天天去村口，有时竞跑几里路到火车路旁，一见学生模样的人就问：“见我儿子没有？他上井冈山去了。”打着红旗、扛着行李的学生娃们只是苦笑，当她是有神经病。这以后大学没上成，母亲也就没转移到村北头去，到临死村北头地是个啥模样她也说不清，谁家在那里住她也不知道。她原本不爱出门闲逛。

神经不神经，母亲的表现不在有病，而在她的儿子，我。

我扶母亲的灵柩回了村里，停放在上房，一时举哀，哭声满院，屋里门外灵幡白帐。我在灵前跪草，已哭不出声，只是默默流泪。自母亲头夜昏迷过去，我就知道不好，流泪就没有停过。这会儿昏昏沉沉，也不知身在何处，今夕何夕。心里只想，母亲死了？母亲死了？我再也没有母亲了？我不相信母亲死了，可母亲的尸身就停放在我身边，再不愿意相信也不能不信。我不让人们按乡俗那样，在母亲脸上盖张白纸：母亲在家只有三天时间就要下葬，怎能不让我时时看着母亲慈爱的面容？村里丧事是很复杂忙乱的，管事的人不时要征求我对处理什么事的意见。我一片茫然，也不知回答了什么还是根本就没有回答。我只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什么事情我也不清楚了。

忽然有人轻轻推我，定睛一看，见一碗热腾腾的荷包鸡蛋端在我面前。抬起头，见是大妗，凄苦的脸，蓬乱的白发，我不由想哭。一见到平日与母亲过从甚密的老妇人我都想哭。

我说我不想吃。

“你吃。”大妗擦把泪，“这是你妈让做的，你得吃。”

母亲让做的？我不由满心疑问。母亲已经死了，我再也没有母亲了，不会有母亲再在村口等我，也不会有母亲再为我打荷包鸡蛋！

是你妈让我做的。大妗向我解释：你妈怕她死了，你哭得难受吃不下饭，让我到时候给你打荷包蛋。你妈说：“打四个，哪怕一天吃不上饭，我娃也能顶住！”

正说着，二妗也进来了，也端着一个碗：热气腾腾的，也是四个荷包蛋！

沉默半天，二妗才说了原因：原来母亲怕大妗年纪大，常忘事，又给二妗嘱托：“埋我的时候你啥都别管，只要记住这事。”

我一阵鼻酸，问母亲什么时候说起这事。她死得很突然，又是在县城里。

大妗二妗都说，见了就叮咛，最早是在七年前。

七年前！我不由大恸。七年前母亲得了脑血栓病，那时候她就交代了到时候给我煮几个荷包鸡蛋！

母亲没死！她仍然在为我打荷包鸡蛋！虽然她的灵柩已经停放在上房，但她仍然惦记着我，直到她死后，直到永远。

一连三天，我就只吃煮荷包蛋，哪怕那腥味直叫人反胃，我也强忍着吃下去。我不能辜负母亲的一片爱意，不能拂了母亲一番苦心。何况，母亲终究已是死了，这已是我最后一次享受母爱。从此后儿行千里归来，只能见到空旷的村口。从此后要吃碗母亲的荷包鸡蛋，只有在依稀的梦中……

我把母亲的遗像挂在屋里墙上。母亲留给我一柄楠木刷子，就放在床头。回到村里，我总要到母亲坟前，默然肃立一会，然后添两锨土。吃饭时，就把头一碗饭，献到供着母亲灵位的桌上。我总觉得，母亲，还在我身边。

不，而是，母亲总在我心里。